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传统的新思想，在中国不必然有生命力，因为它依然存在因应新环境的难题，但不建基于传统的新思想，在中国必然没有生命力，这越来越成为中国思想者的一种共识。

在当代中国，传统几近断裂，很多思想者选择20世纪新儒家作为自己的依赖路径之一。这些新儒家，是中国最后一波来自传统、坚持传统、因应现代的思想者，而其中涉政治最深者莫过于张君劢。正如《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以张君劢为中心》一书所说，“从清末立宪到民国初年立宪，再到抗战期间及之后立宪，张君劢始终是最为活跃的宪政思考者和立宪政治家。”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建构性意义，越来越突出（而不再主要是解构性应对），自由主义、大陆新儒家和法治主义开始浮现。青年学者姚中秋从奥地利学派、普通法宪政主义一路思来，终于走到这三者的汇合，这就是他的保守-宪政主义。

姚中秋撰写《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以张君劢为中心》，就是为了阐发中国近现代史中所谓的保守-宪政主义传统，而这一传统的主要承载者，作者认为是张君劢。也就是说，在“智者”化了的现代，“历史”被迫丧失自身的经典生存方式，屈从各种“主义”，得以实现意义的立体彰显。作者在完成自己所构想的“现代国家的构建规划和进路”阐述后，在第一章结尾指出：“后面将要研究的张君劢，就属于这样的立国者。”

作者认为“现代国家之建立”，有四项相互关联而最为重要的因素，即立教、立法、立宪、立商，而张君劢的进路是：现代国家是一个道德与法律共同体；儒家哲学最适宜于充当这种立国哲学，因为它恰当处理了知识、道德与行动的关系，因此可以实现宋明理学与宪政主义的融合。宪政设计必须同时追求自由与秩序；宪政科学必须是知行合一的技艺理性。通过现代宪政设计，将很多人认为相互冲突，乃至于无法调和的古今中西融为一体。

立国主体是多层次的，其中有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但更强调直接行动的“绅士”及从“绅士”中成长出来的政治家。“修正的民主政治”，区别于常规时期的民主政治。在立宪过程中，比如制宪阶段必须抑制党派精神，尽可能让所有可见的政治力量参加制宪会议；宪制搭建完成前宜组联合政府等。

这无疑是一种极其宏伟的宪政追求，包罗了民主、自由、共和、法治、传统、伦理、精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渐进，等等，充分体现了宪政的核心理念：自由与秩序统一于传统的演进结构中。但必须指出，儒家空心化在这里依然存在，且是所谓的宪政技艺显得娴熟的前提之一。儒家一向有自己特殊的核心主张，比如“亲亲”和“差爱”（即以直接的血缘之情为中心延展开来的爱有差等），及随之而来的法律政治安排，而不是一个空洞的“道德共同体”所能概括的。因此，真的挑战更为复杂和巨大。

在作者看来，现代立国模式可归纳为二：绅士立国的内在模式与边缘者立国的外在模式，前者是古典的，后者是现代的；前者以立宪为中心，后者以社会经济秩序之再造为中心。作者这一区分其实是建立在对英美革命与法俄革命间差异的传统分析之上。但以革命进程讨论立国模式是否适当值得讨论，因为英美革命与法俄革命，也许根本就不属于社会政治进程的同一关节点。换言之，英美革命有立国的味道，而法俄革命可能不具有立国的属性。

我们也许有必要区分“建国”和“立国”。这样才能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建国”可以说是指重建政治实体，是为重塑“政治共同体”提供可能。“立国”是指确立政治实体长治久安得以可能的规则和机制，是将政治实体转化为“政治共同体”，用作者的话就是“稳定而可持续”的秩序。当下中国可谓正处于从“建国”向“立国”的转型阶段。

无论古今中外，实现政改软着陆，即作者所谓的“内在模式”，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必须坚持，一是充分利用现有体制资源和结构，而不是推倒重来；二是正当化博弈各方诉求，强调“罪”与“非罪”的区分，弱化“正当”与“不正当”之争。任何妖魔化对方的行为，都是陷入敌我困局的前兆；三是社会可见的各空间均有相当的法治化水平，各方对哪怕是简陋而漏洞百出的程序都有敬畏之情；且更敬畏规则演进所遵从的规则。

该书大体已具备这些原则。然而，面对任何“政改”前的体制资源，不仅非常需要智慧和技艺，更需要持续保持基于智慧和技艺的清明，不能让怨恨吞噬心灵。对于那些远离政治实务的思想者来说，尤其如此。

（《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以张君劢为中心》，姚中秋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