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水河农场二分场和六分场
1.军管会主任金参谋的训话. 我对“文革”发生的初步思考
我们这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首先被送到了长水河农场二分场。这里的二分场也和兴凯湖农场二分场一样，关押的基本上全是一些“历史反革命”，而我们这个严管队，虽然人数仅有百人左右，却是五花八门，犯什么罪的都有。为了不让我们跟原来的犯人混杂，单独给我们腾出了一排监舍，并严令我们不许串监。
两、三天后，军管会招集二分场的全体犯人训话，训话的是长水河农场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朝鲜族人）。他开口就说：“反革命们！坏蛋们！文化大革命没有你们的事，也没有你们的份！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听清了没有？！”全体犯人一致大声喊：“听清了！”金参谋这几句简短的训话就象刻在了我脑子里一样，我敢保证，以上写的与他当年讲的一字不差。
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我们的事，也没有我们的份，这倒也好，大家吃完了饭就在监舍里下棋、打扑克，有些刑事犯就围在一起讲一些下流故事，而我就整天看报纸。干部们偶而来看一看，嘱咐一下犯人中的“积极分子”，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政府汇报，不多会就走了。这两个来月的时间是我自被捕以来感到最轻松、最“自由”、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既不用出工干活，也没有管教干部整天盯着你，找你的麻烦，除了肚子仍然吃不饱以外，那简直过的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我对每天的报纸是逐字逐句的细读，边读边琢磨。我开始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经他这么一号召，全国人民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矛头直指各地的党政机关。我的初步结论是，“文革”所以能发动起来，除了毛泽东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望（这是多年来由他的同辈们宣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结果）外，是有两个矛盾作基础的。第一个矛盾是共产党上层派别斗争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他与刘少奇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整个“文革”期间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第二个矛盾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就第一个矛盾而言，因为我非常注意看报，从六二年开始我早就觉察到了，特别是在六三年看了有一天的“黑龙江日报”上并排登了毛、刘二人一样大的照片，下面还有伊春市人民在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我就预感到毛、刘二人的矛盾迟早要激化。事实上，六二年以后，各大局的党委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刘少奇的人，在政治局里，刘的人已占了上风，毛知道要想单纯利用党内斗争，举手表决的办法，恐怕难以将刘少奇整倒，因此他利用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借助于发动群众这种非法手段把刘少奇打垮。至于第二个矛盾，毛泽东在六二年早就说过：“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各级党政干部已慢慢变成了一个欺压老百姓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恐怕是事实。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在“文革”前只是潜伏着，“文革”一开始，这个矛盾立刻爆发出来，各地的群众造反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点就是证明。
毛泽东的个人性格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具有浓厚的封建帝王的专制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也很重。他看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敏锐和深远的。对于共产党最初为穷人打天下，到取得政权后慢慢变成了统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点恐怕他早就觉察到了，他想利用发动群众的形式来解决这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好象是解决了，刘少奇被打倒了，但第二个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下也不可能解决），却给整个国家造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混乱。但有一点他却万万没有料到，那就是正是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后彻底摧毁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摧毁了人们过去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任何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崇拜。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反修”、“防修”的目的，恰恰相反，却给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用“文革”时的说法就是全面变修）打下了思想基础，今后中国谁要想让人们再回到他那个年代的思想精神状态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2.凶神恶煞黄管教. 一张文革小报引起的风波
