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贤亮去世，年78岁。
不好调用现成的情绪模板去整理这个年龄（化陈行之语）。“痛惜”吗？相比徐志摩之死在34岁，海子之死在25岁，甚至路遥、穆旦之死在40多岁、50多岁的中年，78岁不必“痛惜”——怎么算也比前几位“够本儿”。“哀悼”吗？78岁又不至高寿到受哀悼——一群人围着念“伟大几何”的程度，及于张贤亮的成就，更不如马尔克斯等等充满受哀悼的“资格”。怎么办？不办！就谈谈这个作家以及他的孤独。
要说这78岁对别人可能不算什么，对张贤亮这种身世的人物，算奇迹般的善终了。自他21岁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辗转宁夏的国营农场、劳改营、监狱，达22年。这些时间足可以将“生活”和“苦难”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掉个个儿：凡人以生活消化苦难，因苦难毕竟相比生活是次要；张贤亮却以苦难去消化生活，生活种种成了苦难的点缀。不必说出人头地、笔走春秋这种事，人陷此境，活下来都是艰难的。张贤亮可以死在他43岁前的任何一年，但他死在《灵与肉》、《绿化树》、《初吻》、《黑炮事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作家”这件事就要结结实实地挣开历史的胶体——独自、清澈地发生。
作家究竟是什么？有很多职业只好将其归于职业，比如摩托车修理工，也许哪天人类鼓捣出更先进的机器人或压根儿不用修理的摩托车，这项职业就被取消。作家则完全不同。它不会被取消、取代，即便人类造出可以写小说写诗的机器，也一定有人对人类本身的书写、言说情醉意深。作家根本上不是“必要不必要”的问题，它不参与任何社会分工，不是谁的螺丝钉或纽扣，它来自“人”这个物种天然的发声欲望以及对言说这个世界的不懈追求，甚至它可以算是一种最古老的思考世界的结构。把人直接丢进《基督山伯爵》里邓蒂斯住的那种断绝希望的黑狱，便立即不存在修理摩托车之类的事，还有什么呢？发声，言说。攀住满墙囚徒留下的代表语言的刻痕，我们也会留下些发声和言说的痕迹，即便那毫无被他人阅读的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然的作者，尤其给丢入生命的绝地，扔掉可以扔掉的一切，除了发声和言说没别的什么可干。
从这一意义上看，张贤亮之为作家，是坐监狱坐出来的。他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生被生命的绝地悍然裹去，除去生死两件事，可依偎的便只剩下表达。他的表达也因此牢牢地和生死站在一起，可以说，一生一死一表达，是“张贤亮”这座监牢里的狱友，它们长久摩挲在一起，互相丝丝缕缕地凝视——把自家的近视眼也渗透进对另外两者的关切里。夏志清评价张贤亮的《初吻》，就套用华兹华斯的名句，说它“忆童年而悟死亡”；张贤亮1989年出版《习惯死亡》，“在他死的那一刹那，我们终究合而为一，那一刹那无比愉快”。——乃至“死”与“表达”相遇直接发生美感的爆炸，而非转接于表达以慢慢升起火堆——照亮美感的星空。
如《初吻》里的一段：“所以，现在，不论是在报纸上、在书本上、在大会上、在小会上，一提起‘台湾’，我就会想到那里有一座像‘傅厚岗’一样的小小的山冈，山冈上有一座小小的白色的坟墓。那第一次吻过我的异性的嘴唇、第一次贴过我的异性的面颊、第一次抚弄过我的纤小的异性的手掌，早已化成了泥土，但那咬过我的门齿，大约还完好无损地埋藏在那遥远的地方吧。”
难以相信只靠写作技艺和天赋的敏锐能从轰然而来的死亡中推出“咬过我的门齿”这一缠绵悱恻、静谧病态的表达组合。“初吻”通过自“门齿”而起的物理联想，再一次被死亡以生命着的活的感受提出。读者所闻到不是棺材底抠出的团团烂泥，而分明鲜花般的味道——不对，假花而被淋上新鲜露水后拟制出的存在的味道。张贤亮这一笔非常像李贺。李贺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冷翠竹，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就有“存在”与“假存在”相对而自然烧出的美。所不同，张贤亮把死亡投入现代汉语的窑火——窑变而出“门齿”之悚然、凄清；李贺用古典汉语的冷光包围死亡，将它团团护送在表达里——不许放肆到真死的地步。
作家张贤亮，就是这样。他在生、死、表达所搭成的等边三角形里不断体会自己、言说自己、写作自己。他的作品所蕴含的想象力、爆发力是对他22年囚徒生活激烈而丰富的反弹，他的体会、言说、写作无不从自己生命的处境出发，从一点一点收归到内心的真实出发，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出发，从无数次绝望与希望的互相埋葬出发。我只好在我有限的知识里把他归为体验派作家，他的体验之深足能穿过作品枷住我的脖梗——把完全没有这番生死体悟的平常之我拖入生、死、表达的三角地，而不断以铅字滴成的洁白的血去刻自己憨憨长长的影子。
所以张贤亮之孤独，用他自己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
——仍关乎表达，只不过这次不是与表达一同爆炸，是循着它的余音沉默下去。不仅张贤亮，伟大作家的孤独感是沉默在表达之后的，沉默在他们所创造出的无限美感之很后很后。你无法像整理美感一样整理一些表达的组合，标上“这些代表孤独”，但任何一寸美的用心背后是作家永远无法倾诉、无法宣泄的孤独在支撑。
只要像作家一样使用语言，必然孤独。作家一事除去是人类发声本能的体现，更是人类不断琢磨发声方法、发声美学、发声的意义与目的的体现。前者是人类就发声一事的平民愿望，后者是人类对这件事的贵族追求。作家使用语言不像普通人主要集中在平民愿望一端，也不像专家学者可以单纯去弄他们的贵族追求。作家语言，或说文学语言，本身是一种二律背反，一种二元对立，它不断向下去靠近本能和生命，又不断向上去过滤本能和生命。作家面对语言时的处境，庶几在于叔本华所谓求生意志与尼采所谓求胜意志的混合。——作家之孤独，孤独在不可解，也断不能解，解开则无文学这回事。
能无限去消解孤独其实强化孤独的便只有张贤亮所谓“不断地倾诉下去”，唯以表达，才能把玄虚的孤独感树立为可以触碰、琢磨的美学形象，似给荒地上拍球不已的孩子领到了灯光篮球场。但反过来，那些美学形象毕竟不是堆砌出万里长城的砖石，它们替世界的朦胧一面清醒不少，又将世界看似清透的更大面积处理为朦胧。——如此，作家只要“不断地倾诉下去”，便不断将世界拆了装、装了拆；万千作家化为万千独立的建筑师，弄着同样一堆建筑材料终生、来生地建筑无数王国。这些王国互相叠加，为世界真正拓展出无数人的维度。
2011年夏天，我在银川走了走张贤亮先生发起并经营的西部影城。难想象张先生竟有如此经营之才，圈出西部中国再寻常不过的一处角落，延展为《牧马人》、《红高粱》浑然天成的粗粝背景。遥远的宁夏那拍电影的一片园子今天仍把大口迎向风沙——品尝那里面的胭脂，而树立起它的人——作家张贤亮，终于到自由中去了。
写于诺丁汉Raleigh Park
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