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做“礼仪之邦”很多年
上小学的时候，每周一早上要站队集合——聆听“国旗下的演讲”。这类演讲，十次有八次是爱国主题，谈古中国必是“自古以来……礼仪之邦”，谈新中国必是“多少先烈……幸福生活”。也有说串了以至于表意颇拧巴的情况，但放在演讲者仿佛较先烈之壮烈而并不输的表演里，最多是白璧微瑕。
“先烈”云云此处不谈，谈“礼仪之邦”。在今发现，当年的讲稿准确极了。它只谈中国“自古”乃礼仪之邦，并未承认“迄今”仍是。这些年读书以及在世上行走的体会告诉我：中国不做“礼仪之邦”很多年；从前是不是，也很成问题。
一、古中国是政治礼仪之邦，不是文明礼仪之邦
先说从前。
传统中文表述里的“礼仪”（一说“礼义”，见《礼记·冠义》）并非用于归置个人言行。也就是说，诸如“不许随地吐痰”并不归“礼仪”负责。它是什么呢？我们常说一个词叫“出格”，传统的“礼仪”就是“格”。所谓“守格”或“守礼”，应是：尊卑贵贱，三教九流，各司其位。礼的源头应在周公“六年制礼乐”（《尚书·大传》），为何制礼？只关乎“不许随地吐痰”那太小意思，周公便不配被贾谊称为“于中国有大关系者”。
有种观点认为，这种礼乃是上层的一种统治工具：王公四民各安其位并互尽本分，不要造反不要僭越。其主要作用在于：“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篇》）；或按韩非子的说法：“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韩非子·解老第二十》）。简言之，它负责把众生归为不同种类。它是区别法，不是统一法（“制礼作乐”的乐是统一法）。孔子他老人家穷其毕生“克己复礼”、“为国以礼”中的“礼”大概就是这种礼。我们熟悉的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等等都是这种礼的具体实现形式，无不在于区别不同的人。然而，区别可以产生格和秩序，在于它毕竟提供了分配资源的某种依据。有区别固然乏平等，但比无区别而大家全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要好。所以它不全是万恶的吃人的老封建。
往大了看，礼是国家和社会运转的依据，至少相当于“法律+道义规范+基本国策”；往小了看，它提供了不同的身份以及身份背后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义务）。孔子他老人家所悲愤的“礼崩乐坏”不是那时候的人乱扔香蕉皮，是大夫家居然“八佾舞于庭”，亦即不该你享受的权利你享受了而该你尽的义务你不尽。可以称之“政治身份的错位”。此外，时间一长，不同身份背后的义务就变成不同社会角色、政治角色的本能。整部中国古典政治史，乃至社会史，至少各自是半部本能史。比如，中国人本能地同情弱者憎恨强者，即便弱者其实在某件事上并不占什么道理。
为什么？向礼的源头设计去看：弱者太弱且没什么翻身机会，唯一能做的事是受强者驱驰或“沐浴天恩”。比如第4个小老婆生的5儿子的第26个庶出女儿，基本没有独立人格和申辩渠道。而正妻的大儿子就那么一个，大儿子的大儿子又只那么一个（参考《红楼梦》），这就形成一小部分强者对广大弱者的天然——或说——不可逆转的压抑及剥削。鲁迅批评中国人有“奴性”，这种奴性多少带有“女儿性”——对自己的起初定位就是“第26个庶出女儿”，自觉下载“乖乖女程序”，拜托他雄起他都不敢雄起。中国人的种种文化偏好、信念本能，都能在礼的源头设计上找出痕迹。
说了这么多，只想证明：起码从“礼”的本意上看，讲礼等于“讲政治”和“讲正气”，不等于“讲文明”。如果有人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理解为“中国人从前并不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奇装异服、插队成癖”，那就理解偏了。很多人，比如当年我聆听过的那些国旗下的演讲者，经常以这种话为依据批评今天的中国人“不讲礼仪”，批的尽是“随地吐痰”之类不文明的行为。中国古时是礼仪之邦不假，却是政治礼仪之邦；至于古人是否比今人更懂得践行“不许吐痰”，亦即古中国是否兼为文明礼仪之邦，存疑。
我能马上想到的古人不文明的例子是李鸿章，仅就他“随地吐痰”这一项就有很多记载。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萨木金的一生》就留下李大学士吐痰的一幅速写。那是他率团拜访俄国，在圣彼得堡参观一个博览会。前呼后拥的李大学士居然很自然地在地上啐了一口痰。又据民国时期社会活动家简又文《西北东南风》的记载：“李鸿章在英国伦敦赴某贵族宴会时，席间咳嗽，即随手取桌前盛香槟酒之小玻璃杯，吐出浓痰一口于其中，复置座前，玻璃杯罩了这黄绿色的液质，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颇为美观，而举座失色矣!”——问题在于，李鸿章并非一个文明修养很差的中国人，他应和同僚的很多诗文既风雅又大气，想必朝堂上见到品级相当的官员也一定七个“老朽”八个“不敢”的。中国人又讲究在外人面前拿腔拿调，文明礼貌的弦儿是上了又上的。但，吐痰怎么解释？
