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作长程观察的分析报告。在界定“问题”内涵的基础上，作者从中国现代化追求与知识分子的诞生相交织的特点，揭示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指出来自西方的知识在中国社会缺乏应用条件，正是新式知识分子对秩序不满但又没有力量主宰自身命运的共同根源。论文焦点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时段，作者分别以反右与“文革”的成因为对象，着重分析知识需求与知识应用条件不足的矛盾，如何导致当政者与知识分子的互不信任，以及推动前者对后者的政治压制。从改造“分子”到改造知识，是意识形态链条上相邻的环节。最后借助对改革开放后相关学潮背景及其演化的讨论，完成对知识分子问题正在消失的历史判断。把文献解读与体现社会结构变迁的数据相结合，从知识社会学角度透视现代意识形态的变迁，是本文的特色所在。
【关键词】知识分子问题 教育革命 现代化 意识形态 知识社会学
代编者按
2013年6月15日，由日本从事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组成的“以构筑当代中国思想史为目的的中国知识界话语研究”科研课题组与东京大学国际哲学中心（UTCP）及开放时代杂志社合作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了题为“中国的‘现在’与人文学：对话《开放时代》”的学术研讨会。
《开放时代》杂志历来以其高水平的学术品质为读者提供深刻反思当代人文生活的有效视野。本课题组相信人文学以友善为本的良知和精神方有力量面对当今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人类社会。本次会议力图通过人文学的知识交流增进日本和中国两国知识界的相互理解，并探索追求共同的学术问题。
本专题内容包括提交给此次会议的三篇论文及对论文的现场评论与讨论，评论与讨论部分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翻译而成，并经过所有评论人的校阅修订（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由于篇幅限制，仅刊发主要的评论内容。
——石井刚（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一、引言：正在消失的“问题”
理解当代意识形态的变化，不仅要重视它增添什么，有时候还要注意它减少什么。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许多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知识分子价值的时候，官方舆论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却慢慢消失，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几乎看不到它的踪迹。①这就是值得研究的现象。它给我们提供了对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作近乎全程观察的机会。
当然，问题需要界定。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不是如农民需要解决土地所有权这样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存在，本身才是“问题”。但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也非像地主资本家那样应该被消灭，而是需要改变其固有形态的问题。在现代意识形态中，问题可以概括为：中国革命（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自动合乎需要，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后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被需要的只是其部分的知识能力，而要改造的则是与其出身相关联（甚至因获得知识而自然产生）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与之相关的政策，叫作“团结、教育、改造”。这种在20世纪20年代中共创建初期就触及的问题，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末的中共九大之后，形成一种与革命意识形态相始终的情结。甚至到了80年代，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好。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迫切和重要。”②
用“世界观”（或“立场”）定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其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式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本身就需要被解释，不过，它不能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进行。即使是反意识形态人士的解释，例如描述为专制与愚民的需要，也是其对立面的思想倒影而已。后者没能解释，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中共的特殊立场，也未能揭示问题消失的真正根源。仿卡尔·曼海姆，本文的思路是知识社会学的。③
二、带“原罪”的基因
问题的根源，不仅寄生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而且是深植于中国近代社会土壤中。因此，不仅中共因革命需要将知识分子当成问题，其他政治观察家同样有类似的观点。先看中共一大文献的相关论述：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④
这一文本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恐怕是“问题”的最早表述。它既强调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启蒙，又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之间的身份性隔阂，是他们成功扮演革命者角色的障碍。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方向，就是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由于“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当时的无产阶级而言的，所以它泛指所有接受不同程度文化教育的人。其最低程度，就是区别于文盲而已。但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个概念所指涉者的教育程度的下限在具体语境中将不断提高。因此，它同批判的、有价值担当、启蒙的之类的知识分子定义有所不同，虽然后者毕竟也可包含在前者之内。随着运动的发展，当革命的主力由知识分子转变为劳动大众的时候，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便越来越严肃。1931年，中共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
知识分子党员一般失业的恐慌，只有向社会中工厂中求生活出路，才能振起战斗的精神和决心。且这些同志如不能从积极工作，积极斗争中找革命出路，必致要发生动摇消极怠工以至落伍而分化出党的现象。当然党不应该否认智识分子党员在党内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为党求理论上的进步，但知识分子入党，必须从斗争中选择，必定要有较长期的候补。⑤
由此，知识不再是革命的入场券，相反，它成了必须先接受考验的原因。接受考验与接受改造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在党外，1930年，游离于革命之外的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在总结近代政治运动的经验时，对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若干观察到位的评论，可供对比。其观点包括：
第一，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
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最先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解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我们试按之于历史事实，自变法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以讫两度革命运动，其发动奔走者何人，就可证明了。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的话是对的，他说：“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又说：“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我们还可加上一句注释，第一度革命多是游日学生，第二度革命则是游俄学生。而革命人物多出自沿江沿海的南方各省，革命势力且必以南方为根据地，似亦皆由问题性质所规定而然。⑥
第二，中国革命只是知识分子而非大众的事业，这是革命不会成功的根本缘由：
（二十年来中国的政治革新）却是出于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摹仿运动，在大多数人是全然无此要求的。这少数分子以日本的游学生，或受其激动感化的为中坚；连热心者附和者统算起来不能超过四万人。这在中国人全体里，只是万分之一。说句笑话，还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六万人，不具附和之情，不参预这种运动。以士农工商来说，农工商三项人都不附和，士人亦只一小小部分。而这件事却是要待多数人来作的，试问如何能成功？⑦
