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曾是全世界唯一通过立法程序把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化的国家。而很长一段时间,法学专业毕业的曼德拉是以一个律师的身份在和这样一个“被合法化”的制度对抗。律师经历和法学背景在曼德拉政治生涯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他生命里

彷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　肤色斗争中……”

南非当地时间12月5日深夜,南非国父、前总统、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因病逝世,享年95岁。

人们再一次唱起这首香港乐队BEYOND在1988年为他而创的《光辉岁月》,致敬他传奇一生。

“曼德拉离开了我们,加入了非洲祖先的行列。”在紧急制作的《北大非洲电讯》纪念特刊里,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这样写道。

1999年5月,在曼德拉第二次访华时,李安山所著的《南非斗士曼德拉》被作为礼物送给他。此前,曼德拉曾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南非曾是全世界唯一通过立法程序把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化的国家。而很长一段时间,法学专业毕业的曼德拉是以一个律师的身份在和这样一个“被合法化”的制度对抗。

12月6日,回顾梳理曼德拉一生时,李安山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前副所长杨立华均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律师”经历和法学背景在曼德拉政治生涯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律师身份揭种族歧视罪恶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在南非东凯普省的一个小村庄。20岁时,他进入黑尔堡学院。

曼德拉从小就立志要当律师。但按规定,他必须先有一个文学学士学位后才能开始读法律系。所以他在一完成函授学习并取得黑尔堡大学的学位后,就马上开始读法学课程。后来他就读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杨立华介绍,1952年12月,曼德拉在取得合格的律师证书后,决定与原同事奥立弗·坦博共同开办一个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

彼时的南非,白人律师一般不愿为黑人出庭辩护,而这为黑人律师提供了谋生之道。

然而,也有一批人选择当律师并非冲着较高的收入,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曼德拉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都深深认识到,尽管南非的法律充满了种族主义偏见,但要保护非洲人的生存权利,最好的现实武器仍是法律。只有在法庭上,才能更有力地揭露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制度,更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李安山介绍。

初建律师事务所时,他们遇到了种种困难。李安山在他的《南非斗士曼德拉》里,详细描述了曼德拉当时的窘境。

首先,是租房子的问题。根据1950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南非的白人、非洲人和有色人种,必须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区。实际上从1923年颁布的《土著市区法》起,城市黑人就被逐渐赶到专门为他们划定的城市郊区。

经过无数波折之后,他们终于在约翰内斯堡市内找到了一个叫“大法官邸”的楼房。他们将律师事务所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地产是印度人所有,亦是少数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

为了取得在城里办事务所的准许,曼德拉又开始跑各层官僚机构。根据法律规定,这需要得到部一级批准,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希望等于零。后来几经努力,曼德拉一坦博事务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有限期的许可证。但是,根据“集团居住法”,这一证件很快就过期了,当局拒绝更换新证。结果,在随后的日子里,曼德拉和坦博只能继续在城里“非法开业”。

事务所建立不久就门庭若市。李安山介绍,这不仅是因为种族歧视的立法繁多,致使黑人动辄得咎；同时不少人千里迢迢来找这二位律师办案,是因为这些非洲人认识到曼德拉和坦博是他们的真正代表——不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代表。

因此,他们的日程极其繁忙,他们不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纠纷案和离婚案。有时一天甚至要处理7件案例。

坦博后来曾撰文回忆他们当时的工作:“每天一早纳尔逊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经过耐心等待的人们,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对于为什么他们的律所门庭若市,坦博的回忆形象生动:“没有土地是犯法的,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世世代代耕种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的,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也是违法。”

他最后总结,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将无以数计的无辜者打成“罪犯”。

而这些人,成了曼德拉和坦博最主要的客户。他们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帮助受迫害的黑人,同时揭露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凶残。反对种族歧视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

正如曼德拉后来在法庭的自我辩护中所说的那样——“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成我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人民,也是对我的职业、法律的实施和对全人类正义事业的责任。种族歧视从实质上说是非正义的,完全违背对正义的基本态度。而对正义的态度是这个国家传统的法律训练的一部分。我相信,对这种非正义采取反对的立场,是在坚持一个崇高职业的尊严”。

一个律师“对法律的极端蔑视”

在后来回忆起自己的律师生涯时,曼德拉说:“那个时期,迫害和驱逐的威胁总是在我们头上。我们的做法是公然蔑视法律。我们清楚这一点。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我们不情愿的,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服从法律和服从我们的良心之间作出选择。”

显然,他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蔑视法律’是曼德拉的一贯做法,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否认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李安山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1944年,曼德拉参加主张非暴力斗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并于1952年当选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主席。同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外界尊敬。

谈及当时南非的种族歧视法律状况,杨立华提高了音调:“那可太多了,从宪法开始就带着种族歧视。”

据她介绍,1910年,所谓南非联邦建立以后,南非整个法律体系的每一条几乎都渗透着种族歧视。而更严酷的形势开始于1948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上台以后。

“包括禁止不同种族通婚,居住区域的种族隔离,黑人的迁徙权利没有了,教育、公共设施使用等方面都有歧视。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地利用所谓的法律来剥夺黑人在各方面的权利。”杨立华说,当时的南非当局甚至试图利用法律剥夺黑人的国籍,即通过所谓“黑人家园法”,把占70%的黑人驱赶到占10%国土的黑人家园里面去,但最后未能实现。

