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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歌唱家李双江是以唱红歌（文艺）而成为将军的。一般人看来，将军因缘战功而获此殊荣，但在军事战线和文艺战线被视为同等重要的年代，李双江等军中少数文艺人员也提挈为将军。将军者缘因战功而获熹奖也，这种看法成了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李双江既然成了将军，身上的武功之光自然盖住了文泽之光。李将军（包括他现任妻子）在各种场合亮相和受到欢迎，其实是借助了将军的武威即战功之光的。也许他与革命战事相关的标志性红歌《闪闪的红星》让人有此联想吧。他儿子虽“未成年”，初涉人世和人事，就不自觉和自觉地利用了父亲的将军之荫庇。说“不自觉”，是周围人推举他诌媚他，让他早熟地知道自己“血统之高贵”；说“自觉”，是他利用自己“高人一等”而胡作非为，甚至乐滋滋成为“帮主”，可以相信，在这次他跌大跤（司法判罪）之前，他轻易地摆平了多起事端。“将军血统”也就成了他无言的家教。
这种事例不独中国有，外国也如此，比如缅甸，相关的报道总会冠以某某“将军”，这反映了人类对缘由武功的权力特别倚重和畏惧的心理。外国同样流行像我们国家红歌一样的“武士之歌”或“军歌”，将军家里肯定传唱，但未必就成了家教，该国民众不会这样认为，也许连将军自己也不会这样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比如李将军家和一般民众，想当然认定红歌就是家教--最好的家教，像李将军的家肯定“很有家教”。
就是说，唱红歌只是李双江家一道炫目光环，而整个社会，均把红歌视为国教，红歌当然可以是每一个家庭的家教了。
这样的认知是可疑的。
红歌非家教，更不可替代家教。
2
李双江的红歌既然成了社会的一道风景，当然更应该是他家里可传之久远的功碑，即成为他的家教，人们都会以“红歌滋润的家庭”赞美其家庭，以“红歌滋润的孩子”称赞其子弟，这等于说，公众把李双江的红歌视为其人的家教。这是公众的一个错觉，也是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错觉。何止红歌，就是对那些有一官半职经常在台上做报告，满口革命言语，而且能熟练地自圆其说的干部，人们都想当然认为他们的家教好。加上这样家庭出来的好些子弟确实比别人成熟和优秀，人们更是认定其家教之优，其优之来源就是其人宣讲的“革命原则”。大家都把来势的父母在公共场合（如做报告）的政治原则性表白等同于其人的家教。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我们国家，将军就是特殊的领导干部）家庭出来的孩子在学校和社会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好评（不是奉承和诌媚），是其父或其母平时更会用通心灵--有利于人格塑造的言和行对子弟进行训导，教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如此训导之辞跟传统文化有关，跟社会常识相关，而跟其在外在场合意识形态的说教无关（这方面张戎的《鸿》有明确的叙写）。明智的父母能够分清什么是他要在工作场合说的，什么是他要在家里说的，也就是说，他（她）心里明白，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性与家教的功利性是截然不同的（真正的家教在于塑造一个寻常健康的心灵和人格，其“功利性”恰恰为“非功利性”）。换言之，他（她）在公共场合上的作态和表态，只是他尽工作职责的一种方式，尽管可以得到张扬权威、震慑别人的作用，如果经常在家里使用，替代对子弟的训育，这是在毁坏子弟，等于教唆子弟作威作福，自我高贵，老子天下第一，你们这些草民乖乖给我让路。不幸的是，有历史上诸多纨绔子弟成为无赖为证，“革命家庭”的子弟同样未能逃脱如此衰运。
具体如拿“李双江”说事，李双江唱红歌是他的工作职责，是他的“饭碗”。说得难听一点是他“鸣鞭”的职业。他尽心尽责，成就显著事业有成，换句话说这个“金嗓子”大红大紫，可他忘了在公共场合唱红歌只是一种宣传，他更不会厘清所谓红歌是如何产生，仇恨、暴力、权力即暴戾是其精神内涵（本质）的基本结构，他优美的嗓音和表演在一定程度能软化其暴戾，但不能改变其基本的精神结构。以他引以自豪的《红星照我去战斗》为例，当他为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唱主题歌时，此电影的宣教功能通过画面显现，其意识形态就是拍摄这块电影时（也是文艺创作）的1970年代必需遵从的政治教诫，斗争和战斗是其基调。同谁斗争？当然同阶级敌人--坏人，这“坏人”的认定以“革命”来划分。谁来进行革命的划分（划线）？当然是领导。领导中又有小、中、大和最高领导，所以领导越“大”，他的态度和意见就是“革命”的意愿和意志。当李双江成为将军，当然是大领导了，在他儿子身上（民众也是一样）自然转化为以革命组织、宏大叙事的口吻对待别的人和事。还是这支红歌，他儿子就把不顺心--忤逆他心意的人和事（比如违规驾车，对不顺从他的女性）毫不犹豫地“踩踏在地”，“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效果立竿见影。因此，要说李双江家里以此为家教的话，不如说是“权力教”和“暴力教”，教后代如何炫耀和运用权力，及权力支撑下的暴力，这与真正的家教不相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星照我去战斗”的当年，是弱势者反抗强权，而21世纪的今天，此歌却成了由强势者伤害弱势者的强心剂。
