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总是同一个时代的精神脉动、社会氛围息息相通。2022年，是全国人民喜迎二十大、砥砺新征程的一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2022年的文学研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更宏大的历史观、更包容的文明观、更开放的学科观，研究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其主体意识、文化自觉和中国特色愈发鲜明。人民文艺引领学术主潮，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文明互鉴深化思想境界，基础研究筑牢学科之根，方法创新拓宽研究视界，成为文学研究的鲜明特征。
人民文艺引领学术主潮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文艺成为文学创作的价值旨归，人民文艺也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围绕着人民文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时代文艺、延安《讲话》成为三个关键词，分别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维度展开对人民文艺的新诠释。
（一）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是理论批评界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使命。张江认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深入人心，文艺理论和批评才能接地气，有活力；只有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现象、文艺现场的阐释能力，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力量。党圣元认为，深化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研究，一要在“为何”和“何为”的体用两个维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二要突出通经致用、明体达用，建立起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新的阐释原则；三要以丰富多样的学术研究实践回答时代之问，使文艺理论批评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之中。宋伟提出，应从“范式革命”的视域出发，重申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转变”的真正内涵，彰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段吉方认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要着眼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创新与自主构建。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之路，也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化的重要条件。谭好哲认为，在理论演进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是以“民族形式”的追求为起点的。王杰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艺术创新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理论特征。泓峻考察了传统观念介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具体方式。
（二）新时代文艺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铁凝认为，如何展现时代精神的高度，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新时代文学面临的根本命题。李云雷从主题之新、意识之新、经验之新、格局之新阐释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与革新，探索新时代文学如何将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转化为新的故事、新的艺术、新的经典。李遇春认为，新时代文学在人民性、时代性和传统性上都呈现出了新的理论特质。张跣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每个作家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真正的作家必须植根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照亮生活。
乡村文学和工业题材创作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焦点。吴义勤认为，无论聚焦新时代农村变化还是挖掘乡土传统，现时代乡土文学不断丰富内容构成，提升主体厚重感，蕴含丰富的故事资源和思想能量。王尧、张丽军、张凡聚焦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文学创作，从思想内涵、文化价值、创作风格、叙事特征、美学取向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分析当下乡村文学书写的新质，在与之前乡村文学创作的比较中指出其未来发展路向。白烨、孟繁华、贺绍俊、张学昕强调人民是文学创作表现的主体，也是接受和评判的主体，提倡应着力挖掘新时代工业题材作品如何书写人民走进历史、创造历史的生动感人历程。
（三）延安《讲话》
2022年，适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赵学勇认为，《讲话》确立了“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人民大众文化创造的主体地位以及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使中国文艺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文化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拓展了《讲话》的文化创造精神和文艺的人民性内涵，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根本遵循。李继凯认为，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三个重要文本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工作的三次非同凡响的论说，标志着革命文艺观不变的价值内核以及与时代相适应的丰富发展，彰显了人民本位文艺观的继承性和创新性。贺桂梅从《讲话》解决的核心问题出发，讨论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姜涛以沙汀作品为例，讨论《讲话》在国统区的影响以及现实主义在国统区的可能路径。程凯突破文艺论的视角，将《讲话》放置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大坐标中研究。魏然讨论《讲话》作为中国理论与经验在阿根廷的接受和启示。
