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在前行的过程中，不仅要因应时势，制定发展战略，谋划发展举措，还要反思传统，回顾历史，省察当下，环视世界。只有如此，一个民族才能胸有成竹，行走稳健。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发展中认识、理解、转化、提升自我，才能逐渐树立、巩固和显示自信。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恰当评估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活跃于世界历史舞台，在于它拥有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包容性强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其他民族所认可，也在于它拥有标识其民族情、民族性格、民族思维的传统文化。从王朝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未能湮灭于治乱嬗替之际，主要是基于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融合力的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发展所具有的民族特色，也正源于这种薪火相传、推陈出新的传统文化。既如此，我们如何对这种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软实力给予中肯的评价，就是对中华民族自信的一种直接诠释。
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评估采取“精华”、“糟粕”二分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非常明晰地把传统文化断为两截，指导时人对传统文化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这种二分法值得深究。至少有以下两大问题需要回答：确定“精华”、“糟粕”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由什么人或什么机构来确定?二分法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造成两个明显的缺失：一是使博大精深、内容多样的传统文化简单化;二是使传统文化趋于功利化，最终可能陷入庸俗化。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评判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标准。它既损伤传统文化本身的内涵，又造成中华民族对自身创造的传统文化的自卑，尤其是当将它与当代日益多元复杂的发展态势联系起来的时候。但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必须具有远见的同时，还必须具有自我省察的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估量上。2013年3月，习近平在谈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并没有沿用以往“精华”与“糟粕”二分法来裁断，而是明确指出了哪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传统的自信。具体而言，他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①
按照上述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具体把握，我们便可以多角度对其寻绎并总结：可以撷取其中的嘉言隽语，可以辑录其中的善行美德，可以汇编其中的人物事迹，可以采集其中的轶事趣闻。这样一来，学习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就不至于成为高头讲章或者流于喊口号，就有具体而实在的学习内容，就既能真正传承光大中国传统文化，又能牢固树立对记录中华民族精神史的传统文化之自信。“中国梦”也只有基于这样的自信之上，才能固本培元，才能勃发出文化的融摄力、吸纳力与生命力，才能持续不断激活中华民族的血脉。
二、对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准确定位
“中国梦”的确立，不惟要自信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指向，而且还要准确定位最切近于当代的近现代发展史。不论采取何种视角去解释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有两点应是共识：一点是当今中国的发展是直接接续着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点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是多元的、复杂的、动态的。
当我们用“革命”的视角来回顾、书写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时，它的优点在于明确其发展的主线，突出了“革命”的合理性，说明了人民共和国肇造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并理解了这些，自然不能轻言“告别革命”，也不能轻谈拥抱“宪政”。革命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它的问题在于压缩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现实，在于压抑了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主题，在于抽空了历史记忆解读与构筑的复杂性。这样既刻意剪裁了近现代史本身，又引导民众对中国近现代史予以教条化、庸俗化认识，最后很难建立起对中国近现代史综合的、多维度的理解，以至于丧失了对历史的自信。
从改良、改革、变法、新政等方面来解读、讲述中国近现代发展史，并不是说它们就比从“革命”视角的解读、讲述要高明，而是它们呈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性，表明了历史主体与主题的多元性，揭示了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巨变与多变性。因此，我们在积极主张从多角度来解说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时候，不是要有意贬低“革命”之“史”的应有价值，而是说“革命”之“史”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当它与其他角度的陈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对立的时候。就从对孙中山本人的解读来说，也未必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一开始就致力于“革命”了。早期的上书李鸿章，以及有关主张发展农政的言论，表明了其和平改革的立场。促成中华民国建立的“南北议和”，本身就说明“革命”并非居于压倒性之主导。
除去上述视角之下的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样态外，我们还可以以社会本身的多样性内容来重构之：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就有所谓的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从制度的、法律的、伦理的、民俗的角度来解读，就有所谓的中国制度史、中国法律史、中国伦理史、中国民俗史;从个体的、组织机构的角度来解说，就有各种人物传记、组织机构沿革史。讲述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我们可以是国家的立场，也可以是民间的立场，可以是政治的立场，也可以是学术的立场，可以有正史的书法，也可以有野史的手笔。
不管如何讲述，我们今天已经跳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之“现场”。上述所有的解读视角与立场，都是一种难以完全客观的后设立场。这就是冯友兰说的，历史可能确实客观存在过，但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终究不过都是“写的历史”。②当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提出并确定“中国梦”，正是基于它本身的一种独特理解，正是基于它对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理性认识。所以，习近平才如是说：“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③
三、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合理规划
从纵向维度来考察，“中国梦”的确立还在于今天的中华民族对发展战略的合理而清晰的规划。如果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基本政治制度的确定是当代中国起步发展的政治基础的话，那么此后如何进行发展战略的部署与规划，就是题中之要义。要进行发展战略的部署与规划，关键要对两个问题予以探索性理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回顾并反思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进行多种视角的阐释：
从发展的组织领导来看，中国政府是其中的主导性力量。当然，这种主导性，在1978年前体现为压倒性主导，1978年后逐步体现为控制型、引导型主导。这种主导性的展开与消长，集中体现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博弈。
从发展的实现路径来看，从革命运动式逐渐转向改革增量型。前者更多释放了中国社会与民众对建设中国的激情与期盼，后者更多体现了变革中国的理性与务实。不管是革命运动式还是改革增量型，都是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既体现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又暴露了超大规模的整体推进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之间冲突的难题。
从发展的内容来看，初期侧重经济恢复，不久转向政治稳定，甚至滑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畸形之路。1978年后逐步调整变化，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渐次探索物质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之关系，最后落脚于探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从这里可见，当代中国的发展走了一条从非均衡渐次过渡到均衡的道路。
从发展观来看，不管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手段来搞建设，还是主要偏向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建设，都体现为一种失衡的发展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使政治运动的手段变为目的，完全压制了经济发展;后者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但是它的深入发展和暴露的各种问题之解决又在根本上受制于政治因素。这集中体现了政治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动态制约关系，而不是说经济问题一经解决，政治领域的改革就随之得以推进;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政治领域的问题一旦有效纾解，就能立刻为经济发展释放活力，积蓄起更多的改革红利。这里实际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发展?
