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未能找到办法，化解与越南、菲律宾、日本领海冲突，其对于如此拖延不绝的现象，却尚能处之泰然。同时，朝核问题愈演愈烈，作为与朝鲜历史关系紧密的友好邻国，中国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方针，给予外界的是不果决、不干脆、总在庇荫朝鲜的印象。

为什么在英语文献中，普遍存在一种中国正在崛起为霸权国家的观点？中国外交论述不是一再重申中国不争霸，并且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还提出了和平崛起，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宣扬和谐世界吗？欧美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观点是，自2008年以后，中国变得越来越骄傲，其作风亦趋于强硬。尽管中国积极推动多方位、多层次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还广泛宣传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憧憬，并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计划，但这反而助长了英语世界的恐惧感。

现在中华帝国的标签变本加厉地流行了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周边国家的秩序受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冲突因子在中国周边形成。但是，尽管中国未能找到办法，化解与越南、菲律宾、日本领海冲突，其对于如此拖延不绝的现象，却尚能处之泰然。同时，朝核问题愈演愈烈，作为与朝鲜历史关系紧密的友好邻国，中国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方针，给予外界的是不果决、不干脆、总在庇荫朝鲜的印象。

欧美知识基础的失灵与中华帝国的提出

真正让英语世界感到迷惑的，应该不是单纯的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就算中国卷进更多的周边领海冲突，对欧美国家而言，中国在领海主权问题上坚持己见，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令外界不懂的是，中国并没有采取切实的冲突手段。外界也理解中国庇荫朝鲜的行为，因为朝鲜的战略地位及其政治稳定，对中国太重要。但问题在于，从表面上看，中国对朝鲜既不像是真心庇护，更未准备干预控制。一言以蔽之，欧美舆论所透露出的最大不安，是他们不明白中国到底想要做什么？所以，英语文献的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对中国的厌恶，并不是单纯的权力问题。

当然，这种厌恶中国的情绪有其产生的心理基础：一是纯粹由权力的消长所致──认为中国快速窜升的影响力，限制或挤压了自己的发展空间，所以产生了厌恶。比如对华盛顿而言，南海的主权冲突影响到美国在其盟邦心中的信誉，以及美国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的维系；对新德里而言，中国的发展调动了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等南亚诸国的经济资源，随着“一带一路”延边而过，印度的势力范围被极大地压缩了；对东京而言，中国吸引了原本是由日本援助或交往的亚洲国家，让东京的影响力降为亚洲第二。

如此形成的第一种厌恶，是西方人可以理解的厌恶。因此，即使西方人厌恶中国，但中国起码还有具体的政策问题可以处理，就算处理不好，毕竟能掌握到问题的性质，所以其间最大的挑战，不过是处理方法不正确或资源不充分。但是，第二种厌恶就不同了，那是一种由不确定感所造成的焦虑，一种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让自己如此恐惧的恐惧，也就是无法用文字明白形容的厌恶。这样的厌恶和恐惧之情，是一种知识基础失灵所导致的对存在、身份、秩序等固有认知的根本动摇。

这不代表西方人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有意直接改造或推翻既有秩序。恰恰相反，其没有任何证据，简直如坠入五里雾中。可以说，在英语文献中以及欧美的现实世界里，中华帝国成为普遍印象的心理基础就在于，人们看到中国的影响力愈来愈大，但是对于中国的意图何在，却越来越难以把握。有时候，中国说的、做的好像跟国际政治的原理、原则都不一样；有时候中国又使用欧美已经习以为常的原理、原则，包括权力均衡、国家利益、富国强兵等，这时，中国的言行举止似乎又能为西方国家所读懂。至于中国自己，有时候用欧美外交的原则说事，但在其他时候却又常常提出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

所谓帝国，意味着控制力量的明显扩张；但是，中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既未提出普世性的规范（美国就紧握自由主义的旗帜不放），也不依据一套言之成理的制度模式（美国凡事都要先建立治理程序）。从欧美舆论界对国际关系的认知来看，帝国式扩张的特点是，势力范围或疆域的扩张，不涉及伦理、价值，不顾及既有成规惯例，且凡事以我为主。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扩张而扩张，并且在纳入新的势力版图时，其手段或后果都非常有弹性，不拘泥于固定模式。

