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陷入了中世纪一千多年的衰落。中国在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经了一千多年的繁荣，其中有汉、唐、宋的辉煌。可以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是相适应的，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精髓是其价值哲学。本文主要探讨一下这种价值哲学对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意义。
一
所谓价值是指存在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与理论哲学不同，价值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它强调的重点不是是什么、为什么，而是怎么做，怎么做才有利。在主客观关系上，把实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客观性、真理性放在第二位。价值哲学的主体是人。人是一切价值的判断者，也是人的价值的判断者，所以价值哲学也是研究人的需要的哲学，如何满足人的需要的哲学，如何协调人的需要的哲学，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满足需要的哲学，人与人如何相处的哲学。
人的面前有自然和人类两大存在。封建社会中国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一成不变。为了巩固封建秩序，中国人只能沿着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途径前行。对人的关系，对人的群体，对社会和国家，对人生人格人性，进行长期的艰辛探索，使中国哲学成为一种人的哲学，价值的哲学，呈现出鲜明的人本特点和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中国价值哲学的重点是政治价值，是如何治国平天下。中国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人，落脚点却是政治，即如何管理群体的人（例如一个家族的人）和整体的人（例如一个国家、民族或“天下”的人）。管理群体的人是家长，管理国家的人是皇帝和是官员。也就是孙中山说的，“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个人命运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天下的治乱、人民的生死、生产力的进退、文明的兴废，一次次追问着思想家，如何才能天下大治？
春秋时期儒家的 “礼治”和“德治”，法家的“法治”和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是围绕着天下大治的目标展开的，都在研究如何“治人”，即如何治理人民的。后来一直到毛泽东还在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自古以来“天下太平”成了中国政治最高的价值追求。天下大乱的原因无非是豪强并起、天灾人祸、人民流离、皇帝昏庸、官员腐败和贫富分化等。除了天灾，都是可以通过治理调整解决的，在那个人治的时代，皇帝和官员是治国的关键，朝廷是否清明，百官是否廉洁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如何长治久安、国泰民安，中国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形成了治人、治家、治官、治心、治国的思路。
治人是出发点，但是中国人从治家开始做起。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农耕方式、氏族村社、血缘纽带，造成了历史十分悠久的家庭（家族）本位的宗法社会和以家庭为主体的价值观念。中国人价值的主体与其说是个人，还不如说是一个群体。家庭为本位是中国社会哲学的根本属性，家庭伦理是中国价值哲学的基础。家庭向上延伸就是国家，向下延伸就是个人。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家庭伦理也是中国价值哲学的核心。家庭里面，联系家庭成员的纽带是血缘关系，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理论、社会规范和根本大法。按照这个理论形成的社会秩序，“人”、 “家”、 “国”三位一体，融会贯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唇齿相依，相反相成，等级分明，责任明确，秩序井然。有仁义礼智信的信条贯穿其中，有严格的名分礼教约束。
“治家”的重点是治“家长”，家长身兼父亲、丈夫、儿子多重身份，是家庭的关键与核心，抓住了他，就抓起了整个家庭。父亲成为父亲对自己的父亲孝顺（包括忠诚和真实）与否，儿子对自己孝顺与否，决定着家庭的延续性、纯洁性和稳定性。“孝”可以使家庭的财富、文化和血缘代代相传，繁衍积累，成为族人安全与幸福的保障，生存竞争的优势。所以中国把价值哲学的核心锁定在“孝”字上，在此基础上形成伦理秩序、伦理政治。在家是孝子，出门才能是忠臣，当“孝子”、“忠臣”才能安身立命。“孝子”成了知识分子甚至所有男人的基本人生价值。“孝”即是“仁”，“孝”即是“忠”，“孝”联系着家与国的命运。所以李密说“圣朝以孝治天下”。个人在封建体制中的责任与自己在封建秩序中的地位相匹配，“名实相符”。人生集多重责任于一身，终生为履行这些责任而奋斗。把血缘、亲情与伦理道德捆绑在一起，把家庭幸福又与国家平安捆绑在一起，使中国人的人生成为责任人生。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是从家庭责任开始的，家庭责任文化造就了负责任的人生。戴季陶说，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中国有“株连九族”的残酷刑罚，有家族“联保连坐”的治理传统，盖源于此。家庭本位哲学与家庭、家族治理体制机制相配套，形成了对人的最基本的约束，不仅仅约束了士绅家长，也约束了家庭成员，约束了整个社会。形成了成员关系紧密，组织井然有序，价值上高度认同，管理上高度自治，结构上超级稳定的宗法社会。这种价值观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约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预防官员腐败和社会堕落起了很大作用。
治国的重点是“治官”。治官员与治家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治“士”。士为四民之首，有知识有地位有财富有能量，是社会方向的引领者，政权的中坚和骨干，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封建社会的精英。他们在家是士绅，担当着家庭、家族的家长，有了功名是士大夫，变成国家官员。他们作为父亲，有 “齐家”的责任，不仅要做出榜样，而且要管理好教育好家人；对朝廷他们是臣子，负有“平天下”的责任。他们既是连接家和国的枢纽，也是连接朝廷和人民的纽带。他们手中握有公共权力，国家和人民既可能受惠于他们，也可能受害于他们，他们的素质和水平至关重要， “治官”成了封建社会的大难题。这个难题解决的好时候，国家就稳定，吏治出大毛病的时候，也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他们是价值观和知识的传承者和教育者。