第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大社会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中吃饭最成问题的，似更在受过教育，有些知识的那般人。在简拙的旧农业上用不着知识分子；而像前所说农民勤苦的习惯能力，他又已没有；因此，在农业道上没处养活他。况他生活欲望已高，亦自然要竞趋于都市的。但这没何等工商业可言的国家，都市中又何曾替他们开辟出许多位置来？于是就都拥到军政学界来了，其无处安插之苦，生存竞争之烈，已是有目共睹，无烦多说。大局的扰攘不宁，此殆为有力原因；他们固自不同乎无知无识的人比较好对付的。⑧
梁漱溟的评论，与10年前中共的自我检讨相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同样认为革命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同样指出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存在感情的隔阂，且同样要求知识分子同劳动大众相结合，是解决中国社会前途的出路。差别在于，中共文献所包含的想成为革命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与革命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都是在坚持革命前提下的思考。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不同，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也会调整。而梁对革命充满抗拒，对知识分子也无好感，直接将其当作社会不安定——革命的根源。由此可见，两者对“知识分子问题”，英雄所见略同。不过，对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梁氏还追溯问题的历史根源。
因应形势的发展而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均见诸正式的革命文献。1939年，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还指出：
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某些部分有参加革命以至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可能。同样，正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常常表现出思想上、行动上的弱点，因此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强的干部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锻炼。⑨
至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的话就说得很尖刻：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⑩
这种对知识分子既需要、又抗拒的两面态度，用革命哲学的术语，当然叫作辩证法。不过，它既不表现在对待工人农民，也不表现在对待地主官僚阶级上。前者必须依靠，后者应当消灭，而知识分子则需要“改造”。这种特定的立场，只能从历史得到解释。轻视知识分子的梁漱溟，不止一次地提及：“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状态。”“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产生他们的是欧美日本近代国家的历史。”它们引自日人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革命的评论：
革命，倘若只是由于知识阶级的动机而生的事业，那末当时的中华帝国，即清朝，或尚不致灭亡亦说不定。但是中国之近代国家化，当清朝之末世，最初由政府自身的自觉，知以军国国家的组织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家组织之变更，实不容缓，既而一般政府部也意识到这情形，由所谓“变法自强”的根本的改革，以应此时代的要求。由当时单纯的知识阶级的要求，我们即推扩其政策至于极端，或者还是以保存帝国而加以近代国家化为满足的，但革命不是此种知识阶级的要求，这是代表由商人社会之进化而与帝国的国家形态不相容的，近代意识的产物，革命的图谋，便是想把欧美近代国家的形态立即移置于中国。这到底还是知识阶级的事业，但却不是旧来中国所产的知识阶级，这是为欧美近代国家运动的产儿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是产生他们的是欧美及日本的近代国家的历史。本来，这种倾向，近代国家的趋势，早已入于昔日中国之商人社会，故产生中国革命家的欧美的近代国家的意识，同时亦为中国商人社会之潜意识——因为他们自身，还没有自觉呢。11
这则评论的内容很丰富，而梁漱溟拈出的关键句，发动中国革命的“知识阶级，人虽是中国人，但是产生他们的是欧美及日本的近代国家的历史”，更是紧要。它试图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会革命，以及这种革命为什么难以成功。当然，问题必须再深入，其关键在于对知识的来源与性质的理解。从近代西方舶来的知识，包括直接留洋获取与在华办洋教育所传播的，内容均与西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状况相关，而与中国历史文化情势存在或紧张或隔膜的关系。知识有文、理之分，毛泽东喜欢称阶级斗争知识与生产斗争知识，直接引发冲突的自然是文科知识，而外在的则是理科知识。梁漱溟说革命者多是游日或游俄的，是直观到的事实。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学文科，传播革命或造反的思想，甚至直接发动革命的。以留日学生为例，十月革命前有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江亢虎等。十月革命以后则以李大钊、李达、陈独秀为主要代表。较著名的还有周恩来、陈望道、胡汉民、戴季陶等。鲁迅、郭沫若都是到日本后改学文科的。另外，留法勤工俭学者，也是革命家的来源，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就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二三十位。其实，所有当局者都担心文科学生的革命倾向。据留学生史料：“晚清之际，清政府鉴于文法科留学生容易滋生革命意识，限定庚款留美学生必须80％选读理工科。受其影响，其他官费留美学生亦以学习理工科为多。民国以后，这一传统基本上被保持下来。”12
那么，学理工是否就具有建设性呢？也不尽然。科学社会学告诉我们，知识的发展与应用都需要制度与物质条件。默顿在解释同时代不同科学家各自独立发现类似问题的现象时指出：“托里拆利和盖吕克、波义耳和马略特，可能还包括胡克和帕平等人基本上独立作出的发现，都起源于当时的科学家对于一个相对有限的力学领域的深切关注。这一兴趣焦点显然是与特定的技术需要相联系的，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技术需要成为紧迫的任务。”13这意味着，知识的移植也是需要条件的。而20世纪上半叶从西方传入的理工知识，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技术条件而言，就多是无法兑现的概念支票。知识如果没有应用的机会，它就不是知识者表现力量的工具。相反，知识的拥有者会因此而有伤自尊。所以，虽然理工知识不是革命的思想根源，理工知识的拥有者也可能因自身利益的不满足或者对社会秩序不合理的感受而成为革命的同情者或支持者。梁氏说当时“吃饭最成问题的，似更在受过教育，有些知识的那般人”。其实，不一定基于个人利益，只要是知识者，就具有把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相对照的能力。容闳是在19世纪就留洋的知识分子，他也不是革命者。但在他的笔下，对知识、理想同现实之间的纠结，就有深切的体会：“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14所以，不管学文学理，这些由舶来的知识造就的“分子”，就是中国社会“问题”之所在。
只不过，一旦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看，具有阶级斗争功能的文的知识比理的知识更有用武之地。毛泽东就把前者说成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只是当革命的主力换成农民之后，革命阵营之中的很多知识者，同其他中国社会中的同类一样，依然存在着找不到根的感觉。只要这种感觉存在心中，它就会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异己因素。因此，那些懂得利用历史的机缘而坐拥由农军支持的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自然知道不能放任知识分子特有毛病的发展，必须重视对之进行教育与改造。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便“现身说法”：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15
梁漱溟对西化知识分子的不满，只是一种态度的描述，毛泽东则在革命理论中直接给其贴上阶级的标签。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相联系，根源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多属于社会中上层的关系，但也有不自觉把知识目为“资产”的标志的意味。实际上，对知识分子而言，不是其家庭出身，而是其知识的实际社会功能，才是其社会地位包括政治态度的决定因素。在革命中，无用的知识客观上成为知识者身上的“负资产”。改造知识分子，无异于想将知识分子变成不是知识分子，这就是“知识分子问题”长期无解的症结所在。
三、改造“分子”
