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历时七年（1980-1987）之久的胡耀邦在中共历史上写下了夺目的篇章。虽然他逝世已经十六年多了，然而经历过那些年代、感受过他功绩的有良知的人，无不深深地怀念他。
在离开总书记的职位到去世那段时间，胡耀邦曾受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等指责。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日渐证明胡耀邦当时的所作所为，是在致力于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的。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出台
1979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向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张立即获得胡耀邦的热烈赞同。
党的十二大开过后，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但在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两种不同声音。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认为，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乃是客观需要。1986年，中央书记处把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列入议事日程，组织一批人对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现状、经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草稿完成后，分送中央有关负责人征求意见。多数人认为这个文件切合时宜，具有指导意义。有些人认为应当总结近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不能回避不谈。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文稿居然没有讲“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十二大文件还算不算数？薄一波则说没有必要搞这个“决定”。
胡耀邦听了起草小组汇报的各种意见后说，文件已经有了基础，但还要再下功夫修改得好些。对那些不赞同搞这个文件的人，由胡启立、王兆国、温家宝等分头去访谈，听取不同意见，介绍起草经过，争取获得赞成。
8月，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第三次修改稿。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二、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他第一点的意思其实就是文稿没有讲共产主义，第二点是没有讲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会上，薄一波一反过去的否定态度，表示赞成搞这个文件。会议决定文件的名称改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
当时，胡乔木听说中央书记处要开会讨论这个文件，便说文件写得不行，没有讨论的基础，建议书记处不要开会。胡耀邦等人认为这个会早已安排，取消的理由不足，会议照常举行。胡乔木没有出席这个会议，让杨尚昆带来意见说这个文件还不成熟。但是，杨尚昆听了会议讨论的发言后也表示了肯定的意见。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将〈决议〉修改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针对〈决议〉修改稿，邓力群等人抛出另一个修改稿，内容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辞句，甚至有这样的话：“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邓力群把这个修改稿送给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彭真、薄一波等二十多人，得到了几个人的赞成。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稿并不满意，特意删去“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那句话。
胡耀邦看了邓力群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因为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果不对这个根本问题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发生“左”的干扰。9月13日，胡耀邦亲自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央常委的信，并于次日征得了赵紫阳的同意，两人联名发出。这封信开宗明义：“我们两人同意起草小组的这个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邓小平看了胡、赵的信，立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好，我完全赞成。”李先念也批示云：“同意小平同志意见。”
9月15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说：某些人放风说，邓力群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挑起争论，旁及其他。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还是要放，而不是收。现在集中力量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决议〉稿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我。你还可以直接找邓力群谈谈。邓小平又说，“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随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些话，并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参见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炎黄春秋》，第151期）。
对于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站得住？在组织上是否合法？胡耀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详细说明了四点理由。
第一点，主要是因为：（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二）共产主义思想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四）这个提法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胡耀邦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言简意赅的阐述，否定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左倾错误的一个理论堡垒。
第二点，〈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说，并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的最高纲领。
第三点，不再沿用十二大的这个提法，合法不合法？由于形势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这种情况在我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胡耀邦在讲话中还列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十一大制定的路线等历史事实，解除了一些人的疑惑，更是对邓力群等人质问“十二大还算不算数”的一个有力回答。
第四点，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对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那句话表示疑义，仅有少数同志主张援引，但是鉴于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我和紫阳同志正式向常委作了报告，这样处理也是很慎重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之争
参加〈决议〉文件起草的于光远回忆说：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大家颇费了一点心思。由于这个口号没有确切的含义，它的使用也带来不少问题。但是大家又觉得这个口号已经用过了，这样一个党中央的文件不用似乎也不妥。最后主张干脆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给它划一个范围。这样的意见，在起草小组内很难说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反正七嘴八舌，大家都同意这样的意见，胡耀邦也表示同意……文件上这么写，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死的概念定义为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目的是防止滥用这种帽子来压人，用这个棍子来打人。但是这么下定义也把这顶帽子、这根棍子的政治分量加重了。当时大家担心，如果限制不了，把这个帽子广泛地使用会带来一些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下决心这么写下来了。
