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去世，一场关于曼德拉意义的解释争夺由此展开。这是一种正常的话语政治，所有历史意义的呈现和展开，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它既是曼德拉可能的意义在其身后继续参与政治的历史行为，也是曼德拉意义更加丰富化的历史行为。
如何理解曼德拉？当然首先是从南非历史看。不过，他的去世和对他的悼念，已成为世界性事件，从世界历史理解就成为必要。我们必须把曼德拉置放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G20峰会和金砖国家概念形成这段世界历史中考察，否则无法理解曼德拉，特别是以曼德拉为代表的某种黑人政治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80年代末，苏东剧变、中国风波、南非种族冲突暴乱化、巴西军政府还政于民等构成世界性关联，并造成90年代以后一系列后果。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苏联解体，俄罗斯阵痛，2000年普京式国家主义出笼；东欧成为新欧洲；中国1992年开始明确的市场化改革。南非种族实现政治和解。巴西第一任民选总统因腐败丑闻下台，参与创建巴西社会民主党的卡多佐1993年1998年两次当选总统。
另一方面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因苏东剧变造成社会主义污名化而不得不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一进程中相对滞后的美国，经过金融狂欢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奥巴马以侧重终结伊拉克战争及实施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医疗保险制为竞选纲领登上总统宝座。
从当代世界历史看，这一时期可谓“三个世界”的重组，结果是从美苏两大集团到20国集团（G20），前者是两大全球性对立集团，后者是一个全球性协商与谈判集团。如何看待各国这些年事情的发生，既要从这些国家内部看，又要从冷战终结的国际格局看。如何看待这些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也要从这些国家内部看，更要从以G20为典型代表的国际格局看，因为全球关联度将被快速强化。由原来属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部分国家构成的金砖国家，进一步揭示G20内部的差序特征，揭示三个世界重组后的突出特征。
用中国的政治话语说，这一格局转变是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告别革命”。从各国所进行的世界性转型实践看，这也是广义社会主义、广义资本主义与广义市场经济的深度重组；它们不同比例的混合形态，似乎已成为历史的终结形态。身跨两大时代主题的曼德拉的意义和形象，因此具有“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的双重性，对他的意义解释和形象塑造，具有多样的侧重点。也许可以说，曼德拉的反种族歧视斗争必须放到社会主义与反殖主义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逻辑中理解，而他的形象塑造却在世界性“告别革命”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展开。
在共产党人的引领下，他走上反种族歧视之路
曼德拉，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姆卫佐。作为考撒人，他首先拥有的名字是考撒语“豪利沙沙”（意为“惹是生非的家伙”）。父亲被泰姆布国王任命为姆卫佐部落酋长，豪利沙沙因此作为伊基巴王室后人之一，被预备担任像其父亲一样的泰姆布王室参事。在以酋长体制为坚硬传统的南非黑人那里，这种传统领导人身份伴随着曼德拉的一生。即使他选择现代领导人（即政党领导）之路，即使他在监狱里被关20多年，他依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自己曾经被培养的王室参事角色的责任。
曼德拉的父亲，一生坚持按照泰姆布惯例处理氏族问题，坚决拒绝英国国王的法律，以至于被地方行政长官指控为犯上作乱，而被剥夺酋长地位，从而失去财富、官职，被剥夺绝大多数牲畜和土地，最后在曼德拉9岁那年因肺病而死去。而曼德拉上学第一天，却被老师取了英文名字“纳尔逊”，学校里教导他们，最好的思想是英国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少年曼德拉跟其他孩子一样立志要做一个“黑色的英国人”。
在行割礼即成人礼前，曼德拉已经听说当矿工比当君主更有吸引力。当时南非开矿业已发展起来，这种说法就成为有意或无意的传言。为逃避泰姆布给包办的婚姻，曼德拉从家乡逃到一直被人描绘成梦幻般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寻找做矿工的机会。正如他所感叹的：来到大片豪宅区，即使最小的豪宅也比摄政王的王宫大。
曼德拉拥有传统领导人的尊贵地位，现在他把这种尊贵意识转化为城市里的豪宅主人意识，想在城里当官做老爷。35岁的他，进入律师事务所，立志通过做律师实现拥有成功职业和可观薪金的梦想。
