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笔者开始记事的1950年起，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一直没有“红歌”这一说法。（据说，1959年某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红歌”集，但“红歌”一词并没有流行起来。）在文革期间流行过“革命歌曲”的说法，但随着文革的过去，“革命歌曲”一词就被“经典老歌”所代替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界流行过“主旋律”一词，所以就有了“主旋律歌曲”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
几年前，江西开始了唱红歌的活动，“红歌”一词也开始流行起来。2008年，唱红歌活动在重庆经官方倡导演化成了唱红歌的运动，并蔓延到全国，在2011年七一党庆前后达到高潮。一连几个月，人们一打开电视机，都会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电视台都在播放红歌。笔者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参加过社会和单位的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红歌演唱会。夏末秋初，红歌运动似乎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平静了下来。
但是，持续已达三年之久的红歌运动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什么是红？什么是红歌？倡红唱红运动对不对？笔者根据本人1949年以后的经历谈谈自己对红歌运动的看法。
作为政治词汇的“红色”与“白色”
什么叫“红歌”？关于这一问题红歌和红歌运动倡导者在报刊上说了不少，但都忽略了对“红歌”这一名词中“红”字的解释。
“红歌”里的“红”字，具有政治象征意义。这意义来自外国，准确地说，来自巴黎公社和苏俄，更多地则来自苏俄，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除了红旗之外还有三色旗。在斯拉夫文化中红色象征着革命、起义、暴动及这些活动中所必需的“勇敢”、“忘我”、“牺牲”等。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带领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举行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这一事件被称做十月革命或十月政变。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深知欧俄文化中颜色的含义，所以他们在革命中崇尚红色，打出红色旗帜，既表示了他们事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可以用红色鼓动民众起义、造反，发扬勇敢和牺牲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时间俄国社会刮起了一股红色的旋风：起义者不仅旗帜是红色的，他们还在自己的帽子上缀上红布条，在衣袖上佩上红袖章，他们的武装叫赤卫队（即“红色近卫军”、“红卫兵”）、工农红军（注意：不是苏俄工农红军，就是工农红军，也即属于全世界工农的、将要打遍全世界的红军！），中央党校叫红色教授学院，政府机关报叫《红报》（1918～1939年），历史学杂志叫《红档》（1922～1941年），大众报刊——包括文学报刊——更有《红色处女地》（1922～1942年）、《红色田野》（1923～1931年）、《红色年鉴》（1922～1937年）、《红色青年》（1921～1925年）、《红色记者》（1920年）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没有苏俄文化中红色的那些象征意义（革命、造反、起义等）。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固定的颜色用来表示“起义”和“革命”、“造反”等意。例如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白莲教起义、黑旗军起义等群众革命运动就分别用了红色、黄色、白色、黑色来象征他们的事业。说到红色，它在中国文化中携带得最多的是吉祥、喜庆之意，但这是文化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是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苏俄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和直接干预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造反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接受了苏俄的政治符号——红旗、红星等，接受了俄国文化中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从此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红色就象征着阶级斗争、革命、起义，也即造反。和红色的象征意义一起被引进中国的还有苏俄时期白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反革命、镇压起义和造反。例如，1950年代以后产生的“又红又专”、“白专道路”等词语中的“红”与“白”就分别代表了革命和不革命及反革命。同理，所谓红歌就是宣传阶级斗争，宣传革命，宣传起义、造反的歌。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是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同样，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颜色。在俄国文化中，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等颜色都有各自的象征意义，而其中的白色则象征着“光明”、“神圣”、“忠诚”。在欧洲文化中白色象征着“秩序”、“正统”、“强国”等意义。而红色在俄国和欧洲文化中除了“英勇”、“忘我”、“革命”、“牺牲”外，还有“无秩序”、“非正统”、“不安宁”、“动乱”、“血腥”、“狂暴”等含义。当年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运动是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社会运动，其中除了主张回到沙皇专制去的极少数保皇派外，还有大批的支持临时政府的自由派、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反对走极端路线的社会主义者。运动的性质也远不是一个“反革命”所能限定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俄国民众反对动乱，追求安宁、和平、正统、秩序的愿望。由于我国在将“红色”和“白色”作为政治词汇引进中文时忽略了它们在俄国与欧洲文化中丰富的象征意义，结果就使得“红色”和“白色”在中文里就成了一对政治反义词，而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这样，在引进这一对政治反义词的同时，我们也引进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列宁、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知道，俄国社会不能总是生活在革命、起义和暴动之中，因为长期的社会动荡是民众所反感和厌恶的。因此苏俄的共产党和政府在取得对白卫运动的惨胜并巩固了政权之后自然要迎合民众的愿望，遵循社会生活的铁律，从革命党、起义党转变为执政党、秩序党。