传统文化厚植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对于如何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下功夫，增强文化自觉、增进文化认同、彰显文化自信，文学研究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董学文认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打开对传统文化实现批判、继承、发展统一之门的金钥匙，是对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途径给出的新答案。高建平认为，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当今美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张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的大框架下，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是指导我国美学理论研究和当下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重要理论命题。
（二）激活经典阐释传统构建当代学术话语
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学是几代学者的夙愿，激活中国经典阐释传统成为构建当代学术话语的重要途径。张江提出，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李红岩认为，建构中国阐释学首先需要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明晰我们民族的语言特色和阐释特色，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谷鹏飞提出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形成一种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郑伟认为，如果说西方人通过“理解”将“阐释”封闭在此在的生命世界，进而把文本当成了思想的试验场，则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阐释”把“理解”导向社会生活的实践领域。
（三）探究现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现当代文学文化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得到细致探究，这在鲁迅研究中体现明显。汪卫东、何欣潼突破从现代文学性入手探讨鲁迅杂文文学价值的常规，将其放到中国固有的文章传统中考察，认为鲁迅杂文创造性地承续了千年文章传统。刘春勇指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章”进行两种创造性转化，正因此成为伟大而独特的文学行动者。孙郁对鲁迅戏剧观念的复杂性进行再解读，认为鲁迅批判旧戏剧的同时，也珍视乡间艺术，戏剧影响了其艺术审美。谭桂林、黄乔生分别考证鲁迅抄习佛经的具体史实，指出鲁迅的精神和人格受到几次佛学修习的影响。
将对现当代文学的讨论放置在中华文学史的长时段中进行审视亦是一个趋势。钱理群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认为开放、包容、独创性，“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结合，坚守思想和艺术的独立探索是其重要特征。汪卫东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散文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血脉和基因，突破了仅在现代文学格局中研究散文的思路。张清华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真正找回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它们不仅使用了一套古老的讲故事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使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时间观与世界观。沈庆利重思现代白话小说的起点问题，探讨《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现代性特征以及《孽海花》《老残游记》等的开端意义。李浴洋讨论“整理国故”运动对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生成的影响。吴俊、樊星、王宏图、何平等着力开掘了格非等当代作家作品与传统小说的勾连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
文明互鉴深化思想境界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的宏伟画卷，世界学术也是一部不同思想相互影响渗透的壮丽史诗。以学术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交流互鉴深化学术研究，这是2022年文学研究的一大着力点。
（一）以比较的视野观照中国文论
建构当代中国文论，需要在中西对照中明晰中国文论的范式和特质，并在时代的发展中赋予这些特质当代内涵。高楠认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可以概括为理论建构的超越机制与双域调节机制，这样的机制与西方理论范式的非超越的延续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李建中认为，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在世界文学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中国性”。张法从虚实关系的角度重新梳理了中西文论的传统和新变，指出理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点和演进历程对中国文论重建的特殊意义。曾军提出，“多元网络”的外在多样性、“西学中的中学”和“中学中的西学”的内在多样性、“西化与化西的双重变奏”的未完成性以及以“今中”作为学术立场的“古今中西的对话”，构成了“在世界中”的中西对话何以可能的方法论基础。
（二）以主体的目光打量中外文学
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应当加入文化比较的视野和眼光，促进中西文论的互鉴互融。张隆溪对后理论时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再探讨、陈众议对中外文学原理的讨论、方维规分析误译背后的概念史问题，均视野开阔，论述透辟。王宁认为，在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版图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蒋承勇提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张西平对作为一种文明观的文明互鉴的讨论、刘耘华对19世纪德国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朱振武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关系的分析、高旭东对文学伦理学中国资源的挖掘、纪建勋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季进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李庆本从跨文化阐释角度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均有助于在学理层面深化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和认识。