9月28日，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举行，根据出席全会的一位老同志回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全文被宣读后，陆定一发言说：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提过，今天是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十四页第十二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是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字是从那里来的。以前没听见过。是苏联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说我们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1959年刘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以后我也曾经引过刘少奇同志的这句话。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文件，题目是两个字〈通知〉，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和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在《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是由什么旧文化部西安红旗造反团写的文章，就是批判我资产阶级自由化，说我反对思想上“灭资兴无”。证据就是我在中南海怀仁堂对科学家、文艺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讲话里边讲了好几个自由，什么批评的自由呀，反批评的自由呀，保留意见的自由呀，信教的自由呀，不信教的自由呀等等，因此，这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是造反团写的，在这篇文章的屁股后还印了中央的一个什么文件，讲到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经过情况就是这样。我现在觉得文件上如果去掉这几个字，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读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个很好嘛，不要去同“文化大革命”那样说的混同起来吧。别的我都赞成，只有这一句，把它去掉，对于这个〈决议〉丝毫没有损害。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同他们混淆在一起，不同那些错误的东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接着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我们所查的资料，是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国庆十周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第一次用这个词。他的原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还有其他同志也用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得比较多。我们党内确实一度出现过某些同志滥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我所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指的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所以，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有同志提，把“自由”同“资产阶级”连在一块是有毛病的，因为资产阶级它并不是很自由的，把“自由”同“资产阶级”连在一块这个词不一定好。可是呢，有几个情况我们是要注意到的。第一，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毕竟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在观念上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那些从根本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也是不妥当的。这几年，我们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不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乱戴，一般我们是控制得比较严的。第三，我们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保留这个词好多年了，一下子就不要了，可不可能在某些人中发生错觉。我只是提出这么个问题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的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赞成定一同志意见的，也还是有些人，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都得民主、法制，高度的民主、法制以后，哪个社会都不能搞自由化。所以，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电脑都不能搞自由化，都要立法。
杨尚昆反对说：我主张保留这个原意。余秋里说：我也同意保留。
接着，薄一波发言说：关于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大概在大半年以前，定一同志就劝过我，说以后不要用这个词，解释不清楚。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宋任穷同志我们这几个人议论了一下，认为这一次文件上有许许多多争论的词句已经去掉了；定一同志刚才发言讲的这句话，同本文件上所讲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在内涵内容并不是一致的。文件上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自由讨论，自由研究，自由什么，在这个地方出现“自由化”这几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用了这个名词，就是说，当我们提倡开放政策的时候，就提出两手抓，转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这个轨道上来，就同时提出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一点，以后又逐步地提到我们学习、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的一些进步的东西；反过来说，就是资产阶级某些东西我们批判地吸收，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批判地不接受。所以，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宋任穷插话：不一样，两个不一样。）因此，我们主张维持这个文件比较好。维持。
邓小平这时接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在那里敲边鼓的，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把资本主义一套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我们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这是一股思潮，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魏京生、王炳章以及郭罗基这些人都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就是人大通过一个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什么首先做这件事？这就是说明，现在有一股思潮。如果要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是要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所以，我同意这个话，资产阶级自由化该反对，无产阶级自由化也该反对。实际上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它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不满，或者叫修改。我赞成什么自由化都不能有。但是，实际情况是，要搞自由化就是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我们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我认为，自由化本身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写这个。我主张用。
赵紫阳也说：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
接着陈云表态：应当保留。李先念也表态：保留。
胡耀邦总结说：保留，对我们当前的局势有利。至于说将来不要把某些犯错误的人戴帽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再经过多少年的实践，觉得这个名词不恰当，再可以考虑嘛。是不是这一次保持这两个方面基调，对我们的政治局面有利。
李先念说：二十年、三十年还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彭真还说：至于名词本身，我看不是今天我们的主要问题。它现在是讲什么问题，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上海有一位叫王若望。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所以定一同志讲话有他的道理，但我们现在讲这个很清楚，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什么什么什么，是限制得很严的，所以我还是赞成维持原案。
最后经表决，一致通过。主持会议的胡耀邦从顾全大局考虑，对两种不同意见作出了审慎的恰如其分的表示。
与青山绿水同在
但是，时间只过了三个月，因为有些地方出现了学生上街游行的情况，邓小平对胡耀邦谈的关于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和态度有所变化。他说学生上街游行“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还责怪中央没有传达他在六中全会上的那段讲话（邓小平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1986年12月30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194-97）。后来又说胡耀邦实际上主张在六中全会决议上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的谈话〔1987年3月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211）。于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成了胡耀邦的最大过错。
四十岁上下的人都还记得，胡耀邦是在1987年初的“生活会”上受到一场连续几天的批评后，辞去了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尽管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壮志未酬，未能继续推进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他以忧郁沉重的心情度过了二十七个月。1989年4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在亿万民众的心灵中引起的冲击是罕见的。人民哀痛，世界震惊。4月22日举行的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六十年革命生涯和为党和国家创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评价。他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不知疲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献身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谦虚好学，廉洁奉公的高贵品德，更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颂。
一年后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深情满怀的江西共青城一座红土岗上，他和青山绿水同在，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