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幸运儿大概要算阿里巴巴了，他只喊了两声“芝麻开门”，就打开了一个巨大的藏宝洞，骤然面对着琳琅满目的各色金银财宝。那以后的事情凡是地球人想必都知道，阿里巴巴成为一个快乐的青年。

今天说来大概不会有人相信，几十年前我也曾有过二次阿里巴巴一般，独自面对着整整一屋子珍贵“财宝”的经历，用一句形象却又不太好听的民间语言形容，就是“小狗掉进了粪坑里，”一下子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巨大欢欣与喜悦。

一

第一次经历这样突如其来的幸福，是在上个世纪动乱中的60年代未期，我跟着在学校工作的父亲住在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那时学校里的学生们造反造够了，全都被敲锣打鼓欢送到了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长期“再教育。”猛然间失去往日的喧嚣闹腾，偌大个校园一时间变得冷冷清清十分寂寞。时值“文化革命”高峰期，能够打发寂寞的方式实在太少，书店里除了“红宝书”外什么也没有，电影戏剧全都成了“大毒草，”当时还不准下棋不准打扑克搓麻，电视机什么的更还是远在无法想象的梦里，那种生活，简直就象置身在一片红色的荒漠。

一时无书可读的我只好整日在学校闲逛，今天去看蚂蚁上树，明天去看野狗咬架。一天我从学校已经封闭的图书馆边经过，突然看见一扇贴着封条的窗子不知怎地开了，露出里边一堆又一堆捆绑好的书籍。出于好奇又见四下无人，我便悄悄爬进了屋里。

等到惊魂稍定，我却不由地惊呆了，因为我发现自已竟然进入到了一个奇妙的地方。眼前一本本、一堆堆散乱堆放着的，全是些从各处抄家查封来的图书，其中不少还是国内外大名鼎鼎的名著。看看那些如雷灌耳的书名吧：《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迎春花》、《真正的人》、《安娜·卡列尼娜》、《水浒传》……这原来是一批还没来得及焚烧销毁的“毒草”书藉。

刹那间我就象那个传说中从来未曾见过世面的傻小子阿里巴巴，一下子闯进了神奇的宝库，被那扑面而来的炫目光焰顿时弄花了眼。我把眼睛反复擦拭了好几遍，方才确信，眼前的一切果然都是真的，我确实是在无意之间闯入了一所宝库：书籍的宝库，知识的宝库。

于是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便成了个快乐的少年，经常悄悄地爬潜到那个房间里去悄悄拿出几本书，看完了再偷偷地放回去。那些天我整天沉浸在书藉的海洋里，伴随着书中的人物而大喜大悲，为书中描绘的那些世界欢喜落泪。当《苦菜花》的主人公面对鬼子滴血的刺刀坚强不屈，我的心为他们擂响了战鼓。当《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生擒了座山雕，我在心里为他们庆功欢呼。我为《水浒传》英雄九死而不悔的情操感动，为《红楼梦》里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垂泪。当《真正的人》中的密列西也夫少校克服伤残重新驾机翱翔蓝天，我兴奋地直捶眼前的桌子。当《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终于迎面走向飞驰的火车，我悲痛的险些扔下手中那来之不易的书本……

那些日子我不再苦恼不再彷徨，也不再空虚不再寂寞，反而觉得每天都象节日一般地多彩而快活，那些书本里的人物就在我的周围欢笑歌唱，伴随我一起度过那些个荒唐的年月。直到今天，当我的事业有所成就，而且也成为一名作家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那一天的发现无比珍贵，其意义丝毫也不亚于阿里巴巴所发现的那座宝库。

多少年过去，我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眼看见那么多的“禁书”的时候，内心深处涌出的那股巨大震撼与惊喜……

二

命运里这样的幸运不止一回，到了1974年秋冬之际，又一扇“阿里巴巴”式的大门为我打开了，虽然那时“文化革命”仍然方兴未艾，而我也已经参军入伍来到东海前哨，成了一名海军士兵。

当时我在团部电影组任放映员兼广播员，己经是一名处处驾轻就熟的机关老兵，工作之余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四处乱窜。我们机关驻地是宁波镇海骆驼桥附近一处著名的老宅子，原屋主是个在上海开办工厂的大民族资本家，因此尽管解放后老宅已经被部队接管，又折迁改建得面目全非，但有时在某个角角落落里，仍然不时地会冒出些个稀奇古怪的旧痕迹旧东西。

那天是劳动之余，我想在洗澡之前理个发，便独自熟门熟路找到围墙边一间老百姓租用开办的理发室，一切完顿后又怕回去再被拉去干活，正巧看见屋里有间可以搭着梯子爬上去的小阁楼，便登着梯子上去准备偷懒打个盹。

谁知爬上去抬眼一看，却不由自主地惊呆了，原来这是一间小小的库房，里面一摞摞堆积着的，全都是些己经泛黄发黑的旧上海报刊，看看那些报名，全都闻所未闻：《申报》，《大公报》……再看看年月，嘿，竟然都是1930年代的，显然这些都是当年庄园旧主人订阅并堆放在这儿，以后逐渐被人遗忘了的。