我不相信李鸿章自己不知道那是倒胃口、不文明的行为，也无记载他敢直接把痰吐在老佛爷的杯子里。比较合理的解释仍要回到礼的源头设计。同僚也好老佛爷也好，在中国政治礼仪的框架里，和李鸿章在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也只有在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前提下，亦即政治礼仪得以满足的前提下，文明礼仪才会发生。所以李鸿章对朝廷大员和皇亲国戚不会失礼，但他对家丁、仆从——由于在政治礼仪中李大学士和他们被完全区别开了——就没有讲文明礼仪的前提。在李鸿章经历的以上两种外交场合，除了和他一个阶层的中国人、洋人，应有大量服务人员或普通公务员。也许在李大学士的理解，他们不比自家捧痰盂的小厮高等很多——我老李溜达到哪里，你们跟着满地找痰的落点才对。
冯骥才《俗世奇人》里记载过李鸿章的另一个故事：他在天津喝茶汤，把茶汤上的碎芝麻看成灰，根本不问情况就把碗拍得稀烂碎。好在卖茶汤的杨巴伶俐，表面赔罪暗里解释：不知大人不喜欢芝麻这种东西，万死万死。事情才作罢。的确，他老人家对大清子民乃至天下苍生充满士大夫的责任和担当，让他为了无数的人们冲锋陷阵、舌战群雄都没问题；但真的面对他的百姓，一句文明用语、一个礼貌的动作，哪怕一丝耐心都沉重得拎不起来。
中国古人肯定不是不讲文明礼仪，但文明礼仪屈服于政治礼仪的前提。本质上，不讲文明恰恰因为只讲政治。本源还在礼的最初设计上。前文说过，很多文化偏好、信念本能来自这种设计，所以今人很多对文明礼仪的认识仍然带着严重的政治偏见。
比如官员对上司毕恭毕敬，陪着无数注意和小心，嘴边岂止“谢谢”、“对不起”；对下级或群众颐指气使、恶语相加，某些公职人员对百姓表现出的形象和地痞无赖也没什么区别。老百姓也没好到哪儿去：对餐厅服务员摔杯子骂脏字，对娱乐明星明里追捧暗地鄙视……我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翻译为：从古至今，中国人“区别心”太重，政治敏度、阶层意识太强。并非缺乏文明礼仪，缺的是一颗平视众生的心。
二、欲做文明礼仪之邦，先学平等看人
当今中国人文明礼仪之差早有公论。我甚至可以推断：比李鸿章乃至更前的古人尤不如。
大环境上，现代生活比古时丰富得多了，需要讲文明的地方也更多，中国搭上现代化的快车较晚，很多事还在学习。就咱们自己来说，跨阶层的规矩应当还在，败坏掉的是：其一，阶层内的文明，比如拿今天一对读书人和古时一对读书人比较，后者应比前者在礼貌上周到。最简单的例子是交换名片，学者金正坤举过一个他自己的例子：某次有人找他要名片，直接说“老金，给张名片”，他觉得对方失礼就没给。要名片肯定是不熟，即便向很熟的朋友要什么东西，“老金……”一句也太唐突。学者章诒和数次说过：现在人连个请柬都不会写，甚至一条请客的短信都不会写。其二，父父子子间的文明。之前说的阶层等等属于“君君臣臣”范畴，父父子子是礼的另一部分，且君臣之礼构建于父子之礼。如果拿一对今天的父子、母子同古时的一对相比，再如果后者能穿越到今天看到前者，估计不可理解。时代的确不同，但长辈毕竟是长辈。我无数次看到小学生当街叫骂自己的父母，无非后者没有给前者买什么东西；更无数次听说中学生训斥父母至后者抹眼泪，无非父母哪句话多念叨几遍、哪个观点和孩子不能一致。不夸张地说，很多中国家庭孩子是皇上、祖宗，父母是奴婢、孙子。这还怎么谈文明礼仪？都已上升为伦常失序问题。
此两种文明败坏的情况怎么治？前文已说过：中国人“区别心”太重，只懂得对等，不懂得平等。现代文明礼仪的根本土壤就是平等观念。现代文明人对所有人都可说“对不起”，只要妨碍或伤害到人家；相应的，对所有人都可说“谢谢”。现代文明人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因为他们知道有他人存在。而此处的他人是没有固定标签的，没有所谓职业、种族、性别、年龄的区别，是一群平等的分享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的人。
所谓平等观念，一点不高深：第一要把所有人当人，第二要把所有人当别人。“把所有人当人”是承认所有人具有一样的尊严，这种尊严是人之为人而应天然具有的，并不需要获得政治礼仪的加封；“把所有人当别人”是理性用事，而非感情用事，在于文明人能预见到每个人——即便是至亲骨肉——也是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人，他的喜怒哀乐和我并无不同；我对弱者的同情、强者的崇拜、义人的信赖同样可以放到他身上。
在我看，讲文明有礼貌根本是个心肠问题。心肠不对，做得对也是伪正确，比如下级官员对上级表现出的谦和有礼。只有内心平等、平和地看众生，才有文明礼仪可自然生长的土壤。伪谦和假宽容是政治偏见、阶层偏见强行嫁接在人身上的。人变成偏见的玩物，变成被偏见摆弄的盆景——文明礼仪赖以生长的真实的土壤，便为它那柔和的利爪慢慢偷换为花泥。
写于诺丁汉RaleighPark
2015年7月7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