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的中国
陈丹青前几年提出“民国范儿”的说法，被讨论得很厉害。不论是否认同陈先生对民国范儿的种种界定——有脸有谱、性情毕露、大方笃定……我也倾向于认为：学者是应有一定的范儿的，且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其风貌气度确实不同。
20世纪比较复杂，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大断裂就有三次，规模次之而影响并不见得小的断裂则多于三次很多。这三次断裂，或说得“积极”一点，三次纪元吧，如同三副画框——相同一个人，从晚清、民国到人民共和国，他被历史里外通彻地涂抹、安装了三次。20世纪，个人相对宏阔的历史有极其鲜明的变迁感、加入感。一如《百年孤独》里的老祖母乌苏娜或《茶馆》里的老掌柜王利发，你确实随历史变迁，确实加入历史，“我即国史”——三次大断裂撬动无数中国人的人生。不信？则问问脑后的辫子哪儿去了，长衫马褂何时成西装、夹克，经史子集又何必教声光化电扫穴犁庭……
有意思的有两点。其一，人还是一拨人，时代符号走马灯似的在他们身上碾过，旧车辙还没擦拭清楚，新的又挟风带雨地直冲过来。留恋、怀念、好奇、惊悚、迷蒙、坚定……随时代符号的替换，人的心境替换得可能更厉害、更微妙。那一拨人——活过三个“朝代”——在加速的历史中匀速衰老，大叙事底下慢慢自己的小叙事，大断裂中“嘎嘣嘎嘣”聆听身心四处密布的小腐朽、小塌方。如果科技允许，真应该收藏几个那时候的人，冻起来，日后大搞研究。其二，社会的主要景观是崭新一片的，零星一些旧时代的遗老，多数人很快接受新生活，起码外观上很快进入新时代。仔细想想很吓人。晚清那会儿，几千年积淀下的思维、做派，很快让辛亥、五四、北伐冲得乱七八糟，十几年内衣冠大变、话语大变，甚至心性大变。鲁迅等人诘责，都换汤没换药，国民性一点儿没改观。但我深深觉得：国家那么大，十几年换个汤已经很吓人了！中国人换汤的速度特别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也是，几年时间焕然一新——黄赌毒基本绝了，工农兵受到尊重，全民爱党爱国且油然自肺腑，不同人从外观上越来越整齐……还说什么呢？换药先搁下，换汤就是快，而且彻底。
现在才说到学者范儿的问题。补充以上背景，为了在学者前先安一个“中国”。这是大前提。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构成三种学者范儿的“元叙述”，它是绝对霸权的先验判断。但凡你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首先具备上文概括的全体中国人的特点——复杂纠结，但又换汤极快。学者群体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即便拒绝换汤，也绝不同于某乡绅支一条“猪尾巴”或老秀才提起“我大清”抹眼泪……他们是从深处评估“新”和“旧”，做出不仅基于怀旧、历史惯性的价值层面的选择。
这篇小文章没法铺开了谈三种学者范儿。以“复杂纠结+换汤极快”的客观社会尺度梳理三种范儿，给诸位咂摸个大概。以人为参照，三种学者范儿或在某一人身上前后发生，或其中一种占据主要，比较复杂；以范儿为参照，则我大概把每种范儿分别“复杂纠结”在何处、如何“换汤极快”整理给诸位，顺便提几位拒绝进入较新的范儿但也算不太上“老顽固”的著名学者。
二、晚清范儿
先说晚清范儿，我概括给它一个“侠”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晚清学者自许“士人”，士是要许国的。西方意义上的 “知识分子”并不很强调祖国，他们的人身更自由，眼界更开阔，普通人读他们的著作很难马上判断这是英国人写的那是德国人写的。他们甚至有意弱化民族国家身份以取得研究问题的中立精神。本质上，他们许自己给“真理”。但晚清的中国学者，如康梁谭嗣同等“老新党”，乃至曾李左张一类更其早的洋务派，他们对国家兴亡有很直接的情感上、事功上的担当。追求真理，最多只能排第二位。甚至在没解决身份认同、尊严认同之前，追求真理还谈之尚早。
鲁迅在《重三旧感》中真情实意地赞美这批人：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
这些人本该是比较失意的，论对旧时代的关系比不上“老顽固”，论对新时代的关系也比不上辛亥之后出生的民国新人。他们科举——科举停了，入新式学校——岁数又实在太大。很多那时候的学者——严复、蔡元培等等，都有两端截然分开的求学经历：科举，留洋。但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失落感并没有压垮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坚决、切实地学习——从头学起，对国家怎么有用怎么学，坚决为中国图富强。这是一种侠义精神，或者士人精神。它有很明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墨家、儒家，也有很明白的面向中国现实的去处：富强、雪耻。
