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中国步入高风险社会，西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和社会特征，建立风险的防范与应对机制尤为迫切，风险社会的诸多特征决定了西藏新闻媒介在西藏风险社会中的重要位置。本文从风险社会理论入手，通过总结西藏风险社会特征与现状，以及探讨西藏新闻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媒介功能定位和存在的问题，得出西藏新闻媒介如何应对、化解社会风险的结论。为西藏媒介更好的服务于西藏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可行框架。

Abstract As China gose into high-risk society, as a result of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mechanism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society determin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news media in Tib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isk society.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heory of risk society,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risk society in Tibet and discussing the function of media in the risk society, to conclude that how to do well at the crisis communic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ovide effective feasible framework for news media in Tibet to serve as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society .

关键词 西藏 风险社会 媒介功能 风险应对

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双重转型，从中孕育出了包括政治和战略风险、经济与发展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在内的系列风险，西藏社会的转型也刻有中国转型期的总体特征烙印，其中之一就是西藏社会的风险普遍化、区域化、复杂化、多样化、媒介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从社会-媒介视角探讨西藏媒介在风险社会中“对抗风险”“揭露风险”“具象化风险”以及化解风险的作用尤为重要。根据目前媒介实践现状，媒介功能包括加强环境监测，及时预警危机；平衡信息报道，消除恐慌焦虑；服务社会公众，搭建表达平台，媒体在应对化解风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媒体风险议程和风险呈现迟滞；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表现为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媒体集体失语和媒体从业人员对风险的麻木不作为；舆论宣传泛政治化；报道机制的片面失衡不透明。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报告, 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人“高风险社会”，探析西藏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有助于和谐幸福新西藏的建设，实际上也是通过媒介的责任履行来消除西藏社会各种隐性或显性风险，缓解西藏社会张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

绪论

风险社会理论概说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贝克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经济发展逻辑与现代性的后果不仅带来诸多人为危难与社会不平等, 更同时衍生了大量难以预测但却影响深远的未知风险, 而且这种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社会政策、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并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结构与动力。风险社会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被贝克诠释为风险社会的时代, 风险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 科技与生态、食物与健康、宗教与文明乃至信息传播本身等, 都牵动了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 都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来源。从风险的定义和解读可知现代风险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贝克认为自20 世纪后半期人类步人后工业社会, 也就进人了风险社会。此时的“ 风险” 有着与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风险全然不同的特征:①传统社会的风险是外在的、自然的, 主要来自于自然灾害；而风险社会的风险则是内在的、人为的, 主要来自于人的决策和选择, 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②工业社会的风险是以事故概念为前提的, 其风险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统计学加以描述和计算, 也可以通过保险、保障制度等方面加以控制和处理；而风险社会的风险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 例如核风险、化学风险等, 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和政策造成的制度风险；③传统社会的风险是区域性、局部性的, 风险社会的风险则是全球性的,诸如国际政治风险、全球经济风险、地球生态和环境的风险, 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和整个人类, 无一幸免。

西藏风险社会特点

尽管风险社会理论有着一个对不同国家地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在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风险社会的特征以及风险的具体种类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国内众多学者近年来着力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的启示意义以及以该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国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应对机制的原因所在。

中国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从贝克的历史阶段风险来看，既有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又有工业社会风险，以及风险社会风险，从吉登斯的划分来看又包括人为风险与外部风险；第二，中国社会风险呈现为转型性和结构性特征；第三，中国社会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以及地区二元结构明显，不同地区的风险又表现出一种地区差异性的特征；第四，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轴仍是发展，发展意味着变化，风险特征还表现为风险的变异性，这增加了风险防范、化解和应对难度。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社会的风险特征部分的符合整个中国社会的风险特征状况，但是西藏社会有其明显且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这意味着探讨西藏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必须在西藏社会特征的框架下进行。

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之日起，西藏开始了由农奴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西藏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民族地区之一，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仅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在西部也处于末端，而西藏复杂的民族关系、脆弱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使其处于一种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非常特殊的地位。

