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度对做文学研究的很看轻。觉得一帮胸前别着“教授”、“文学批评家”徽号的——举个例子，做鲁迅研究的，打起捆，再加三千斤秤砣进去，也不及鲁迅本人的意义——不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不普通的读者。
这群人呜呜呀呀地围在作家的岛周围，纷纷放弃登陆艇，在沙地上打滚打得浑身到痒。久之，便在作家周围形成一堵结实的人盾，把岛上的风景团团困住。那意思：要读原著？你凭什么读原著！先看看我们拟出的周详的介绍、严整的论说。——朋友中间的几个“托尔斯泰专家”，就是吃着别人嘴里漏出的剩饭长起来的，后来实在着急，才推开文明的人盾，一入原汁原味的山林。更别提我们这些还在海这边的人了。
过度的研究、扎堆的研究，不仅不会扩散到民众中以引起普通人阅读的兴趣，而在不停加筑阅读的门槛，高到令兴趣攀不上去。这个问题是固在的。即便我要在下文大书特书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仅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保留看法。这也是我始终主张的：研究者、批评者不不得高于作者——平视最好，仰视只有好听话说；即便最终选择权在读者，诸先生也不要把这一权利顺手扔在海里。由海水冲上岸的贝壳，无辜的读者都愿意翻起看看。
总结起来，搞一次像模像样的文学研究， “三板斧”是必有的：对象文本；理论模型；个性切口。
对象文本，就是你要研究的那本书。当然，不限于那本书。《鲁迅全集》是鲁学家的基本对象文本，《红楼梦》是红学家的基本对象文本。他们还会找很多相关的书一起研究，如何找，找什么书，就取决于第二点：理论模型。
对象文本像一棵树，理论模型就是砍树的斧子，继而斫成材料后雕花的雕刀。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一本书，不同研究者研究出的东西如此之不同。这个“理论模型”听起来玄乎，就是研究者本人的主要知识系统。再说得白一点，他经常读得十几二十本书，且从这些阅读量中提炼出的主要观点。比如胡适先生的“理论模型”就是杜威主义、实验主义，他三十岁后基本没变过这套模型。想来就是在他读博士期间做杜威的学生，读杜威的书，读实验主义方面的书。王汎森先生在《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的演讲里也提到：“……虽然你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你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国内一些高校，在要求他们的副教授、教授候选人时，也提出：起码“通一典”。——不独文学研究，几乎所有学术研究都是这样，起码一套精熟的理论模型在手，如脚下有鞋、胯下有马、砍树的时候有斧头。
当然，这套理论模型的构成是可以相当复杂的。尽管就那么几本书打底，但基本的理论哲学要有、再表层一点的方法论要有，这是骨；就别说肉了。有了理论模型，研究者必形成一种先验性及先验精神：其认识发自内心，甚至在拿到对象文本前，基本的观点都出来了。这之后的实证研究，不过是一点一点地验证自己的先入之见。就如同你问某人对一场车祸的看法，完全不必描述车祸，就说哪儿哪儿哪儿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桥梁工程师会本能地说：该不是桥修得不对吧。而他们中研究桥墩的就会说：该不是桥墩的问题吧；研究桥体的就会说：该不是桥体的问题吧。相应的，一些搞车辆的会担心是车的设计的问题，一些搞车辆的又觉得是锻造技术不过硬。小说家或许会觉得：驾驶员没睡好觉，估计昨夜打牌输了，心情不好，又担心老婆发难，又赶着给客户上活儿，这客户还是女的，这女的还刚毒死了他老公……
不可忽视理论模型会和研究文本一同形成的事实。有些研究鲁迅的，会声称自己用的就是鲁迅的办法。但多数文学研究者是驾校先学的开车，再去买车的。这就令他们的“先验性”必然存在顽固的局限，仿佛文本倒成了衣服，而他们学的那一套是裤子，衣服要细细密密地掖到裤子里去……估计很多研究者在初期阶段都是这种状态，抓起一副自己欣赏的文本，就急于在上面大练一番拳脚。越到后来，其理论模型会越发的开放，没有特别的原因，就在于长期的与对象文本的互动。学校里学的那点儿，很快会被正式进入研究生涯后接踵而来的难题掏空。但理论模型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很难改变，这是他最以忠诚的精神故乡，剩下的再多也是驿站。
研究者的知识树要继续挂什么的问题，以及他挥动斧子砍对象文本时一下一下剁在哪儿，就牵扯出第三点：个性切口。这其实是文学研究最体现研究者本人的地方。——如果把文学研究也看做一种创作，“对象文本”是铺在台灯下的稿纸，“理论模型”是他学会了写字，“个性切口”才是那“写”本身。
一个老师带出的博士生，如果又碰巧选择了研究同一文本，比如都用福柯的办法研究张爱玲，用萨特的办法研究王国维，他们交出的论文也可张三怒目、李四低眉的。文学再怎么说还是人学，没人的地方，以及人性不够丰富、表达能力不够发达的地方，都或者没有文学或者是文学的“千万年荒野”。——作者和研究者都是受文学浸润、为生活掬起得湿湿的、高高的。我有一个私人想象：好的文学，好的作者和研究者，都常住在阴有小雨的山顶上，他们绝受不了干燥、受不了平地。