当梁漱溟说中国知识分子是西化的产物时，他同样是在说，它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产物。无论是清末派留学生还是办新式学校，都是基于培养社会建设人才的动机。但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原本传入中国应当为现代化服务的知识，却在动乱、革命的时代，变成无用的知识。故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趋时附势向非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化，就只能被社会边缘化。虽然如梁所说，“他们固自不同乎无知无识的人比较好对付”，但这样的人革命去了。剩下者，即使真能同气相求，以四万（没有知识力量的知识分子）与四万万（民众）的对比，无论如何难以成为独立的社会势力。
1949年以后，看似一个机会，即在安定、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中，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运动中，把知识与知识分子整合进中国现代化的轨道。事实不然，社会结构的变迁，短时间内并没有朝利于知识发挥作用的方向发展。相关的因素包括：应用或推动知识发展的社会条件没有大的改善，而在原来的敌人被消灭以后，革命意识形态的惯性，更容易把知识分子推向政治的对立面。即原本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可以变本加厉地做下去。1951年，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6
此后，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有发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梁漱溟、批胡风等等思想斗争。至1955年，中共中央又有《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矛头依然指向知识分子。
1956年，周恩来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面分析当时的知识分子状况，为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定下基调，值得解读。17报告的背景是在一连串的思想改造后，知识分子人数正在增加，需要一个恰当的评估。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有“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都表述在该报告中。报告充满辩证的思想，一方面指出：“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报告又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求：
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错误一应俱全的人，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错误的人，就不是很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问题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膜的。
这种一方面需要“知识”，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造“分子”的思路，典型地体现了“知识分子问题”的内在性质。但是，为什么经历社会与思想双重革命之后，问题依旧不变呢？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安排”与“使用”中“闲得发慌”与“用非所学”现象的不满，正好道出问题的症结：
在许多机关里，因为工作分配得不适当，或者工作组织得不好，也还有使少数知识分子“闲得发慌”的情形，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正是因为有某种专门知识，才被分配到这些机关里来的。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
有些地方，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上，用非所学的情形也还存在。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作科学研究工作，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做机关行政工作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根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轻工业部的所属五个单位统计，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
这是非常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是急需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建设，另一方面是现成的知识分子无用武之地。事情发生在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即理应不该发生的地方，原因不难理解，就是相关官员，即知识分子的管理者不是缺乏知识，就是嫉妒“分子”。这种现象被后来的“右派”言论指责为外行领导内行。按常规，中央政府一定比地方政府的管理者更有知识，而中央尚且如是，地方就更是每况愈下。周恩来们即使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会在上层机关有所作为，但对整个基层社会则是鞭长莫及的。这意味着，由于历史的惯性，知识分子并未有效整合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机制之中。知识没有应用就没有力量，知识分子的作用自然也就无足轻重。就整个社会而言，知识是否有用，并非从观念上认识，而是在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它的作用。这样，知识分子才算扎根社会，否则就是浮萍。
如果知识只被目为无用，知识分子至多是不被重视。但如果被冷落的知识分子按有知识就有价值的信念期待承认，就会滋生失落艾怨的情绪。这样，拥有知识不仅无用，更可能是有害的。平心而论，描绘知识分子的负面形象，决非周恩来报告的基调。然而，虽然没人公开说知识分子必然会产生这些症状，但没有知识的人一定不会有上述毛病。它也不会被应用到地主、资本家、其他敌对势力，或者工人农民中的落后分子身上。由此，我们也可以把知识划分为：有用的知识、无用的知识，以及有害的知识。所谓有害的知识，从当局的立场看，当然是意识形态上唱反调的内容。但错误或落后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因拥有有害的知识，如自觉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而可能是怀有因不受尊重而带来的不满情绪。后来被划为右派的人，如果不是完全被冤枉的，其中大多数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即不满者而非敌对者。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直接表达了这种“不满”：
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18
周恩来批评某些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储安平则指责“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还原问题的实质，就是知识分子对缺乏知识的官员表达自己的不满。知识分子的代表，把问题上升为不良的制度“党天下”。而党的领导人，则以工农的代表自居，坚信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同时视不满者为异己，批评者为敌人。后来毛泽东就说：“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进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9其实，权力与知识的拥有者，各自对对方在不同程度上都怀有羡慕嫉妒的情绪，一旦矛盾公开，怨恨便随之而来。
一年后，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改造的实践。关于它的成因或性质，已经有无数的研究成果，本文依然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理解问题。对周恩来报告的解读提示我们：第一，1949年之后短短几年来，知识或知识分子并未整合为以革命为导引的社会秩序的有机部分，它仍然是被当作异己的因素被防范或警惕着；第二，知识分子的人数有大幅度的增长，它加剧相关的社会矛盾。两者都为反右的爆发积聚能量，只不过不是今日所谓“正能量”。