我自小喜欢文学喜欢历史，这些旧报刊立刻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随手翻翻，那些已经过去40年的陈年往事立刻鲜活地扑面而来，政治新闻、市井轶事，国际新闻……我顿时如同穿越一道长长的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另一个闻所未闻的奇妙世界，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有趣，哇，太好看了。

从此那间只有7、8个平方米的破旧小阁楼便成了我心目中隐秘的乐土，尽管那儿到处是几十年堆积下来的陈灰旧土，是扑鼻而来的霉变气味，但对我却有着无法抑制的巨大吸引力。我常常穿着那时部队劳动用的破旧灰棉祆去到那间理发室，塞给那个老实巴交的乡村理发师一包廉价香烟，然后便架起梯子，径自穿越当时严酷而乏味的现实，进入到另一个奇特而又隐秘的世界。

几摞报纸翻阅下来，我渐渐看出了些头绪，这些报纸大都是1931年出刊的，那时侯上海正在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一、二八事变。”报纸几乎是从头至尾，图文并茂地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那时的新闻记者好像没什么顾忌，报道的范围极其广泛，还配发了许多的新闻照片，画面上是冲锋的将士，烧焦了的断垣残壁，甚至是遍地赤裸裸残缺不全的尸骸……

翻阅那些报纸，我仿佛随同记者们一起来到40年前完全陌生的旧上海，穿过那些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一边是灯红酒绿的不夜上海滩，另一边是硝烟满目的残酷战场……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目睹着那个时侯的繁华奢侈、市井生活，也目睹了混乱的喧嚣、残酷的蹂躏、生死的厮杀，还见识了不少那时刚刚登上战争舞台的人类新利器--航空母舰，飞机与装甲车……

时不时地，报纸里还会夹带着出现几张彩色的30年代旧上海美人广告画，上面是些穿着旗袍或者时装、泳衣的时尚女郎，她们涂着浓艳的脂粉，袒露着雪一样洁白的胸脯和胳臂，手举着小花伞，甚至还有一张半裸体的时髦女郎画片……看得我不由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要知道那是个什么时代，是个完全禁欲并且几乎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年月，不要说这种半裸体的美人照片，女孩子就是穿一件比较鲜艳的衣服，脸上稍许涂些脂粉，都会遭受到极其严历的批判。当时画片上出现的女性形象，不是一身戎装的女兵，就是身穿粗布劳动服装的女工人，女农民。而且一律得是短发齐耳，圆胖脸蛋，身材粗敦，两腮上虽然也是红艳艳的，但那绝不会是涂了脂粉，而是日晒雨淋催生出的原始“劳动红”、“健康红”，那胳膊和拳头一伸出来，粗壮得就连我们这些小伙子都会自愧不如。在那时我们的概念里，涂脂抹粉的女性不是些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便是些不折不扣的女流氓。

自从发现了这些图片，我的行动便更加隐秘，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因为这事一旦便发现，肯定会在整个部队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我肯定会被审查，批判，挨处分，甚至还会因此丢了党藉军藉。前一阵兄弟部队发现有几个士兵私底下偷偷传阅《少女的心》等手抄本，就顿时如临大敌，那些兵们全都受到了严历的处罚。于是我在心底里暗暗告诫自已，千万不能够再去，也千万不能再看了，稍有不慎，可能真会葬送掉自已的前途。

可是不行，那个小阁楼上唯有我自已知晓的秘密是那么强烈地在吸引着我，召唤着我，催促我一次次左顾右盼地张望，然后又登着梯子钻进那堆名符其实的故纸堆里。就这样几乎用了三、四个月时间，我翻遍了阁楼上几乎全部的报刊，历史知识和文学素养都有了不小的增长。

可是不行，批林批孔的高潮正在紧锣密鼓地响起，政治风云里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如果这时侯事情被人发现，几乎毫无疑问就会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搞得不好，还会被归结到“孔老二”“林秃子”那些人里去。于是我渐渐地减少了去那儿的次数，然后在一次出差回来以后，就突然如同遭受雷击一样地惊呆了，因为我发现那座小屋已经被完全拆毁了，只剩下一堆令人心碎的破砖烂瓦……

在那些个精神文化生活近乎空白的日子里，人们在精神领域里瘦骨嶙峋地生活着，也正因为此，那些偷偷吸食的文化养份才更加觉得甜蜜，显得珍贵。如今我常常怀念那二间深藏着许多秘密的库房与小阁楼，在那些个近乎严酷的岁月里，是它仍给了我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感悟与快乐，让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受用无穷。

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在事业上有一定成绩，还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这一切，肯定都与这两次阿里巴巴一般的经历大有关系。我甚至想在有生之年里，再撰写一部和上海“一、二八”事变有关的长篇作品，因为我总是觉得，命运在冥冥之中将我指引到那间已经被人遗忘已久的小阁楼，或许是有着什么强烈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