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身含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它既是理论同实际，理论同实践的矛盾的反映，也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事实表明，随着人类对世界事物接触的加深和扩大，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拓展和变化，包括曾经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在内的既有理论，便越来越难以解释和回答实际、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了，甚至会越来越暴露出既有理论的缺点乃至错误了。这时，就要求理论向前发展，而理论也正是在修正、克服既有理论中的缺点、错误和在假设、试错中向前发展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里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人的思维所固有的某种惯性和堕性，以及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某种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群体、个人的地位、利益的作用，使得一些人易于固守某种解释力已明显低下乃至过时的理论，这就出现了"理论的尴尬"。可见，这里所说的理论的尴尬，指的就是理论人的尴尬。这种理论人的尴尬，突出表现为对过去被忽视了的事实和新出现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即使承认其存在，也千方百计地将其纳入到自己固守的理论框架之中，硬去"解释"，由此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现时代的中国，这种理论尴尬的境况是相当普遍的，不但在主流话语中广泛存在，而且在非主流话语中也存在，只是在主流话语中存在得多些，严重些，不良后果大些。特别是一些靠某种政治权力支持的某些流行言说，既因为不顾理论已陷入尴尬的困境而顽强地去维护，使理论越来越显贫困，又因为唯我独尊地排斥、打压与己不同的其它理论，使那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鲜理论难以产生、扎根、开花。目前出现的所谓"打左灯、向右转"的这种弊病，就是这种理论尴尬的重要表现，对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很不利的。《当代政治言说社会心理分析》这一书稿所要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理论尴尬的表现，对这种理论尴尬的具体辨析，以及对走出理论尴尬的路径的探索。这种讨论，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全方位的改革是有一定价值的。

（一）理论尴尬的表现

流行话语一直在声称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党和政府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行动，并未总是以其做指导。而令一些人感到吊诡的是，有时不以其为指导，却在实践上取得了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功效。这就使自称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行动服务的流行话语，陷入尴尬的境地。

1、在公认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了当地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按：因绝大多数引文的出处已在书稿中注明，故不再重注）一般说来，这种观点，贯穿于他们一生著述的始终，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把已经被消灭了的私有制，又"请了回来"。对此，一些理论人通过费神费力的"思辨"，仍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辩护说，这种正确决定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的，这自然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肯定了这一思想："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这一观点，是他们终生都在坚守着的。但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经过一番讨论和摸索后，果断地决定扩展了原已大大萎缩了的商品经济，以致采用了当代世界各国通用的提法--市场经济，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做出来的吗？一些理论人显得尴尬，采取"不作声"的态度，似乎这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加注指明"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即使加上这一补充，他们强调的仍然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见，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的阶级分化已趋明显时，党和政府强调的是包括阶级之间在内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合作，要求建立起和谐社会来，而这无疑是正确的。对此，一些理论人还是在三十年前的那个"阶级斗争已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徘徊，使自己在新事实、新变化面前陷入尴尬的境地。流行话语还习惯于把一些有价值的学科、观点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如有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决策学"、"马克思主义决策观"等，并随意套在自己所宣扬的理论上。以新闻学、新闻观而论，通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学者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很少谈论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在他们早年谈及新闻领域时，主张的也是新闻的自由、真实和正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反对的是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对新闻自由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压制。今天，有的理论人步左倾错误泛滥年代大谈被歪曲了的"阶级观点"的后尘，把被歪曲了的"党性原则"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的基本原则，这就与事实不相符合了。有人甚至把利用新闻报道宣扬色情暴力和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说成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实在是言不及义、过于离谱了。若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讲过党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这些理论人只能陷入尴尬的境地，即使用"逻辑的推演"和"无尽的联想"，也无济于事。

2、在被多数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支派或正统支派--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理论，占有中心的地位。列宁在二十世纪初，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法亭之后，断定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进入了垄断阶段，而这一阶段被他称为帝国主义阶段，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不但是寄生的、腐朽的，而且已经垂死。同时，他还断定："现在资本家不仅要用战争来争夺东西，而且为了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不但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而且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甚至适应于帝国主义国家与刚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他认为世界既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摧毁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就必然到来，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必将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来。他在同考茨基的论战中，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抬高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的地位，断定是否承认它，是检验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更为尖锐和激烈，不但在本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是如此。他要求将一国专政，通过世界革命，发展为"国际专政"。列宁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理所当然地不再被党和政府采用了。今天，全党同志已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也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了，对内基本山不搞阶级斗争了，对外也不再讲那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更不去鼓动"世界革命"、"暴力革命"了。我国实行的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不实行以推行世界革命为目标的革命外交政策。发扬"奥运精神"，倡导"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追求合作双赢，成了全党全民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硬说我们的决策是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怎么能不陷入尴尬的境地呢？有理论人谈到我国还在实行无产阶专政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列宁最为强调的。但问题不在于书面上的某种说法，而在于实际的内容。本来，列宁指的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试想，现时的中国，是那个阶级向那个阶级实行了专政呢？都不是。我们实行的是列宁所忽视的以法治国的正确方针，不管你是那个阶级的，谁犯法，都不行，这不叫什么专政，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被普遍认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一支--毛泽东思想，本来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它包括通过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包括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包括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包括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这在建国前延安时期召开的中共七大刘少奇的报告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论述。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尽人皆知的胜利。即使在建国初期，尽管由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不认可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在党的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了，但毛泽东思想仍在较为成功地指导着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各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可否认的伟大成就。然而，在1957年夏季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又悄然被提了出来，并在宣传上逐渐得到了强化，及至"文革"，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文革"高潮时召开的中共九大林彪的报告中，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含。这个被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就是要通过跃进的方式，尽快建成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来。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一切敢于质疑和反对这样做的"阶级敌人"，特别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和党内有相当政治经验的负责干部。为了打倒他们，便使用了"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即使闹得天下大乱，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样做终归可以弄得全党全国都得听毛泽东一个人的话，党内外雅雀无声，便达到"天下大治"了。人们这里遇到了两个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而这两个诠释，都是毛泽东本人在场，由两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通过的。两个诠释之原则不同，是公认的，问题是在于那个内容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那个内容是错误或基本错误的，以便于取舍。党在1981年6月做出的那个著名的《决议》，秉承全党同志的意志，正确地选择了前者，摒弃了后者。流行话语至今坚持对被诠释了的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无疑是有道理并可以理解的。但在形式上，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却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所诠释的概念的内容，指导了如从遵义会议算起大约22年左右的时间，而林彪所诠释的概念的内容，指导了如从反右派算起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两者都曾冠上同一个人的名字，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内容正确的冠以毛泽东思想，而把内容错误的不冠以毛泽东思想呢？回答这一问题，必然使流行话语陷入尴尬的境地。三十多年来，在消除这种尴尬上，党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拨乱反正中，党内外的一些先觉者，对毛泽东的严重左倾错误及其危害表现出了强烈义愤，并进行了严肃批判。但当时有些干部和群众仍未完全摆脱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而"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还在利用这种精神枷锁，或兴风作浪，或窥视时机，以求一逞。这样，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便明确肯定了内容正确而为刘少奇所诠释的毛泽东思想，并将其当做旗帜加以高举。他们深知，这里的内容主要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多数不能直接用来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这里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原则，却是十分重要的。《决议》中将这三项原则，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不但显得很有见地，而且能以自圆其说。与此同时，把内容错误而为林彪所诠释的毛泽东思想，以及包括毛泽东本人晚年思想在内的一切错误的言论，统统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问题提得明确和果断，这在当时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党认识水平的提高，使这样的问题摆在了理论人的面前：诚然毛泽东思想非毛泽东一人所创，但做为主创者，他在晚年的思想，既已成系统而非支言片语，其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有着哲学方法论和伦理道德上的根源与支撑，且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怎么能轻率地从毛泽东思想中排出呢？他在晚年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时间，几乎与他在中年的思想，指导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时间大体相同，而且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相比，已属"过去时"，对于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时期正是"现在时"。这样，流行话语仅仅因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就说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而中年毛泽东的思想因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才是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不足以摆脱尴尬的境地。