关于知识分子数量的快速增长，据周恩来报告提供的数据，高级知识分子约十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新增加的。如果不分高级普通，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20毛泽东则说：“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21这个急剧增加的数字，与教育投资有关。“国家预算中的教育经费从1951年的8.13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29.06亿元。”“从1951年到1956年，国家预算的中等教育经费增长了七倍，高等教育经费增长了五倍。”22“1949年全国只有83.6万小学教师和8.3万中学教师，1957年两者分别达到188.4万和29.3万。”23按当时的标准，不但所有教师属于知识分子，中学毕业生也系知识分子的一员。与之对比的情形是，“中共领导人员当中（区委以上），将近50％是文盲或文化不高，华北地区150万党员中，竟有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24至“1956年，在福建的2.5万名乡长和乡党委书记中，2 / 3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25当然，在党的高级机关中，在城市里，情况不致如此，否则没法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增长需要安顿，一方面是管理者尤其是基层管理者位置多由知识素养不相称者占据。从管理者的立场看，这个增长的力量就是不安定的因素。毛泽东就对新生的知识分子，同样表达出不信任：“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26言下之意，立场不稳的是绝大部分，包括新培养的知识分子。1957年6月毛泽东接连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吹响反右的号角。27新的研究发现：“全国有55.3万名右派，有意思的是右派不是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城市，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不仅是大城市右派比重低，当年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北、江浙地区的右派比重也低，反而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右派相对比重高。”另外“估计在右派分子中间，大约40～50％是中小学教师，另外20～30％左右是县级以下基层干部，还有5％左右是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构成右派分子的70～80％，甚至更多一些。”2855.3万的数字，显示至少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当然，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人，基本上也具一定的知识能力。两者的区别在于，有人改变了立场，他们更懂得如何让保持固有立场者就范。通常的情形是，少知识者整有知识者，小知识分子整大知识分子。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右派相对比重高”则意味着，经济越落后，对知识的吸纳能力越低，稍有知识的人就容易成为秩序的异己成分。知识究竟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上的资产还是负资产，取决于相对的社会结构。
发展政治学研究，曾揭示识字率与社会不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若按照识字率的水平对不同国家加以分类，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识字率与不稳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宝塔形的模式。在识字率介于25％—60％之间的国家中，有90％不稳定，而识字率低于10％的国家中，仅有50％不安定，识字率高于90％的国家中，只有22％不安定。”29即是说，比较而言，最安定的是识字率较高的国家，次定安的是识字率较低的国家，而最不安定的，则是识字率向中间状态发展的国家。识字率实际也就是知识者在社会中的比例的一种测定，它所体现的问题，就是社会对知识拥有者的整合能力。知识饱和状态的社会，不存在有知识与无知识对立的社会集团，同时也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建立理性的社会秩序；太少的而孤立的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其不满意的社会，或者社会就是他们自身控制的；只有知识分子数量的比率从低端向中端发展，尤其是急速发展的状态时，容易打破秩序的平衡。因为知识是携带着理想与欲望的，尤其是世俗社会中的世俗知识。
在50年代，通过浴血奋战而取得执政机会的新政权，面临着巩固政权与社会建设两个任务。本来建设也是巩固政权的必须手段。但是，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却对吸纳知识分子存在障碍。这就导致一面要发展，一面要改造的矛盾手段。理想的状态是发展一支有益无害的知识分子队伍，培养新知识分子是基本途径。然而，只要是知识分子，与知识相关的社会禀性就没法彻底阉割。一旦执政者感受危机，就会反应过度，出手整肃，理由依然是阶级斗争。当它把新知识分子也定义为资产阶级时，依据的不是生产资料的掌握，而是其世界观的性质。这无异于说，秩序与知识永远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反右不久，毛泽东提一个口号，叫“又红又专”：“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30似乎可以看作弥合矛盾、培养自己专业知识人员的理想。但效果不佳，反右之后，60年代初天灾人祸，休养生息两三年后，斗争之弦又紧绷起来。接下来就是“文革”。
“文革”前夕，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总数过七亿。大学文化程度的近二百九十万，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超九百万，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有三千二百万。如果把大专和高中程度的人数加起来，就近一千二百万，按当时标准，知识分子有一千二百万人，占人口总数约1.7％。31要是再加上初中程度的话，足足超过四千万。想想反右时知识分子人口也才五百万。在社会经济基础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个知识大军给社会将会带来多大的压力。“文革”的动因不论有多复杂，其中一条不能排除的，便是“分子”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6月6日）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对知识分子着墨最多，代表“文革”的政策：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32
“文革”中被斗争的对象，包括“走资派”和知识分子，后来有人用权力斗争解释其起源与前者有关。但开端与终结，均与教育相关。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到“上山下乡”，打击的对象都是知识分子。特别之处在于，它同时还是通过发动学生整治教师的途径来进行的。即通过新知识分子斗争老知识分子的方式，既打击前者，也警示后者，达到两者同时改造的目的。问题在于，经过以1949年为年代标志的社会政治改造，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之后，新培养的知识分子为何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对此，“文革”时期的回答是，“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依然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知识分子的主力，教师与学生，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即1971年8月，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提出的“两个估计”。本来，在50年代，还选派上万的根正苗红的干部与工农子女到苏联留学，这是培养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万全之举。但成本太高，人数太少。同时，由于60年代以来“反修”的需要，这些人政治的纯洁性同样没法保障。所谓“世界观”的问题，实质就是对知识拥有者的理想与欲望的“定性”。知识分子把知识当作“资本”，正是问题的根源。“文革”从革知识分子的命开始，教育革命最终则是革了教育的命。
四、“教育要革命”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文革”中非常流行的一则“毛主席语录”。“文革”与反右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想改造分子，也致力于改造知识。当然，在改造分子方面，两者也有一定的差别，即反右的对象是“老”分子，而“文革”还面对着更多的“新”分子。由于后者是“17年”中培养起来的，故只有改造知识，才是改造分子的根本战略。
如前所述，知识是有关于社会与自然的区分的。革命也需要知识，即毛泽东常说的“阶级斗争”知识，它是整个社会知识中的一部分。而西学中的社会知识，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相关，既包括理想的社会观念的不同表达，也包括有助于稳定、促进资本主义秩序的制度管理的分析与主张。因此，它既包括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思想或理论资源，也包括与其相敌对的思想内容。后者统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需要革命改造的对象。自然知识看起来比较单纯，价值中立，是建设需要的知识，似乎没有副作用。其实不然，因为它包括从理论到应用的不同层次，而一旦所学知识没有应用价值，不仅是教育投资的浪费，而且也会让相关知识分子成为离心的因素。因此，即使是自然知识，也有教什么或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
梁漱溟也是较早意识到中国现代教育出问题的人。在《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中，他说：
在教育界服务的人，数十年来常常感觉所办教育之失败，教育自身无出路；社会亦时常诅咒教育，以社会上许多病象皆为教育所结不良之果。然而说得太过，好像一切罪过皆由教育制度错误和办教育的人错误而来。其实不然的。数十年来中国教育之所以无出路，大半为中国社会无出路之故，不应当一切归咎于教育制度和办教育的人……
有许多人不明白此理，只见社会生计日窘，而教育的结果总是养出大批吃饭的人，便高呼生产教育！生产教育！幻想生产教育办起来，社会的生产便可增加。真是糊涂好笑！社会生产事业不兴，纵有工业人才、农业人才亦何所用？眼见好多生产技术人才未得其用，再培养许多，又将如何？不先求社会为生产的社会，而求教育为生产的教育，其事固不可得。
……认识得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相关之理，过去的功罪无须多论。要问：我们今后应当如何？因为教育固不能外于社会自有其出路，但非谓教育的命运，就只能是被决定的。吾人可以体认把握社会的出路所在，而努力以求之。在力求社会出路之时，教育亦是要运用的一件法宝；同时即从社会出路里面，教育亦得其出路。33