然而他在那里遇到自己的政治领路人高尔和瓦尔特。在曼德拉看来，这些人似乎是为自由而生，都全身心投入到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曾经只有考撒人意识而无南非意识，更无非洲人意识的曼德拉，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为全南非人服务，从此被拉入政治。
同时他还在威特大学读书，在那里他认识乔?斯洛沃、鲁思?弗斯特、乔治?毕佐斯、布拉姆?费希尔、托尼?奥多德、哈罗德?沃尔佩等许多既不歧视黑人，还为黑人解放、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奋斗的白人。从高尔到哈罗德这些人，大多是南非共产党员。
共产党人成为曼德拉走上反种族歧视之路的引领人，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号召工人阶级积极参与和推动民族革命，指出欧洲工人需要自己民族的独立。1956年毛泽东与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总而言之，无论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都是第四等级走上历史舞台的“战争与革命”时代。
正因为如此，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基本特征之一的各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问题上是最彻底的，也是惟一追求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民族解放的政党。这种彻底性在深受种族压迫和歧视的南非就尤其重要。在曼德拉的自传里，一群白人共产党不歧视黑人，为南非黑人解放而献身的行为和精神，给他的震撼远远大于南非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给他的影响。
曼德拉从此与南非共产党或共产党人结下不解之缘，他成于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但也困于与共产党的交往及与社会主义扯不清的关系。他因为南非共产党员的影响，而开始自己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事业，并从共产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那里学习群众运动、武装斗争或获得信心。他每次都被南非当局认为是共产党员当局而实施禁止、逮捕和关监狱的。他总被南非当局、西方国家和南非其他政治人士认为是共产党人，被传言秘密加入共产党。南非联盟通过的《自由宪章》，在很长时期里，也是被南非当局、西方发达国家及国内其他政治人士称为共产党纲领和社会主义纲领。南非取缔非国大等政党的理由之一，就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认为《自由宪章》是共产党纲领。
而曼德拉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复杂动机，到哪里都辩解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不是社会主义者。曼德拉特别撰文称《自由宪章》为资本主义纲领；曼德拉当选总统，重拾当年文章，为这纲领的资本主义性质辩护。如果说在《漫漫自由路》这部早出的自传里，曼德拉尚不掩饰自己与共产党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密切关系，那么在《与自己对话》这部晚出的摘录性自传里，他尽可能地省略掉自己在这方面的人生内容，甚至力图塑造自己一开始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他一方面力图撇清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一方面也为南非共产党辩护。1962年在法庭被审判，他深情地说：
“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黑人当做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
其实，曼德拉在南非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这一点上，只有南非共产党是他最彻底的同盟军。他们的分歧是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选择上。不过曼德拉认为当务之急是反对种族主义。
曼德拉的政治贡献
曼德拉在监狱被关27年，最后被当局选定为主要的谈判对象，政治和解后又被当选为新南非首任总统，并不是完全依靠道德形象、斗士形象而获得的。这与他在反种族隔离政治中一贯做出的贡献是密切相关的。他自小是被作为领导人培养，因此有很强的领导者意识。他也一直注重领导力修炼，在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强调时时关注人民群众的动向，为人民群众提供其所急需的领导力服务，把反种族歧视的人民行动推向一个高峰又一个高峰。
群众运动
把南非反种族歧视运动引向群众，是他与南非非洲主义者、南非共产党人等共同做到的。1943年，南非“非洲主义”理论鼓吹者莱彼得、南非共产党员恩考茂和曼德拉等人认为非国大从整体上已成了退休的、战斗精神不强的、有特权的非洲精英垄断的组织，决定另辟蹊径，组建非国大青年团，以赢得更多群众的支持。1944年正式成立，莱彼得当选青年团主席。
