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研经费不能全部用于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因不仅不在科研工作者的学术道德，甚至也主要不在于科研经费的申报和审计制度存在漏洞，而是行政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科研的行政评审制度。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革高度集权的科研以致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恢复学术的尊严，严格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实行科学公正的科研评价制度。
关键词：管理体制 科研评价 行政本位 科研经费
科研经费特别是课题经费不能全部用于研究已经成为影响科研效率的普遍问题，引起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1]至于科研经费为什么不能全部用于科研，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就是，当前“科研经费的申报和审计制度存在漏洞”，加上“科研经费并不由高校自己支出，于是高校管理部门对其使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2]但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和指责可能只是貌似公允，好像一语中的，找到了制度和体制的漏洞，实际上不得要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当前科研体制以致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行政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科研的行政评审制度。在这样的体制下，研究过程甚至研究者的人格都已经被严重异化。课题评审制度的弊端、经费管理不善、财务制度的具体漏洞，甚至少数科研人员的道德缺失等，固然都有可能导致科研经费的挪用和低效，但这些都是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造成的科研过程异化的结果，或者只是推波助澜，加深了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导致的弊端，根本的问题和治本的办法还是要到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中寻找。
在这种权力本位和官僚体制下，学术本身的规律已经被阉割掉了，有效的是权力甚至是腐败的权力的游戏规则。于是，在当前的科研评价机制中，课题、获奖是学者得到承认的最重要的凭据。没有课题，不被授奖，即使你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在学术界一样没有地位，甚至职称都评不上。学者们要得到承认就必须千方百计拿到课题，然后再使尽浑身解数得奖。本来对于那些真正的学者而言，课题经费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最看重的是课题本身，确切地说是研究本身。但在官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下，要获得研究的条件他们就必须屈尊以就，首先争取到课题，拿到研究需要的经费。然后还要尽可能的使自己的研究得奖，因为只有得奖才能得到承认，才有学术地位，才能继续拿到课题，否则研究将不可持续。而掌握课题、决定奖励生杀大权的正是行政权力。于是在学术领域也一如在社会其他领域一样，审批权始终是改革最难攻克的堡垒。而且越是在学术界，改革进程反倒越迟滞。官僚们制订游戏规则——评价机制，在这个评价机制中他们有决定权的奖励、课题最被看重。然后大家就不得不自觉投到他们门下，自觉被纳入腐败机制。而且敢怒不敢言，否则就死无葬身之地。
在外人看来，大学教授们做学问是因为巨大的利益吸引，因为好像每一项课题都有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成百上千万的经费资助。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了解，在官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下，做研究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爱恨交织、去留两难的艰难选择：这既是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更有强大的学术兴趣牵引，所以他们好像被施了魔法，欲罢不能而且一生矢志不渝；但另一方面，学者们如果决定从事学术研究就不得不把自由的思想纳入权力的轨道，在划定的圈子里跳舞，按照腐败的游戏规则运转，伟大的学术兴趣和创新动力被虐杀殆尽，圣洁的学术活动已经肮脏不堪，科学成了被权力强奸的婢女。
在权力本位体制下，学者们得到课题需要付出学术以外的巨大代价，许多情况下，就纯经济过程而言，即使不考虑研究者付出的艰苦的智力劳动，做课题和做研究也是得不偿失的：发表文章要交版面费，申报课题要付攻关费……。而研究成果一旦完成却常常没有任何收益，特别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由于研究成果往往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学者们付出艰苦努力完成的科研成果常常没有任何回报。人们只知道农民工有欠薪问题，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实际上也是弱者，劳而不获却无人同情，而且上告无门。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从纯经济的过程看，科研成果完成后如果不能得奖就基本上属于无效劳动。而在外人看来让人眼馋的课题经费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不过是画饼充饥：拿到课题的难度不亚于孙悟空西天取经，不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甭想修成正果；而即使拿到课题也不一定意味着就有经费：随着评价机制越来越“完善”，课题、奖励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充分认识。于是课题、奖励资源越来越稀缺和珍贵，对课题、奖励的争夺越来越惨烈。这种情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即使奖励、课题没有任何资助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有关部门和研究人员也要千方百计争取。因为在这种僵化的体制下，科研人员离不开科研课题和科研奖励：没有课题就没有地位，没有得奖就不被承认，当然也就很难得到职称和待遇。而在当下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职称和待遇决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条件和物质享受问题，更与你的研究条件直接挂钩。所以即使你再清高也必须高度重视课题和评奖。
所以就只能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削尖脑袋“跑”项目，挖空心思争奖项，甚至国家863计划这样层次的科研项目也要去“跑”才行。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课题评审比赶集都热闹，评审专家炙手可热，让人吓一跳的巨大利益驱动他们今天到这里做个报告，明天到那里进行指导，身兼数职却乐此不疲，他们自己不想成为学阀学霸都难。一些掌握资源和渠道的特殊人物甚至成为学术掮客和二道贩子。主管部门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课题、奖励的最重要价值不在课题资助经费和奖励经费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学术承认和学术意义。于是无资项目越来越多，科研人员成了最廉价的劳动力，不仅心甘情愿被剥削而且一往无前、前赴后继。仅以山东省社科项目看，有资项目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在近年的许多社科类项目中甚至有资项目的比例不过10％左右，绝大多数都是无资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学者们付出巨大代价还不一定能得到课题和奖励，另一方面，即使万幸拿到了课题，有限的课题经费和奖金相对于前期投入也往往入不敷出，这样的情况下你又怎么可能指望他把经费全部用于研究？