它相比民国范儿、人民共和国范儿，复杂纠结的程度最小，毕竟新旧文明的胜负已在战争中角逐得明明白白——“去势”清楚，虽“去路”不明。在渊源、去势都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此中人的头脑自然清楚——虽具体到“去路”，就如何富强、雪耻的争论很多。这也造成从那一时期走来的学者，一生都在做选择——做看上去截然不同的选择。梁启超最为典型。他建议过的应施行于中国的政体，几乎涵盖那时候已知的所有政治体制。康有为到后来复辟成瘾，张謇亦在“实业救国”和“参政议政”间几次摇摆，严复、林纾等等自我割裂得也很严重。他们这批人的纠结之处和整个中国的纠结是在一起的：文明古国独自安静运行着，外面的世界忽然施加过来，宣告给你：落后了，我们才是文明！于是朝文明走，选择什么道路朝文明走，带多少行李选择什么道路朝文明走……
另一方面，应当说：“晚清范儿”换汤不算太快，也不算彻底。王国维、辜鸿铭等一批学者不仅拖辫子，其研究领域乃至重大人生选择也“不合时宜”（但在该领域开辟全新的研究角度和思路）。鲁迅的一系列小说展示给我们晚清的各色人等的涣散、忧愁状态，也并不如1949年后的共和国的“人民”——上下一心，摩拳擦掌，对未来深情且满怀信心。那时的社会大环境比较三心二意，进步的信念在政治高层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顽固如九斤老太必定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新旧时代都捞好处的赵七爷们也许盼望拖起大辫子——尽管溥仪的辫子都早剪了……纵然如此，中国居然能从2000多年的王朝惯性中起码在形式上更替了，由晚清而民国，也是惊人的“换汤”。
总的说，晚清范儿：侠义、健朗，但汤色复杂。相对的一面，富强、雪耻之类的目标感过于鲜明，缺乏必要的模糊性以包容旧文化、涵养新文化。张力很不足。所以政治化过重，一切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一切苦闷在政治上总体苦闷，一切钻研系围绕政治前途的钻研。如何发生一个新社会、一群新国民、一套新国民性，乃至新文化、新语言都成为发生“新政治”的手段。新政治是总目的。“政治上太弱”成为20世纪中国人集体头疼的事，乃令晚清以后的革命及政治运动均具有焦急暴躁的性格因子。
社会、文化、国民、语言从晚清起就受政治目的的指挥，此后中国社会长期的泛政治化也算顺理成章。或说，比起地道的法西斯政权呼唤强人，中国社会在呼唤强大的政治理想。20世纪的领袖们，无不是某一强大政治理想的化身。
三、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我概括给它一个“真”字。这里有两层意思。陈丹青的一系列界定：有脸有谱、性情毕露、大方笃定……其实就是“真”，但关于“真”，你又可以继陈先生无限界定下去。
“真”的背后一定有个人主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批晚清范儿的代表已在其著作中提出个人主义色彩的观点，如“求乐免苦”、“知有爱他的利己”、《仁学》中交友之道“最无弊而有益”，因其总括“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到五四这个阶段，个人主义的旗帜就更鲜明了。最近以萧红为原型的电影《黄金时代》大热，萧红本人就是一支个人主义的悲歌——它虽结出苦果，但可以教我们看到非常彻底的独立精神、自尊自主。萧红似的五四之子很多很多。晚清时，自尊自主等等也被论及，但更多是发生“新政治”的手段；而到五四，自尊自主就是目的，作为个人站起来就是目的。刘再复直接认为：“五四运动中的启蒙者的一大功绩是把个人从群体关系中分离出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把一种关键性的元素发现出来和分离出来，使人们猛省。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变化、纷争，都从这个‘分离’而衍生出来的。”