曼德拉认为1947年有两件重大事件决定了他政治发展和斗争方向。一是整个矿脉地区有7万名非洲矿工参加罢工。马克斯是非国大资深会员和共产党员，当时任非洲矿工工会主席。罢工被镇压，工会被破坏。这次罢工使曼德拉与马克斯建立亲密关系。一是印度人社团发动印度人群众，开展为时两年的被动抵抗运动，反抗禁止印度人自由移动的《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这些都在人民中灌输一种反抗和激进主义精神，使人民不怕坐牢。原来主要采取请愿和诉讼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非国大，从曼德拉这一拨年轻人开始引入更加激进的反抗精神。
1949年，在青年团的努力下，非国大做出里程碑式努力，把自身变成群众组织。青年团起草行动纲领，纲领核心是发动群众。1950年，曼德拉被选进非国大执行委员会，并直接参与领导非国大第一次尝试的全国范围的政治性大罢工。这次罢工后，曼德拉集中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后来在狱中给狱友讲授政治经济学，讲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是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说道：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通过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形势；如果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非洲民族主义者与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深分裂。
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但自认为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可以说这种阅读促成了曼德拉在南非反对一切种族主义的思想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使曼德拉成为群众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组织者，使他与青年团的同志们一起推动非洲反种族主义和黑人解放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运动中，形成足够强大的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曼德拉自传里写到：“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讲家。我喜欢发动群众。”
武装斗争
如果说在非国大推动群众运动以争取黑人解放，曼德拉只是推动者之一，那么在非国大推动武装斗争的解放方式上，他则是主要的发起人和唯一的领导者。
发动群众运动没多久，曼德拉就有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想法。这种想法最初从哪里来，他没有交代。他说自己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将很快被制止，这就会使非暴力被动反抗变得无效和无意义。他认为，非暴力不能作为道德原则，而只能是一种斗争策略。但当时他只能在心里这么想。
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但人民也因此重生。在南非黑人觉醒的过程中，有两件事非常关键。一件是一战期间大量南非黑人被英国征调到欧洲参战。和英国军人一起追着德国军人打，看着白人的狼狈相，是参战回国后的南非黑人久久不去的记忆。一件是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后者是被认为是有色人种第一次打败世界白人强国集团。全世界的白人强国联合起来，都被有色人种打败，这对于长期处于被奴役被歧视的有色族群的反抗激励是非同凡响的。
1953年非国大总书记瓦尔特?西苏陆被邀请参加“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他接受曼德拉建议，顺访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讨论提供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询问了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指出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曼德拉他们没有拿到武器，但觉得反种族歧视斗争得到了鼓励。
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1960年当局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取缔非国大。关于使用暴力的辩论也就更加频繁和激烈。曼德拉在一次演讲中“庄严声明”：
“如果政府作出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心中，我们正在翻过非暴力政策这一历史篇章。”
在1961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曼德拉正式提出武装斗争，指出让人民别无选择地以和平方式面对政府的武装镇压是错误的，无道义的；人民已决定拿起武器，不管我们发动他们与否，暴力斗争都会开始。即使非国大不出来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也挡不住人民的武装斗志，同时还会使非国大失去对人民的领导权，特别是对斗争方向的领导权。