（二）理论尴尬的辨析

这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稍为详细一点地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尴尬进行辨析，从而揭示出这种尴尬的危害性和克服这种尴尬的必要性。

1、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人类智慧的产物，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中最为科学的一种。应当看到，人类社会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总有两种类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存在，一为保守型，一为变革型。相应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有稳定和变动这两种属性，有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反映前一属性，成为保守型理论，有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反映后一属性，成为变革型理论，这当然与阶级的、集团的地位、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两种社会思想理论中，只要是经过认真地、客观地研究了社会实际的，就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前者的科学性在于反映了社会中现实的、已然的方面，其功能性在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业已取得的文明成果。后者的科学性在于反映了社会中理想的、应然的方面，其功能性在于揭露现存社会制度的陈旧性和促使社会迅速发展。两者孰优孰劣，在一般意义上是不能确定的。在这里，必须克服在革命者中相当流行的变革型必然优于保守型，保守型必然劣于变革型的传统观念。当一个社会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时，保守型的理论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是主要的，而变革型的理论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是次要的，甚至会因急躁冒进、拔苗助长而起破坏作用。当一个社会处于停滞僵化状态时，变革型的理论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是主要的，而保守型的理论所起的积极作用就是次要的，甚至会因维护衰朽、阻碍前进而起反动作用。当然，两种类型的界限是相对的，相互渗透的，没有纯粹的保守型，也没有纯粹的变革型。具有科学精神的理论人总是追求绝对的"全面性"，但得到的总是相对的"全面性"，从而或侧重于保守型，或侧重于变革型。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是属于变革型，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为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解放在这个制度压迫下的无产阶级服务的。但他们的理论高于其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如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的社会主义和欧文、魏特林、克利盖的共产主义，是在于他们具有高超的认识能力，广阔的社会视界，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们认真学习和吸纳了古代与近代许多有价值的学说，特别是研究、批判和借鉴了一些具有高度人文精神和深厚学识基础的近代、同代思想家的理论，如弗·培根、斯宾诺莎、狄德罗、霍尔巴哈等人的模糊、朴素、机械的唯物主义，康德、黑格尔的辩证的唯心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以劳动价值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说，以及洛克、卢梭以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思想。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又高于同代那些侧重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以致它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一个半世纪多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并仍是当代具有一定生命力的社会思潮。时至今日，除了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人士外，其它一些国家的有识之士也在从它那里吸取思想滋养，在前几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经济危机中，一些非社会主义者到《资本论》中去寻找答案，就表明了这一点。但即使如此，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特别是他们的变革型理论所固有的缺陷，使他们的理论同任何理论一样，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绝对全面的，其中含有错误是难免的。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只是讲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个一直被以往思想家们忽略了的原理，而对"反作用"的原理未予指明。他们在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运动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地位，用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运动是绝对的"，但正如后来爱因斯坦从物理学的角度所说的那样，并没有所谓的"绝对运动"，因为没有实验依据。他们在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的弊病时，忽视了私有制在某种时空背景中的积极作用。他们在指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时，认为一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生产便会停止，而这是不确的。他们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世界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但他们对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生产剩余价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他们对阶级斗争的深刻见解远超过了前此的一切阶级斗争学说，包括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基本上否定了阶级之间的合作这一历史和现实中的普遍现象，就陷入了一定程度上的片面性。值得指出的是，他们从不把自己的学说当成不变的教条，曾修改过自己的一些不当提法或从另一角度补充了自己的不完善的提法。在马克思代表他和恩格斯于1859年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后，恩格斯又代表他和已经去世的马克思于1890年作了自我批评，指出了他们未能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们在阐述辩证法时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但有时也讲过"包含合作"、"互相均衡"的话。他们在1848年讲的是"消灭私有制"，而在1867年便有所限制了，即消灭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同时讲了"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1857--1858年指明了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并在1867年详细论证后，又在1879年说："我把资本家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恩格斯在1891年还注意到："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他们在青年时代的那种激进的主张，如1848年讲的"只有用暴力"的提法，也被中老年时代的较全面的提法取代，如1891年恩格斯就讲过"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