梁漱溟所说的教育制造出问题，概括起来，便同前文所述及的，一方面是没有让知识发挥应有的建设或生产作用，另一方面是生产出有社会问题的人来。他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在于缺乏适用人才的条件。他也主张改造教育，并且改造教育同改造社会同步。不过，作为改良主义者，他的纲领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而毛泽东及其同道，在看到同样的问题时，依其立场，则力图在对社会作革命性改造的基础上，改造教育。即既改造知识，也改造“分子”。
50年代初中共有机会实施毛泽东的改造计划了。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重点在组织问题，“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则主旨在于改造知识：
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34
实际上，在从西方输入的社会知识中，除了少量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来源者，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中产生发展出来的，说包含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合乎逻辑的。对之发动大规模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科知识的改造运动。与之相配合，50年代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便是大幅度压缩文科教育。对那场“院系调整”的研究表明：
院系调整后，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调整为182所。所有的私立大学消失，它们全部被并入公立高等学校，民间办学的传统至此中断，民间教育空间不复存在；工科专业137种，教育的重心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财经与政法学科被削减；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全国综合性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减为13所，由占大学、学院总数的41.4％（1947），下降为8.5％（1953年），在校文科类学生由调整前的33.1％，下降为14.9％。院系调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35
上述报道显示，其时被取消或压缩的主要是文科中的社会科学，而非文史哲之类的人文学术。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确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知识，追求纯粹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真的不需要。相对而言，文史哲不仅有前资本主义的文化根源，而且中国民族文化也有相关丰富的内容可以传授，通过批判或许可以规范其发展方向。前面提及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梁漱溟、批胡风，还有反右等等，已势如破竹，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这种形势鼓舞其主导者，对社会建设也采取冒进的态度。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以破除迷信为号召，鼓吹藐视权威，坚持外行领导内行。下面两则关于工农业的议论，显示他对知识的自信与轻率：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36
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37
这一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连续作了四次基调一致的讲话。第一次讲话结尾，他说：“这个题目，叫‘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轻视知识、无视规律的后果可想而知。1959年，在一封《党内通信》中，口风大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38思想从天堂回到人间，但它也意味着，其时的社会建设秩序仍不知道如何寻求知识的帮助。接下来，便是天灾人祸兼有的“三年自然灾害”。社会经济的创伤，至“文革”前才稍有恢复。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发动“文革”，就改造教育而言，除了对文科知识的警惕外，还惦记着理科知识如何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应用的问题。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大学周培源等学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偌大的政治运动，竟是以批判戏剧《海瑞罢官》之类作为前奏的。在“斗、批、改”之中，文科几乎想停办，但理科不然。毛泽东在“文革”高潮，大学教育几乎停顿的时候（1968年7月12日）指示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39
这则语录在“文革”中流行，很有意思。一方面，它暗示在革命意识形态中，文科是可有可无的；另一方面，则流露出对理工科知识保留的愿望。只是对后者的发展方向有具体的期待，即以培养技术人员为目的，把教育实用化。这绝非这位政治领袖的个人偏好，它是近代中国人摆脱经济贫穷、生产落后所形成的历史情结。梁漱溟不是早就说公众以为教育的出路在于生产教育，在于培养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吗？
毛泽东对现代学校教育从来没有什么好感，认为它不是仿效欧美就是苏联，与中国实际脱节，其教育革命的愿望是由来已久的。这种脱节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让我们读读他老人家（1965年6月26日）狠批“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一个指示：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40
医学与医疗需要的矛盾，是所有知识与需求相脱节的现象中，表现得最尖锐的。在资源不足、设备简陋的情况下，最有意义的不是高、精、尖的医学，而是满足大多数人解除眼前苦痛的普通医疗知识。这样做不仅有用，而且省钱，在贫穷的年代，其实是自然的选择。毛泽东把它当作教育能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来思考。这样，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普及应用性知识，抑制理论研究。1968年，毛泽东从“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中找到范例，在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文写的批语中，号召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41这与同时期的“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完全是配套的思路。它再次表明，知识只有获得应用的机会才有力量。同时，最有意义的知识，就是满足多数人眼前需求的知识。因此，不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病菌的文科知识需要改造，就是没有阶级意义的理工知识，也需要改造，才能为整个社会建设秩序所用。通过普及低层次教育，不但可以扩大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面，还可以使受教育者因知识水准的降低而降低其对社会的期望值。这也就是“农村也养得起”的问题。与工农兵相结合，不仅是用所学的知识为工农兵服务，同时还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起到改变自己身份认同的效果。因此，任何单纯专业知识的追求，都可能存在走白专道路，即政治不正确的嫌疑。当年还发明一个词，叫“精神贵族”。贵族是剥削阶级，是贬义词。但精神贵族不是因为出身，而是因为拥有知识及其相应的观念品味，因此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当然，这不排除为了国家安全考虑，而集结少量理工专家从事“两弹一星”之类的尖端研究。不过，它与整个社会经济建设无多大关联。
前文提及，“文革”前夕的人口统计表明，在全国七亿人口中，具备大学与高中文化程度者超过一千二百万。要是再加上初中程度的话，有一定知识的社会成员足足超过四千万。“文革”的“斗、批、改”，不但冲击教育的秩序，也冲击了工厂的秩序。很快地，城市就面临成千上万的学生既没有升学也无法就业的问题，而这些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所响应的“造反有理”的号召，客观上是变相接受了类似于二三十年代左倾知识分子的反秩序热情。他们一旦变成新的城市游民群体，对当局的社会控制将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借梁漱溟当年的评论，必将是“大局扰攘不宁”的根源。问题的出路，在于“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新高潮。据说，“文革”至1981年“上山下乡”结束下乡知青总共有2170万，其中又以1968、1969、1970、1971四年占总上山下乡人数的60％。422170万这个数据，差不多占全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的一半。对于城镇而言，这支庞大的队伍成了过剩的知识者。这是整个教育革命找不到出路的结果。