最后会议通过折中方案，授权曼德拉组建军事组织，与非国大保持相互独立，而非国大依然保留非暴力斗争策略。曼德拉在《自传》中激动地写到：“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50年来，非国大把非暴力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不容置疑，也不容辩论。从此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组织。我们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危险的道路，一条有组织的军事斗争道路，其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知道。”
曼德拉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亲任总司令，为它确立伤害最小而又足以威慑政府的破坏活动方针。他认为，只有在破坏无效而条件足够情况下，才能向恐怖活动和游击战发展。
曼德拉对武装斗争的坚持一直持续到实现政治和解。曼德拉被关监狱27年，民族之矛军一直没停止过活动。1983年，民族之矛军创造汽车炸弹的攻击方式，攻击当局的一个空军情报部门。19人被炸死，另有200多人受伤。曼德拉听闻这么多无辜民众在袭击中伤亡，极度震惊的同时为这次袭击辩护，指出武装斗争是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他们的。这也就是曼德拉长期被列在西方国家恐怖主义者名单的原因。
1990年2月，曼德拉被无条件释放。别人问是否坚持武装斗争，他坚决地说：必须坚持，因为当初开展武装斗争的目标还没实现；继续支持武装斗争和提倡和谈之间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装斗争的现实和威胁，才迫使政府走到谈判桌前。
团结的促进者
曼德拉的团结意识、团结能力和团结努力是其最典型的领导力特点之一。他属于那种目标明确的领导人，可以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曼德拉常常说，非国大就是一个巨大帐篷，能把所有反种族歧视的人和组织包容进来。在中国政治话语中，这是统一战线思想；曼德拉一直努力使非国大成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
他努力团结不同党派。1950年罢工前，曼德拉一直排斥印度人和共产党人参与非国大，因为他觉得他们素质高，担心他们占据领导权。但在这一次罢工中，他发现群众运动存在很大的危险，必须团结他们一起斗争。他就克服自身对南非印度人和共产党人素质高的恐惧，毫不犹豫地决定与他们在反种族歧视和反种族隔离上携手战斗。
他努力实现代际团结。1976年6月15000名学生在索韦托集会。警察没有示警就开枪，学生们用棍棒和石块还击，几百名学生伤亡。这件事件引发“黑人觉悟运动”。他们数以千计地去国外接受军事训练，回到南非勇敢地参与武装斗争。
曼德拉在监狱里遇到了他们中一些人，发现他们虽然提倡建立一个非种族歧视的社会，但排斥白人在建设这样的社会中发挥作用。他于是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树立起包容性更强的“大会运动”思想，跟他们说非国大像一个巨大的“帐篷”，能够容纳许多持不同观点和不同身份的人。
曼德拉给自己在监狱里的定位，不仅仅是非国大领导人，而且是团结的促进者、忠诚的中间人以及和平的使者，拒绝在争端中袒护任何一方，甚至自己的组织，认为不这样就会危及自己在不同党派之间进行协调的可能性。
他还努力团结传统领导人。1980年，他还在监狱里，一群泰姆布酋长紧急要求与他见面。当局提升这些传统领导人的权力以便与非国大相抗衡，因此非常愿意曼德拉与这些酋长们见面，以削弱他对斗争事业的参与。他的同志们很多认为他应该拒绝承认那些传统领导人，但曼德拉认为应该对他们加以关注，给予必要的团结。
正因为如此，曼德拉出狱之后感谢很多人和组织，特别是感谢了非国家大及民族之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阵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黑腰带”组织。
他一方面进行最广泛的团结，在团结不同的组织和派别时常常不得不与自己的同志斗争，劝说他们更包容一点，另一方面他在任何时候都坚持非国大的领导地位，时时刻刻警惕其他加入进来的党派成员夺取非国大的领导地位。
政治和解
1960年取缔非国大、共产党等反抗组织之后，南非政局开始稳定，外资又踊跃进入，从1965年到1970年，流入的外资总额达到24亿兰特。南非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也使南非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城市。
1980年，在南非城镇人口中白人大约为400万人，而黑人已有1060万人，另有200万有色人和70万印度人。黑人职员队伍也在壮大。1977年，约54万白人在各级政府部门和管理部门任职，但政府也雇佣了82万黑人下级职员和勤杂人员。
南非被认为不适合乡村游击战，因此历史上的武装反抗都被荷兰殖民者或英国殖民者打败。但随着城市人口种族比例的消长，在城市所发动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南非白人统治者越来越感觉到：已占城市人口优势的黑人的愤怒可能会彻底撕碎他们，另一方面南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提振内需。1970年代末，南非汽车年生产力为40万辆，而白人每年只能消费20万辆，黑人根本无力购买新车。