科举制度不仅仅选拔了官员，而且整合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儒家文明价值寓于经典之中，从小背经典、学经典，做官要考经典、用经典，儒家文化成了朝野共同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真理标准和价值选择。科举制度教化官员、约束了官员的作用不可低估，对统一官员队伍的思想、规范官员队伍的行为作用巨大持久。宋明以后，儒家文化经历了系统地政治化、社会化和平民化的过程。政策上表彰奖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道德模范，贞节牌坊成了江南一大景观；“孝经”、“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及各种治家格言滥觞；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之外，其他三部都是讲忠孝节义的。这些思想教化的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涌现，使得穷乡僻壤都充斥着儒家文化的氛围，走卒贩夫都有自己的道德偶像。在这个过程中，传承者和教育者自身也受到了教化和约束。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被教化了。“三纲五常”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经典，也是中国价值哲学的经典。它把人道与天道、伦理与政治、家庭与国家紧密结合到一起，把分散无序的小农社会整合为一个可以管控的有机整体。“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皇权的精神社会文化支撑体系。家庭家族的自治成为地方经济、社会自治的基础，也构成天下大治的基础。这是在那个时代可能实行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
二
在中国，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怎样做人，如何做事，不仅个人关心，家庭、社会和国家也十分关注，也有明确的要求和严格的规范。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中国价值哲学把个体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和国家天下价值观联系起来考虑，也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治家和治人，中国价值哲学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治心，是实现价值认同。不仅仅是他律，更重要的是自律，自己治理自己的心性，培养自己的人格与良知。正心诚意是人生观改造，有意思的是，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集体的、社会的。孔子的“克己复礼”，以礼教约束人；老子的“绝圣弃智”，以淡化名利解脱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天理纲常来束缚人；王阳明的到“致良知”，以圣贤榜样激励人；慧能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以辩证思维来启发人；漫长历史中中国文化中积淀了许多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例如关于道德至上、关于民为邦本、关于中庸和谐、关于操守人格的思想等等。对当代人弥足珍贵。
关于道德至上、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价值哲学把道德放在最高的位置。在道德与功名上，春秋时代就有“三不朽”之说。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鲁国贵族叔孙豹认为，如何死而不朽？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肯定德、功、言都有价值，而以立德为最上。 “三不朽”之说对于后人有深远的影响。在道德与利益上，义利之辨进行了千年。孔子把“道”“义”与富贵区别开来，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但认为义具有比利更高的价值。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以富贵骄人，终必罹患。力与德的问题上，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内圣外王。
关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最鲜明的表明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指导思想。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十分看重人的世俗生命与生活，这是中国民生思想的渊源。民本思想中所提及的“民”，实际上是属于“类的群体”的概念，这种群体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价值的重要特色。中国人经济上均贫富，政治上等贵贱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是民本思想的基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严重不平等，是封建社会动乱的根源。如黄宗曦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民本”思想顺应民意、约束专制权力、遏制腐败，保持国家稳定，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民本思想加强了中华文化认同、巩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国家统一。
关于中庸、中和、中正、至诚的思想。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执中之意，而执中又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系到学习的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至诚的人才能充分的发挥本性与感化人群，进而成为人们的最高典范。《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
关于舍生取义、重气节操守思想。孔子肯定人人有独立的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也志。人的基本的精神需要就是要有独立的人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人格，这是道德的基本原则。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周敦颐又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孟子讨论了“生”与“义”的问题，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舍生取义”的名言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所以士大夫把气节操守看得比生命重要。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警。
世世代代正心诚意的人生观改造，使中国知识分子渐渐形成共同的善真美的人生追求。一是天人合一以求善。讲主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有益性，即道德性价值。天人合一是中国价值哲学的总纲，自然崇拜加祖宗崇拜，形成对“天”的崇拜；人道与天道相匹配，道法自然。把社会与自然类比，用自然法则比拟人间规律，例如“三刚五常”与天地人和阴阳五行匹配；中医把人的身体比作自然看待，“大周天”、“小周天”、“阴阳”协调等等。天人合一是农业文明宇宙观，这种文化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即对自然的爱惜与尊重，追求社会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人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美学哲学、人生哲学都源于此。天人和谐为善、为仁、为美。天人合一的哲学派生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如节约简朴的民风，平等均衡的观念，矛盾统一的辩证法，自然与人文协调的美感，好善乐施、慈悲为怀的传统等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以求真，讲的是主观认识与客观真的一致，即真理性价值；知行关系主要涉及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但也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知行关系的讨论涉及认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途径、验证知识的标准。