我们在长水河农场二分场，实际上是一种暂时性寄押，到了三月底，天气渐渐缓和了，便被调到了总场场部所在地六分场，在这里就没有象在二分场那样自在了。首先，必须每天出工劳动，其次，派了四位干部来管理我们这个严管队。一位是姓张的指导员，五十来岁，此人还比较和善，很少跟犯人吹胡子瞪眼。听六分场的老犯人讲，张过去当过刘少奇的警卫员，“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下放劳动过，不久又回来了。第二个是黄管教，这个家伙简直是一个凶神恶煞，见了犯人就恨的咬牙切齿，尤其是对“现反”，他一开口就先背几句毛主席语录，什么“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许你们（原话应该是‘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愿意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也无关大局”等等。而且也象那位金参谋一样，给犯人训话，一开口就是“反革命们！坏蛋们！”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被他用小绳勒过。另外还有一位姓刘的队长，三十来岁，也很凶，一位姓杜的小青年干事（劳改干部子弟，十八、九岁）。
我们这个严管队里有一个叫马维智的“现反”，收到他北京家寄来的一些日用品，这些日用品是用一张红卫兵办的小报包着寄来的。年轻的杜队长因为刚参加对犯人的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大概“警惕性”也不高，他打开包看一看，没发现什么违禁物品，就用原来的那张小报把东西包起来给了马维智。就因为这张小报，闹了一场风波。
原来那张小报上登着一条惊人的消息：刘、邓路线的二号头子邓小平刨腹自杀、陶铸自杀、罗瑞卿跳楼摔断了腿、王光美跳楼自杀未遂、杨尚昆自杀未遂等等。显然登的这些东西真假难辩，现在知道只有陶铸自杀和罗瑞卿跳楼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那时红卫兵办的各种各样的小报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犯人出工干活有时都能拣到。人被关在监狱、劳改队里，对小报登的这些内容的真假，当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就越感兴趣，于是犯人们将这张小报纷纷传着看，结果不知被哪个想争取“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黄管教。
黄管教这家伙他不去批评杜干事，却把全队的犯人召集起来追查都有谁看过这张小报，硬说犯人想借着看这张小报的机会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组织“暴动”，并且要追查“黑后台”。那年头不论社会上还是劳改队，只要发生一件屁大的事，都要追查“黑后台”。一追查“黑后台”我就首当其冲，这是由我的那张倒霉的判决书决定的。可是自从我侥幸躲过了因写日记而可能带来的杀头之祸后，我变的非常老实，言行非常谨慎。从报纸上我看到象中央领导那样的人物说被打倒就被打倒、说被整死就被整死，从陆续进来的犯人那里也知道，目前社会上武斗成风，每天被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全国实际上处于一中无政府的疯狂状态。在这种时候，整死一个犯人不跟捻死一个蚂蚁一样！所以我特别小心，一天除了吃饭、干活、看报纸以外，很少说话。别的犯人在干活休息时或是在饭余之后，经常聚在一起闲聊，我都躲的远远的，这张小报也是在别的犯人传着看时，我从旁边瞧了几眼，我并没有拿到手里看，也正因为如此，姓黄的这家伙想借机把我打成“黑后台”的企图没有得逞。不过许多人却遭了殃，让他用小绳勒起来、吊起来的犯人有十来个。
黄管教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家伙原来只是一个小干事，“文革”一开始他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为了表现自己“阶级觉悟高”，“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的紧”，因此他总想能从犯人当中挖出一个什么“反革命集团”来，这样他不就立了大功了吗？有了“功劳”才能往上爬呀！后来还是那位张指导员比较通情达理，从中作了工作，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因为这件本来没有的事如果闹大了恐怕连小杜干事也要受到军管会的批评和处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姓黄的这家伙看起来很凶，见了犯人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甘愿抛头颅撒热血”，其实这家伙是一个说大话的怕死鬼。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两个犯人金宝祥和王宗昌在工地干活时打架动了铁锹，晚上他主持开这两个犯人的批斗会。会开了不一会，他刚讲完了一些共产党员不怕死的大话，突然停电，监舍里一片漆黑，这家伙“蹭”的一下就从窗户跳了出去，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兴凯湖劳改农场严管队来的，他怕万一这里面有哪个被他收拾过的不怕死的亡命徒，趁着断电看不见的机会对他下黑手。
3.“文革”中对犯人的加刑风
六七年在长水河六分场，犯人的劳动主要是修一条战备公路，因为那时已把“苏修”当成了头号敌人，美帝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战备公路据说是从满洲里直到南方的广州。在关内实际上许多主要公路（国道）早已有了，而黑龙江的公路却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是一些土路。这条战备公路有一小段正好穿过长水河农场六分场，我们的任务就是修这一小段。路正好穿过一个小山包，因此我们干的活就是用打眼放炮的办法把山包上的土和石头炸开，然后用小车推、肩膀抬的办法将土和碎石头运出去，垫低洼的地方。活虽然很累，但犯人们却得益非浅，因为开山时挖出许多党参，犯人就用水洗洗，回监舍后用饭盒煮煮吃。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中午在工地休息时就拣许多党参，用一个劳改褂子包起来带回去煮着吃。落实政策后，谈到这一情况，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说：怪不得你虽然受了那么多折磨，但身体依然这么好，原来是吃党参吃的。我说“我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