这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是萨特研究波德莱尔。在《波德莱尔（1-7）》中，诸如：“在波德莱尔那里，行动呈现如下的节奏：在构想时赋予行动夸张的暴力，好像他必须做过头，才有力量实现自身；在付诸实施的初期猛然爆发——然后清醒突然回归：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背弃自己的行为，行为很快便分崩离析。”——是萨特和波德莱尔两种人格、两种先验性融洽得比较周到的，既体现了作为被研究者的波德莱尔，又有萨特本人在其中。但也有“个性切口”切得太大的地方，如：“此一对于我们的超越性和我们无从辩解的无目的性的直觉，应该同时显示人的自由。”再比如：“决定论是令人安心的：通过原因而获得认识的人可以通过原因来行动，而迄今为止道德家的全部努力都用来使我们相信，我们都是些装上去的零件，可以借助一些细小的手段来操纵。”——波德莱尔就成了萨特理论的小跟班，更像是萨特拿波德莱尔举个例子。如此，文本、理论、自我，三者就不融洽。但在天才那里，仍然好看。
这里也要提到文学研究者，甚至其他领域的研究者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即萨特在这一章节引出的：“人的恶习中……包含着他喜爱无限的证据(即便这只是恶习的无限扩张)……”（《人工天堂》——原注）文学研究肯定是喜爱无限的证据的，并疯狂地把这种“恶习”倒向一种接近失控的正义——是的，失控的正义。
最典型是做考据的研究者，如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附录编》里的《戚蓼生与戚本》，《澹香楼诗词》（葛秀英）、《两浙輶轩录》、《戚蓼生考》、石印戚本的底本之传狄氏手，以及鲁迅是戚本印行后第一个重视并采用此本的《红楼梦》研究者，俞平伯《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中并未认识脂本的真价值，还把戚本拿来与程高本相比；并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对“程乙本”的直接无视相比胡适初撰《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时对该版本的推崇……通篇读去，遍看证据。可谓之“证据的泛滥”，且这绝不是周先生《红楼梦考证》里大唱“证据戏”最过瘾的一出。在这一路学问中，无限的对证据的喜爱必然敲开一扇隔绝了失控的正义的门。
有的网友揶揄我：你平时写文章的方法，无非“这个说”、“那个说”，以及“环境说”、“氛围说”，然后你就觉得“是”了。对此我亦深深抱憾。在文学研究，哪怕谈文学的随笔中，无法找到不在论据上死去，而单能于结论中活来的。提出此问题的网友说得对的一面在于：证据不是去置换真相的，而只能在于接近真相。放在文学这里尤其是。把证据看得太高，如晚期的李敖，以为证据可以置换真相，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证据和真相之间，永远有一种“无声的沉默”、“没有动机的运动”，是研究者穿不过去的。
我化用萨特在《波德莱尔》里的一个说法，而冠为此文标题：文学意识的命运。原意和这个相去甚远，在此只想揭示出起码的两点：一是刚刚提到的对“无限证据”的依赖，但凡有理论模型在，证据总或是知识树上飞下的落叶，或是浮在枝丫上岸然青葱的新生。再就是文章开始提到的，文学研究所必定带来的阅读障碍的加筑。我们今天读的一切原典，因为有周围强大的人盾在，读起来都比作者刚刚写出来——那一代读者所读到的厚实，也玄虚。
最后要谈为什么我觉得从前对文学研究者的看轻是错的。这就要提到：文学研究者是怎么来的？
文学研究者也是从读者中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三板斧”。但有这“三板斧”还不足以引起他们研究文学的兴趣。非得是拿到一个还没成为对象文本的文本，翻几页，整个人被雷劈了似的，停在某一段落——一脸焦黑，七窍冒烟，他才具备充分的研究此文本的动机。说得再白一点，就是对它倾其所有，直达基因的爱，以及对这种“爱”的发了疯似的“爱”。研究者会在研究某作品之后，不仅更爱这个作品，还更爱他自己。有似于博尔赫斯《胡安·穆拉尼亚》里写的那个精神分裂的老太婆，灵魂上和他的暴徒丈夫赫然为一了。
我举个个人的例子，是《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里的两段：
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 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
——读这两段，我口中念叨的是：写得真他娘好！真他娘好！是那种旷野中，雷劈了之后正在烧的老树的感觉。只可惜我不具备第一个动机，即文学研究者的“三板斧”，所以只有一腔知识树以外、大海这边的独自狂欢了。
写于Swansea山中寓所
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