对于欧美舆论界而言，要了解中国外交，只能从他们自身的价值与历史经验出发，于是就会因为看不懂中国的外交风格而焦虑，进而要追问，对自己而言，中国崛起带来的最坏结果是什么。比如，他们因为自己凡事都以国家利益为基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绝不容许权力格局的改变，或新的势力破坏稳定。这时，中国在力量增长的过程中，表现出利益均沾的态度，就与其期望不相符合，惹人猜忌中国在幕后必有其他图谋。于是乎，从中国影响力增加的现象，就推断出中国的动机必然都是为了增加自己权力。

同理，若是单纯从欧美的自由主义价值出发，看不到中国提出相对应（取代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在多边组织或全球治理框架下，就不晓得中国的行事标准何在。假如中国表现出的是，在各种不同立场之间调和，而没有自己非要坚持不可的某种是非观点，有时投票弃权，有时甚至缺席，久而久之，就给欧美观察家留下非常恶劣的印象。其结果是，当中国思想界逐渐回归文化正统，开始采用诸如王道、天下、和谐之类的指导概念时，反而起人疑窦。

这种怀疑中国固有文化概念的倾向，在英文文献中确实已经相当普遍。包括较早关于“天下”的讨论甫一出炉，英语文献中即刻就出现中华帝国这个标签，以指控中国试图重建四夷来朝格局的浪漫想象。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界，研究者向来惯于把意识形态或价值当成政策工具，他们把天下或王道当成是认识论，也就是当成中国认识世界的视野，所以分析的是，中国如何透过这些概念来评断各国的表现，从而进行秩序的宣扬与改造。

相较之下，中文文献中这些概念普遍被用于建构类似本体论的论述，旨在规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尤其是中国自己。在中文文献中，王道指的是以身作则，而天下的概念更是一种自我形象的投射、自我角色的界定，其重心是对内自省，而非改造世界、建立新秩序。这亦是在提醒中国自己不可以称霸，因为天下不属于中国，中国不可强加于人。英文文献中流行的一种观点却是，天下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要规训周边国家（如东南亚各国），让他们自愿回到过去的封建时代，接受中国在中心、自己是边陲的国际格局。

换言之，所谓中华帝国，是困惑中的欧美舆论界，在自己的历史文本中找到的一种便宜标签；是欧美在权力均势理论所界定的国家利益观点之外，在自由主义为内涵的全球治理之外，在失去观察理解中国的参考依据以后，在观念上的重整旗鼓。于是，中国的崛起沦为概念之外一种缺乏理念、破坏制度的扩张势力，被理解为空间性的帝国势力扩张。这样的理解当然带有否定的意味，因为欧美最容易联想到的近代史上的帝国，就是纳粹主导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可是，这样的理解却有助于欧美重新确认自己所代表的理念，就是自由主义与全球治理。

将中国外交归诸浅显的双边话语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试图重起炉灶，建立自己的理论与思想依据，以指导中国的对外关系。这对于重振民族自信，以及摆脱以权力均衡为依归、以改造干预世界为手段的欧美式外交，非常关键。不过，与欧美学术界、舆论界、政策界的沟通探讨，不能只拘泥于自己发展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的历史文化性较强，诸多深厚的含义不易传达。如果想要中国的外交思想能对国际关系的理论有所贡献，启发欧美学术界，并对新进学者突破思想桎梏起带动作用，就须要借用或重组英语文献已有的概念。

其中立即可以为我所用的，就是双边主义的概念。实践中，中国的对外关系向来是以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互惠为目标，即便是在多边框架与组织的参与中也不例外。中国甚至习惯于先采取单边、片面的行动来表态，再以自制或让步的方式，凸显双边关系对大家的重要性，鼓励对方回报。在对美关系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便是一例，美国针对全球治理下的人权、反扩散、气候、互联网等问题要求建立程序及准则，中国对此并未直接回应，而是将这些讨论首先视为顾及美国需要的一种让步。另外，从中国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来看，中国借着成立多边组织，提倡互惠合作的双边谈判，相互嘉惠，绝不以国际组织或全球治理的规范来自我设限。

由此可见，中国不是在利用多边参与，来追求自己国家利益，也不是在利用多边组织来建构国际关系的新原理、原则，更不是在利用多边组织的名义进行国际干预。对中国而言，多边组织的重大功能之一，是作为营造双边关系的平台，让两个有争议的对象，有机会互相对话。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透过六方会谈，搭建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对话平台。双边外交的重大意义在于其间所具备的弹性，因为只要双方同意，多边规则的限制便可以被放宽。尤其是在争执得僵持不下时，也不必像在多边框架下那样拉帮结派，而可以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拖延、不解决，以时间换取空间，等待将来时机成熟之后再作处理。