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我却看到了不少新闻。因为六分场是总场场部所在地，干部特别多，经常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游行，有的打着这个“战斗队”的旗子，有的打着那个“战斗队”的旗子，还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互相对持、辩论的场面。后来听说他们之间还爆发过武斗，但我没有亲眼看见。
这一年对犯人来说有个好处，因为全国乱成一锅粥，劳改单位也不例外，干部们都在打“内战”，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犯人，对犯人只是加强了警戒，以防发生暴动之类的事情，至于犯人内部的一些事情也就无暇多管了，出工、收工完全由看押的解放军说了算。在野地里站岗看押犯人实际上是一件苦差事，因此出工一般比过去晚，而收工一般比过去早。过去解放军看押一般都是四个人，拿的都是冲锋枪，而现在增加到六至八个人，而且还增加了机枪。
从劳动方面来说，这一年可说是最轻的，但从精神方面来说，压力却感到特别大，我要处处加小心，以免被人抓住把柄。我知道自己不同于一般犯人，由于我的判决书的关系，我一直是被管教干部“另眼看待”的。这一年被加刑的犯人特别多，因为到处是拥护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口号和标语，而且天天要背语录，大唱革命歌曲（主要是语录歌），有人因为不小心把标语写错了一个字，口号喊错了一句话而被加刑的人很多。我举几个例子 。
有个叫张耀臣的犯人，在站队喊“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的口号时，有人检举他说，他喊的是“拥护刘少奇！打倒毛主席！”，这还了得！他不承认，说检举人听错了，报复他。说实在话，这样的口号因为要连着喊几十遍，而且是一句连着一句的喊，究竟是喊错了还是听错了，很难搞清楚，即便是真的喊错了，恐怕也是无心的。张耀臣是犯人中的一条癞皮狗，人人都讨厌他，现在既然有人证着他，他再辩解也不行，用旧社会一句话来说，叫作“好汉死在证人手里”。幸亏他是一个一般的刑事犯，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象我这样的“现反”身上，脑袋非搬家不可，对他只加了十年刑。
再一个就是有个叫罗景玉的犯人，因为铺板底下有一些大缝子，他就用一张报纸垫在褥子底下，被别的犯人检举了，结果被加刑六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报纸上有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但是在“文革”期间，尤其是在六七年，哪天的报纸上没有毛泽东的照片？谁能料到会因为这种事情遭到加刑呢？
再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叫宋英超的犯人，他不是我们严管队的，他是原六分场的老犯人，云南人，字写的很好。有一天场部革委会张主任（此人原来也是牡丹江哈达农场的一个小小的管教干事，在“文革”中靠造反一直爬到了农场革委会主任的位置）叫他用银粉模仿林彪的笔迹写一个大宣传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林彪的语录），用玻璃框镶起来挂在一进六分场的大门的墙上。他在用铅笔打底稿时，不知是一时思想溜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把“舵手”的“舵”写成了华佗的“佗”，在旁边看他写字的人发现了，对他说这个字写错了，他吓的够呛，赶紧用橡皮擦掉改过来。等他写好，涂上银粉，用玻璃框镶好挂起来，看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可是有人汇报了革委会张主任，说他在打底稿时故意将“舵手”写成“佗手”。宋英超想否认也否认不了，因为有好几个人都看见了。于是立刻将他带上手铐脚镣关进了小号，最后被加刑十年。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你向谁去伸冤说理呢？幸亏“佗”字与林彪语录的原意无什么抵触的意思，如果是将“舵手”写成了“他手”，说不定他连脑袋都保不住。在那个年头，因为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用带有毛泽东的照片的报纸糊铺板、糊墙、包东西、裁成纸条卷烟抽、解手擦屁股等被加刑的人举不胜举。
作家柏杨先生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谈到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内斗。柏杨先生对中国人人性的弱点的观察和分析可以说是做到了入骨三分。不仅中国的上层政客们喜欢内斗（毛泽东就是一个喜欢内斗的最典型的例子，他自己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嘛！”），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内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喜欢内斗，甚至连被关进监狱和劳改队的犯人也喜欢内斗。中国人真是可悲啊！
长水河农场三分场
1.三分场“现反”队
一九六七年底，突然宣布把我们这个由兴凯湖劳改农场码头监狱调去的严管队解散，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现反”都调到了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现反队”，其他那些刑事犯全都编散了，调到哪个分场的都有。可能因为六七年这一年全国的形势越来越乱，所以又要对犯人实行分类关押。其实这么一分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这么来回一调动，我因为写日记被关进严管队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虽然跟我一起调到三分场“现反队”的还有几个“现反”，但他们一是对我的事情并不太了解，二是“现反”对“现反”当然是比较相互同情的，再说我虽然一贯不认罪，顶撞干部，但在犯人当中“人缘”特别好，他们不会向新的管教干部去揭我的“老底”。