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白人统治者开启谈判大门。新的现实被白人统治者接受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以致整个谈判经历两位总统博塔和德克勒克。无论哪任总统，谈判对象都首选曼德拉。当时反抗者组织的负责人要么逃往国外，要么转入地下，要么关在监狱里。无论是秘密接触慢慢谈判，还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或者在各反抗组织中都有相当威望，曼德拉都是合适人选。
一生注重领导力修炼的曼德拉，更善于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决策。1985年，他在监狱里单独居住，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随着政府与反抗者组织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都加强的情况下，如果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恶性循环中。
政府与曼德拉的谈判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非国大必须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曼德拉的答复是放弃暴力的主动权在政府手中，而不取决于非国大。
第二个问题是非国大必须与南非共产党切割。曼德拉认为当时的南非国民党接受了50年代以来最顽固最保守的冷战思维，把苏联当做邪恶帝国，把共产主义当做恶魔作品，担心共产党所主张的国有化剥夺他们的财产。曼德拉的答复是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近期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构想，而是非洲式资本主义蓝图。
更重要的是，80年代末苏联戈尔巴乔夫已被撒切尔夫人认为是他们能与之共事的人。随着苏联改革的深入，这一问题自行解决。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南非共产党一时难有作为。
第三个问题是多数原则。南非国民党认为有了多数原则，少数民族的权利可能受到践踏。他们要搞清楚非国大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白人的权利。曼德拉的回答是《自由宪章》前言明确指出：“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
更重要的是，曼德拉坚持认为自己不是南非政府要谈判的另一方，与政府谈判的另一方只能是非国大，而自己只是他们谈判的促进者。这一原则被曼德拉贯彻始终。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被无条件释放。1994年4月27日多种族大选，曼德拉当选新南非首任总统。自此各种族开始真正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分享政治权力。
然而众多黑人受害者提出要求清算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犯下的暴行。曼德拉提出的方针是：以民族和解和团结为准绳，以宽容精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1996年4月15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收集、调查和公布1960至1994年之间政治暴力事件和行为，听取暴力参与者、策划者的陈述，对主动陈述暴行者予以赦免，对暴行受害者予以补偿和帮助。委员会最后也以“非正当的方式”描述了非国大和其他黑人组织在正义事业中的某些事实和行为。
至此，南非的政治和解之路算是基本完成，而种族间的社会和解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曼德拉形象、黑人政治精神与新时代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从曼德拉的政治贡献中可以知道，“用发动群众的武装斗争把白人统治者赶到谈判桌上”，是曼德拉的基本形象。然而，在苏东剧变之后的世界性“告别革命”浪潮中，“自由”与“和解”，便成为曼德拉形象的基本元素。有时“非暴力”也会以以讹传讹的形式掺入到曼德拉的形象中来。如果在曼德拉的“暴力与和解”的辩证法中，把非暴力看做曼德拉形象的元素之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曼德拉一直是把和解作为暴力的目的来看待的。
在新的时代，全球经济已经发展到主要经济体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程度。这要求这些经济体之间协商和谈判多于对抗。G20成员国覆盖全部大地区，它们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则足以揭示全球政治基本结构。在这种基本结构中，以非暴力精神为基础的南非政治和解，就显得更像是“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政治先知。