对于那些迂腐的学者而言，更棘手的还不是费用本身，而是复杂的攻关活动。抛开学者的尊严和价值，学会鸡鸣狗盗，熟谙旁门左道，放弃自己擅长的学术研究去学习那些自己不耻的“社会经验”， 舍身却不能取义，献身科学却首先需要违背科学精神。一切社会化都是痛苦的，这种蜕化的社会化对洁身自好、清高孤傲的知识分子更是九死一生。
近年来，官本位和官僚腐败机制对学术的侵蚀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获奖、课题等越来越成为评判学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指标，论文和其他成果的份量却越来越被看轻。熟悉研究过程的人都知道，从形成机制看，相对说来论文是最公正、最客观的成果形式，特别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学者，动辄发表十几、几十甚至数百篇论文，不可能指望简单和有限的人际关系发表。一个人一旦以学术为志业，特别是对于那些高产的学者来说，基本上不可能靠关系发表论文为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采取匿名评审制度更有效杜绝了论文发表过程中的腐败和投机，不仅提高了论文的质量，也增加了论文发表的难度，论文发表更需要真才实学。特别是那些无名的学者，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征服一个一个编辑和审稿专家。获得不确定的众多学术刊物的匿名审稿专家的认可远比“拿下”有限而且确定的课题和奖项的评审专家要困难的多，对于行政权力来说，也更难“控制”和“操作”。这正是评奖、课题等之所以被推崇的根本原因。获奖、课题越来越成为评判学者学术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是对科研管理体制中官本位和权力腐败的最好注脚。
所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科研经费仅有四成用于研究”，也不在于“科研经费的申报和审计制度存在漏洞”，而在于科学研究以致整个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国大学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没有尊严。[3]在高校这样一个知识精英云集的地方，官本位代替了学术本位，科研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甚至高校本身都变成了典型的衙门，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僵化腐败的官僚体制吞噬了巨额的研究资源，急剧增加了学术成本。而学术成本高昂又进一步成为阻碍学术进步、影响科研投入、降低科研效率的直接制约因素。衰竭了高校科研创新的动力，直接导致了高校科学研究的低效、迟钝和无能。改革僵化保守、腐败低效的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燃眉之急。
第一，精兵简政，深化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官本位。
高度集权的科研管理和高等教育体制由来已久，消除官本位，回复学术尊严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数量庞大的科研管理人员不仅挤占大量研究资源，而且利用掌握的巨大权力干扰科研发展方向，破坏学术气氛，淡化学术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科研进步的一种销蚀性力量。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通过裁减冗员，人员分流等办法减少改革阻力，提高科研管理的效率，树立学术的地位和尊严。
第二，简化研究程序，按照科学规律搞科研。
科学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但当前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实际上成了科研进步的阻力和研究者们额外的负担，也成为科研经费的一个重要消耗渠道。在这种体制下，科学研究被人为复杂化、神秘化，不仅增加了科学研究的难度，也直接增加了学术成本。长期的政治挂帅和集权体制为我们的学术研究附加了许多学术以外的东西，管理部门直到今天依然习惯于用政治标准判断每一项具体的学术成果的是非优劣，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意识形态标准的庸俗化理解，更使学者无所适从。学术研究既要迎合政治需要，又要迁就主管部门甚至个别官员的特殊口味。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首先要成为心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纯洁、简单的科研活动成了最复杂的社会活动，研究者无法专注科研。
第三，深化科研评审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匿名化、外向型学术评审制度。
科研评审制度已经成为阻碍学术进步、增加学术成本的严重问题。必须切实发育学术中介组织，减少对学术研究的行政干预，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学术研究的具体领域。应当明确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一是把关：保证科学研究符合人类尊严和价值，保证学术研究的“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二是服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和法规政策的制定；在当前，特别要尽快建立和发育完善的一整套支持学术发展的市场化机制；三是中介：社会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桥梁和纽带，保证科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也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宽松和谐的环境，切实推动学术研究健康持续发展。
第四，消除学术歧视，推动学术进步。
学术歧视及其造成的学术弱势群体的存在增加学术成本，制约学术发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一问题表现得尤其严重：相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标准是模糊的而不是清晰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内敛的而不是外显的，有时候判定一项研究的价值甚至需要漫长的时间。在人们不能当下判断一项研究的是非真伪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学术宽容和学术勇气。当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人们的判断标准往往离开学术本身，而以学术以外的标准来判断学术，诸如身份、名气、职称、学历、影响等往往成为判断学术研究优劣的主要标准，而实际上这些并不是判定一项研究是否具备价值的充要条件。这就造成学术歧视，确切的说，这里实际上歧视的不是学术，而是研究学术的人，所谓人微言轻，因人废言。这种学术歧视不仅一般性增加学术成本，而且直接延误学术进步，甚至窒息学术发现和学术生命力，必须坚决杜绝。
参考文献
[1]王娅妮.山东高校科研经费仅四成用于研究[N].文摘报,2007-8-5⑥.原文见新华每日电讯2007-7-30.
[2]李红军.科研经费为何被挪用[N].文摘报,2007-8-5⑥.原文见科学时报2007-7-30.
[3]邹承鲁.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J].新华文摘,2006(16):117-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