三分场这个“现反”队，除了我们这七、八个从兴凯湖农场调来的犯人外，其他的都是从哈尔滨闫家岗劳改农场和牡丹江哈达劳改农场调过来的，他们过去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从闫家岗和哈达农场调来的这些“现反”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开始后，因为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或是写错了标语被打成“现反”的，他们跟我这种由“右派”升级而成的“现行反革命”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他们也都比较年轻、幼稚，大多数是一些中学生。当然，依照惯例，在这个“现反队”里，也塞进了一些所谓“思想积极靠拢政府”的刑事犯来帮着干部对“现反们”进行监视。这个“现反队”的管理人员一共只有三人，一个是五十来岁管理生产的尹队长，大字不识几个，他只会拿犯人当牲口使唤，摧着你干活，其它的事情他不大管。除了这个尹队长外，还有两个管教干事，一个姓王，另一个姓潘，这两个家伙都不是东西。姓王的大概最多是个小学的文化水平，抗美援朝转业下来的，姓潘的是公安学校毕业的，这两个人岁数都在三十多岁，姓王的大一些。
因为这个“现反”队是新成立的，当然他们就得先翻阅犯人的档案。他们发现这些“文革”中进来的“现反”大都是一些中学生水平，只有我是北京大学的“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因此首先就把我盯上了。幸亏我的档案中没把被查抄拿走的日记装进去，不然的话，我这条小命也有可能交待在这两个家伙手里。
管教干事是抓犯人的思想改造的，从哪里抓起呢？那时全国都在学“毛选”、背“语录”，他们也就从让犯人学“毛选”、背“语录”开始抓起。根据犯人不同的文化程度，规定必须背多少条，小学文化程度的必须背多少条、中学文化程度的必须背多少条、当然象我这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要求背的就更多了。除了要求背“语录”外，还要求背“老三篇”，早上起床要背、三顿饭吃饭前要背、晚上睡觉前要背，背不过的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早上起来背不过的，要你到零下三十多度的院子里背。我一看这个形势，不背是不行的，反正也没有别的书看，我也背。那时整个一本“语录”和“老三篇”我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不仅让我背，还让我默写下来。我知道这是个阴谋，一旦写错了一个字那就不得了，白纸黑字，你有口难辩，这个队里有些小“现反”就是因为这个被抓进来的，所以我特别小心，绝不能让这两个家伙抓着把柄。姓王的这个家伙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忌恨情绪，他有个口头语：“你别拿我当二百五，你如果拿我当二百五，我就拿你当二百八，多了三十就够你喝一壶的！”
白天干一天活，收工回到监舍累的浑身象散了架似的，还要学“毛选”、背“语录”、开“批斗会”。因为背不过“语录”挨批斗、喷气式大弯腰、被绑起来、吊起来的每天晚上都有好几个。有个叫陆山的老头，此人原是张学良将军办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没有毕业便参加了抗日联军，解放后在国务院户籍司任职，五七年反右期间不知为什么也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人脾气很暴燥，性格倔的很，在教养队里有人欺侮他，他用铁锹把人打坏了，以“行凶”罪被判十三年，他也跟我一起由兴凯湖农场严管队调到这里。吃饭时叫他背“语录”，他说自己眼花看不见字，记性也不好，就是不背，为此晚上被绑起来、吊起来多次。
2.一次倒霉的批斗会
这个队虽然是个“现反”队，其中有些“现反”实际上是一些流氓犯，因在“文革”中说怪话被打成“现反”的，这样的“现反”大有人在。
有一天夜里被值夜班的抓住了三对搞鸡奸的家伙，早晨四点钟就让他们在院子里跑步，晚上就开他们的批斗会。这六个家伙在地下弯腰撅屁股喷气式作检讨，都说“我是反改造分子，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中了刘少奇的毒，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等等”，全是些驴唇不对马嘴、胡说八道的话。这六个家伙检讨完了，就让大家发言批判。
对这种会我从来不发言，我对这些家伙非常讨厌。通过看书我也知道“鸡奸”就是两个男性之间的所谓的“同性恋”，这种事情从古至今，中外历史上都有。在北大念书时我看过“宋平话”，知道“龙阳之症，断袖之癖”这个典故说的是汉武帝后面有一个皇帝，三宫六院他不爱，专门喜欢宠幸一个叫“龙阳”的兔子（男妓），我也知道西方有什么“同性恋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可我对这种事情始终不理解。宇宙间“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两个同性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我觉得叫人恶心。可是王管教看我不发言，点名要我发言，没办法，我就发言了：“你们这些家伙不从自己的流氓本质去挖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说什么中了刘少奇的毒，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罪该万死。但刘少奇叫你们去卖屁股、操屁股来？你们干这种不要脸的事与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刘少奇要是知道有你们这样的孝子贤孙，非把鼻子气歪了不可！”我是听了这些家伙的检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也没有多加考虑才这么发言的。
我这么一发言惹的大家都笑了，这下可被姓王的抓住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们笑什么？！陈奉孝他这是批判吗？他这是放毒！借机替大叛徒刘少奇翻案！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这下可好，这六个家伙的批斗会不开了，把我捆起来开起我的批斗会来了。这六个家伙这回可高兴了，不仅逃过了这次批斗会，为了表现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首先对我拳打脚踢。