政治和战略风险——多样化的民族构成、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达赖集团和国外部分反华势力的存在。中央把维护稳定作为西藏的硬任务和第一责任，援藏过程中出现双向依赖与援助焦虑，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城乡之间和西藏社会藏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经济与发展风险——西藏经济社会的特殊性，西藏经济社会落后，还是一种输血型经济，城乡发展差距大，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遭遇瓶颈，加之西藏经济社会有着很浓的封闭性，这些因素极易滋生风险，加速风险扩大；文化风险——“一个民族发生了“变迁”，便意味着该民族原有文化模式中的许多内容与结构，已经发生了质与量的变化，变成或者正在快速地蜕变为另一个新的文化模式，而这个新的文化模式的内核与之前有着本质差异。”于西藏而言，原有的宗教文化遭受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文化根基已经飘摇半 空，新的文化形态并未带来稳定感和认同感，文化风险已成显性风险；生态风险——西藏着重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护过程中伴随生态风险；社会风险——西藏近年来在援藏政策的支持下以及自身的努力下，已经取得诸多成绩，但是西藏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低，文盲率是全国的几倍，公民意识较内地而言较为欠 缺，医疗卫生水平总体较差，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媒介覆盖率低，这些因素很容易衍生为风险的诱发因素，归结为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视域下西藏新闻传播的意义

美国学者费姆.邦茨说：“一个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近年来，新闻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日益中心化已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同时，风险社会的知识化、媒介化和网络化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新闻传媒居于风险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用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了大众媒介在呈现风险方面的作用：“在现代文明威胁方面，日常生活的文化忙点不可能被根本改变，但文化通过符号来“看”。新闻中关于骼骸树或垂死的海豹的想象已经打开了人们的眼睛。威胁公开可见并唤醒人们对细节的注意，在人们自己的生活空间里——这些是文化的眼睛，通过它，瞎眼公民可以赢回他们自己的裁判自治权。”于西藏社会而言，媒介在发现、处置、化解各种风险时均具有无可置疑的作用，一方面，西藏由于其特殊性存在，风险因子繁衍的土壤深厚，很多处于潜伏状态的风险议题需要媒介来呈现，媒介也具备“拨开乌云见晴日”的条件，大众传播提高了风险情境的能见度，媒介的协商和协调的社会功能与其他的社会组织和部门合作，共担风险并抵抗风险，在公共服务方面也进行着更为积极的范式转换。第二，西藏媒介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如果能利用好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迅速寻求合理的传播方案，勇敢的担当新闻报道传声筒的责任，快速争夺风险事件中的阵地，有利于维护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塑造国家形象；第三，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便是“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由此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情绪，为了消除对现实的无力感和未来的未知性，公众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信息需求，反过来说，公众对风险的印象来自媒介的塑造，关于西藏的诸多刻板印象和固定成见的形成都与媒介给定的认识事物的视角和设定的框架高度相关。

风险社会视域下西藏媒介的功能

进行环境监测 及时预警危机

西藏传媒应当成为现代西藏社会的风向标, 监测风险并及时向公众预告风险存在的可能。由于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承受主体是每个个人,因此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通过媒体获知与自身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采取相应举措,阻止和降低风险的发生。传媒的风险预警体现的是对社会良知和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所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风险预警已经成为媒体功能的重要一环。

平衡信息报道 消除焦虑恐慌

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 当风险发生时, 媒体越是透明、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 越能杀灭不实传言, 树立权威性。同时也能避免大规模宏观风险发生的可能。相反, 传媒越是反应迟钝或隐而不报, 越容易将风险治理置于尴尬的位置。从3.14事件、藏人自焚事件和金矿坍塌事件的报道效果来看，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信息的益处远比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大, 尤其在这个信息发达, 信息渠道多元化的时代,公众不能通过正规媒体获知信息, 就有可能转向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信息渠道。恐惧常常是由无知造成的，与其让社会在流言的传播中恐慌, 不如让公众在媒体发布的信息中明白自己真实的处境。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安全需求置于仅次于生理需求第二梯级的位置，贝克甚至视安全为风险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动力。在西藏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传统文化形态的断裂和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冲击，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变革令人恐慌与不安，并遭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抵触和抗争，因为它威胁到了传统的、令人舒适的社会标准和实践，将未来指向混沌与未知，变得毫无保障和具有不确定感。因此，西藏媒介在通过信息报告消除大众认知盲点和信息不对称的同时，还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减少或降低人们内隐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感，消减心理上的末日恐慌和由恐慌惧怕衍生出的破坏性动机，避免行动上的暴动、骚动、混乱与报复性的行为。

服务社会公众 搭建表达平台

西藏传媒在向公众告知西藏社会风险的同时也有责任引导公众正确认识风险、规避风险，消除大众认知上的盲点和信息不对称。在风险社会中,传媒除了向公众传授有关风险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公众正确地、积极地应对风险。于西藏而言，媒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有效化解公众的危机意识，“当人们在正常的状态下无法应对周边事务所带来的问题时会产生某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弥散和累积会随着问题出现的程度和性质演变成为‘危机意识'”,在化解危机意识的同时，媒体还需要通过日常报道使公民主体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形成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对于区内的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及稳重感，既要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又要沉稳镇静避免冲动坏事；二是给区内公众传递一些常见风险的应急处置策略，比如告知公众科学的风险应对策略，即对已经识别的风险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进行风险排序，制订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整体策略。