我们长期以来对“发展”的理解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1年发表的《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所定义的“发展”那样：“人类发展—按照这个概念在去年的第一个报告中的定义—的主要目标乃是扩大提供给人们的选择空间，使得发展更富有民主和参与性。这些选择应该包括提供收入和就业、教育和卫生保健、不造成危险的适宜环境的各种通道。个人同意应该具有充分参与共同体的决策和享受人的各种经济和政治自由的可能。”④也就是说，“发展”陷入了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之中。
随着对这种“经济增长”式发展带来的正负效果之考察、权衡与反思，中共领导集体在发展观上实现了根本性的提升，一种更加合理、更加充满人文关怀的发展观逐渐形成。它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核心立场，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发展的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发展的根本方法。这些都表明，中共领导集体对“发展”的理解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认为必须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从而才能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⑤在这种新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共领导集体基于民意的导向、民声的回应、民生的关注，提出发展的远景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此，进行了恢宏的发展战略布局：一方面明确确立“两个百年”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首次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体来协调发展。这种战略性的规划及其执行，必须既“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又“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从而扎扎实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民族行走在这样合理规划的发展大道之上，自然就“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⑥
四、对世界复杂发展格局的理性应对
中华民族的发展，自近代后逐步被拖入、嵌进世界历史舞台，尽管其中伴随着挫折感和屈辱感。只有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才真正站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才能逐渐掌握发展的独立权和主动权。
“以俄为师”，这是中华民族在新的人民政权领导下对世界格局予以估量后进行的一边倒选择。处于今天的时局下再去指责这种选择，是漠视历史现实的不负责态度。基于生存的强烈诉求，便是当时如此选择的战略动机。在霸权主义横行的时代，中华民族难免会游走在“依附”与“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如果对应于1978年后对时代主题即“和平”与“发展”的判断，那么此前的时代主题就是“战争”与“发展”。虽然不是大范围的明枪明炮，而是被冠之以“冷战”之名。在“冷战”这种对抗性战略格局中，如果不选择中立的话，普遍都会选择站队，都会加入某一阵营或联盟。
“冷战”思维笼罩下的世界格局，遏制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全球性视野。自力更生，正是基于有限发展空间的无奈之举。模仿也许会降低发展的成本，但是也会付出教条式发展带来的不可估量的代价。探索性发展也许会增加发展的不可预期性和成本，但是它抑制了照搬的不自信，逐渐形成了具有自我经验、自我特色的发展道路。然而，对抗性的世界格局主导下的对抗性外交政策，也牵引着一国的内政。政治运动式的发展路径，可以说就是对这种格局的反应。“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试图改写两极格局，力图重新定位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制定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走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国策的确定，标志着中华民族应对解冻后的两极世界格局开启了全新的发展之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对时代主题的揭示与宣扬，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
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意味着兴利除弊必须在全球性视野下来进行，意味着中华民族必须开展全方位外交。全方位外交，不仅是多样性更是复杂性外交。它意味着制约与机遇同在，对抗与合作同在，对手与伙伴同在。韬光养晦，利用一切时机发展自己，增强国力，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提升中华民族在构建世界新秩序过程中的影响力，这是最近30余年来中共领导集体引领中华民族做出的明智之举。
如今的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既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复杂态势，又要应对这个仍然不安宁的世界中存在的诸多全球性难题。如何机智、巧妙地处理国际关系，委实是对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最大的执政考验和检验。基于发展中不断巩固起来的自信，中华民族才明确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⑦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政治建设方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ZZ017）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1日。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③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网》。
④转引自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⑤⑥⑦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发表于《人民论坛》（总第407期）（2013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