我心里想，这算怎么回事呢？我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少奇虽然被毛泽东整倒了，可我从来对刘少奇没有什么好感，特别是对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要求党员做党的“训服工具”，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他这种提法，我就很反感。对自己的党员他都这么要求，对广大人民群众不搞愚民政策那才怪呢！再说，“毛泽东思想”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吗？是他第一个把毛泽东捧上了天，把毛泽东神化了，才导至后来毛泽东在党内破坏党内民主原则，实行“一言堂”（毛泽东口头上反对一言堂，而他本人实行的却正是一言堂），搞个人独裁。这一点，不仅刘少奇，包括跟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们实际上都有责任。现在毛泽东象历史上的朱元璋一样，把一些老干部们一个个都整垮了，有的被整死了，这埋怨谁呢？刘少奇是始作俑者，所以我对刘少奇并无多少好感，而在这次批斗会上我却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这不仅是倒霉，而且简直是令我哭笑不得。
我的身份是“被专政的对象”，面对这个有执照的流氓，我能说什么呢？不过我也找机会报复了他一下。有个刚进来的“现反”叫巫春光，他带进来一些毛泽东著作英文本的单行本，没有事我就借来看，姓王的给我没收了，并说：“毛主席著作你不看，专门看帝、修、反的书！”这句话被我抓住了，我说：“报告王管教！你这么说可不行呵，这是对外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你怎么说是帝、修反的书呢？你这样讲可是犯严重错误的！”我也唬了他一下。他也觉得自己讲错了话，要知道，那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讲错了一句话就不得了，但他绝不会向一个犯人承认错误，相反的继续威胁我：“怎么？你还想钻政府干部的空子？别忘了你的小名叫‘反革命’，是专政的对象，‘只许你规规距距，不许你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他用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唬我。
有一天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来三分场，我就向他反迎映：“报告金参谋！王管教不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一听这话，马上很严肃的问我：“怎么回事？你详细谈谈！”我就把情况详细对金参谋谈了一下，但姓王的说的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书这句话我没有对金参谋说。为什么呢？我当时有两个考虑，第一，万一姓王的不承认他讲过这样的话，我不成了陷害干部了？我的身份是“反革命”，姓王的身份是管教干部，较起真来，金参谋只会相信他，不会相信我，那我就要倒大霉了，姓王的绝不会放过我。再说，如果金参谋真的相信了我的话，整了姓王的，那个姓潘的管教也不会放过我。第二，没有汇报姓王的这句关键性的错话，其目的也是想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只要让他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就行了。金参谋找了王管教，批评了他并让他把书还给了我。事后姓王的找我谈话：“陈奉孝，真有你的！你竟敢在金参谋面前告我的状，你胆子不小呀！”，我说：“报告王管教，书是别人的，不是我的，你给我没收了，我怎么还人家呢？你说的‘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书’这句话我并没有向金参谋汇报。”他冷笑了一声说：“你倒挺聪明！”从此他没敢轻易找我的麻烦，我也特别加了小心。
这个队的一些小“现反”原本是一些小流氓，绺窃犯。这些小家伙的特点一是爱讲哥们意气，二是坏点子特别多。这个队一组的大组长叫罗振亚，他原是国民党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自然是“历反”，不过这家伙是一个牢头打手，对这帮小“现反”管的非常严，谁要是在地里干活磨蹭，他就对你不客气，上去就是拳打脚踢。有一天半夜里，一个挨着他睡觉的名叫夏继岩的小“现反”（这小家伙原来是一个小绺窃犯）突然坐起来给了罗振亚好几个大嘴巴，并且高喊说罗振亚要鸡奸他，这一下把罗振亚打懵了。不但如此，这小家伙还拿出自己穿着睡觉的弄脏了的裤叉斗露着给值夜班的犯人看。这一下全监舍一百多号犯人全起来了。这些小“现反”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大骂罗振亚是大流氓、老牲口，有的还上去扇他的嘴巴，半夜三更，全监舍乱了套了，搞的罗振亚有口难辩，裂着大嘴直哭。要知道，干部不在场，半夜三更犯人起哄闹事，在劳改队里这是犯大忌的。天一亮，管教干部来了，值夜班的犯人马上向管教干部做了汇报，晚上就开罗振亚的批斗会，一连开了三个晚上，把罗振亚整的够呛，最后连他的大组长也撤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全是这帮小家伙搞的鬼。
3. 长水河劳改农场第一大冤案
六七年的夺权运动实际上成了“窝里斗”。长水河农场总场的场长、政委以及各分场的场长、教导员统统都靠边站了。总场管教科的杨科长（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杨黑子）被他手下的一个年轻的张干事夺了权，他记恨在心。六八年中央（谁知道究竟谁代表中央！）又号召“大联合”，有些原来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又出来工作了，恰好在这时那个夺了杨黑子权的年轻张干事又犯了错误，也被打倒了。这回杨黑子抓住机会，他联合了三分场的孙教导员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干部、就业人员、劳改犯三结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的大冤案。一听这罪名就够吓人的。这件案子如果成立的话，将不知有多少人，人头落地！
