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们普遍遵守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价值态度、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的总和。廉政文化则是指公共机构及人员在政务活动中形成的一套具有明确的廉政价值、廉政信念、廉政态度、廉政习惯、廉政行为的准则或规范。公共权力运行“风清气正”和国家公务员的“廉洁从政”是廉政文化的本质特征。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概念中，“廉耻”是一对紧密相连的概念，其本意是指“知耻而后廉”或“知耻而后勇”，就是说知道了什么是羞耻才有勇气改掉不良行为。因此，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建设，首先是要在“官场”乃至全社会形成“特权与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既要让官员形成“腐败可耻”的信念与习惯，形成廉洁是一个现代官员、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最基本的道德品格的观念，也要在全社会形成特权与腐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局面。

在西方，自公元1500年“宗教改革”及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就截然分明，经过长期的“制度匡正”和“民风矫正”，“腐败可耻”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一个人如果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犹如一个小偷把手伸到他人的口袋，甚至比小偷还恶劣，因为你把手伸到了“大众的口袋”，是无耻之极。不仅法律与人民饶不了你，就是自己的“道德良心”与“上帝”也饶不了你。一个官员一旦与腐败丑闻沾了边，不但政治生命就此了结，“做人”的资格也大打折扣，变成了人群中的“另类”。因此，廉政文化在制度与公众的双重压力下自然形成，无论是选任官员，还是考任官员，基本会像“爱护羽毛”一样爱护自己手中的“公权”，害怕失去人民的信任，遗臭万年。

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官僚专制”传统的社会，封建官僚体制是我国社会统治的基本政治行政体制，这种体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社会结果是“权本位”或“官本位”社会。特别是隋唐科举制以来，社会上形成了“读书做官”、“做官发财”的基本风气，流风所及也就变成了国民的基本心理结构，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是中国知识阶层“发奋读书”的基本动力，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家长”督促孩子好好读书的根本原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几乎变成了“铁定的道理”，“做官发财”在民众心理中已经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一个人只要做了官，既可以一边占有道德高位，满嘴仁义道德“教人”，又可以另一边享受权力带来的物质好处和精神快慰，这样的好处，除非是“圣人”，没有人不动心的。

这种社会的“官本位文化”对社会公众长期“心理熏陶”的结果，是国民对“特权腐败”的麻木不仁。不仅做官的对权力带来的各种“享受”心安理得，社会公众也对“官员的贪腐”宽宏大量甚至羡慕有加。因此，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真正流行的是一种“腐败文化”，而不是廉政文化。清官的标准就是民间流传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权大于法的封建社会，仅靠官场空洞的“自我道德宣示”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腐败无耻”的“耻文化”或廉政文化在封建社会没有根本的制度支持，也没有扎实的民俗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使封建官场的腐败和特权腐败失去了滋生的土壤，腐败和“三公消费”等特权腐败一度销声匿迹，使“权力走下神坛”。

不可否认，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利益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一些官员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忘记了我们党执政的基本价值和理念，使社会“腐败文化”沉渣泛起，漠视社会的基本价值与道德、贪图享受、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等现象时有发生，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销蚀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当前的重要社会转型期，狠抓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很有必要。

笔者认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在全社会形成“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廉政文化建设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通过民主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即通过权力民主、权力公开透明、权力监督等手段，为权力的清正廉洁制定明确的准则和规范，形成良好的行政文化，进而推动廉政文化建设。二是从经常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意见最大的“特权腐败”抓起，如“三公消费”、豪华办公等。只有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治理好，让群众看到治理腐败的坚强决心和希望，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也才能有效地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当然，“耻文化”作为一种价值信念、态度习惯，其形成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我们要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只要坚持价值引导、制度规范、领导带头公示家庭财产、群众和社会舆论民主监督的原则，认认真真地去做，就一定能取得积极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