在曼德拉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后,当时的白人政权在法律名义下对曼德拉的个人生活、职业活动设置了各种障碍。

“这当然只能导致曼德拉——　一个熟谙法律的律师对法律极端蔑视。”李安山说。

他介绍,如果你在上世纪50年代的约翰内斯堡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位黑人,问他最喜欢的黑人律师是谁,他的回答肯定是:“曼德拉。”如果你进而问其原因,回答可能各式各样,但曼德拉对种族隔离法令的挑战态度肯定是他们最感兴趣的。

“进入法庭时,他总爱走标有‘限于欧洲人使用’的入口；同时,他总爱使用那些专供欧洲人使用的座位。”李安山在自己的书里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曼德拉在法庭上的辩护更是被视为蔑视白人政权和种族歧视法令的出色表演。

李安山介绍,每当有他出庭辩护的消息传出,约翰内斯堡的黑人总是奔走相告。曼德拉很少使他们失望。他总是穿得笔挺,仪态庄严,操着圆润而洪亮的嗓音,理直气壮地为受害的非洲人辩护。

1953年,为进一步推行种族隔离制,南非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班图教育法”。规定对班图人的教育监督权由州当局移交给土著事务部。土著事务部部长对处理班图人学校的一切问题拥有无限权力。法案还规定,在政府拨出的固定数目的班图人教育经费之外,超过部分均要由黑人自己补贴。

针对班图教育法,曼德拉提出进行抵制。其具体办法是建立社区学校。他提出,让每一座棚屋都成为孩子们学文化受教育的场所。曼德拉告诫人们:“当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时,那么将不是父母,而是土著事务部来决定某个非洲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迫停止。因为按照新法律,学校的设立必须得到土著事务部部长的批准,否则传播教育构成违法,可以罚款或监禁。

但曼德拉不顾对他的禁令,通过书面声明,向人民呼吁:“我们宣布坚信人权宣言所阐明的人人受教育的原则。那样的教育应该以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宗旨。它将促进民族、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理解、容忍和友谊,并将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活动。父母将有权选择他们的孩子要接受哪种教育。”

同年,马兰政府还颁布了“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这项法令目的是进一步减少非洲工人的权利。曼德拉因受禁令管制,只能通过报刊杂志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在给《解放》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从而剥夺了非洲人用以改善其处境的武器。这种措施旨在破坏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非洲人工会组织”。

曼德拉很快引起了白人律师的忌恨,也引起了他们的恐惧。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将曼德拉除名,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起的蔑视不公正法律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该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有的行为标准不合”。

但最高法院认为,曼德拉并没有超出律师权利范围,作为一名律师,参加他的人民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并不是什么耻辱,即使他的活动与国家的法律相违背。最高法院拒绝了法律协会的要求,并判法律协会交纳赔偿金。

废除种族隔离制建立新宪法

1962年8月,44岁的曼德拉被捕入狱。南非政府以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为由,判处他5年监禁。1964年6月,他又被指控犯有阴谋颠覆罪,而改判为无期徒刑。

自此,曼德拉开始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活。其中整整18年时间,曼德拉在被称作是“活地狱”的罗本岛监狱度过。

杨立华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即便在罗本岛监狱里,曼德拉也没忘记自己的律师身份。

“当时的罗本岛关了很多黑人青年,其中包括很多学过法律的人。曼德拉经常会组织一些法律方面的交流讨论,后来实际上罗本岛就变成了黑人政治犯的大学了。”杨立华说。

等到重获自由时,罗本岛上的法律交流逐渐显现了价值。杨立华告诉记者,1990年以后,流亡的人回去了,很多人又捡起了法律的饭碗。“我认识的一位后来的土地法庭大法官,还有现在南非宪法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当时都在罗本岛上和曼德拉讨论过法律问题。”

她认为,曼德拉对法律的坚守,在此后制定新宪法和改造整个种族隔离法律制度、建立新的法律体系过程当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991年,南非议会投票废除了一系列作为种族隔离制度重要基础的法律。

1994年,南非首次组织不分种族的全国大选,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获胜,他本人也以62.2%的支持率当选为南非首位民选黑人总统。

曼德拉以宽广的心胸,推动饱经种族压迫之苦的南非超越仇恨、走向和解。1995年,他签署了《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宣布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南非此后的稳定与和解奠定了基础。

1996年5月8日,南非制宪议会以421票赞成、2票反对、10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宪法规定,所有南非公民,不分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南非的政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成功,不仅仅是一场革命,而是一个法治的过程,是在逐条清算、废除种族隔离法的过程中建立了新南非民主包容的宪法和法律体系。”杨立华这样评价曼德拉领导的南非改革。

曼德拉在签署新宪法后同样表示,新宪法所包含的公正平等和民主自由原则是广大南非人民,尤其是占人口总数3/4的黑人群众300多年来反抗殖民压迫、争取民主自由解放斗争目标的最高体现。

因此,新宪法的诞生被广泛誉为新南非的“出生证书”,标志着“一个新国家的诞生”。

出处:《法制日报》2013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