杨黑子心狠手辣，他首先将那位年轻张干事关起来毒打，又把六分场的好几个就业人员关起来毒打，叫他们承认并检举那位张干事，同时他又串通三分场的孙教导员把三分场“现反队”的犯人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聂世强、苏振兴、苏全树、斯宝年、朱锦堂、于会祖等人关起来毒打，叫他们承认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报复当时夺了他们权的干部，而是想借此向军管会和革委会邀功。要知道，如果真如他们设想的那样破获了一个“三结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的话，那功劳可是大大的。但那位张干事骨头很硬，杨黑子在他身上什么刑罚都用尽了，他就是不承认。他也没法承认，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怎么承认呢？后来听说放出来时都残废了。
六分场的那几个就业人员就不行了，被折磨的受不了啦，就胡说，但那么多人，口供对不上号呵，因此无法定案。
三分场的这几名“现反”遭的罪也不轻，其中朱玉斌原是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的，吴振华是牡丹江银行的职员，他两个文化水平最高，被定为这个集团的骨干，犯人中的首犯。朱、吴二人光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小号就达一年多，受的毒打就不用说了，朱玉斌出来时腿都残废了。我知道这几个人除朱锦堂、聂世强、苏振兴三人没大受罪外，其余几个都被折磨的不轻。这件案子是长水河农场第一件特大案子，总场军管会和革委会当然很重视，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直到六九年下半年，不知什么原因，杨黑子又被打倒了，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在那个年代整错了人根本没有什么“经济赔偿”、“精神赔偿”那回事，但这么多人被无辜折磨，有的甚至被整残废了，你总得给个说法呀，什么也没有！直到七零年长水河农场又被解散。
4.“四挖三查”. 在“集训队”第五次与死神亲吻
六八年全国上下又开展了一场“四挖三查”运动，这可能是由中央挖出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引起的，目的是深挖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社会上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长水河农场就成立了“集训队”。您可不要误会，这可不是体育比赛前的什么集训队，劳改队在犯人当中成立的“集训队”是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犯人集中起来，通过学习“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再配以各种刑罚，让你交待“余罪”。三分场的“集训队”由那位和杨黑子串通一气制造“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冤案的孙教导员一手抓，别的干部没有参与。
据三分场的一些老犯人讲，三分场原来的一把手叫李义山，二把手才是这位孙教导员，在“文革”前，这二人对犯人还不错，不轻易训斥犯人。“文革”一开始，两人都被打倒了，姓李的始终没有站起来，孙教导员在六八年大联合时站起来了，又恢复了工作。还听说孙教导员是伪满“国高”毕业。所谓“国高”，即在伪满洲国时实行的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学日本的教育体制），东北过去的教育一直比较差，因此“国高”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大概跟现在的初中毕业差不多。可他老兄却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这一点。这也难说，在劳改队的干部中间，他就算是一个“秀才”了。与“文革”前相比，这位孙教导员站起来以后，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通过学“毛选”，思想觉悟“提高”了吧，对犯人非常狠毒。
“集训队”一成立，第一批成员就把我弄进去了，共有二十名。除我以外还有一名叫叶鲁的犯人，此人原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公安局司法科的科长，六零年因贪污罪被判十五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嘴巴能讲，笔杆子也能写。他本来属于“自己人”的范围，可是因为他一直瞧不起劳改队的这些土包子干部，顶撞干部出了名，这次也把他弄进来来了。他向我讲述过公安局内部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因为不属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在此就不多写了。除我们两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历反”，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历反”交待余罪，深挖社会上隐藏的叛徒、特务。那时候外调人员全国到处跑，经常有一些外调人员到劳改队来找在押犯调查了解、核实材料。
进了“集训队”后我就琢磨，“四挖、三查”主要是挖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肯定不是叛徒；二，家乡解放时我才十一岁，也不可能是特务，哪有十一岁的特务呀！三，共产党又没有给过我什么官当当，被捕前我还在念书，更不可能是走资派。那么把我弄到“集训队”来干什么呢？后来审我时我才明白，还是我那张倒霉的判决书把我害的。
“集训队”的犯人要挨个被提审，第一个就提审了我。
