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和美国合作方面，中国首先所面临的问题是同盟问题。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架内，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两方面的目标。第一方面便是自我生存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没有天真到会相信，美国会自觉地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相反，中国应当假定，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中美合作是有可能的，因为从合作中，美国会得到其国家利益。当然，人们也可以相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是这样的。第二方面是和美国共建和维持国际秩序，共同承当国际责任。
无论哪个方面，都会涉及到同盟问题。在第一方面，中国直接面临的是美国的同盟战略对中国所能构成的威胁。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是要通过强化和其传统同盟的关系、培养新同盟来实现；并且一些亚洲国家也倾向于选择和美国结盟。中国要不要结盟呢？
在第二方面，即使中美共同构建新世界秩序，同样也避免不了同盟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在国际组织的存在下，每一个自私的主权国家，还是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安全和其他方方面面的利益。冷战时代的和平是怎么得来的？尽管苏联（及其盟友）和美国（及其盟友）都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互动，但更重要的互动在这个平台之外。美国和苏联都结成了自己的同盟，通过两个同盟之间的对峙，来维持两个同盟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中美两国在未来的世界新秩序里面又如何呢？中国也要像苏联那样，实行结盟政治来达到国家安全吗？
经验地看，结盟政治最终往往会导致以下三种结局中的一种：
第一，同盟之间的冲突。很多同盟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战争，就是要把概念中的敌人打败。同盟之间的冲突的结局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打败另一方，另一种是双方同归于尽；
第二，不同同盟之间产生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各个同盟之间力量不相上下，谁也不能把另一方打败，就会出现同盟间的互相制约状态，维持和平；
第三，同盟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一个同盟的解体，和另一个同盟的自我失败。这种情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为了“和平”的竞争。典型的就是冷战时代的美苏集团之间的竞争。当时双方核武器对峙，谁也不敢首先发动战争，因为双方都知道，战争必然是同归于尽。在对失败甚至死亡的恐惧的情况下，同盟克制自己做出非理性的战争选择。但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也迫使同盟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的本质就是竞争哪一方更能可持续发展。在美苏两大同盟的竞争过程中，因为苏联集团的错误策略，最终导致了自我击败的局面。
世界冲突可归结为三类
在后冷战时代，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秩序？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放弃了同盟概念，而转向重视政治制度问题。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及其所主导的东欧集团的瓦解表示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当时很多人，尤其在西方，人们欢迎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历史的终结”概念的流行，是当时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
但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这一事实，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今天世界的冲突至少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便是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对其他国家的战争；第二类是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第三种战争形式发生在非政府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诞生了一类新型的战争，那就是恐怖组织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
也应当看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部冲突和战争，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之后，要发生像一战、二战那样的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低。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世界“一分为二”转型成为“一个世界”。冷战期间世界秩序一分为二，分别为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所统治。苏联集团的解体本身并不表明这种转型，而只是为“一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结构上的条件。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其一，美国和西方世界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从前属于苏联集团的很多国家，逐渐整合到西方体系内部。这尤其表现在“北约”和欧盟的扩张上；其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选择和世界“接轨”的道路，就是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当然，说“一个世界”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美国是唯一的霸权，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像往日的苏联那样挑战美国，但在“一个世界”内部，美国也面临着和往日不一样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同盟内部的变化。在冷战期间，美国同盟之所以稳定，主要是各国都面临敌人，即苏联。但苏联解体之后，大家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因此同盟内部的协调变得困难起来。第二，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发生了一些人所认为的“多极化”，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化，主要是分散在各个地区多边组织上，例如欧盟、东盟（亚细安）和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区域组织尽管想和美国分享权力，但并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意图，主要聚焦于区域事务。实际上，大多数区域组织需要美国，没有美国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区域组织都会面临程度不同的问题。这样，在“一个世界”内部就形成了一霸超强、多极并存的局面。这里的“多极”更多指的是“一个世界”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
所以，同盟方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同盟，而是要不要这样做？“一个世界”内部的权力分散化和多极化，有利于中国构建自己的同盟。尤其在经济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足以吸引其他国家来加入同盟。
中国没有组建抗美同盟
中国尽管没有像美国那样来建设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同盟，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能力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所实行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当然不是同盟，但多边主义已经具备了同盟的很多因素，从多边主义演变成为同盟并不是很困难。这里的例子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为了推进本区域的经济贸易，六方会谈是为了围绕着朝鲜的核武器发展问题，针对东北亚的集体安全问题，而上海合作组织是为了参与国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尤其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
但这些多边组织和美国所进行的同盟有本质的区别，美国所做的是针对中国的，而中国所做的是针对事务的。实际上，中国已经区别开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多边组织，一类是解决自身和其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的，如六方会谈和上海合作组织，另一类是针对美国的组织。对第二类，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意图和动机。
中国这样做无疑符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战略。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避免中美两大国的直接冲突。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建设针对美国的同盟，中美两国之间必然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互相把对方视为是敌人，组建各自的同盟来自保，来抵御对方或者威胁对方，最终导向直接的冲突。美国在“重返亚洲”的战略下重组针对中国的同盟，但因为中国没有做出同样的回应，使得双方没有走到同一个竞争轨道上，也就是说双方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美国“重返亚洲”把重点放在军事上，中国并没有因此改变原来强调经济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在军事轨道上，中国则在经济轨道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放弃了军事现代化。相反，中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速度，进行军事现代化。这就可以避免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可以相信，中国的经济战略，最终也会迫使美国重新回到经济轨道上来。如果中美两国的军事竞争最终会导致零和游戏，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则更多是双赢的。
第二，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同盟，表明中国也无需承担同盟所带来的巨大成本。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一个敌人的时候，的确如此。但在不存在一个明显的敌人的情况下，同盟有两种成本。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成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的作为就是直接反制美国，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盟国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而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是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提供帮助，美国作为“盟主”的信用就会失去，导致同盟的解体。但如果美国满足它们的要求，美国就要牺牲掉其和中国的关系，至少损害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没有针对美国的结盟，就不存在这种成本。中国和朝鲜有些类似这种关系。尽管中国和朝鲜之间不存在着类似美日那样的同盟关系，但中国和朝鲜的传统关系，也已经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得到逐步改变。中国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其国际关系和外交反而显出高度的灵活性。
第三，中国所实践的是要解决问题的多边主义，这种政策最终会促成美国同盟的最终无效化。上面所举的一些中国参与甚至带头建设的多边合作，都是强调参与国所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问题，这种多边主义在大大强化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关联性。这种关系同样也增加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从而提高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尽管并不针对美国，但也在实际层面对美国构成了制约。例如，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高度经济依赖关系，使得美国很难把东盟国家拉向自己一方，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也有同样的功能。即使是日本，因为其与中国的经济关联，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联更是说明了问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美国要把中国作为像从前苏联那样的敌人，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只要中国没有像从前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有称霸的野心，美国的同盟政策基本是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而其所承担的费用则是极高的。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来源: 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