另外，现代传播格局已从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转变，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在西藏改革时代出生、成长与成熟的社会公民们在剧变的时代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变迁体验、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多元的大众心理，公民意识的孕育大大凸显了受众的主体性特征，因此，媒体在做好风险教育的同时还要注意媒体与公众的互动，重视风险报道的信息反馈，关注传播效果，关注引导区内公众的公民意识诉求，改变传统的以传者为中心单向度的灌输模式，建立一种常态的传者和受者互动的机制。

媒体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民意识，积极利用自身的资源为公众搭建意见表达、利益表达与情感宣泄的平台，公众的焦虑感和躁动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消减。努力建立一种公众诉求畅通表达机制，接纳多元化的思想呈现，通过民众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的释放，来形成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进而对我们整个社会健康风险文化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西藏媒介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存在的问题

西藏媒介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存在的问题包括媒体风险议程和风险呈现迟滞；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表现为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媒体集体失语和媒体从业人员对风险的麻木不作为；舆论宣传泛政治化；报道机制的片面失衡不透明。

风险议程和风险呈现迟滞

风险除了不确定性特征之外，还有可预测性，表现在风险在转化为现实的、有损伤性的现实危机之前有一个酝酿的过程，预警系统就是在此过程发生作用。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瞭望者的角色意味着媒介具有环境监测预警危机的功能，公众对大多数风险的不可直接接触性，使得新闻媒介成为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主要渠道。西藏新闻媒介在主动干预风险向现实风险的转换上略显局促，面对3.14事件和接连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媒体没有充分利用媒介资源，主动去论证风险存在、发生与发展的可能性，风险议程迟滞或缺位，随着现代性的深入，风险日益表现出复杂性、变异性的特征，这加剧了媒介危机预警的难度。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西藏媒介在媒介实践中表现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由于媒体从业人员的能力所限、风险的复杂及隐蔽性、危机报道不力、各利益方干涉议程等原因，面对风险，媒体表现出忽略风险、制造风险、误置风险、转嫁风险的倾向。忽略风险表现为几种情况, 一是由于风险具有隐性特征, 而传媒工作者并不直接接触能够定义和预测风险的专家人士, 所以并不知情； 二是有关专家对风险有预测和评估, 但是由于处在媒体议程设置之外未被重视； 三是传媒已经知道新闻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定位风险, 但是由于风险还未显形, 或者迫于外界的压力, 没有进行预警。由于传媒所独具的放大作用和广泛迅速的传播能力, 在处理不当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社会性心理恐慌, 这也是独特的“传媒制造”的风险。媒介风险误置的状况越来越多，对于风险的过度敏感性使得社会上“风险泛滥”，媒体见风就是雨，易将风险放大化、妖魔化、随易化，些小异常便被贴上风险的标签，误导受众。媒体还经常将自己想说的话利用专家的口说出来，并且，请专家来对风险作出评估预测，而由于风险的复杂性以及变异性，专家的预测往往偏离事实，所以，媒体地位的上升就伴随着专家声誉的下降，媒体成功转嫁了风险报道中的风险。

宣传的泛政治化

西藏地区新闻事业的出现是政府“输血”的结果，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这就造成西藏新闻传媒属性的先天缺陷，既然是政府输血的结果，必然会承担起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在不断的媒介实践中，这种使命感越发的表现为宣传功能的凌驾之势。换言之，西藏媒介过于强调“宣传”的功用，出现一种泛政治化的倾向，媒介报道内容动辄标签化、政治化，“媒介”的属性被人为弱化，媒介常为顾及大局而选择表述方式与传递时机，使新闻变旧闻，使事件和观点表达不够透明也不够全面。而在日常报道中，“唱赞歌，粉饰太平”成为西藏新闻媒介心照不宣的必循程式。

报道机制的片面、失衡

西藏媒体在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报道时，更多的是考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一定程度上在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方面是缺位的。从3.14事件到藏人自焚事件到今年的金矿坍塌的事故报道来看，西藏媒介在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之间严重失衡，以金矿坍塌为例，中央媒体已经对此事作出报道的情况下，区内媒体依然只字不提，无论纸媒还是电视媒体，均一片盛世景象，出于维稳考虑而屏蔽灾难性消息，过度管制取代公开透明。在及时性与准确性的平衡上，媒体能力也有待提高，近年来，发生在西藏地方的新闻往往能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国内外媒体的头版头条，区内媒体往往浪费了占取舆论制高点的先机，虽然现在媒体的反应速度越来越快，媒体努力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但是在全面、真实、客观、深刻的呈现解读事件上完善的空间极大。