在这种启蒙氛围下，为残酷、离乱所缠绕的年代倒发出令人异常怀念的人文热度。民国那几年不是没有最高政治理想——“中国好起来，侵略者滚出去”是共同议题（“五四运动”不就是这么点燃的），但开始出现不带明显政治色彩的对真理的追求。出现大量以其纯粹学术贡献，而非政治影响力为历史和普通读者深沉惦记的学者。中国学者也由晚清的士逐渐转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过程至今都异常辛苦。另外，文人也有他们的空间、倾诉者。“鸳鸯蝴蝶派”并非文学史上的横空出世，这类文字文学史上多了去了。但“富强”、“雪耻”的理想几乎把“鸳鸯蝴蝶派”从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图景中排出去，你去挑这一阶段的文学，绝少这类创作。但进入民国，这种风格的文学大量出现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他均且不谈，纯粹学者和文人的存在即是对民国范儿的一个说明。它是什么？就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我也骂你、你也瞧不上我，但谁也无法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彻底消灭对方。可以笼统地说是“真性情”。因为没有虚假的必要。做学问、写才子佳人小说并不需要隐瞒，你的基本生存权一般不会因为你搞什么样的学问、写什么样的小说受威胁。
民国这一段，政治和社会基本势均力敌，政治无法控制社会，社会对政治的影响也有限度。而1949年后几番猛烈的政治运动，令政治之于社会绝对强势，社会生活即政治生活，甚至家庭生活也成政治生活。如此一来，本应基于家庭和社会单位的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就被政治弯腰挖走，令其根本不在家庭和社会框架内发生。事无巨细，都可以是政治问题——做什么学问、写什么小说便直接承担政治上的风险。
之所以民国范儿是那样，不是之前或之后那样，也可以拿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作比喻。晚清相当于现代中国的童年，我们童年的时候什么样儿？特有理想，有决心，要做宇航员、科学家，崇拜岳飞不允许谁说任何一句坏话……但怎么达到，完全不知道，就从看图识字开始吧，从ABC开始。民国相当于现代中国的青少年，17、18岁到30岁这一段。一般人，尤其男孩子这时候什么样儿？叛逆，闯劲大，不喜欢别人说教，要活出自己的人生……这是人生景观开始分化的一个年龄，大家归入各行各业各种人生观，雄心万丈地要向后面40、50年的人生叫阵。人民共和国相当于中年，30多到50岁这一段，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具备教训人的资格，相信自己规划得好下面的人生，变得保守、生活目标清晰、对小字辈和幼稚状态缺乏耐心……所谓不惑、知天命都不可信，这个年龄的脑子最容易犯轴。
民国范儿复杂纠结的一面也恰在于“真”。它冲破了二元对立，不是非此即彼的两面——新与旧、爱与恨、冷静与狂热、均衡与偏枯、文明与蒙昧、高雅与低俗……而是一种思想、审美、社会、政治的多位折射。政治、历史、社会被学者们自由切割，文言、白话、翻译亦在乱中私下协和。胡适、鲁迅、周作人，乃至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还有萧红、丁玲、冰心、张爱玲……学术领域则章太炎以降，刘申叔、黄季刚、林公铎、冯汉叔、陈寅恪、孟心史、钱宾四……燕京浙大南开、西南联大……从文化领域的任何一方面看，都不会找不到名字。
有人说这不是“复杂纠结”，这是“甜蜜的烦恼”。“甜蜜”是相对旁观者的，那时候的学者面对异常繁重的启蒙责任——首先启蒙自己，在如此纷杂的图景中找自己的一锥之地，在如此丰富的来自中西方的资源中找自己的一叶行舟；再启蒙旁人，不仅百姓，还有社会精英阶层，乃至各种话语平台……平台不合适，自己亲自搭平台。民国范儿中既有家国天下的一面——它仍摆脱不了新政治的议题，胡适、鲁迅他们一直在切磋；又有民俗、语言等具体一些的议题，周作人后来就专门弄这些……而且因个人主义、独立自尊的时代特质，后者并不相对前者为低。既要救国救民，又要求真求美。忽而“冲向无物之阵的斗士”，匕首、投枪、牺牲、战叫……忽而“资本家的乏走狗”，喝茶、练字、玩古董、票戏子吃饭馆子……晚清范儿若包含着不停地选择，不停向文明努力；民国范儿则包含不停地彷徨，不停向文明诘责。
就“换汤”的程度看，它换得相对彻底。我们随口叫得出的民国学者，对传统都是抱怀疑态度的。五四也被粗拙地看作“反传统”。但和接下来的人民共和国不同的是，民国的“反传统”是生命的自然过程，就像一个青少年的自然叛逆，它是经过自然积累而来的。由晚清对新政治的渴望，自然过渡到对新文化，乃至新国民、新语言等等的渴望。它为日后中国历史注入的是“文化反省”这一层，丰富了先前较单一的“政治反省”。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文化反省和政治反省都没从1949年的历史拐角顺利拐过来，而其实刮伤了之后的历史——成为一左一右为政治动荡、社会动乱抬轿子的轿夫。
四、人民共和国范儿