倘若用双边关系来说明中国的外交风格，其优势之一在于，双边外交的实践并非中国所独有。比如说，在国际政治里，双边主义的和平关系可以透过两种方式建立。一种是藉由“相互保证摧毁”的策略，这种策略是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苏联而发展出来的，此种和平关系奠基于双方的恐怖平衡之上。对于同时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和苏联而言，没有哪一方愿意率先发动核战争，这只会造成双方同归于尽。“相互保证摧毁”遂成了一种双边默契，但是一直等到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出现核扩散以后，研究者经由回想比对，才能体会到，当初的和平是双边外交的默契，而非权力均衡的必然结果。

第二种双边和平外交关系的建立，则是透过信心建立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目的，是在交往双方之间培养出对彼此关系的信任；透过信任的建立，减缓因两国各自为政、互不相让而产生的军备竞赛压力。南海各国之所以单边扩建岛礁，就是因为缺乏双边外交，这迫使中国后来居上。倘若事前能透过一系列双边协议，让各个国家在彼此间交换军事力量与装备的讯息，当双方的意图和行为能够及时为另一方所了解及预测时，各自为政所造成的不信任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弭。中越在领海争议的同时，继续进行海上救难的联合演习，就是彼此对于恢复双边关系战略的再确认。

美国建立对外关系的时候，也常使用双边主义策略。比如，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重建过程中，美国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交往模式。例如德国与日本在战后都受到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庇护，但是西德与美国的扈从关系是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发展出来的，而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却是从一种双边但不对称的利害关系中衍生出来的。美国在亚洲更是力行双边外交，与个别的亚洲国家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当时多边主义之所以无法在亚洲形成，实则因为多边主义这个概念，尚未在亚太地区成为一个普遍的、牢固的、毫无疑问的规范。

基于多重双边关系的外交，是符合中国人生活实践的重要话语。在双边外交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其本质不是对抗性的。没有双边关系就必须直面多国以开展外交，这时，没有能力片面制定国际规则的多数国家，就难以控制自己的外交关系，由此反而容易衍生出对抗心理。所以，双边关系是追求稳定长远关系的合理进程，双方都有意愿让步，大国不必然压制小国，小国不必然听命于大国。正因为双边外交追求的是长远关系的发展，所以当冲突不能解决时，未必要求其解决于一时，这更说明了耐性与拖延的合理性。

双边关系亦是相对平等的关系，因为小国期盼大国让步，大国不愿意弄拧与小国的关系，以免影响大国与其他小国相处的信用，所以双边关系下大国往往愿意让步，以求得长远的互惠关系。这与中国传统外交的文化规范相符合，所谓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由此可见，在双边框架下的大小国关系，其协商空间更大，这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后者认为大国必然压制小国，小国必然寻求第三者共同制衡大国。“一带一路”的规划，恰恰是与沿途国家建构双边关系，其与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所仰赖的多边一体关系大相径庭，后者难免会产生出相互挤压的局面。但是，双边与多边的差异足以说明，无须假定中国推动建设亚投行是一个挤压西方发展空间的阴谋。

最后，双边关系终究是角色关系，因此并不会受到双方的宗教、种族、经济发展或政治制度的影响，其重心在于同时照顾双方的需要。双方的角色关系是相互构成的，因此双边关系更容易产生出大我意识，不会动辄以某种普遍性的抽象规则来相互诘难、威胁干预。同时，双边关系并不必然反对全球治理秩序的建立，但那是多边外交的任务；相反的，双边关系的稳定还能够满足全球秩序运行过程中的沟通需要，在双边信赖下进行沟通，从而避免对抗与侵略的发生。这种角色关系的开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王道思想息息相关，透过历史制度的整理研究，更可以说明双边外交源远流长，进而将欧美舆论界从中华帝国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以双边框架超越美国对中国围堵

双边外交除了具备完整的理论架构之外，在实践上，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可以透过双边外交，一方面将中美关系从其他国际关系中切割出来，如此减缓源自美国的形式性或制度性压力；另一方面，中国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视为单一、个别、或者独特的关系来处理、对待。当前，中美在南海有着潜在冲突。美国试图在多边框架中孤立中国，中国则可以通过将美国拉进双边框架来化解这场围堵危机。