尽管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的转变并不成功，也不彻底，但形式上却是完成了：红色、“红”字渐渐地从苏俄的许多机构及报刊名称中消失了。到了1946年，连工农红军也都不再叫红军，而改称“苏联军队”（简称“苏军”）。在1930年代及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和后来的苏俄领导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都很少用“红色”一词来表达它所象征的政治意义，而改用更准确的政治词语（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了。在“红色”这一修饰语的政治象征意义（“革命”、“造反”）和现实的正统强国领导人的地位之间，斯大林们自然选择了后者。在这种选择中，民族文化（具体地说，是颜色的政治象征意义）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心理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早年处在幼稚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有跟着苏俄老大哥亦步亦趋，甚至言听计从的特点的话，那么随着中共的成长和成熟，它越来越注重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在“红色”一词的运用上也有体现。例如，第一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的名称有《赤光》、《红旗》、《红色中华》、《红星》等，而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名称则是《新中华报》、《群众》、《新华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学习》等。相比之下，前面一组刊物名称明显突出的是阶级斗争，是革命、造反；而后一组名称则使人想到民主、正义、建设、科学、民族团结等，也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情况下，党特别加强了自身的思想与组织建设和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历史告诉我们：片面地强调革命、造反，强调“红”，招致了中共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失败，而考虑到社会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尽力调动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色彩，中共才绘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取得了第三次国内战争的胜利。
1949年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申明政权的红色性质（1954年宪法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之外，更多地强调的还是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在文化上也没有建设单一的红色文化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东西，不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二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此前国民党试图在全国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深恶痛绝。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更是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红色所象征的阶级斗争、革命、造反成为过去，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主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文化与政治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和政治动荡之后，中国似乎应当迎来一个团结、祥和、集中力量搞建设的局面。
1957～1976年间的倡红和唱红运动
如果中国能按照八大路线持续发展的话，中华民族复兴的时间表就会是另一种安排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八大后的大好局面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各界人士积极响应，对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有些批评言辞十分激烈，使得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于是在“引蛇出洞”之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数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大多是知识分子，有许多是为新政权的建立作过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受牵连者达数百万人，其影响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毛泽东策划反右运动的原因是同他的政治、文化心理紧密相联的，而对他的政治、文化心理起着重大影响的则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及其行政指挥体制和领袖迷信，恰恰是产生中共整风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右派分子尖锐批评的，正是中国人民尚未习惯的斯大林模式的种种表现。对斯大林模式，毛泽东长期以来都是认同并推崇的，这从毛泽东在1940年代至1960年代曾一再向党内外干部推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在反右运动中把“反苏”当做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之一就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眼里，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对领袖的批评；为了避免批判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必须反右，就必须重新强调革命、强调造反（造八大路线的反！），也即强调“红”。所以在反右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有了《红旗》杂志，有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有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应当说，反右运动是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倡红唱红运动的序曲。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依法治国”的否定、对“无法无天”的坚持及对不断革命造反的偏好。