我一进审讯室看到孙教导员坐在审判桌的后面，旁边站着几个红卫兵（劳改干部子弟），离审判桌三、四米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板凳，我径直向小板凳走去，没等他发话我就坐下了。他开口问我：“陈奉孝！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到集训队来吗？”我说：“报告孙教导员，不知道！”他冷笑一声说：“陈奉孝！我们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我看过你的判决书，你不是一般犯人，二十一、二岁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头头、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首犯，还想出国叛逃，被当场抓获。在文革期间你有反革命言论、反革命预谋！”他指了指桌子上放的一打子纸接着说：“这都是对你的检举材料，是死是活今天就看你自己的了！党的政策我们用不着对你多说，你好好交待吧！”
我琢磨了两三分钟回答说：“报告孙教导员！我判刑十五年，现在已服刑十一年多了，刑期已过了三分之二，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点我坚信不移，不过这一次我决心走抗拒从严的道路了，该加刑加刑，该枪毙枪毙，我认了！请你把检举材料拿给我看看！”说完了我就站起来想往前走并伸手接材料。他老兄“刷”的一下就把那打子纸拿起来放到了桌子下面去，好象怕我去抢似的。我笑了，并说：“报告孙教导员，自从我被捕后，由北京草岚子看守所、北京监狱、通州监狱、兴凯湖农场到长水河农场，光大的劳改单位就转了五、六个，至于劳改大队、劳改分场、劳改中队、小队，究竟转了多少个，我一时恐怕也说不清楚。可是政府干部可从来没有唬过我，你怎么唬我呢？你那是检举材料吗？你那是一打子白纸！”
任何一个被审讯过的人都知道，一进审讯室的门，一定会首先往审讯员坐的方向看，这一点可以说毫无例外。我一进审讯室的门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大约有半寸厚的一打子纸，我想这是作审讯笔录用的，根本没在意，没想到他竟然说这是对我的检举材料！一打子纸是整整齐齐的，许多人写的检举材料摞在一起，再整理也不可能象一打子纸那么齐。我一下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弄的他很尴尬，一时说不上话来。我就继续说：“不错！你那上面有一张带字的东西，我敢断定那也不是对我的检举材料！退一步说，就算我有反动言论、反革命预谋，这个中队能写检举材料的犯人不过十来个，能写出这麽多检举材料吗？”我为什么敢这样对他讲话？第一，我心里有数，“日记”问题根本没有收进我的档案里，如果在里面的话，绝等不到今天才来找我的麻烦。第二，自从在兴凯湖农场没收了我的日记后，在“文革”中我处处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既没有乱说乱动，也没有顶撞干部，平时我跟别的犯人都很少讲话，给任何人都没有留下把柄，所以我不怕他。
他听我这样讲可恼羞成怒了，下令：“把他绑起来！”这四个红卫兵立刻就上来扒下我的棉袄，五花大绑把我绑了起来。退路是没有的。我也豁出来了，宁肯让皮肉吃点苦，我也要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继续对他冷嘲热讽：“听不少犯人讲，您水平多么多么高，多么掌握政策，先是唬，唬不了就动刑罚，这就是您的高水平啊？”他又下令：“给他砸上镣子！”红卫兵立刻拿了一付四十八斤重的大镣子给我砸上了。到了这一步如果再向他求饶，那是自取其辱，我进一步揭穿他：“孙得才！你被打倒刚站起来，想在我身上捞稻草立功，门也没有！今天我这一百斤陈就交给你了，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吧！如果你把我整死了，有这么多人作见证，如果你整不死我，总有一天我要向军管会告你！”他说“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陈奉孝的骨头有多硬！”接着他又下令：“把他吊起来！”四个红卫兵立刻把我吊在了房梁上，连脚镣子都吊离了地。这还不算，又拿来一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给我卦在了脖子上。那时我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把一百二十斤重的东西加在我身上吊起来，不到五分钟我就昏了过去。他们还认为我是装的，一个红卫兵拿烟头烫我，见我没有反应，知道我是真昏过去了，再吊着已没有什么意义，就把我放下来，解开绳子，用一桶凉水把我浇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腰部怎么这么疼？低头一看，左肋上起了三个大泡，我看见那四个红卫兵嘴里都刁着烟，才知道肯定是他们用烟头烫的我，至今我的左肋上还留下了三个疤。
关于这付四十八斤重的脚镣和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我必须交代一下。
公安部规定的重镣是十八斤，而长水河劳改农场最重的脚镣是二十四斤。有一个叫刘化国的犯人，他原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一名代课教师，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判刑三年，在“文革”期间又因为言论问题被加刑十年，成了“现反”。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有一天他当着众多犯人的面跟管教干部顶起来了，管教干部拿来一付二十四斤重的大镣子要给他砸上，他说：“这付镣子太轻，你拿付四十八斤重的来！”管教干部就说：“好！刘化国，你等着！”到铁匠炉找了一根铁棍，让铁匠截下一段称了称还不够四十八斤，又找了一小块铁加在一起当着刘化国的面称了称，整好四十八斤，然后就让铁匠打成了中间有三个大粗环的特号脚镣给他砸上了。一开始他还装作不在乎，等把他弄到黑屋子里一通收拾，他草鸡了，从此便留下了这付特号脚镣。在我戴这付镣子之前，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苏全树、叶鲁等人都戴过它。戴上它连炕都上不去，必须两手搬着它，人的腿才能上来。
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原是在六分场时给一个逃跑的犯人预备的，它是用一些一寸多厚的湿桦木板钉成的，一米二长，一米宽，钉好后称了称，七十二斤重，钉这块牌子时我亲眼见过。这个逃跑的犯人（长水河农场原来的犯人，不是我们严管队的）被抓住后，就象美国西部电影里的镜头那样，栓在拖拉机的后面拖回来的，等拖到院子里时，他穿的衣裤后面全磨烂了，后腰磨的直流血。回来后立刻把他吊在了院子里一个栓马的架子上，卦上了这块大牌子。后来孙教导员为了配合杨黑子破获那个捏造的“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将这块牌子弄到了三分场。