非暴力精神，确实是集中出自《新约》，但主要是作为社会精神和信徒德性而存在。这一原则在白人世界几乎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精神，至少在政治精神层面很少这样凸显过。也许可以说，作为政治精神的非暴力原则，首先是为黑人基督教世界所特有。
无可置疑的是，这种特有是经过双重建构的。一方面是白人牧师向作为一个种族被白人统治、奴役的黑人传教，首要的问题可能就是面对黑人的抵制和反抗。这样一来，基督教里作为社会精神和个人德性的非暴力精神，非常容易成为白人牧师向黑人传教的首要内容之一。这在曼德拉的自传中也可清晰地感受到。
另一方面，黑人长期被白人奴役和统治，而其所受的现代教育从一开始就是白人牧师所能给予的。正如曼德拉所说：南非黑人“部落人民所取得的进步是由教会学校促成的，获得成就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我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政府部门文员和翻译人员、农业模范和警察。”通过上帝观念和基督教世界获得族群解放，便成为这个通过反抗似乎没有希望的种族或民族的最后希望。
作为政治精神的非暴力与作为社会精神、信徒德性、宗教美德的非暴力在实践中，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冲突的。作为统治者政治精神的非暴力，尚处在曼德拉作为首任总统的新南非的残酷考验中，其命运尚是未知之数。作为反抗者政治精神的非暴力，则要求坚忍不拔、坚持不懈，最后还是在武装斗争的帮助下，实现非暴力政治精神的政治目的。而作为宗教美德、社会精神的非暴力，则要求顺从，放弃反抗。
两者的冲突在曼德拉的婚姻中就表现得非常充分。曼德拉始终如一地献身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斗争，这让其妻子艾韦琳很烦恼。曼德拉试图说服她理解自由斗争的必要，她则试图说服曼德拉相信宗教信仰的价值，应该致力于家庭事情。曼德拉告诉她自己正处为国家服务的时候，艾韦琳则说，为上帝服务高于为国家服务。矛盾不可调和，以离异告终。
在曼德拉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非人民生活在两种体制中，一种是酋长体制。酋长职位既是部落生活的轴心，更是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另一种便是教会。在曼德拉所成长的地区，牧师马蒂奥洛的知名度跟酋长是一样的。因为马蒂奥洛牧师掌握教会的无上权力，在涉及宗教事务时，他还成了酋长的上级和领导。
曼德拉及当时几乎所有的南非黑人贵族，都是这两种体制的继承者和统一者。曼德拉说：“那时，影响着我、占据着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只有酋长职位和教堂。”这两种体制在南非就统一在作为政治精神的非暴力原则中。非暴力原则，一直是南非国大党的基本宗旨。该党于1912年由一些知名黑人和都市知识阶层为中心创建的。第一任主席为杜比牧师。当时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5年改为现名。
中国人容易把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不合作原则混淆。其实在当时的非国大，这是两种相冲突的原则。非国大原来主要是采取请愿和诉讼的非暴力方式，维护非洲人权利。在南非的印度人甘地，提出非暴力不合作这一具有对抗性的反抗形式。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包括曼德拉在内的非国大青年领袖，想将非暴力不合作原则引进非国大，都曾引起激烈争论，一些老派领袖为此深感恐慌。原来的非暴力是不对抗的，而现在的非暴力具有对抗性；原来的非暴力主要服务于黑人上层，不发动群众，而现在的非暴力要服务于所有黑人，要发动群众。
在曼德拉的叙述中，他不认为非暴力是道德信条，但还是认为最终解决问题是和平方式；暴力用于反抗只是被强加的，暴力最终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确保和平的信念能够深深植根于人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中……使用和平的手段可以让最坚定、最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转变过来。所以，我们应该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非暴力与谈判、和解越来越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但是，从曼德拉的故事中，我们不能忽视两点：一点是南非和解是通过人民觉醒和武装斗争争取来的；一点是“和解”表述下所遮掩的问题，才是新南非的真正困难。
新南非黑人的政治成熟之路
美国宪法学家克鲁斯?阿克曼指出，革命成功的特征之一是短期内形成一个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一般足以动员各种力量支持宪政；如果领导集团抓住这个机遇，便可以为未来相当时期的发展设定规则。问题在于领导集团对未来相当时期的发展有基本准确的预判。
多种族第一次大选以来的近二十年里，南非似乎在各个方面恶化，种族冲突、贫富悬殊、阶级对抗、贪污腐败、治安恶化、健康恶化、失业率高、一党独大等问题在很多方面几近世界之最。了解南非真相的世人有时会义愤填膺，以至于否定曼德拉和新南非的意义。
其实曼德拉的政治和解成功，有点类似中国的辛亥革命，即统治集团族群人数占绝对弱势，在多数人族群的人民觉醒时不得不让步。问题在于多数人族群的人民觉醒带来的首要力量，是南非白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城市黑人，也即黑人工人阶级和职员阶级。以阶级革命为实质力量，以种族革命为总体力量，加上荷兰裔白人统治者的明智，南非只是完成种族的政治革命。
