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似乎就只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头发浓密、两颊丰满，神情无比坚定。但这是一张黑白照，粗糙得仿佛来自古老年代，仿佛是对一个逝去已久年代和个人的视觉记录。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不愿再忍受对非洲原住民有组织的压迫和非人的对待，曼德拉成功地提出了一个运用暴力战术和游击战的计划，自此形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军事组织。几年后，这支被恰当地称为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的军事组织被发现，其领导人被捕。1964年，法官认定曼德拉密谋推翻政府，判处他无期徒刑。
在审理期间，曼德拉在应该做案件陈述的时候，却站在被告席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在我珍视的理想中，所有人都和谐地生活在一个机会均等的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他说。“这是我希望为之生存并得以实现的理想。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它也是一个我准备为之而死的理想。”
当纳尔逊·曼德拉成为第46664号囚徒，被放逐到开普敦以北5平方英里（约合13平方公里）大的罗宾岛度过他的余生时，我只有5岁。罗宾岛曾住着大量的麻疯病人、精神病人，还有好几所监狱。人们被放逐到那里，接受惩罚、被隔离，在那里，人们被送进去，然后被遗忘。
但是那张照片中萦绕不去的形象却让我们不能忘记。在20世纪70年代，我当时是反对社会和政治不公正行为的维权组织非洲青年指挥部(African Youth Command)的成员。我们视曼德拉为偶像。我们将那张照片制成的海报贴在宿舍里；我们把它印在宣传单上。我们拒绝让曼德拉从此销声匿迹；我们游行、进行示威活动、举办音乐会和抵制活动、签署请愿书、向媒体发布声明。我们竭尽所能地抨击种族隔离之恶，让人们不断提起他的名字。我们甚至焚烧了约翰·沃斯特(John Vorster)、吉米·克留格尔(Jimmy Kruger)等人的塑像，因为他们对政府批准的白种优越制大加吹捧。
非洲大陆上的自由是我们期望达到并愿意为之战斗的一个目标。但是，我想我们当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可能：曼德拉会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至死去；南非要到我们这一代人死后很久以后才会实现平等。可是在1990年2月11日，奇迹出现了；曼德拉被释放。
整个世界都将目光转向南非。我们在思考，如果我们是他会怎么做。我们都以为会有一团难以形容的怒火，一声严惩罪犯的呼吁，如果他这么做，任何明理的人都会理解。他生命中的27年就这样消失了。在刺眼、毒辣的太阳下，在没有任何眼部防护的情况下，他在采石场凿磨白色的石头。这样日复一日的苦工几乎毁了他的泪道，很多年里，曼德拉甚至被剥夺了流泪的能力。
然而，他却坚持要宽恕。“为了你的信念而进监狱，”他说，“准备好为你所坚信的受苦，这是值得的。一个人能够不计后果地坚持完成他在世界上的责任，这是一种成就。”
等到我终于面对面见到纳尔逊·曼德拉时，他已经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在一个他和所有的黑人都曾被剥夺选举权的国家里当上了总统。他已经成了一个标志，不止是代表了希望，还象征着治愈的可能。
那时，我担任国会议员、通信部长，还算是政坛的新人。那是我第一次去开普敦。当天我和朋友外出玩到很晚，那时正在等电梯回酒店房间。当门打开的时候，曼德拉出现了。我向后退了一步，整个人僵住了。在曼德拉走出电梯的时候，他向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我无法对他的示意做出回应。我完全动不了，连眨眼都不行。我只有满怀敬意地站在那里，一边在想：这就是那个我们为之游行、歌唱、哭泣的人；那张黑白照片里的人。这就是那个为南非树立了新的道德坐标的人，作为一种必然结果，他也为整个非洲大陆树立了新的道德坐标。
自从曼德拉获释，在这些年里，非洲的许多地区都开始向着民主、法治发展，这绝非偶然。他以和平作为解放的载体，这向非洲大陆证明了，如果我们想要走出殖民带来的分裂以及我们自己造成的伤痛，进行国家治理时就必须带有怜悯和宽恕之心。国家和人民都必须承认所经历的创伤，他们必须找到调和的方式，将破碎的恢复成一个整体。
那一个晚上，当我目视着曼德拉走过我的身边，我意识到，他的故事——走向自由的漫长道路——也是非洲的故事。在这个大陆上曾经无所不在的愤怒已经被鼓舞取代。种种弊病——战争、政变、疾病、贫穷、压迫——对我们的打击，那种由此产生的悲观情绪，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渐渐看到希望的感觉。
在纳尔逊·曼德拉被关押的这些岁月里，被改变的不只是他。我们也一样。也正因为这样，非洲才成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是加纳总统，写作了回忆录《我的第一次政变：及非洲几十载迷失岁月的真实故事》(My First Coup d’état: And Other True Stories From the Lost Decades of Africa)。
翻译：曹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