在阶级斗争理论中，工人阶级才是领导阶级，农民只是联盟者而已。但现在，能帮忙解决问题的，只有农民兄弟。到农村去能让知识发挥多大作用不重要，甚至他们有多少知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离开城市，尽快被固定在农村的土地上。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革的产物。”理由是，早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里说：“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43其实，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与劳工结合的运动。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到了“文革”，不但没能弥合，相反是扩大了知识与知识应用条件的巨大差距。到了“文革”，这种重复的招数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而是历史压力下的本能政治反应。问题的解决，不是在扭曲的社会秩序中改造教育，而是要建立起让知识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
五、最后的波澜
物极必反，1976年，“四人帮”被废，“文革”以失败结束。新的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背景下强调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决策，就是在1977年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这一决策的历史影响意义深远。在政治层面上，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口号、理论，作出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据说，这是党第一次明确解决了从1957年以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同一年，有一系列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说法。邓小平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仍然会提醒“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44那是固有意识形态的尾巴而已。也是1978年，胡耀邦在讨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时，还特别解释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必须放弃的理由。
1982年，邓小平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10月14日）的讲话中，又强调知识分子问题：“你们还提出把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做好，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文化大革命’前大专学校毕业的和自学成才达到同等水平的知识分子，总有几百万吧。用好这些人，是很顶事的。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45现象与周恩来1956年所面对的情景有些类似，差别在于，邓小平已经没有阶级斗争的防范意识了。同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我们努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全党和全社会认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并且决心尽可能创造条件，使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报告还特别提出：“今后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须把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次年，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作《全党必须确立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报告，马克思从革命家的形象变成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1987年，由赵紫阳作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依然落后的现实，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46
正是怀着让中国社会摆脱这种困顿的焦虑，以及憧憬未来的希望，赵紫阳强调“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呼吁“必须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继续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47
如果把这些论述同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说法相对比，仿佛是斗换星移，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平心而论，新的论述，认识清醒。它延续1978年以来的基本路线，方向对头。而且，前后也伴随有相应的方针、政策。然而没人想到，两年之后的1989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不管如何对它进行定性，很显然的事实是，它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现存政治秩序的不满，因为运动的主力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及青年教师。而且，与反右、“文革”相比，这次是知识分子在其政治环境最宽松的情况下的主动出击。如何解释这一事件的形成？当局公开的观点是，青年学生在开放过程中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受国际敌对势力的挑拨。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解释，理由还不够充分。
其实深层的矛盾仍然是：起步不久的经济改革秩序，短期内不能吸纳急剧增长的知识分子人口。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离1989年时间最近，把它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便能显示知识分子增长的状态：1982年内地总人口刚过10亿，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包括肄业和在校生）约六百万人，占城市人口的4％。1990年，大陆人口11.3亿，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包括毕业、肄业和在校）一千六百多万人，占城市人口的7.6％。大学文化程度人数，1990年是1982年的2.68倍。为何仅统计大学程度，而不考虑高中程度人数？理由在于，社会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相对于整个社会受教育的水平的。1964年全国13岁以上32.26％为文盲，而在1982年15岁以上22.81％为文盲，1990年15岁以上文盲则为15.88％的情况下，社会不会把高中文化程度当作知识分子的衡量基准。而重视大学生同城市人口的比例，而非同全国人口的比例，是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是居住在城市的。相对我们试图说明的问题而言，则一个明显的事实，便是政治风波的参与者，主体是城市的在校大专学生。
与教育发展迅猛的形势相比，经济改革困难得多。1989年之前，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有几项重大措施值得一提。其中，设经济特区（1979年）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主要发生在农村，与城市关系不大。四个特区的特殊政策并不一样，其中发展快速的深圳、珠海原本就是农村。另外两项改革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1984年）与启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1986年）。前者直接引发全民经商，遍地倒爷，及收入与价值脱节。收入与价值脱节，被形容为“脑体倒挂”。它指的是在商品流通领域最为有利可图，从事小商品经营及服务业（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远高于知识分子（如高校教师）的现象。而为消除价格“双轨制”的副作用采取的“闯关”措施，则引发严重通货膨胀。1988年，全国GDP为14928.3亿元，人均1355元，而CPI竟然比上年上涨18.8％。48知识分子包括准备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产生强烈的焦灼感。他们的抗议，既有原因（危机感），也有理由（反官倒，惩治政治腐败），还有条件（大量学生群体自然集结）。危机自然一触即发。