平心而论，一个长期被压抑的人突然解脱，便会疯狂释放，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刚从被奴役和被迫害中解放出来的黑人，会难以遏制地报复白人；黑人贵族会千方百计夺取白人的财产和资本；黑人统治者会急于求成，希望一夜之间改善黑人的生活、提高黑人的教育。总之，他们会利用新获得的多数人政治原则，疯狂地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报复和补偿。
更重要的是，一个长期被歧视被奴役被隔离的族群，初次走入政治中心，领导一个现代国家，无论从族群的社会结构发育、民众智力教育和行为习惯、领导人培育、政治组织发育等，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不能用曾经白人统治南非所取得的成就，来否定这20年新南非在新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
黑人占南非人口高达76%，他们一旦走上政治中心，他们内部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就决定着新南非的基本结构。这些结构的演变，并非任何政策和宪法所能直接决定的。除非当初南非黑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获得政治解放，即部分黑人贵族与白人共同统治南非，也即不分黑人白人有色人，只根据教育程度和财产数量，逐步赋予政治权利。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的白人统治者并没有主动创造这样的政治进程。
应该说曼德拉已经充分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智慧，最大限度地实现种族间的政治和解，但政治和解不等于社会和解，也不等于政治民主。这种政治和解只能是一人一票式选票权利上的平等。曼德拉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黑人的报复，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终止历史上具体的仇怨。种族间在历史中形成的抽象的仇怨，不是这样的政策行为所能消除掉的。我们只能说如果曼德拉没有设法消除那些具体仇怨，报复则可能更加猛烈，更加疯狂。我们也可以说曼德拉没有更好地预判到种族间非具体仇怨的严重性，以至于在宪政设计上只是更多地坚持形式平等的政治原则。
特别是是基于苏东剧变出现世界性告别革命，已无社会主义阵营支持南非革命道义及经济发展，获得世界资本主义支持便成唯一选择。曼德拉在狱中还坚持国有化政策，然而“美国商人对我们也施加很大的压力，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国有化问题。从鼓励外国人来南非投资这方面看，我们不得不慎重重新考虑国有化问题。”特别是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他“遇到了全球级别的工业领袖”，“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了，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投资，就必须重新探讨国有化政策。”正因为如此，非国大的社会主义政策部分大多数没有兑现，比如对矿山、银行和制造业实行国有化，比如土地改革，等等。
这无疑是加速黑人贵族转化为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进程。可以说这20年，就是完成这一转化进程的20年。因此，南非传统的阶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未改善的资产阶级只是由白人变成黑人，而工人阶级依然是黑人。
因此，南非的核心问题，是南非黑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结构发育和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前者需要社会结构革命，后者需要在前者基础上形成新的政治结构，并在新政治结构中产生新的政治领导群体。南非现在的政治领导集体，几乎都是曼德拉当年的亲密战友，都是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下成长起来的。
新的政治领导群体，必须是在新南非政治经济环境中成长。在竞选政党体制中，新的政治领导集体应分属于不同且具有相当竞争力的黑人政党中，即不能独大的一党还只是个黑人政党，也即南非黑人必须出现势均力敌从而具有竞选价值的不同政党。新的政治领导集体走上政治道路遇到的问题，应是新南非所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并在这种问题意识中磨练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技能。在我看来，这种政治技能就是根据南非国情，创造属于南非的广义社会主义、广义市场经济和广义资本主义的混合形态。换言之，在同一个不可选择的相关联的历史结构中，作为政策的社会主义、作为政策的市场经济和作为政策的资本主义，在同一结构的不同环节中进行不同的混合。这也是非暴力政治精神在未来的真实考验。
这一过程可以努力促进，但不能急于求成。历史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