知与行并提，始见于《左传》和《尚书》。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墨子把认识的来源归结为“闻之见之”，主张“口言之，身必行之”；孟子主张人有“良知”、“良能”，认为人的道德认识是先天的；老子持“不行而知”的观点，主张“不出户，知天下”；庄子则根本否定人们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张“齐是非”，“辩无胜”。荀子明确提出“不闻不若闻知，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佛教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讨论知行问题，有重知轻行、知行并重、知行合一等不同主张。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成为思想界争论的一个重点问题。程朱学派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知的作用；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否定了知与行的界限；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主张行优于知、行高于知。在近代，知行问题的讨论与社会政治思想密切联系，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贵知不贵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张“知难行易”说，强调以行为知的来源，又“因知以进行”。毛泽东对传统哲学的知行观进行了现代的科学的总结，写出了《实践论》。
情景合一以求美，讲的是主体行为作用于客体的和谐自然，即审美性的价值；中国人追求情景合一，情是人的本性，内心的情感；景是外界的事物，风景、美景。中国人对美的追求是对自然的欣赏与爱恋，对自然的咏颂与皈依。道文化是一种自然文化，道家文化衍生了我们中国艺术，中国的大部分音乐，“高山流水”、“雨打芭蕉”、“旱天雷”等，都是即景生情，寄情于景。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月移花影上栏杆”，诗都是人和景、物和我的沟通。与知行合一一样，情景合一也体现了天人合一。没有宗教的中国人，在他们内心非常躁动不安的时候，悲怆绝望的时候，往往流连于文辞之中，实际上是寄情于山水之间，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无不如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灵魂安顿于美。书法、绘画、诗词、歌乐，延伸到我们的服饰、建筑、饮食、习俗。中国人爱美，这种美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情景合一，足以使人真挚善良、清静廉洁。
三
治理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关系复杂、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的大国，几千年来和平统一、国泰民安的时间远远长于战争动乱时间，是伟大的成就和奇迹。中国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内容完备缜密，意义深刻久远，概括优美精炼，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瑰宝。可是为什么近代中国落伍到受人欺凌的地步，传统文化没有挽救我们？为什么中国的价值哲学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处于弱势。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的，没有一种文明注定要永远领先。明清以后，中国统治者的固步自封，思想控制加闭关自守，使我们失去了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机会，更新转变的机会。这是根本的历史教训，传统文化应该负的责任很小。
明清两朝是欧洲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在生产力发展缓慢、人口压力加大和外部压力加大的条件下，依然保持独立、完整和统一，生产还有一定的发展，出现过“康雍乾盛世”，不能不说与“宋明理学”的思想统治有极大关系。但也正是这种文化的保守、封闭和僵化，加大了与世界进步的差距。
在落伍的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多舛。上个世纪初，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候，激进思潮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把一切失败都归咎于它；后来以阶级斗争的革命和“继续革命”，作为地主阶级的文化，激烈地批判它；这些年，急功近利地发展经济，顾不上它。今天，在人们普遍感到道德滑坡和价值的迷茫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廉政建设巨大压力的时候，蓦然回首，可以依稀看到中国价值哲学特点和优势。
第一、以整体（国家、民族）、群体（家庭、家族）和个人为价值主体是中国价值哲学的最大特色。家庭本位的伦理价值观和伦理化的政治价值观是中国封建文明的密码。“家”文化养成群体互助合作精神，也就是群体主义、集体主义传统；动乱时期、外敌入侵时期，天下大乱，一盘散沙，社会需要集中，人民需要权威，“国”处于重要地位，形成深厚的忠君爱国的传统；在中国，个体、个人价值处于次要的服从的方面，个人的作用体现在家庭和国家之中，在与“家”、“国”冲突的时候，中国人认为牺牲自己才符合道德要求。西方文化是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后，这一点更为强化更为普遍。个体主义成为西方文化的价值基础。形成了中西价值观的重大差异，这二者有重要的互补关系。当代思想多元的趋势，民主法治的潮流，社会公正的必然，自由创造的要求，要求我们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跟随时代进步的同时，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势。如果群体本位、国家本位的思想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的好，一定会形成新的价值优势。
第二、个人责任、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联系起来的责任文化，责任人生观，是中国价值哲学的优势。从整体上治理社会的思想，与当代“系统论”暗合。如今的廉政建设，重点在政治腐败，在查处大案要案，兼顾综合治理。中国古人的治国治家治官治人治心，像中医一样，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群体的自治机制弥足珍贵。自治不仅仅极大的节约社会管理成本，而且调动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今天西方的先进文明恰恰是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的，值得我们深思。现代社会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还有中国特色的“一胎化”，分解了中国的大家庭，社会由“团粒”结构，变成“颗粒”结构，社会的土壤“粉末化了”。社会的建设，包括传统社会价值继承和新的社会价值的构建刻不容缓。
第三、关于道德至上、民为邦本、中庸和谐和操守人格的社会价值和真善美的人生价值观应当倍加珍惜，弘扬伸张。士绅和官员的自律的文化，重在固本，贵在自觉，以文化人，自觉觉人，不能抛弃。这些千年积淀的价值观念，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社会的共同价值，宝贵的精神财富，美丽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振兴和世界和平的宝贵资源，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廉政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