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时我24岁，正是满脑子青春幻想的时侯，加上又迷上了文学，是单位里小有名气的“秀才，”便被主管部门--当时的金华地区文化局看中，抽调去当了一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
那时侯“四人帮”刚刚粉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之余，都憋足了一股劲，要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十年功夫再夺回来，可怎么夺呢？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上上下下奉行的大都还是老一套，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领导们又习以为常祭出了“农业学大寨”的看家法宝，这回不但声势更大前所未有，还变了点新花样，就是城里的机关部门一个不留，全部都搬到农村里去现场办公。
命令一下，当时的金华地委、行署机关几乎是连锅端，全部搬迁到以农业为主的龙游县农村去办公，一个部委包一个公社(乡镇)，一个局包一个生产大队(村)，还要自带铺盖自办伙食，去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天换地。城里偌大个机关只剩下几个看门的，连单位印章也按规定带到了乡下，城里有事要签字盖章，一律要坐火车到乡下去办理。
命令下来的时侯正是三九隆冬，那些如火如荼的动员会却开得我热血沸腾，立刻打起铺盖随着文化局来到临近铁路的龙游寺后公社柳村大队。到了那里才发现，村里的百姓们嘴上不说，其实心里面并不欢迎我们。农民最讲实际，他们欢迎的，是手里掌握着钢材化肥的物资局，或者是拥有良种农技的农业局，甚至是开山劈路的交通局，教书育人的教育局，而我们却是个只会演戏唱歌耍笔杆的“锣鼓班，”因此前来迎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和群众，脸上的笑容似乎都有点儿勉强。
由于我当过兵，所以除了包一个生产小队以外，还要负责大队民兵连的工作，这实在让我有些诚惶诚恐。因为自小生长在城市，除了在中学时学过几天“农，”还从来没有干过农村工作，如今却突然要面对一个生产小队与民兵连，心里着实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好在有局里领导和老同志在，我暗下决心向他们学习，力争早日打开工作局面。
局里的老同志果然很有经验，其中不少人是老机关，从“反右”到“文革，”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闯荡？全都成了些久经风浪的“老泥鳅”，所以我们“锣鼓班”不敲则已，一敲起来就出手不凡，奏响的，全是些“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我虽然没有经验，当时硕果仅存的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却是看过一遍又一遍，有句话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我也就用书里的人物与故事铨释眼前遭遇的人和事。进村不久，就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进驻的，可是又一个东山坞，这村里的支部书记，可是又一个马之悦？”
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判断”，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把村里的老支书隔离起来一审查，果然发现了很多多吃多占欺男霸女的劣迹污行。于是立刻将其撤职罢官，组织批斗，然后由我们主持选出新的支部书记。新支书根基未稳，自然要紧紧依靠我们，于是工作组便一呼百应，局面似乎很快就打开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锣鼓班”还是很有些办法的，村里被我们整治得有声有色，焕然一新。譬如和农民一起下田劳动时，队伍前面总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还有人恭恭敬敬捧着伟人像。中间休息时，安排点政治学习唱唱革命歌曲什么的，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们这批人还有一绝，就是个个都能写会画，许多人后来不是教授就是名家。我和另一位后来的著名画家尤其繁忙，我负责写标语口号，他负责画壁画，我记得当时标语的内容都是些“实现农业机械化”之类的豪言壮语，那些壁画也都是想象中的新农村美景。我们还在墙上写下了许多自已创作的诗歌，虽然只是些“渠水哗哗红旗飘，农业生产掀高潮”之类的顺口溜，读起来倒也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别人有没有被感动不知道，反正那些日子我自已是先被感动得豪情激荡。
等到村里边被我们画得红红绿绿，诗意盎然，地里边也己是花红草绿，春耕的时间到了，这回真得要种田了，我们这些什么农活也不会干的人，似乎只有向农民学习，听他们指挥的份了。其实不然，几天以后我就惊讶地发现，自已竟然又掌握了春耕生产的“指挥权”，竟然能神气地指导老农民怎样种田了。原来那年上级规定插秧必须密植，秧苗间矩一律要在“6x6”之内，可农民们习惯了以前的间矩，插秧插着就不知不觉变宽了。于是我那些天的任务，就是背着把尺子在田间巡视，负责尺量农民插秧的间矩，凡是宽了的一律要返工，不然就扣工分。说来好笑，我们这些什么农活也不懂的外行，竟然煞有介事地指挥起农民种田来了。
说话间又迎来了“双抢，”(即抢收抢种)，这是南方农村中一年最忙碌，也是最关键的时候，正值暑夏，天气炎热异常，紧张生产的气氛却更加热烈，我们天天忙得象打仗一样，天不亮就吹响哨子吆喝大家下田，又和农民一起割稻插秧，晚上还要和队干部一起计算进度，安排第二天的农活。干着干着，我心里却又出现了一个疑问：按理说农民应该比我们更加关心生产，热爱土地，可这里的许多人怎么竟然显得有些不关痛痒，对当前的劳动生产无动于衷呢？一些农民表现得很懒，大清早竟然要我们工作队员一而再再二三地上门催促，才肯下地干活。这样的情景，象极了我们所崇敬的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村，他就曾痛心疾首地发出过俄罗斯农民不再热爱土地的惊呼，鞭挞当时现实对农民们的蹂躏盘剥。可那毕竟是在百年前的沙皇俄国呀？怎么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天堂”人民公社，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在队里呆得时间长了，我又有了个惊人的“发现，”队里最老实肯干的，往往并不是那些贫下中农，反倒是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这些人默默干活，任劳任怨，付出的最多，得到的却最少。而一些在我看来纯属偷奸耍滑，油腔滑调的落后分子，反倒是出身于三代贫农，苗正根红。这样的现实和教科书上描写得截然相反，与文学作品中表现得也大相径庭，不由让我一次次陷入到深深的困惑与思虑之中。
不久我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告别乡村去浙江师大读书，很快又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浩荡的春风，从那依然牵挂着的村子里开始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再不要任何人催促，自已就把田种得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好，而那些地富反坏子弟也都和父母一起摘了帽，重新拥有了尊严与权利……我的那些疑感，也渐渐消逝在了越来越浓烈的春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