流行话语总是翻来复去讲马克思主义是必须坚信不移的客观真理，只能"与时俱进"、"发展创新"，而不提马克思主义也是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学说，不提其中必有局限性和错误，也不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突破过自己的局限性，纠正过自己的某些错误。有理论人声称，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任何错误，如果说出现了错误，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教条式的理解"，或把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在了马克思主义的身上"。不可否认，后两种情况是存在的，是应予澄清和辨析的。但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会有错误，就明显地违背事实了。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的一些措施，正是在突破或纠正马克思主义中的局限性和错误中进行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也谈不上什么离经叛道。既想维护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又想硬去用马克思主义去框套一切，怎么能不陷入尴尬的境地呢？这种理论上的尴尬，又会给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定和实施造成困难：一些人正是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白纸上写的黑字，说党和政府的某些政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并站在"左"的立场上进行攻击，例如说保护和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并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心。也有理论人用"基本原理不变，个别原理可变"的提法，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所说的这类话，是告诫人们不要拘泥于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而要善于运用他们的理论，并注意发展他们的理论。这里的"基本"一词，与"本质"、"主要"等词是近义词，而按黑格尔的说法，本质是相对的，某一规定，时而是本质的，时而是非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固定不变的，想要把某几条原理定为基本原理，并宣布不能改变，其余则宣布为非基本原理，可以改变，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有人曾这样做过，结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以"消灭私有制"的原理来说，在一般时空背景中，它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在某种特定时空中，它才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就一直用这个基本原理，要求立即着手进行所谓"剥夺剥夺者"的"第二次革命"。看来，企图用非基本原理可以改变的说词，来辩护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帮倒忙。这里的根本问题正是在于，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是绝对全面、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看，不但列宁主义曾正确地克服过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之处，如列宁在1907年对马克思"常常犯错误"的批评，而且社会民主主义，也曾正确地批评过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之处。当年伯恩斯坦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是发人深省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去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他还举例说："《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结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伯恩斯坦的错误并不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在于他当时生活在英国，受那里阶级斗争和缓的环境的影响太深了，以致完全忽视了俄国等国即将发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

2、列宁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派，前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在世界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后者则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世界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列宁主义在超越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其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无产阶级政党论，社会主义改造论与社会主义建设论，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和实践功能。列宁主义的重要价值，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暴力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成果和中国革命胜利的成果，必须予以积极的评价，肯定其在主要方面的成就。就是在现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上，列宁反复强调工农群众对专政机关的监督，为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他曾会同他的战友斯大林向他的另一战友托洛茨基的"拧紧螺丝钉"做斗争，又曾会同他的战友托洛茨基向他的另一战友斯大林的"工农检查院"做斗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提出的"从个人利益上"关心劳动者的思想，对于克服"爱护共产主义纯洁性"之类的空谈，是有作用的。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对于今天进步人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有一定的意义。列宁将唯物辩证法熟练地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一切革命者树立了榜样。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一些原理，特别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和自我批评的原理，至今对于我党的自身建设，仍有重要的价值。列宁本人就是一个认真求实，作风正派，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人。但是，列宁主义本身，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蕴含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在过分膨胀的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列宁把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看得过低，把欧战（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得过于紧急和迫切。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表明他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世界范围内胜利的可能性。从他急于将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国专政发展为国际专政的做法，就可以看出他没有完全摆脱"输出革命"的影响，以致造成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利后果。他在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时，过分强调了阶级分析，连"急性病"这种经常发生在各个阶级成员身上的心理现象，也被他戴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在阶级关系上，也只提斗争这一面，而不提合作这一面。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上，他表现出了忽视民主的倾向，认为民主只有阶级性，而无社会一般性。他在十月革命后，对考茨基要求他"及时地用民主代替专政"的善意告诫，极为不满，甚至不顾考茨基赞颂十月革命的正确表态，而咒骂考茨基为"叛徒"。他在十月革命前因被临时政府通缉而躲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草棚中写《国家与革命》时，忽而说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是"暴力的组织"，忽而说"民主意味着平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该书属于匆忙之作，出现自相矛盾之处可以理解，但细心的读者仍能从中看到列宁对民主问题理解的偏颇，这对后来的列宁主义者普遍忽视民主的心态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列宁的那种激进的政治理念和决策，与他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某种缺陷是有关系的。继恩格斯断言"运动是绝对的"之后，列宁进一步断言"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斗争则是绝对的。"正象恩格斯忽视了静止的重要性那样，列宁忽视了统一的重要性。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做为一个正直、诚实的革命家，当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时，能以坦率地承认而不文过饰非，并坚决地改正。在夺取政权前是如此，在掌握了政权后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经过三、四年的实践并遭到了碰壁，在总结教训时，列宁公开说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有所改变，甚至要求"采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苏维埃政权果断地停止了余粮收集制等"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行了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他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要求苏维埃国家努力做到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不再主张向外输出"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国际专政"了。列宁的自我批评精神本应成为列宁主义的重要财富，但遗憾的是后来众多的列宁主义者丢掉了它，喜欢文过饰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

流行话语在声称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时，之所以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除了因为没有看到列宁主义尽管有着深刻的科学内含和强烈的革命精神，但毕竟包含着一些错误和缺陷这一点外，就是忽视了时代变化对理论功能的重要影响。二十世纪上半叶，被列宁和斯大林称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是现在人们称谓的战争、阶级斗争、武装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那时，列宁主义的一些主要原理，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基本上适应了时代要求。人们记得，无论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但广大工农群众，而且众多知识分子，纷纷左倾，列宁主义名声大振，共产党、工人党纷纷建立，并在俄国和中国等国取得了政权。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则显得比较消沉。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发展成了时代的主要潮流。此时，列宁主义的的一些主要原理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其缺点和错误也暴露了出来。人们看到，一些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还在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已基本放弃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革命的飞快进步，社会财富的猛烈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阶级矛盾普遍缓和了，以致阶级之间的合作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暴力革命成了罕见的现象，世界性的战争没有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中，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政党纷纷垮台，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下台，是列宁主义在总体上已落后于时代而遭到重创的必然结果。流行话语往往只把原因归结为个别领导人的"背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上，却不从深层次上去找列宁主义政党本身的问题和列宁主义的某些先天性的不足与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比较消沉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显得活跃起来，人们不但记起了考茨基和普列哈诺夫，而且开始记起伯恩斯坦来。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纲领也社会民主主义化了。在苏东剧变中站住脚根的法共、西共、希共、日共，都在纲领中去掉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连东山再起的俄罗斯共产党，也去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运用列宁主义的那些著名原理，而广泛吸纳和借鉴了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等国的体制和经验。看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地位，已取代了列宁主义当年曾有过的地位，并不为过。面对这样的事实，硬说列宁主义是符合于现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正在指导着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怎么能不陷入尴尬的境地呢？而声称"坚持"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不管主观动机如何，不正是在客观上给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提供了"理论根据"了吗？