当局控制局势后，内部检讨时，邓小平说到“教育的失误”。这一说法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意识形态教育不够；另一种就是指高等教育的盲目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一种解释指出一个事实，就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到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更有高等教育中文科的恢复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民主观念）不可避免地对新一代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影响。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机器也没有闲着，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是大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只是当你走上改革开放的不归路之后，这种意识形态有多大的战斗力就成了问题。第二种解释可能更具说服力。大学招生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按自己追求现代化的意志大批量生产知识分子。而经济形势则是，不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且经济结构处于计划向市场调节过渡期，进入不受控制的无序状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那“部分人”，社会形象尤其负面。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带着做社会中坚的抱负对社会充满期待，而徒然扭曲的利益分配结构以及首次与高通胀的遭遇，使这个群体（特别是仍然在校者）把迸发的热情从对秩序的拥抱变成推拒。它依然是，但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出现的“知识分子问题”。官方是否就后者进行检讨，没有明文。我们所知道的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大学招生数马上下降。1988年，全国共录取67万人；1989年，则降为59.7万。至1992年，招生数才重新扩展为75.15万。研究生方面，1988年，全国共招收3.6万人；1989年则收缩为2.9万人。49
与反右、“文革”相比，这次是知识分子公开挑战现成的政治秩序，而中共在危局控制之后，却没有全面沿用反右或“文革”对付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对少数人采取强硬手段之后，没有实施太大规模的报复。1990年，江泽民借纪念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之际，发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努力缓和紧张的气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继续造改革开放的舆论，1989年的记忆被有意淡化掉。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只用了一百四十多字，了无新意。2002年，也是江泽民作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大讲“三个代表”，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的专门论述。胡锦涛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与2012年中共十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论述。一句话，“知识分子问题”消失了。原因在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没有因政治风波而动摇，现代化的追求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核心。过了历史的那道坎后，知识与知识分子就被一步步整合到现代化的发展秩序中。
90年代中期，已经有人注意到知识分子社会身份因社会变迁而处于改变之中：“这些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社会变迁包括：现代社会日趋分工严密的职业化过程，现代企业和公司内部的科层制的发展，国家体制内部的技术官僚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原有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分化为专家、学者、经理人员、技术官僚，并被组织到中国社会日益发展的科层制度之中。”50对这一论断添加一个简单的注脚，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学历比例的不断增加。至十八大，政治局委员25人中，有博士学位者5人，硕士或研究生学历者10人，本科学历9人，大专学历1人。这一现象的意义在于，与这个执政集团早期的低知识素质不同，现在，知识是加入其中的必要条件。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今后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须把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的要求，几乎完全现实了。51虽然曾经存在官员为政治投机而混文凭的普遍现象，但它只是阶段性的问题。政治如此，知识经济时代各行各业对从业员知识训练的要求，就更不用说。知识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作用时，它才具有力量。知识的拥有者才不会成为社会的异己因素。
除此之外，理解“知识分子问题”的消失，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素不能忽略，就是高等教育的加速发展。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近十三亿人中，接受大学教育者有4571万人。十年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13.7亿人，大学文化程度近一亿二千万。如果考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生活在城镇，尤其是城市。他们在都市人口中的比率，将会是几分之一。如果按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标准，都市的打工者，特别是有机会上互联网的人群，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范围的确立，原本是相对于无知识者的存在而言的。如果一个社会知识既不断普及，所掌握的知识程度又不断提高，认同于知识分子身份的人，比例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今日大学生中，又有多少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呢？历史的吊诡在于，现代化产生的“知识分子问题”，被现代化的发展所消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集团，不是因政治改造而被消灭，而是被历史埋葬掉的。
六、余言：“问题”消失之后
回首百年的行程，知识分子与社会秩序的紧张，呈现脉动式的状态，起伏交替。以1949年为界，依社会结构不同，表现形式不一样。1949年之前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有革命阵营内、外之分，只有革命阵营内的分子，才须面对“问题”的困扰。不过，在革命年代，它常被更严峻的问题掩盖着。1949年之后，在缺乏弹性的制度机制中，知识分子有计划的增长，同艰难转型中的政治、经济秩序，构成直接的紧张冲突。反右、“文革”与1989年政治风波，是其中呈现这种走向的历史节点。改革开放在把中国社会推出历史的峡谷的同时，也把“问题”消解在更复杂的前景中。
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集团，已被历史所埋葬，这个结论，可能有人会认为过于仓促。的确，当城市人群中高知识教育人数比率增加时，农村的情况刚好相反，而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仍在乡村。不过，从人口普查看，2000年，文盲人口为8707万人，占6.72％；而2010年，则为5466万人，占4.08％。由文盲率的不断下降，可以看出在绝对意义上，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在不断上升。如洼地里的水，积聚越多，水位越高，漫延浸润的面积就越大。因此，从目前的趋势看，城乡知识差距的弥合是时间问题。速度或有快慢，但它不影响“知识分子问题”被历史所终结的判断。52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他可能更严峻的社会历史问题的终结。甚至也非指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校或研究机关，不存在权力与知识的矛盾。
现在的问题是，“问题”消失之后，知识分子是否继续存在？
简略的回答是，必须重新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社会教育范围不断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如过去那样，按受教育程度来定义知识分子，将变得没有意义。反之，如果只把那些关怀精神价值、有宗教式热忱、有批判意识的人界定为知识分子，它又不能体现当今知识激增的时代特征。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围绕着知识问题，把从事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职业人士称为知识分子。一方面，它区别于管理、技术或政务等不同职业类型的知识应用者；另一方面，它也不必特指善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思想术士。这样既避免知识分子概念的滥用，也不会把它神化。知识虽有自然与社会的相对区分，大部分的知识是可以或必须保持价值中立的。正是知识这方面的特性，成为确保专业知识分子存在的理由。专业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人文学术研究者当然应当关怀公共价值或精神文化问题，但这种关怀的职业要求是创造、提供丰富的、有深度的公共知识，而不是从事某种宗教或政治取向的煽情行为。只要有充足有价值的公共知识可以传播，它就有被应用的机会。不一定只是新闻记者、社会批评家、政治异见人士，或者叫公共知识分子，才需要公共知识，规模越来越大、理解能力越来越高的中国“网民”，都是这些公共知识的受惠者或应用者。
