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考，学生的命，老师的宝。”每当看到今天的学生教师、包括家长们因为考试而不堪其忧，甚至还常常闹出人命时，我便会常常止不住地苦笑，心想中国人做事总是那么极端，不是“三十年河东，”就是“三十年河西”，就在四十余年前的“十年文革”期间，当我们这辈人青春年少之时，所经历的文化考试，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副模样。

那个时候，文化考试考得好，很可能不是一种幸运，反倒是一种罪过，一种错误，甚至一种耻辱。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因成绩好考上了当时的重点中学浙江省衢州二中，入校不久正好遇上了“文革”爆发，仅仅三个月后便被集体退回了原毕业的小学。理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文化考试选拔的，成绩太好，全是些“修正主义苗子”，必须先回小学参加“文化革命”，经过革命实践检验后再按政治标准重新选拔入学。相反，那时考得差的反而倒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辽宁知青张铁生高考时交了张白卷，不但没被扫地出门，反而因此成了声振全国的“白卷英雄”，轰轰烈烈地上了大学当上干部，还坐“直升飞机”当上了中央委员。据说在后来“四人帮”内定的组阁名单中，此公竟然被圈定为堂堂的国家教育部长！想来真是匪夷所思。

在小学又经过两年写大字报，揪斗老师“革命造反”的大风大浪，我仍然很幸远，因为参加的那一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大获全胜，因此1968年我又二度成为了衢州二中初一的学生，又开始接触文化考试了。不过那一年的文化考试恐怕是空前绝后，今天说来没人会相信，今后历史上也很难再现：记得进校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一进教室就触目惊心，只见黑板上用大字写着一段据说是伟人的教导：“抄一遍也是好的。”班主任老师挟着考卷走进教室，把考卷匆匆分发完毕便马上悄悄溜走了，待得时间长了，恐怕会引起“小将”们反感，到时又会多吃些苦头。

猫怕老鼠，老鼠们自然就上房子掀瓦了。只见教室里一片喧闹，平时学习成绩好的几个同学身边围满了人，他写一笔，大家跟着“照葫芦画瓢”也写一笔。最后的考试成绩自然是可想而知，全都在90分以上。只是有一点，全班同学答对的基本一样，答错的也都差不多。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爆发，全国各行各业渐渐地有些恢复正常，老师们的腰杆子又有些硬起来，敢于直着嗓子对我们这些已经不再吃香的“革命小将”们指指点点吆喝批评了，各式各样的文化考试也随之多起来，学生们的日子开始感觉不那么好过了。那时我已在浙江省金华二中上高中，一天物理考试，许多同学都愁得眉头打结，抓耳挠腮地不知该怎么度过这难关。就在这时大家眼前一亮，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突然放晴一样高兴起来，因为大家发现，今天的监考人居然不是向来严厉的任课教师或班主任，而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高师傅。

说起这高师傅慈眉善目，苦大仇深，作风正派，不象有的工宣队员那么霸道，唯一欠缺的就是他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几天扫盲班从小就没读过什么书，更别说是监考了。他老人家大概也不知道监考是怎么回事，搬来张藤椅往讲台上一放，发完考卷便跷起二郎腿顾自抽烟喝茶去了。这下子教室里暗流涌动，同学们一个个挤眉弄眼，互相悄悄地交流答案，递小纸条，不时还会有几架纸迭的小飞机飞起来，穿越半个教室。有时动静大了点，他老人家有所察觉站起来，教室里顿时又会恢复宁静，同学们看上去一个个都在凝神静思，等他老人家满意地坐了回去，下面就又开始互相交头接耳传抄了。

第二天考试成绩一公布，全班同学皆大欢喜，个个都是好成绩，不过正所谓“瞒得了小鬼骗不过阎王”，不一会儿，就见物理老师板着一张苦瓜脸孔匆匆赶来，宣布说：“昨天物理考试作弊的，全都到我这儿来主动坦白，可以原谅作及格处理，不主动坦白的，我会给他个不及格！啍，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些什么货色！”老师说完就回办公室守株待兔去了，教室里却是好一阵肃静，同学们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一会，就见有好几个同学相约着去老师那儿“主动坦白”去了。因为老师不是高师傅，大家平日的学习成绩全在他手心里捏着，“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瞒得过谁，也别想瞒过这天天为你批改作业的任课老师。

高中毕业后我应征入伍，在部队当了一名文化兵，由于工作关系，在那儿我又目睹了几次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那时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必须去工厂农村或部队“锻炼”。然后从工农兵中按照所谓“个人报名，组织推荐，群众评议”的办法选拔。政审通过后，也适当地搞些文化测试。这儿不说“组织推荐”的种种猫腻，只说说文化考试我所眼见的怪事：我们部队的文化测试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隔壁，便有做不出题目的考生借口上厕所溜出来，经过我门口时偷偷地问上几道题目，再回去接着考。这常常使我感到又羡慕又怨恨，羡慕的是他们便有这样的好机遇，作不出题目来还可以去上大学。怨恨的是虽然自已比他们更会作题，却无缘参加招生考试。

岁月沧桑，时移事易，记录这样几段“文革”中文化考试亲身经历的趣事，只为了聊以备忘，要大家千万记住，在中国历史上，竟然还有过这么一段荒诞不经的年月，荒诞不经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