3、在对毛泽东思想前后两个时期的内容进行对比时，人们不难看到两者原则上的不同，但往往忽视两者的某种联系，而找出这种联系是有某种必要性的。唯物辩证法总是在对立的地方，看到统一，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相同。两个报告中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有原则上的不同，但毕竟有个别的重合之处。那个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否绝对正确，而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的成分、因素呢？非也！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思想被明确地树立起来，党前进了一大步。但有些被接受了的提法，是有缺陷的。如承袭列宁主义的观点，说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在正确地否定教条主义时，还保留了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的观点，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括物理学"。在批判所谓"人性论"时，将阶级观点绝对化，否定了一般人性的存在，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些成分、因素，导致党在那一时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一些错误，如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就是如此。这些错误的成分、因素，在而后逐渐发展起来，直至1957年夏季后发展成为那个内容错误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左倾路线，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危害。那个内容错误的毛泽东思想，是否绝对错误，而没有任何正确的成分、因素呢？非也！毛泽东晚年尽管陷入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但他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愿望，是值得肯定的。他对底层群众的疾苦、受压是同情的，对官僚主义漠视人民的利益是痛恨的。他所倡导的放手发动群众，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和行为作斗争的做法，也有合理的成分、因素。这些正确的成分、因素，是同毛泽东晚年仍然能给国家和人民做了某些好事，密切相关的。显然，这些正确的成分、因素，同那个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正象那个内容错误的毛泽东思想是同那个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中的错误的成分、因素有内在联系一样。然而，不能因此就将这两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捆绑在一起或混为一谈，统一定位在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上。这样做，即使出于良好的愿望，也还会带来这样的消极后果：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悄悄地、有意无意地塞进毛泽东思想之中，为抵制深化体制改革制造困难。流行话语在谈到建国后六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对比时，必然涉及到两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于这种对比，在逻辑上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因为"前三十年"这一概念有着复杂的内含，其中的前七年，虽然不提毛泽东思想了，但那个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在起指导作用，我国不但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还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改革。接着开始了大规模地经济文化建设，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又进行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而"前三十年"中的后三年，正是粉碎"四人帮"后，由华国锋主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拨乱反正"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组织上的准备。面对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民主革命中形成，并成功地用来指导了民主革命，而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正确的这一勿庸置疑的事实，那种坚持只有把内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算做毛泽东思想的流行话语，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从1957年夏起到1976年秋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呢？人们公认，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基础上，才提出了新时期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流行话语还从1981年6月《决议》中讲到的"实是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中，找到了似乎可以在社会主义时期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依据。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原则并非毛泽东思想所独有，而是进步人类所共有。以实事求是来说，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讲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汉书·河间献王传》就明确赞扬了"实事求是"的为政原则和处事原则。尼克松总统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也肯定和运用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群众路线来说，古今中外聪明的政治家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现代民主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含义是相通的，都要求重视民众的利益、愿望、要求、力量，甚至启发民众、教育民众，发动民众，只不过是所用词汇有所不同，所侧重的群体有所不同而已。以独立自主来说，一切正直的、有成就的政治家、官员、干部、知识分子，都是爱国主义者，都会在自己所能的范围内，维护国家的独立，并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赖外国、外部势力，更不奴颜卑膝，屈服于外国、外部的强权。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这些至关重要的原则，是十分必要的和有益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表明，在遵义会议后的二十余年间，甚至更早的时期，毛泽东对自己倡导的这些原则从总体上说是做得很好或较好的，但从反右派开始直至他去世的近二十年间，毛泽东对自己倡导的这些原则从总体上说是做得较差或很差的。有人可能觉得他在言行中一贯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其实，他在晚年运用这一原则时，把国门弄得闭关自守，盲目排它了，使自己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这种难堪的境地，终于促使他不得不与刚刚被他攻击为不共戴天的帝国主义分子，握手言和，从而打开了中美新关系的大门。

流行话语为了说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必要，反复强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功绩，尽力避免述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犯的具有长期性的严重错误，很少提及他的政治理念和路线的错误，并且几乎不研究、不谈论这些错误的哲学方法论和伦理道德观上的根源。这样做，不但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树立改革开放的决心与信心，而且不利于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可靠的历史资料，做到对历史负责，实现理论人应有的崇高的义务。如果说，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具有长期性的政治错误，在党的1981年6月《决议》的前后，当时的流行话语做了较为深刻地分析和评价的话，那么，现在的流行话语则有些倒退了。而无论当时和现在，对这种错误在哲学方法论上和道德伦理上的根源，都未能做出深刻地揭示和评价。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一个喜欢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他在延安时期认真学习了刚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马克主义哲学著作后，给众多干部讲过哲学，建国后也多次号召党内干部学习哲学和学点逻辑。他善于联系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并且不时地引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例子，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授哲学，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他那"两点论"，至今还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全面地认识事物，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晚年，他把唯物辩证法片面化和庸俗化了。列宁认为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而毛泽东又将这种带有片面性的观点"发展"成了"斗争哲学"，并广泛运用于所谓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之中，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果。列宁在讲"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时，在"对立面"的后面打了个"？"号，而毛泽东却常常把"转化"简单地弄成对立面双方地位的对换。毛泽东在哲学上常常陷入相对主义，使他的判断和决策多有出尔反尔之处，并使众多高级干部无所适从，即使想"紧跟"也难，连刘少奇在被打倒之前也觉得"跟不上"。毛泽东还曾几次对来访的日本朋友说，要感谢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这里的"辩证法"，明显混有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成分了！用这样的"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至于伦理道德对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的影响，在毛泽东的身上也是明显的。不可否认，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伦理道德上对自己的要求是较严的，他是努力践行"老三篇"中的那些要求全党同志做到的高尚道德准则的。但是建国后，在党内外一连串的"万岁"声中，他骄傲了，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私心膨胀起来，集中表现为个人权势欲和虚荣心上。如果说他那个"跃进"思想和行动，还是出于良好的迅速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愿望，无非是好心办了错事的话，那么他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外知识分子、党内"走资派"的思想和行动，则主要是出于维护他自己那已经高得不能再高的权威和荣誉了。在1957年，他真的相信入党多年的丁玲、冯雪峰和非党朋友储安平等人的"鸣放"，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吗？未必！他从他们的言论中，感到了对自己的不敬。在1959年，他真的认为与他共事多年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发言"，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吗？未必！他从他们在会上对"大跃进"的批评中，感到了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在1966年，他真的认为他的战友与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组成了"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了吗？未必！他从他们没能对他的"最高指示"绝对照办而他们的威信却日益上升的事实中，感到了对自己地位、荣誉的威胁。他在晚年总是突出"我"字，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不时听到他愤愤地对人说，某某的话"是对着我的"，某某"是反对我的"，该人便立即被打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显然，他那阶级斗争理论，含有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的理论之外的虚化成分，即整治党内外的"异已者"和强化自已的"绝对权威"的成分。必须打破至今还在制约着人们社会心理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对领袖人物的道德缺陷不能议论，不许议论，否则就是犯了大忌。伦理道德对政治理念和政治路线是有重要影响的，从这样的事例中即可明显地看出来：1959年的卢山会议，毛泽东的原意是纠"左"，这无疑是正确的、迫切的，但彭德怀的"意见书"刺痛了毛泽东的权势欲、虚荣心，他便改弦更张，批判起"右倾机会主义"来。持续反"右"的结果，终于演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在许多问题上，只有揭示出伦理道德上的根源，才能够解释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在左倾路线上愈走愈远，而又不思悔改，才能够促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从伦理道德上吸取教训，增强提高道德水平的强烈意识和在无人监督时的"慎独"精神，牢固树起做官必先做人的观念，不但不去追逐享乐、物欲，而且不去追逐权势、虚荣。流行话语的持有者未必不知道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却以所谓"维护领袖威望" ，"防止对党抹黑"，"注意民族形象"，"照顾国际影响"等经不起推敲的理由 ，想方设法将毛泽东晚年道德上的重大缺失予以抹杀，连1981年6月《决议》中提到的与道德情操有关的毛泽东的"骄傲"，也不再提了，甚至散布政治高于道德和法律，为了据说是正确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这怎么能够不在事实面前陷入尴尬的境地呢？当然，在非主流话语中，也有人不顾事实，任意夸大毛泽东晚年道德上的缺陷，说他品质恶劣，荒淫无耻，不择手段，专门整人，一件好事没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攻击，也使他们自己在确切的事实面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这两种极端中，都有一部分人是为了反击对方而故意所为的，以为只有用极端的方式，才能消除另一极端的影响，殊不知这样做只能强化各自的片面性，却无法摆脱尴尬的境地。