真正的家教是以人性人情和社会常识为基础，即使某个家庭之家教由于罩有权力光芒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也肯定包括“慎独”即自省，家长要子弟放下身段低调做人做事。作为过来人，我们都知道19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把孔子的慎独狠批了一通，所以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其文化和精神内涵，是跟立人立世所必需的修身养性（包括慎独）绝缘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正是这种精神氛围中的产物。李双江在家里跟在社会上唱的最多的当是拿手红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尽管旋律流畅优美，也丝毫不能退减此歌中居高临下的斗狠之气，丝毫不能阻遏此歌中的逞权呈霸之气。
所以，李双江和社会上盛行的这种以歌代教，宣扬的只是“权力之教”。李双江之子“犯事”只是小儿科，君不见，多少达官贵人的子弟（所谓红二代红三代等）以出身革命家庭就自然经受了革命熏陶而在“接班”上占了优先，他们瞄准是权力，跟他们平庸甚至渥浊的“内里”对比鲜明，他们以“权力”和“自身不检”对社会造成了双重毒害。
这么说，李双江育子的悲剧，就在于他把“唱红歌”--为意识形态唱赞歌的行为等同于其家教。
3
“革命意识形态”为内核的红歌是不能做家教的。
这里可以说得更具体更“现实”一些。功成名就的李将军在今天重复地唱红歌，完全是表演格式化了，其声势和表情不必与当年有过的真切内心相连，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性工作性表演，是他的“既定动作”。当然，作为一个正常的大活人，他在声情并茂的演唱过程中是能充分体会相关领导和听众对他的艳羡的。在他身上完美地演绎了什么叫名利双收。当他把唱红歌表演化格式化即外在化的时候，正是他和民众都视红歌为好家教的时候，怎能产生真正抵达心灵的作用呢？恶果倒出现了，就是他的爱子触犯了刑法，而且成了经久不衰的舆情热点，他和家里处在社会（观众）的强烈注视之下。
据网易网（2013-09-28）载：李双江知道自己家教失败。李的好友杨洪基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为人民唱了这么多的好歌，服务了四五十年。”杨说起他儿子小时一件事：“三四岁的时候，长得很漂亮，很帅，但是感觉他脾气大点。有一次，他跟他爸爸吵架，结果他噼里啪啦打他爸爸。”
小子脾气大，与父母娇宠有关，更与“唱红歌等同于家教”有关。公允地说，既与为父者有关，也无关。这就涉及到我们对红歌--革命意识形态的再认识了。
认识之一，就是上面说的，当今唱红歌--宣扬革命意识形态，在形式上滑向了表面化表演化和功利化，时过境迁，革命党而执政党，红歌里的暴力颂扬只会壮大“乌有之乡”这样的民粹阵营。当家方知油米贵，世上人事管理得有新法（法律和法制），而不是唱红打黑，举起指挥刀进行横扫来成就“民众的狂欢和拥戴”。若说唱红歌有利于官方的现实作用，就是为红二代红三代红后代壮胆，血统高贵，老子打天下，儿子当然坐天下，而且提醒平民百姓服膺这样的政治秩序。现在社会失范失序，但官场秩序不能乱。中国封建时代尚知道“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自称“解放全人类”的红色党倒总结出“还是自己人靠得住”（陈云语）的治世教规，而且，红星照我去战斗，革命江山才能万年长。
认识之二，就是必须重新检视革命意识形态。我在拙文《未能释怀的悬疑》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升华的“南泥湾范式”，某种程度，“李将军之家教”就是21世纪的“南泥湾范式”。革命意识形态以其内在匮乏割裂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是到了必须真正转型的时候了。
于是，对于李将军“知道自己家教失败”的夫子自道，便有了这么几个层面的理解：红歌只能担意识形态之职而不能行家教之实；他向来把唱红歌当作了家教；家教应该是有着独特言传身教的内容，而他对此陌生；进入老境，儿子出了大事，他方才琢磨什么是家教。倘若李双江是介武将，不知家教是何物尚可理解，而他是文职将军却家教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哀。
有如此认知，真正有利于国人身心健康的家教，方可在千千万万家庭中滋长，并惠于社会。
2013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