对姓孙的来讲，他第一个审我真可说是“出师不利”。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参与整我的红卫兵，他说：“陈奉孝！你这家伙骨头可真够硬的！”言语之中，对我好象还有点佩服。
姓孙的从我嘴里没得到任何东西，只好先让我回“集训队”。我披上棉袄，拖着这付重镣回到了“集训队”监舍，那些历反都吓坏了，他们害怕轮到审讯自己时也会受到同样的折磨。我的腰部有三处被烟头烫烂了，穿衣服磨的疼的厉害，犯医给我找了点药膏抹了抹，又用纱布包了包，过了半个多月才好，但留下了伤疤。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总场场部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枪毙了一个叫赵天震的犯人，罪名是他在劳改期间继续搞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活动。为了对我进行“教育”，让我陪了一次绑。要知道“陪绑”对一个人来说，精神压力是特别大的，因为你不知道被枪毙的当中是否有你。参加“陪绑”的还有一个姓王的四川籍的犯人，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他所在的一个连队，准备叛变，没等形成事实就被破获了，结果连长、指导员、各排排长都被枪毙了。他是一个班长，根本没有参与策化这件事，也被判了十五年，因此他一直不认罪。在枪毙赵天震时，姓王的吓昏了，我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的次数多了，是否是枪毙一看就知道。第一，被枪毙的人都戴着脚镣，我跟那位姓王的都没有戴；第二，绑的方法也不一样，被枪毙的人绑的特别紧，脖子上还勒着绳子，防止被枪毙的人临死前喊口号，而我跟那位姓王的绑的都比较松而且没有脖绳；第三，被枪毙的人一宣判完了立刻在脖子后面插上“亡命旗”，我看到审判台上只有一根“亡命旗”，因此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让我陪绑，不是枪毙；第四，枪毙一个人事先当然有一个审讯过程，而且并不是一宣判死刑马上就拉出去枪毙 ，而是宣判死刑后先把你关在死刑号里等待一段时间（那时没有上诉不上诉这一说），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再召开公判大会，拉出去枪毙 ，以“教育”其他犯人，这些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惧，而姓王的根本不懂这一套（这恐怕与他没有多少文化有关）所以他被吓昏了。醒过来以后他疯了。
过去我们的舆论工具总是宣传，我们对犯人实行的是“革命人道主义”，对犯人绝不动用刑罚，绝不刑讯逼供，我们是要通过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等都被改造好了。溥仪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从皇帝到公民”，叙述他的改造经过。六二年北京市检察院的一位冯处长到兴凯湖四分场去蹲点，还特意给了我一本溥仪写的“从皇帝到公民”，要我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对于溥仪叙述的他自己的劳改经历的真实性，我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对那些战犯管理所的“高等犯人”的确是实行特别优待，这些“高等犯人”的生活待遇比起社会上的工人、农民、一般干部要高的多。他们的所谓“劳动”，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共产党根本没打算利用这些人来创造劳动价值。共产党为什么要花钱来养活这些人呢？目的是为了对台湾国民党搞统战，在国际上搞宣传，因为这些人是“有影响的大人物”。象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虽然遭到了批判，但仍然给予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梁漱溟还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位子，每月还给他一百元的车马费，共产党花这点钱是值得的。可是对一般的犯人怎么样呢？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文革”中监狱、劳改队的各种各样的酷刑，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不少人写的回忆录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所描述。其实，这些酷刑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早就存在。
参加完了宣判大会回到“集训队”，孙教导员问我：“怎么样？你对这次宣判大会有什么感受？”我说：“受受教育呗！不过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过多次了，我又没犯死罪，怕什么？如果真犯了死罪，怕也没有用！”看来姓孙的在我身上是黔驴技穷了，再把我继续留在“集训队”里已毫无意义，只会给其他“集训队”的犯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关了我两个多月就把我放了出来，但没有让我回“现反队”，而是单独把我送到了“历反队”（二中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再让我回“现反队”，那些小“现反”会把我当成“英雄”看待，给他们的改造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我从“集训队”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不过在“集训队”这两个多月虽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却没干活，这也算是一点“收获”吧！
“欺软怕硬”可能是中国人的一大毛病，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更是如此。你如果整天怕事，就越有人找你麻烦，你如果敢于跟他们硬碰硬，不论是犯人还是干部反而会对你有几分尊重，因此我遵循的原则就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