（三）理论尴尬的出路

要打破理论尴尬的局面，就要认清理论的性质，特别是科学理论--真理的性质。从这里入手，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到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社会情境中，考察具体的尴尬处境，从而找到或探索出摆脱尴尬的出路。

1、任何科学理论--真理，不但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相对性，这是哲人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真理发展史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对于真理的绝对性，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哲人们已经在事实上认识到了，因为人就是要在实践中把握确定的、普遍的东西，得出确定的、普遍的结论来的。但对于真理的相对性，哲人们只有模糊的认识，例如中国古代的名家公孙龙即有"白马非马"之说。古代和中世纪的实践发展水平，使真理的相对性问题，还不能在哲学界中被明确地提出来。只是在近代哲学的开创人之一的弗·培根那里，才开始认识到："即使在普遍性的命题中，我们也不要求精确的或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后来，在一些著明哲学家那里，出现了对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明确论述，而其重点就在对相对性的阐述上。所谓"休谟问题"（波普尔称为"归纳问题"）和"康德问题"（波普尔称为"先天综合判断的有效性问题"），就其认识论实质来说，是对真理具有相对性的一种承认、折射和无奈。费希特明确地指出：人的认识"不能穷尽一种对象的所有属性。"后来，黑格尔在一次讲演中，总结了人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一种真理同时又是一种不真的真理。"在他看来，"真理就是全体"，而单个的判断，即使是正确的，也会因为无法囊括复杂的背景和无尽的因素，而显不真，"判断的形式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对于真理的相对性有着深刻的论述。他在批判杜林的旧形而上学观时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在这个有限的领域之外 ，"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他还用波义耳定律这一科学理论和雷尼奥对它所做的改进，说明了真理的相对性。他在晚年评论费尔巴哈的哲学时指出："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我们就把……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人们己经认识到，从客体、事物的属性上看，那都是如马克思说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以致这些属性是不可穷尽的，并且处于变化之中。而从主体、人的属性上看，那都是具有认识的局限性，即恩格斯说的"非至上性"的一面的，并且也都处于变化之中。到了爱因斯坦的时代，他在创立狭义相对论过程中所作的"理想实验"揭示了，在与光速接近的高速运动中，运动客体在观测主体看来，长度缩短（"尺缩"）和时间变慢（"钟慢"）的测量效应发生了，客体的时空性质，对于主体具有依赖性。这一现象，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真理的相对性的认识。在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中，特别是在科学主义的哲学家中，真理的相对性的观念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从以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从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到沙佩尔的科学实在论，都着重阐述了真理所具有的不完全性和可变性。罗素说的"我们科学知识中可能是肯定的一切，只是就一定时间内一定理论得到优选来说的"，罗蒂说的"没有君临一切之上的合理性结构"，已几乎成了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共识。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也证明了真理所具有的相对性。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包括热力学和电磁学）在约二百余年间，一直被认为是不能超越的真理，但在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中，它就被超越了。二十世纪初，牛顿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的传统观念，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时空观念打破了，整个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因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叶和下半叶，在新的科技革命中，产生了系统科学，从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维纳的控制论、申农的信息论（"老三论"），到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新三论"），引发了非线性科学（孤子理论、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的诞生，从而改变了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所描画的世界图景。在此期间，科学家们对宇宙空间大尺度的一些现象所做的观察和研究，又构成了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挑战。可见，人们总是在追求"绝对真理"，但得到的却总是"相对真理"。在自然科学上是如此，在社会科学上也是如此。做为社会科学真理体系中的一环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对于使用"主义"一词，应持审慎的态度。英语中的词尾ism和俄语中的词尾изм，都既可译为"主义"，又可译为"教"，很明显，"主义"与"教义"是近义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弄成教义、教条，弄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或永恒真理。在马克主义理论创立后的1853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使用了"马克思派"一说，对此，马克思未置可否。到了1867年，马克思的朋友库格曼医生首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对此，马克思不以为然。后来，当马克思听说有法国社会主义者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时，立即表示愤怒，并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除了因为他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外，还因为马克思不愿意将自己的理论弄成教义。在马克思去世后，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恩格斯也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但那只是偶尔地使用，他更多地是使用"马克思学说"一类提法。值得指出的是，把"主义"同个人连在一起是有一定欠缺的，因为这会促成宗教式的个人崇拜，造成把他（她）的每一观点，甚至每句话，都当成一种成熟的见解来领会和遵循。而如把"主义"同某种深刻的理念连在一起，这种欠缺就会小些。例如将"主义"与"共产"连在一起，称"信仰共产主义"就会好些。正因为"主义"与"教"的含义相近，当年一些攻击马克思是"教主"的人，就曾用"马克思主义"来攻击过马克思本人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遭遇也曾如此，那些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就攻击列宁的思想和策略为"列宁主义"，并嘲笑追随列宁的思想和行动的人为"列宁主义者"。中共党史上也有类似事例，据陈毅家属著文称，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他便认为陈毅由于是非不分、善搞人缘，才得以多票当选，毛泽东愤然在贬意上使用了"陈毅主义"的提法。当今流行话语在谈论马克思主义时，要人们"信仰"，甚至是"笃信"，这就带有教义的味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政党，已不大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而多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列宁主义的一些政党，也逐渐不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而多用"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至于中国共产党仍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固然与马克思主义仍有一定生命力和仍在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有关，也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时实际情况有关，而非单纯出于"老祖宗不能丢"的古训。只是要注意防止将其教义化，特别要注意对这一变革型的科学理论的既有叙述框架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变化了的时代需要。在调整中，既要认真挖掘被人们广泛忽视了的，甚至是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没有强调的文本资源，即他们讲过的一些未被重视的话，又要认真吸纳现代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包括那些自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理论人只有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敢于并善于在新事实、新实践面前，进行大胆取舍，不是让事实、实践服从"主义"，而是让"主义"服从事实、实践，才能摆脱尴尬的境地。