2015年11月，美国派遣轰炸机飞越中国岛礁，虽然事后以误飞为理由向北京解释，让双方都有颜面下台，但却已经如愿地起了示范作用，现在已经让东京跃跃欲试（或者这根本是美国事先策划好的），打算如法炮制，也派飞机飞越中国岛礁上空。如何在与美国周旋南海议题的时候，把场域拉到南海之外，已经是避免南海问题复杂化的当务之急。如果美国在南海上空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不但会严重激化双方的冲突，东京、马尼拉、台北等国家或地区，也势必会加入美国一方以狐假虎威。多边关系下的南海，就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手段。

简单说，中国必须把美国介入南海后趋向多边化的混乱形势，重新框回双边架构内来处理。一旦南海成为中美双边对话的一项重要议程，北京就能藉由双边关系的框架，来牵制美国在南海的可能挑衅。过去，在中美双边架构中，南海不是主要议题，北京也不愿意让南海问题变成中美之间的主要议题。如此，美国无权向中国提出具体要求，而中国当然不必与美国讨价还价。其结果是，美国直接硬闯，试图在南海建立一个多边框架来束缚中国或各国的片面行动。

双边框架可以解构美国介入南海的身份。如果今后在中美双边对话中直接将南海问题放进议程，就可迫使美国必须直接提出具体要求。不管美国在各次会谈之间如何反复，一旦其对北京提出具体要求，就表示对话已经展开，那在对话没有破裂之前，华府就没有立场派遣轰炸机或驱逐舰，屡屡出没南海，这就是拖延的好处，也是双边框架下可以形成的惯例。所以，中国一旦把南海问题转换成双边议题，大方地邀请美国直接对话、具体协商──从整体架构上削减美国行动的正当性，从论述上摧毁美国的道德性，再从实践上建立一套给予美国某种行动特权的政治关系。

面对美国提出的任何具体方案，中国从辩论与折冲的角度，都有两种应对之策。第一种应对方式，是将美国在历史上与当下的各种作为，与中国的要求进行比较，指出其违背自由主义理念之处，即用美国曾有的实践，化解美国对中国的要求，但这种口角之争只会加深双方的误会与分歧。第二种应对方式，是将中美之间双边对话中的其他议题，尤其是美国比较关切的议题，与南海议题挂钩，让南海议题变成难解的、可以拖延的议题，进而迫使美国缓和立场，以便在其他对之更重要的议题上，维系中国愿与美国合作的态度。

除了口头辩论之外，双边框架还能够照顾到中美双方的实际颜面。颜面就是信用，是两国面对其他相关行为者的时候所必需的。原本，美国直接介入南海，是要掩护（或鼓励）各国共同出入，以实际行动摧毁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宣告，从而把南海转变成公海。各国将不可避免地体认到，与中国摊牌以后，自己必须依赖美国的保护，结果是，南海反而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国可以给予美国以特殊待遇，只要维持在一定频率以下，美国麾下的机舰偶尔误入中国领域亦无妨，但美国也要同意约束其他国家邯郸学步，莫在南海上空给北京难堪。

比如，在东京要飞南海岛礁的问题上，中国就可以与美国在双边议程上叙明，中国将会对日本飞机采取自卫，由此导致的后果由东京自己承担。但是，如果美国派遣机舰穿越，只要跟北京事先报备，中国就会有特别照顾美国的安排。至于其他国家，中国将义无反顾地展开自卫反击。双边关系本就允许安排特权，中国给予美国特权，就是照顾双边关系的诚意作为，美国同意透过自己的双边外交来约束其盟国，同样不会受到多边程序约束。

这样，中美关系双边化以后的南海问题以后，中国就能挪出精力来从事与各国的双边化。这一方面使得中越的南海议程得以维持双边化；另一方面，东京与台北原本藉由中菲南海争议浑水摸鱼、鼓动反中，如今却只能在两国之间选择站队，其行为本身将是针对中国而来，而不是为了南海航行自由而来，那他们可能就会有所顾虑。采取多重的双边外交实践，将协助中国化解多边的动员围堵；而透过双边外交的话语，则进一步说明中华帝国概念的失准、失灵，以及中国崛起对国际关系理论或世界秩序的意义。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6年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