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即使是垃圾，那也是贴了CNS标签的高档垃圾。”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朱猛进这样感慨三大刊的影响力。

他在博客中写道：“在生理学中，CNS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英文缩写，我认为将Cell（细胞）、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三大顶级科学杂志简写为CNS，可以恰如其分地体现三大杂志在热点问题上所发挥的如中枢神经系统般的引领作用。”

30岁就被清华大学聘为医学院教授的颜宁博士也提供了例证。2009年11月，他们团队的论文发在了《自然》的子刊《结构与分子生物学》上。三天后，《自然》也发了一篇内容基本相同的论文。结果，他们的论文仅被引用45次，晚三天发表的那篇论文引用次数达69次。

颜宁表示：“这里面绝不是发表时间的区别，也不是论文本身质量的区别，仅仅是期刊的区别！”

国内曾有高校拿出每篇百万元的重奖，奖励在三大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校长则在全校大会上表示，论文发到《科学》上，是学校“零的突破”。

然而，也有不少科研工作者对三大刊颇有微词，有人质问“CNS论文是衡量顶尖人才的唯一标准吗？”有人告诫“千万不可崇拜CNS”，还有人则警示“一味追求CNS论文可能会毁掉中国的科研”。

国内科研界到底该如何看待CNS？

不能仅以杂志名称来评价科研成果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副教授陈儒军是三大刊的追捧者，在国内科研工作者汇聚的科学网上，他建言国内学术界对CNS“要见贤思齐”。

他说，虽然自己与CNS论文无缘，但他对CNS论文还是比较推崇的。“我知道本领域有几篇CNS论文，都是上乘之作”。

他反对批评CNS，认为那是山顶，没见过山顶风光的人，要想办法往山顶爬，不要光顾着批判。

朱猛进也反对看轻CNS。在他看来，虽然原创性的工作不一定都发表在CNS上，但CNS上的绝大多数研究肯定都是原创性的或高价值的。

然而，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兰迪·韦恩·谢克曼抨击CNS之前，中国的学术界早就充满了对三大刊的非议。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德华曾撰文反对“一味追求CNS”，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CNS论文确实很重要，但不一定能代表学术主流。如果要了解学科领域的发展，不一定非要查阅三大刊，“如果不查阅学术领域的主流期刊，很难对学科领域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CNS受诟病较多的是，虽然《科学》和《自然》是综合性学术刊物，但也格外青睐生命科学领域的文章，像数学、计算机等领域的学者，很少能在CNS上发文章。此外，《科学》和《自然》还被指责过分追求趣味性。

科学网博主戴德昌博士认为，《自然》杂志及其子刊太偏重趣味性和高引用率，“其实，绝大多数原创性工作的趣味性并没那么强，《自然》上真正的原创性工作极少”。

颜宁也在博客中表示：“如果你的研究结果不够新颖，不能让更多学科的人感兴趣的话，即使结果再坚固，逻辑再完美，那也请投更专业的期刊吧，不适合CNS。”在她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CNS是给外行看的。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说，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相关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都没在三大刊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三大刊上，这些后续文章自然不如前面两篇开创性的文章。“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了重要性，才导致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

饶毅认为，对于科学成果，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不能单纯地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香港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金冬雁也认为，CNS当然水平高，但阅读CNS论文也需要批判和分析的眼光，“CNS的论文有瑕疵、有错误甚至完全错误的不在少数”，所以，CNS也没有那么神圣，更不应该顶礼膜拜。

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华人学者孟津说，论文发到什么地方，是研究者的选择，是他们的学术自由。“但刊物是为科学成果的表达提供渠道的，不应该影响科学活动本身”。

然而，现实中，有些科研工作者却在过分追求三大刊的影响力，将自己研究的影响力寄托于刊物的声誉上，科研界不少人认为这是在舍本逐末。谢克曼也批判道，追逐在哪本刊物上发表论文，成了科学研究的目的，这是科研界的一个重大缺陷。

百万元重奖CNS论文折射中国科研评价弊病

中国科研界早就对CNS提出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膜拜”三大刊的现象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普遍。正如朱猛进所言：“CNS在中国拥有神一般的地位，现阶段，如果谁能发表一篇CNS论文，学术境遇马上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重奖CNS论文，是国内学术机构的普遍现象。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在科技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武维华、张大鹏两位教授各奖励100万元，就因为武维华的论文在《细胞》上发表，张大鹏的论文在《自然》上发表。

这一做法引发强烈争议，2008年年底，中国农大也修改了科技成果奖励办法，对在《自然》或《科学》上发表论文且把中国农大当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奖励50万元。

这样的奖励力度并非个例。浙江工业大学也规定，在《自然》或《科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给予50万元的奖励，其中20万元为奖金，30万元为研究经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则是每篇奖励10万元奖金和100万元科研发展基金。

这种做法受到谢克曼的批判，他认为这样的激励制度是一种“贿赂”。

王德华说，在CNS上发论文，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也有数万元的奖金。他认为，重视论文的质量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CNS论文，唯CNS论文导向，CNS论文至上，“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学术水平、学科建设和学术队伍的发展，对年轻一代学者科学精神和科学追求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让他反感的是，各种学术考核和评估中，CNS论文成了重要指标，极端者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如院士评选，有CNS论文就会希望大增；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也有CNS论文的指标。“任何事情走向极端，变成唯一，后果就会不可估量”。

饶毅则把重奖CNS论文称为“拜杂志教”。他说：“把发论文变成政绩工程，过分崇拜刊物，不看内容，迟早会出现问题。”

金冬雁也感觉到，今天的中国科学界与过去大不相同，追逐CNS，崇拜CNS，以CNS作为唯一指标评断学者的成就，俨然成为时尚。“讲某人比院士强，是因为有多少CNS论文；讲某院士远远不如某海归大牛，也是数CNS论文和（影响因子）点数。”

《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说，《科学》杂志曾报道这种现象，主编麦克努特博士认为这样的做法应该停止。“但我个人认为给这些发现提供奖赏没什么不妥，虽然它也可能给学术不端行为提供激励”。

《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坎贝尔则表示，近年来，《自然》接收了许多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研究，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论文无论质量数量，都前所未有的丰富。“但我们不鼓励这种将顶级期刊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的激励制度，在我们看来，无论对哪里的研究者，对于他们的成果，都应该有公平的激励机制”。

王德华说，CNS论文至上的现象，说明中国的科研评价体制的弊病，如果是真正的内行，不论论文发在哪里，都应该能判断出其科学价值，但由于中国是行政管理者掌握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权力，同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等级化、量化这种最简单的考核方式大行其道，助长了学术界追求影响因子和CNS至上的风气。

“好论文不问出处！”王德华说，尽管CNS至上是错误的，但也要正确认识SCI（科学引文索引）的作用，正确使用SCI的指标，扭转不顾质量只求数量的风气，回归科研工作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