2、任何科学理论--真理，不但具有一元性，而且具有多元性，这也是哲人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真理发展史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在古代，哲人们在对真理的追求中，大体想到的是一元性，古希腊的哲人们追寻"始原"，就表明了这一点。但也有人模糊感到了多元性的存在，象古希腊爱利亚派的芝诺就说过："运动的东西既不在它所在的地方运动，又不在它所不在的地方运动"。人对于真理的一元性的追寻，导致近代哲学家达·芬奇说出了"真理只有一个"的命题。这一命题对于人们追求真理，并得出明确的结论是十分重要的。几个世纪来，思想家、科学家和政界、学界，从黑格尔到毛泽东，都肯定了这一命题的重要性。但自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种种事实，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真理的确只有一个，但在另一意义上，真理并不只有一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启示人们：人的认识环境、条件不同，相对独立的主体与相对独立的客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亦即主体观察客体的参考系不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察者的主体来说，便会显示出不同的性质来，因而主体所做的结论，即使同样是正确的，也会有所不同。这就丰富了人们常说的，对同一事物，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便会有不同的结论，这种常识性的见解。如果说相对论是从宏观视角来阐述认识论中的这一重要事实的话，那么量子力学则是从微观视角来揭示认识论中的这一重要事实。其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的海森堡所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定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定得越精确，粒子的动量就测定得越不准确。在用哲学观点阐述这种"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时，该学派首领玻尔提出了一个与牛顿线性因果观迥异的"互补（并协）原理"。玻尔指出，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原子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备性；在微观领域中，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运用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些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后来，物理学的一些新发现证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仅是限于原子尺度上的现象，甚至人的思维过程或认识过程，也表现出了"量子行为"的特性。维也那学派首领石里克还注意到：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方程与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方程并不相同，但在描述微观粒子的因果制约性上，两者在数学上等值。他得出结论说："海森堡的理论与薛定谔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学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理论的启示下，二十世纪的众多哲学家都认识到了真理所具有的多元性。科学哲学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库恩说："一位科学观察者按规定进行的活动，是能以用无数方法加以描述的。"劳丹则肯定："一个领域中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研究传统的现象是常规而非例外。"这也就是奎因所说的："对同一世界的不同陈述"。爱因斯坦虽然在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与玻尔等人发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但他在思想方法论上却与玻尔等人有一致之处。爱因斯坦明确肯定了："对应于同一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很不相同。"他在晚年总结"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时，要求人们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论来认识客观对象，而不能只拘泥于某一种方法论，不要担心那些坚执于一种固定体系的人，说自己是"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的西方"语言学转向"和"现代解释学"中，从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理论，到罗素的"同构"与"信念"的理论，再到伽达默尔的"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使人们既可以认识到对同一概念会有不同的解读，又可以领悟到对同一对象会用不同的概念来描述，它们皆可以为真。现代思维要求，不应当把任何一种科学概念，说成是唯一科学的概念，而绝对排它。即以人类所追求的未来理想社会来说，我们共产党人将其称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其他人还可以将其称为"人人自由的社会"，这些称谓，都以实现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高度发展和实现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公平正义为两个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高程度的真理性、功能性和生命力，并不能成为把它当成唯一科学、只此无它的理由。其实，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不但有差别、对立乃至互斥的一面，而且有一致、统一乃至互补的一面。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他们的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种种社会思想理论之间的相异之处，这是任何一种新思潮在创立的始初，都在所难免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讳言他们的理论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联系、共同点，甚至认为自己学习了这些先人的优秀的思想成果。他们所主张建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即人人自由的社会。这与从十七世纪的洛克古典自由主义到二十世纪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具有一致性，难怪自由主义大师罗素把马克思主义赞许地称为"自由主义的一支"。当然，这"一支"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或基本找到了达到"人人自由"的途径，其要义在于唤醒处于最不自由地位的无产阶级起来斗争。马克思主义所未涉及到的领域，也需要某些优秀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补充。正因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确地引进了一些流行于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等。与此同时，复兴了被"文革"中盛行的虚无主义压杀了的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以及自雅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思想，如理性、自由、民主、宪政等思想。国内一些学者也在吸纳国内外一些优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有别于主流话语的新的解读，这都是正常的、有益的。人们不难看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不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一些源自古今中外的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优秀理论也在事实上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按理说，不管它叫什么"主义"，只要它是正确的，或有正确的成分、因素，就要以其中的"正确"来指导。要允许和鼓励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并存，允许和鼓励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有别于主流话语的新的解读与主流话语的解读并存。黑格尔说过："每一个观点都有其正确性的一面"，恩格斯说过："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这样，黑格尔的这一告诫就是值得重视的："只按照一个准则行动，他就是一个迂腐的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在五十年代就提出过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和善于兼容并包，在互相交往中，竞争、批评、吸纳、接受、补正，从而明辨是非，发展理论。当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卡托斯，从自己坎坷的经历中得出结论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独断化、唯一化，"理论多元论"要高于"理论一元论"。对待党和政府的那些经过慎重调研和充分讨论的科学决策，不同于对待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争论，前者要求立即步调一致地行动起来，后者则往往要持续讨论，以致长期共存。马克思主义与某些非马克思主义要通过交往和互动，实现互补和双赢，而不能要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以致于设想有那么一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思想理论界，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各种较为优秀的社会思想理论，从原来各自的"基地"出发，"殊途同归"，共同汇成真理的海洋，以致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并大体一致的话语范式和概念体系。自然，马克思主义在汇成这个真理的海洋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做出重要的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既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也要包括非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克服那种习惯于在两极对立中思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唯我独尊的真理体系，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成是绝对排它的正统解释的心理，才有可能走出理论所陷入的尴尬境地。有些理论人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纯洁性"，承袭左倾泛滥年代对"百家争鸣"所做的曲解，即"放马克思主义的鲜花，灭反马克思主义的毒草"，不是平等地进行讨论，心平气和地讲清道理，正常地开展批评，而是以绝对真理的占有者的身份，用盛气凌人的口吻，对不同观点进行口诛笔伐，动辄使用诸如"恶意攻击"、"别有用心"、"敌对势力"等说词进行"革命大批判"，在讲不出道理时，便惦记着促使政治权力参与打压，而对与己观点相同者都封为好同志、好文章、好著作、好讲话、好课堂，并声言要给予坚决的支持，这是造成近年来出现的理论匮乏、浅薄，以及低水平重复等现象的重要原因。也有些理论人在辩护党和政府在实践中运用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实践这一现象时，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高傲态度，硬说这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出的，因为据说"凡是正确而有效的理论都属于马克思主义"，这种态度，怎么能不在尴尬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呢？当然，在非主流话语中，有理论人走向另一极端，或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非科学理论，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总体上已经过时的理论，有谁谈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讲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与个人的局限性，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错误，需要改进和修正，需要调整叙述框架，也立即做出看不起人的样子，并要求人们都按自己所信奉的"主义"来进行观察和思考。这些理论人，在马克思主义被用来做指导并取得明显效果的地方和时候，陷入尴尬的境地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能认真读几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并对相关背景做一简要了解，而不只是从流行话语中乃至众多的、千篇一律的教材中，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也许会对走出理论尴尬的境地有所助益。