“问题”消失之后，知识将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
*本文系中山大学李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改革开放视阈下我国社会意识变动与规律研究”（项目号：10zd&048）成果，曾应邀在“中国的‘现在’与人文学：对话《开放时代》”研讨会（东京大学，2013年6月15日）上作主题讲演。对吴重庆教授的推荐、石井刚教授的邀请，及学生徐翔在论文资料搜集校对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世纪之交，有人编辑了三卷本文集《知识分子立场》（李世涛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主题分别是：“激进与保守间的思想动荡”、“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和“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内容也包含部分知识分子从观察社会到理解自身的过渡。
②《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③参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④《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3页。
⑤《组织问题决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⑥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211～212页。
⑦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0～141页。
⑧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25～226页。
⑨《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35页。
⑩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11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作如是观》，载《新生命》第2卷第3号，第9～10页。
12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 1872—1949》，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13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3页。
14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16毛泽东：《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版，第526～527页。
17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载《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189页。
18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第1版。
19《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20同注17，第164页。
2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22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531页。
23《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页，转引自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24沈自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转引自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25同注22，第537页。
26同注21，第382页。
27两文分别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69～476页；第496～498页。
28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29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30同注19，第52页。
31数据来源据政府相关公报，部分比率系作者的推算。以下数据凡无另注出处者，均同。
32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29页。
33梁漱溟：《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载《梁漱溟全集》第6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387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35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
36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内部资料，第71页。
37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76页。
38《党内通信》，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39毛泽东：《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40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转引自张开宁、温益群、梁苹（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41《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载《红旗》1968年第3期，第20～26页。
42见章关培：《反思——上山下乡记录讨论》，导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载《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页。
44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45邓小平：《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8页。
46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年10月25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47同上。
48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49《1990—2010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唯才教育网，http：//www.hn1c.com/gaokao/zs/50658.html。
5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51参看郑也夫：《官僚的学历》第3节，“从数字统计看官员学历的剧变”，载《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3年第3 / 4期，第72～73页。
522013年夏季，关于大学生就业紧张的信息，为本文作最后一个注脚。据人民网（2013年5月19日）报道：“今年，全国毕业生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现代快报记者梳理自2003年以来的毕业生总数发现，10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持续上扬，并激增了2倍，其中，2003年，毕业生总数只有212万，2005年即为338万，2009年突破600万，刷新为611万。高校扩招的加速，使2013年成为自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而经济发展速度则开始呈放慢状态，以GDP增速数据为例，2011年是9.2％，2012年是7.8％，而2013年较乐观的预测也是8％。因此，在这个5月份，作为应对，国资委办公厅和教育部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做好2013—2014年国有企业招收高校毕业生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则下发《关于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要综合运用各项政策措施和服务手段，力争使每一名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内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这些应对，基本上是运用社会管理的技术手段。意味深长的是，几乎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部署。在没有其它说明的情况下，这种“意见”的突然出台会让人非常诧异。但放在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特定背景上观察，就知它属于意识形态主管者的本能反应。不过，只要技术控制有效，后者就只是这类机构依然存在的象征性行为而已。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
来源: 《开放时代》2013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