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首相表示要领导亚洲制衡中国，甚是疯狂，看似有武士道精神。如此这般对中国直接叫阵，希望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提高正当性，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才能发动战争，进而取得“进出”其他国家的权利，还算不上是中国对日外交的什么大挑战。事实上，凡是各国出现这种反华领导人时，中国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化解。反而当各国出现所谓相对亲华的领导人时，中国的外交挑战更巨大。安倍带来的挑战因而在各国，他是在逼迫各国表态。

每当各国出现反华的领导人时，将有两种力量会淡化他们执政时反华的力道。其一是，在他们社会上的反华势力对于他们感到放心，因此愿意让他们处理对华事务，即使他们小心翼翼没有与中国升高对抗，内部反华者较不至于担心出现对华实质让步的政策，于是也就不会刻意破坏。其二是，他们为了维持与中国的既有交往关系，以便维持双方社会上实际的需要，因此周期性的会采取各种缓合性或起码是象征性的措施，来证明自己是理性的。

然而，如果出现刻板印象中相对亲华的领导人时，各国反华力量便会藉由中国政策遂行政治斗争，强迫领导人表态自己对中国不会让步。比如，在澳洲总理陆克文执政时，有心人士便利用西藏或新疆问题，来破坏他对中国采取亲善政策的可能性。新疆、西藏与台湾可说是国际反华人士最喜欢利用的议题。包括在台湾，2008年当马英九就任后，西藏问题就不断地遭到打着反华旗帜的在野势力藉用，迫使他发表反华言论，也是同样的道理。

简言之，破坏中国外交的手段最容易出现的时候，就是当各国领导人没有反华的名声时。基于同样的道理，当各国政府与中国要达成某种协议时，破坏中国外交的类似手段也会出现。印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印度的媒体与反对党最擅长在印中关系出现改善的时候，提出刻意渲染的中国威胁或文明冲突之类的论点，来骚扰印度政府。与其说他们想要与中国对抗，不如说他们只是国内政治下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斗争。

各国国内反对派借用反华遂行政治斗争，就是中国外交最大的困难所在。如果相应不理，似乎失去立场，如果进行驳斥或抵制，刚好对号入座，坐实了中国的对抗性，导致原本不反华的政府更难做人。所以，往往对中国外交真正的挑战，不是因应反华的政府的各种言论或政策，而是因应不反华的政府为了处理在其国内受到压力，而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之际。

安倍政府的邪恶之处，故而不在于其反华，毕竟全世界靠反华攫取政治好处的政客，多如过江之鲫。安倍政府之邪恶，在于他试图扮演各国国内的反对派，迫使各国政府选边，要各国政府答覆，是否自己愿意屈服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假如各国政府说中国对自己没有军事威胁，不就形同承认自己屈服于中国了吗？那他们在国内的形象如何维系？以至于他们不能不某种程度同意，亚洲各国应该共同因应中国军事威胁。

因此，安倍对中国外交的破坏，不是因为他造成对日外交的困境，他并没有造成对日外交的新挑战。他造成的是中国外交在其他亚洲国家面临破坏，尤其是越南与菲律宾最直接，在蒙古与印度则是间接。但间接破坏并不代表比较不重要，蒙古现在力主日本应该纳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框架，日蒙关系的巩固不在话下，日本希望蒙古成为美日同盟远交近攻的战略棋子，不言可喻。依此而论，安倍毫无武士道精神，而是不折不扣的懦夫。

中国正在透过双边外交的连横作风，因应日本的以多边外交发动的合纵式围堵。中国与印度、越南的双边对话与调整，近来略有斩获，因此可以预期两国各自内部的反华声浪将升高；但中国与日本或菲律宾的僵局仍然持续。回避与日本进行多边外交的集结对决，继续集中在双边关系的开展，并多利用上合组织的平台，巩固各个双边关系，确保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仍然是中国外交的最佳选择。

（中评社特约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