3、任何科学理论--真理，不但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亦译为主体性），这同样是哲人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真理发展史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智者普罗塔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一说，显出了真理的主观性的思想萌芽。但从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理是知识与对象的"必相符合"的思想出现后，直至中世纪后期，哲人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真理的客观性上。到了近代，无论被称为经验论者的弗·培根，还是被称为唯理论者的笛卡尔，都较为明确地意识到了真理的主观性。弗·培根锐敏地发现："人类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和各种情绪的灌浸的。"笛卡尔则宣称："我思故我在！"不过，后来的哲学家，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忽视了弗·培根和笛卡尔之重视真理的主观性的思想，这种"忽视"甚至影响到了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但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那里，真理的主观性还是被突出出来，并在黑格尔那里，得以把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起来。黑格尔在创立自己的新学说时曾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接着，他又说："事物纯全是有用的，并且只可以从他们的效用去考察他们。"后来，黑格尔又把真理看成是主体对客体，即人对事物进行"陶铸锻炼"、"施加暴力"的结果。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把旧的唯物主义改造成"新唯物主义"时指出，事物不但是人的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人的"欲望的对象"、"需要的对象"。他指明，对真理不但要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而且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后来，恩格斯在考察人类认识史和个体认识过程时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人们知道，列宁曾反复强调真理的客观性，但在他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后，意识到把握真理的主观性是同样重要的，以致说出了"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这样的话来。诚然，没有人，客观世界仍然存在，但却不会有那个"客观图画"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人，也就没有所说的真理。难怪列宁几次引述过当时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这一点，至今为中国哲学界所忽视，甚至被众多理论人所否认，但在当代世界哲学界中，这一点，却取得了相当的共识。与列宁同代的哲学家胡塞尔是现象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对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批评时指出："正是意向性--即是说，先验的--现象学通过自己的出发点和方法照亮着主体。"他的弟子，被称为存在主义者的海德格尔认为："即使最纯的理论也不曾甩开一切情绪。"他还指出：真理同"此在"（dasein即人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弟子（也是胡塞尔的弟子）萨特更明确地说：真理总是"人的真理"。当代批判的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波普尔也说："知识在各种主观形式中都是倾向性、期望性的。"这也就是说，从真理的主观性出发，必然导出真理的倾向性。在研究大尺度的宏观世界（即钱学森称谓的"宇观世界"）的现代宇宙学中，英美一些科学家提出的"人择原理"虽未得到广泛认可，但却启示着人们：宇宙总是人心目中的宇宙，人对宇宙所做出的真理性的判断，归根结底是于人有利的。在研究微观领域的现代生理学（脑科学等）和现代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等）中，较为深入地探索了人的神经过程、心理过程的特点，揭示出了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指向性和选择性。人的感觉是个信息过滤器，而思维则对被过滤的信息进行加工整合。而这种认识过程又是同人的情感需要密切相关的，即如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说的人的"情感中心的转移是同认识中心的转移相关联的"，而情感正是人的利益的驱动器。只有承认真理的这种主观性，才能使真理的客观性生动起来、活跃起来，而不致成为如旧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呆板的东西。当然，如果把主观性孤立出来，离开了客观性，真理就会转化为黑格尔指斥过的"坏的主观性"，或毛泽东批评过的"主观主义"，从而变为谬误。