（三）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元素成为思考热点
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往往交相辉映。洪子诚以1954 年《文艺学习》第5期刊登的一份书目为切入点，考察了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采用移植、挪用、吸纳、改写等手法处理外国文学资源。赵京华对《阿Q正传》在日本九十年的传播和接受进行梳理，探讨经典之作的世界意义。梁海军、尹鹏凯探讨丁玲作品在法国的接受，为从女权主义视角审视丁玲提供了外部视角参考。张珣分析了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成败得失。顾文艳论述了德语文学机制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呈现出的学术、商业与经典三种机制导向。刘建军分析了翻译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知识再造的关系。孙艺风讨论了翻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出要更加稳妥地处理好跨文化的不可译性问题，同时在中西文学之间建立更具活力和成效的对话机制。
基础研究筑牢学科之根
没有基础研究的扎实根基，学术研究就缺乏稳健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创新，学术研究就缺乏紧跟时代的持续动力。对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是本年度文学研究的重心。
（一）经典理论问题的深入阐发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命题进行富于时代气息的新阐发，是激活其内在活力和现实意义的基本途径。张永清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这一经典理论命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拓展与突破，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富有历史意味的探索。赵炎秋和党圣元则分别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考察了现实主义理论原则和创作方法。赵炎秋认为，与欧美现实主义文论相比，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底色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强烈的政治性和理论的先导性，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是现实选择的结果。党圣元则认为，在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语境中，现实主义文论呈现出新态势、面临着新挑战，现实主义“何为”与“为何”，成为亟须厘清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新的现实中重新思考文学理论基础问题，是文学研究创新发展永不枯竭的生长点。通过以历史化眼光对雅俗这对重要的文化概念的重新审视，南帆强调，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雅俗的重新理解，往往表明审美趣味与历史之间正在重新建立联系，雅俗之辩始终是文化参与历史的见证。针对阐释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张江强调公共性是阐释的根本特征之一，公共理性是激发和推动阐释的积极动力，是约束和规范阐释的框架标准，是衡量阐释有效性的基本尺度。围绕当代社会“文学何为”的问题，金惠敏辨析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的前途在于文化化，而文化化则意味着建构一种文化差异共同体。针对“艺术何为”的问题，杜卫探讨了经典艺术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生境界的特殊价值，认为艺术人生是一种阔达的“天地境界”，既是对现实人生的超越，更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有效介入和必要补充。
（二）重要学术话语的价值重估
在重要学术话语重释方面，罗钢认为，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方能准确理解中西诗学中“比兴”和“讽寓”两个重要观念“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内涵及其历史、文化差异。过常宝认为，“诗言志”在先秦时期还不是一个诗学概念，从儒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到教化诗学的施行，“诗言志”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王秀臣采取生成性而不是定型化观念，动态理解六艺以及中国古典学术的发展过程，阐发其内涵的丰富性、语境的具体性、影响的深刻性。肖鹰认为，从“风骨”“气象”到“神韵”的美学追求，是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艺术的本体精神建构，是中国诗学之本。钱志熙认为，南朝至唐代“人文化成”文学观流行，不仅具文学复古、文学教化意义，而且有缘饰上层文治及其文学创作的功能。陈维昭认为，“演”应被视为明清小说学的核心理念，不应忽略理念推演在作家营造艺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创性。
（三）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深化
经典作家作品是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围绕经典作品、作家和学术现象，研究界揭示新角度，提出新论断，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刘毓庆等通过探讨《诗经》相关篇章与春秋史实的关联，再论《诗》、史互补互证之学术命题。王小盾等认为，以《乐府诗集》的结构为思想路线的研究工作，使作为对象的《乐府诗集》呈现出作为方法的意义。蒋寅重提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从经典化的视角提出杜甫的诗歌史意义超过李白的理由在于杜诗创造了一种与古典审美理想相联系的有关“老”境的诗歌美学。葛晓音对韩愈“以文为诗”重新考辨，认为韩愈长篇古诗的节奏处理，并未以散文的概念和逻辑来取代诗歌应有的情绪、感受和言外之意。莫砺锋重估罗隐的文学史地位，认为其诗歌总体成就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造诣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唐末诗歌的最高水平。朱刚重新解读了苏轼诗歌中的“江湖”书写，将其建构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吴承学认为，《沧浪诗话》与宋代理学的关系可以从诗歌理想与人格理想、诗歌境界与圣贤气象、学诗门径与学理门径等方面找到关联。左东岭则从易代之际文学思想演变的角度对元明之际和陶诗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呈现易代之际的文学风尚。