类似提法我没见过，因为普遍觉得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要么主动依附，要么被动收编，混入茫茫大众而没有自己独特的范儿。其实不然。
1949年以后的中国学者大致经历三个时期：全社会泛政治化之前、之中及以后。即便你出生在80年代，周围的“成人世界”、“过来人世界”也会强加给你关于中国社会的解释。且不给那一个字儿的概括，共和国这批学者身上的复杂纠结发轫于晚清、民国，既有政治上也有文化上，经历60多年强化、提炼、丰富，目前仍在不断复杂纠结下去。
泛政治社会之前，学者们对新中国充满期待，像广大工人农民似的觉得“翻了身”，可以实现自己对政治、社会的一系列设计。大批学者没有离开大陆就很说明问题。经历泛政治社会而到80年代，我们忽然迎来近似于民国时期的人文精神的爆炸，说明大批学者虽然几经沉浮，饱餐炎凉，乃于妻离子散，斯文扫地，还是要做学问、发声音，没有消沉下去，没有给吓惨、吓傻。如果说晚清范儿的“侠”有刚烈，民国范儿的“真”有耿介，那人民共和国范儿能看出其极强的韧性、忍耐力和向上、向光的乐观精神。虽然晚清、民国非常动荡，但行人以目的恐惧并没有后来的“文革”强，晚清范儿、民国范儿并不必承担这种绝望和恐惧。但共和国范儿由此淬炼而来，它不会和先前的两种范儿一样。
有人说，大陆学术环境这么差，还做什么做！但你随便看，即便在“文革”最危险的年月，仍有顾准这样的人坚持；在今天，坚持的人更多，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共和国这批学者普遍有对政治的警醒，普遍自己先给自己安副脚镣，但仍有不少人随遣铁索的压抑于笑谈——做学术、搞创作，也许几十年后再看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这段历史，有不少名字是激动人心的。历史不会抹掉他们的功勋和精神，只是我们距离他们还不够远。
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少苦难，“文革”和过去的“文字狱”区别在哪里，凭什么说人民共和国学者因为经历过这一段就是特别的？我们必须看这场灾难发生的历史节点。晚清，民国，终于结束战乱来到共和国，百废待兴，生机勃勃。新政治格局初成，新文化旗帜下也聚集不少人马。但从王实味到后来的田汉、胡风、周扬等等，“文革逻辑”逐渐茁壮，终于蔚然成林。
它阻滞的是什么？中国人刚从文明的海滩登陆，一边反省政治一边反省文化，但这些反省毕竟粗疏。此后，经历一系列社会实践的淘洗，政治反省、文化反省卸下鱼腥、水草和烂泥，被比较整齐地交回我们手中。如果没有1949年后连番的政治运动，它们二者也许自然发生化学反应，也许随人民日益安定的生活而化整为零，从知识精英的书斋真正潜入民众生活……说不定孕育出公民社会的土壤以及符合中国现实的宪政蓝图；结合传统文化固有优势和西方现代资源，出现新的思想而反过来影响西方……而在泛政治社会，政治反省和文化反省被告知：停下吧，不需要了，答案给你看——回去背熟！
首先，现成的答案会疯狂倒算之前的反省，不合适的都“退货”、“销毁”、“异化”，而且这个过程是全民参与的。原本向两种反思敞开的民众的脑袋，一下全部关闭，密密麻麻堆在标准答案中的“制高点”，把历史颠来倒去，把思想糟改胡写。很容易想象：假如接受两种反思的麻烦指数为10，运行它则相应需要10左右的思辨能力、道义准备；接受标准答案要简单得多，麻烦系数不到1，最好排除任何思辨和道义，就跟着说、照着记！——如此“锻炼”下去，全民的思辨和道义水平可想而知。除了“标准答案”，一切免谈，西方资源更免谈。且“反传统”到了歇斯底里、群妖出洞的程度，还怎么耐心审视传统资源？怎么把它结合进西方资源？——更别提怎么输出给全人类。
“文革”种种就发生于这种节点，它难道不特殊吗？共和国学者经历过这一切，难道不特殊吗？与其苛责他们交出自由或被扯去自由，不如看他们是怎么交自由出去或自由是怎么被扯过去的，更重要：看他们是如何从自由的谷底向上攀登——脚掌磨掉就以两根骨棒扎进碎石里爬行——身后留下一洞一洞的脚印，自由的山谷被活活扎成一部天书。
单就这一点，我也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些时间。起码把就着碎石滚进血液里的恐惧驱散，把革命群众扔进猪圈里的书拾回来，稍修一修砸坏了的眼镜、折断了的教鞭、伶仃浮几朵求知欲的课堂……即便时间静止，重建尊严和勇气也是很难的，何况他们还面临各种新时代的挑战……背着噩梦且开门都是新鬼，非在忧中即病中。眼镜、教鞭、课堂，它们不仅在当初被政治运动踩踏过，今天又被拜金、民粹、反智等等反复商榷起来。重建尊严还不够，中国学者还要在文明的新结构中发现尊严。
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概括人民共和国范儿。这是种什么气质什么范儿呢？
写于诺丁汉Raleigh Park
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