西藏新闻媒介如何应对社会风险

西藏新闻媒介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媒介实践深深嵌入了政治目标、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媒介子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社会机构的特征很弱，媒介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下操作，从媒介的理念、新闻生产到文本特征、叙事方式均有着鲜明的政治优先的烙印。当务之急是西藏媒介要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恢复新闻机构的独立客观公正的本来面目，改变在消息来源与风险归因方式上高度依赖政府信源和存在报道信息单一化与简单化的归因倾向。另外，西藏地方政府与新闻媒介都应该意识到，主流不等于生硬，权威不等于呆板，舆论正确不等于传播有效。反思自己在风险传播中的现状和优劣，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尝试革自己的命，具体而言，媒介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应对、化解风险。

发挥监测器、预警哨的作用

毋庸置疑，传媒是社会的风向标，监测社会风险，及时向公众报告风险因子的存在。面对风险，西藏新闻媒介应充分利用媒介资源，积极主动地去论证风险存在、发生、发展的可能性，通过有效的调动社会资源、最终改变风险转换为危险的曲线。西方的预测性新闻报道的兴起和流行昭示着当今媒介的预警功能越来越被强调。危机预警功能除了日常的风险发现之外，还包括一种危险发生后的风险反思，根据海因里希法则，一次大的事故发生后，还会有29次出于同样原因的小事故的发生，这意味着风险反思和风险教育尤为重要。危机发生后，媒体有责任对事件进行深入全面的剖析和解读，引导公众正确认识风险和规避风险以及应对风险。从2008以来达赖集团策划煽动藏人自焚事件接连发生，跟媒体的环境监测、风险预警功能的缺失是不无关系的。

做好信息传播 强化风险沟通

传递信息是媒介的首要职能。要建立风险传播的日常报道机制和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机制，一方面，西藏媒介应当注重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报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关注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关注他们的命运和安全。另一方面，危机事件发生后，要坚持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的理念，这时候，人们处于疑惑和恐慌中，对权威信源有着高度依赖，媒体若是能够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准确的传递信息，并做出正确科学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表明立场，帮助公众弄清事实真相，稳定人心，在“潜舆论”阶段掌握主动权，从而形成有利于危机化解的舆论环境。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舆论场是个有着低着火点高可燃性的场域。媒体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一方面应适当地扮演政府与公民大众间的信息桥梁，协助专家系统有效地将风险信息传布出去，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做好政府、媒体、公众间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危机应对。另一方面，媒体可以调动起广泛的社会资源，建立风险中的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公众的参与，可以借鉴西方的公民新闻的操作方式，增强风险传播过程中的参与性。

构建风险应对、化解机制

吉登斯将风险划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应对自然风险的传媒策略有两点，一是建立全天候的又准又快的开放报道机制和电视媒体风险应对机制；应对人造风险时西藏媒体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机制建设，其一，权威信息快速传播机制，其二，新闻报道平衡机制，其三，新闻报道要肩负社会安全使命，其四，技术应对机制。

改进宣传策略 做好舆论引导

从新闻媒介与舆论的关系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反映舆论并代表舆论，二是影响舆论，三引导舆论。现代社会是个意见多样、思想多元的社会，舆论引导更需要技巧和艺术。从苏联解体原因来看，政府对于舆论的过度管控是原因之一，西藏要避免重蹈覆辙，媒介必须从政府的舆论绑架中解放出来，从专业的角度做好舆论引导。议题建构是媒体发挥自身舆论引导作用的最主要手段。媒体要在“潜舆论”阶段就做权威的巧妙的议题建构，敏锐的分析舆情，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评论、解释，发挥释疑、解惑、疏导的作用，起到凝聚人心、共同应对危机的作用。

结束语

西藏社会的显性特征仍是转型和发展，伴随着风险滋生与风险流通，传媒作为社会的瞭望者理应承担起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机体正常运行的责任。西藏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独特的地理位置、富有特性的历史形态和文化传统，传媒发挥应有的功能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意义重大。做好风险状态下的风险应对、探索突发事件报道机制建设刻不容缓，西藏新闻媒介应该顺应媒介改革潮流和适应社会转型大势，从环境监测、危机预警，信息传递、消除恐慌，构建风险应对化解机制，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这几个角度来使传媒成为社会前行的助推剂和护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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