吴晓东通过对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文学作品的讨论，分析五四时期现代主体的特征和精神经验。张旭东从鲁迅文学历史形成和风格自我重现两个方面，对作为批评对象的鲁迅文学进行总体性考察，界定了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郜元宝以《故事新编》部分篇目的题目修改为例，展示鲁迅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探讨现当代作家手稿的研究方法。陈晓明认为只有放在“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中，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揭示的中国乡村发生变革的历史意义。王兆胜认为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突出体现在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周保欣力图融通文学与史学、地学，分析当代小说创作中形成的舆地学写作特征。王泽龙则在路径问题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历史语境与再问题化、现代价值观与知识体系更新、诗性关注与理论创新予以关注。
方法创新拓宽研究视界
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关键。方法是工具，提高效能；方法是路径，引导方向；方法是视野，拓展可能性。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本年度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风貌。
（一）以阐释学方法重思理论创造新路径
阐释学以理解和解释为中心，是基础学科中的基础学科，既是本体论的思考，也是方法论的凝聚。李春青提出，文学阐释学把文学的“虚拟空间”“意义世界”“关系网络”均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不同层次的意义建构将方法论和本体论融为一体，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向。傅其林认为，文学阐释的悖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悖论性的回应，也是对文学理解与阐释的实质性与丰富性的确认，文学阐释的悖论并不意味着阐释的困惑或旋涡，而是在悖论中发现意义，在矛盾中寻觅生机，在张力中传承革新。刘彦顺认为，文学阐释学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文学文本，而是在意义上呈现出时机化的、在时态上正在进行着的、在时体上流畅的且构成方式是绝对同时性的文学阅读生活。曹顺庆提出了一种“比较文学阐释学”的构想，借由这一研究模式，比较文学可以为文明互释、东西互鉴正名。刘月新提出，创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该从传统的立法型文学理论走向现代的阐释型文学理论，在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文学观念与当代文学现象的阐释中从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二）多维度拓展文学研究方法论
朝戈金认为，应立足口头文学之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构建全观诗学的文学阐释体系，实现分析方法与整体方法的深度结合。景海峰从口传到书写的视角，探讨了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冯胜利提出汉语韵律文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汉语韵律文学史为文学史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以语言为基础发掘不同文学艺术之美的新方法和研究路径。梅新林认为要引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既有学术研究体系进行系统性变革，为古代小说研究重构一种新型空间阐释模式。陆胤认为，近代文学研究至今仍面临着经典化不足的困难，根据近代文学的文献特点和学科特性，应重视近代文学研究的生活史维度。王庆华重视文学研究的物质文化因素，提示对话本小说发生起源研究的学术争论，应深化文献综合研究，揭示作品作为书籍的历史存在全过程。沙先一等从文学、艺术交融角度，关注了清词自度曲的创作方式及其音乐、文本的双重形态意义。刘勇强提出小说知识学的建构，认为需从知识角度审视中国古代小说。史伟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西方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的观念、方法对近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三）借力数字革命开启文学研究新契机
数字人文的发展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变革提供了可能。刘石认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人文的兴起，更具方法论和本体论意义的“Information Science”已经出现，应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创建“数字文献学”。王兆鹏认为，数字人文研究应在文献数据化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可操作的计算批评实践。赵薇认为，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量化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诸多问题上进展迅速，计算技术与文学阐释结合，形成了可操作的批评路径。
新媒介、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概念层出不穷，与经典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张力，为文学理论话语创新带来了契机。通过反思元宇宙的限度，南帆认为，元宇宙仅仅是感官感觉真实，元宇宙与现实社会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依赖。单小曦提出，“元宇宙”文艺世界要素的根本特质体现在它是一个自创生信息系统，形成了数字信息化的存在方式。刘方喜则以“脑工的终结”标识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黎杨全提出建设一种数字时代大文艺观的构想，将作品外的“活动”包括在内，并使之交流贯穿。通过考察图像隐喻的运作机制，牛宏宝指出对图像隐喻的思考，可以把我们带入对图像符号意义生成的自觉中。
反思与展望
文学传承着历史，牵系着未来。回望2022年的文学研究，可以看到，学术与时代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的关系越发明显，文学研究回答时代之问、时代之问深化文学研究的良性互动格局日渐明晰，主体意识、中国特色和文化自觉正成为文学研究界新的共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跨文化视野以及对新的文学文化现象的敏锐把捉和深入思考方面，文学研究仍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今后的文学研究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植根时代，超越时代，强化主体意识，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把握文学研究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锻造学术精品，弘扬中国精神，不断推动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行稳致远。
（执笔：文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