真理的这种主观性、倾向性，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中，突出地表现在党性原则上。但在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一些误解和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为以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创立者，只是偶尔地讲过党性。（笔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只查到恩格斯在1846年"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的对"没有党性"的批评，以及马克思在1860年5月8日給费舍的信中对"持极端片面的党派立场"的批评，两人都未对党性问题展开论述过）在列宁的时代，随着政党之间斗争的激烈，党性这一概念被频繁地使用起来。列宁在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论战中，指出唯物史观"本身包含着所谓党性"，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全面、更深刻"。就是说，正确地运用党性原则，就能抓住代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面，从而比维护现存社会保守方面的客观主义，更能坚守客观性原则，这就是党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列宁在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论战中，指出在几乎无民主可言的沙皇俄国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如果允许不受组织约束，不参加组织生活和活动的"自行列名入党"的人入党，如果党员个人可以不服从党的组织，党的战斗力就无从保证，党的利益、纲领、策略就无法实现。可见，列宁所讲的党性，主要指的就是这种基于党的利益的高度组织性。人们知道，正是这种党性原则，保证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共继承了列宁关于党性这一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众所周知的积极作用。当然，中共对党性这一概念，做了合理的泛化和发展，把高尚的道德也视为党性的表现。（笔者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就是针对当时的"道德滑坡"，把道德修养做为重要的党性原则问题加以论述的）令人惊奇的是，被中国人民抛弃的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在总结失败教训的"整党"中，竟也使用了党性这一概念。蒋介石要求在整党中"以列宁主义为指导"，并将毛泽东、刘少奇有关党性问题的著作，作为学习文件。整党后的国民党的战斗力，的确高于从前的国民党，为后来台湾的经济起飞，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当然，列宁关于党性的论述，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列宁把党性原则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提出了"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的口号。在1920年正确地批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时，过分强调了党的领袖的作用，认为根本就不应当提出"领袖专政"和"党专政"的问题。这种片面性，对后来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人们不会忘记，在"文革"期间，在林彪还被毛泽东视为亲密战友时，二十几岁的林立果成了空军作战部的副部长，有关人员被告知："一切要听林副部长的指挥，这是党性问题！"即使在"文革"前，一些正直的党的负责干部，也从被误解了的党性原则出发，不愿或不敢为那些被冤枉的同志进行辩护，因为这是党决定的。五十年代中期罗瑞卿在处理"潘汉年冤案"时，就是如此；六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在面对"罗瑞卿冤案"时，也是如此。这里有必要分析这样一个链条："领袖个人--政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整个社会"。在这四个环节的关系中，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而后一环节要高于前一环节。就是说，领袖与党有一致性，但领袖又不能完全代表党，而党要高于领袖；党与人民有一致性，但党又不能完全代表人民，而人民要高于党；人民与社会有一致性，但人民又不能完全代表社会，而社会要高于人民。对于第一与第二两环节间的关系，因为有斯大林、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沉痛教训，人们在认识上是解决得较好的。对于第三与第四两环节间的关系，因为有列宁讲过"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在认识上也是解决得较好的。但对于第二与第三两环节间的关系，至今解决得不够好。流行话语只谈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却不谈两者的差别性，更不谈人民性高于党性。这在当下的社会实践中，就势必让党性取代了人民性，甚至是以党代民了。在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那种把党的意志、利益当成了人民的意志、利益的观点，只能起到保护和强化某些党政干部的特权地位的作用，并阻碍各项改革的实施，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为了辩护抬高党性原则的做法，一些理论人说党性原则已经包含了人民性的原则，不能把两者分开。但当问到人民性原则是否因此还能成立的问题时，他们立即陷入了无言以对的境地。看来，要摆脱尴尬的处境，就要勇于承认人民性高于党性，敢于在坚持党的领导时，倡导人民监督党的领导，以使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得到及时改正，永葆青春活力，而不被特权势力所左右，避免走上当年苏共脱离人民并被人民抛弃的邪路。

在坚持党性原则的过程中，时时注意不要离开客观性原则。就是说，不要为了"实现党的意志、利益"，而不顾客观事物本身的真实性。这就要在全党全民中切实提倡讲真话，讲实事的思想作风，遇到重大的事件出现时，首先应当想到的是"指明它是什么"，而不是"怎样说它才对党有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它为什么"，从而做出对人民、归根结底对党有利的决策。这里，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连学过现代史的一般文科大学毕业生，都不知道抗战期间有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大胜日本侵略军之事，也不知道国民党军队入缅打击日寇之事。对于党在"大跃进"中犯了严重错误，并造成了经济倒退，饿死至少千余万人的恶果，广大干部和群众只是知道那主要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即所谓"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结果。但在"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后，国人逐渐了解了真相，便对过去的"隐瞒事实"、"说了假话"表示了不满，有些人甚至感到自己受了欺骗而走向反面。很明显，当年的流行话语持有者的目的，是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歌颂共产党的英明正确，但由于走向了极端，把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的糟糕表现过分夸大，把共产党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故意缩小，这就离开了客观性原则，一时似乎达到了目的，而从长远看其效果却恰恰相反。以党的威信来说，不但未能因为回避缺点错误而提高，反而因为缺乏自我批评而受到很大伤害。列宁关于敢于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是郑重的党的标志的告诫，是值得重视的。越是敢于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党的威信便越会提高，这从党在对"文革"做出自我批评后，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地跟着党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一事实即可看出。那种短视的"党性"，是一种如黑格尔说的"坏的主观性"，或毛泽东说的"主观主义"，是对人民不利的，因而从根本上说，是对党不利的。这里涉及一个对流行于大陆多年的所谓"善意的谎言"的评价的问题。不可否认，从古至今，从《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和柏拉图的"欺人有用"，到M·韦伯的"伦理悖论"，都为"善意的谎言"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护。在人类的一般活动中，进步集团和正义之士，对敌人，甚至是对自己人，都不绝对排除在某种条件下使用保密、隐瞒和假话等方法，共产党人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切，都只具有暂时性和局部性，而不能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不得不说"善意的谎言"时，也总是准备在某一时空，对特定的人或群体，说出真话。就象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一定时期中、一定范围内要对绝密文件"解密"，一个人在适当时候要消除当初对母亲隐瞒儿子死亡消息而谎称"儿子病愈"一样。一个先进的政党及其成员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更要诚实守信，言行一致，不可为了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随意运用"善意的谎言"。理论人必须回归到常识、常情所要求的那样具有普通人的良心上，在发表一种观点和见解时，在向人民群众进行解释和教育时，固然要适应对象，审时度势，有取有舍，有先有后，但必须讲真话，遵循老共产党人陈云那个"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格言，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说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真正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如何符合某个权威人士、某个群体或某个机构的意愿和口味，这是摆脱尴尬境地的根本出路。这里，坚持出以公心，正直不阿，光明磊落，鄙弃明哲保身，迎合权贵，投机钻营，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