1957年前，笔者目睹过属于父辈的机关干部、军人、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们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习》杂志、积极迎合新时代的情景，虽然也常常感觉到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困惑不解与纠结。反右以后，全社会的学习风气明显减弱了。整个中国好像总是在忙忙碌碌，没有人花时间去读书和思考：大家都在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呢，哪有时间做那些事情！再说，读书和思考都是人因言获罪的由头。于是一个顺从红色令旗（《红旗》杂志）的时代到来了。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更是流行这样的说法：白旗不行，灰旗不行，黄旗也不行，都得拔掉，只能插红旗。“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不停地逼着人“向左，向左，向左”！在大跃进中，毛泽东说，工业以钢为纲，纲举目张，于是各行各业都去大炼钢铁；毛泽东还说，农业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于是全党全民又去大搞农业生产。后来，毛泽东的一句“人民公社好”又激发了多少中国人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过渡到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幻觉！
当时笔者就读的中学在大搞教育大跃进和教育改革。校园里喊得山响的两个红色口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中得到了最庸俗的执行。学校的前操场上，一度建起了一片土高炉群和土炼焦炉群；后操场上，一大片地被农民深翻数尺，用来做高产田。师生们停课炼钢铁：或在炉群前被熏得“满面尘灰烟火色”，或“被驱不异犬与鸡”，拉着板车一天往返近百里运矿石，或被派到周边的工厂去砸矿石。1958～1959学年的第一学期全校根本没有上什么课。笔者那一年13岁。炼焦炭、拉板车、砸矿石等，我们都干过。笔者至今记得，第一次从一家工厂下夜班回家时，笔者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刚下夜班的小保尔o柯察金，疲惫不堪，却又带点儿劳动者的自豪，但又因觉得不像而体会到一种莫名的茫然：小保尔的疲惫换来了养家糊口的卢布，而我们为之干活的学校和工厂却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一个馒头，甚至一分钱、一两粮票。
那时，人群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喊着红色口号，向各级领导送写在大红纸上的喜报，成了最常见的社会景观。后来，笔者才慢慢地知道，那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喜事可报。不仅我们学校没有炼出什么可供使用的钢铁，那块高产田里也没有打出多少麦子，而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出了问题，所谓三面红旗仅在“大炼钢铁”一项上就给国家造成了2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1958年全国的GDP仅有1307亿元人民币！），其中当然并不包括我们上千万学生付出的青春时光和无偿劳动。但对于大跃进的实质，笔者当时就有了终生难忘的亲身体会：所谓的体育大跃进（一周内全校学生达到“劳卫制”标准、一月内三级运动员数量达到在校生人数的N%）、诗歌大跃进（全校师生创作了N千首诗歌）等，都是肆无忌惮地弄虚作假，吹牛浮夸，制造“数字成就”。
表现这种怪诞，并鼓励人们张扬这种怪诞的就有当时高唱不息的红歌《拿出革命干劲来》、《乘风破浪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金桥》之类。这也是符合逻辑的事，因为既然上面“倡红”，那么下面就会有人“唱红”。再说，倡红者“倡红”时本来就有要人“唱红”之意，那诗歌大跃进就是用来“唱红”的。只是这些红歌都只处在顺口溜、打油诗和标语口号的水平上，只能用于肤浅地“歌德”、“颂圣”而已。这从那时的一本歌曲集《三呼万岁o歌颂三面红旗的歌曲》（北方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
1960年9月笔者升入高中时，饥饿已经威胁到笔者居住的省会城市。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是去本校教师的蔬菜基地劳动半月，然后断断续续在省城百里方圆的范围内“转战”了四五个村子，参加秋粮抢收，因为那时的农村大都“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我们全市的高中生就充当了秋收突击队。两个多月的高强度体力劳动，我们既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得到一两粮票的补贴。唯一的收获是亲眼目睹了农民的极度贫困。秋收一直持续到深秋。复课后，取消了体育课和一切社会活动，为的是让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青年人不得浮肿病。但实际上还是有许多人得了。只是在这时，人们才想起了大话、空话和由它们组成的歌儿，哪怕色彩再鲜红，声调再高亢，也还是大话、空话。
后来，国家靠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才渡过了难关，但却付出了上千万人饿死和全中国人饱受饥饿折磨的代价，且不论其他方面的，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失。而原因就是晚年毛泽东要弘扬俄国红色象征的东西，革了党的八大路线的命，造了共和国宪法的反。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也没有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据江青说，毛泽东反而因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同事们对他错误的委婉补救而“憋了一口气”，并自以为在那次大会上“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几个月后他又相继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大搞起了阶级斗争。四年后的1966年，他更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这一革命的名称就很有些讲不通：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工人阶级怎么还是无产阶级呢？）。按毛泽东的说法，这时的斗争对象除1957年的“地、富、反、坏、右”外，已渐次添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干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斗争的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甚至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执政党的领袖，宪法、党章都被弃之不顾。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革命造反的时代，就像他对斯诺说的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在自乱党的队伍，自乱国家的秩序。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几代人都还清晰地记得，文革是一个由红司令发动和指挥，红卫兵、赤卫队等红色群众组织参加，动用国家机器，制造红色恐怖，裹挟全国民众的大动乱。那时的中国，大地上飘扬着红旗，房屋的墙壁上刷着红色标语，空中响彻着高亢的红歌，人们的手臂上带着红色袖章，胸前佩戴着红太阳的徽章，手里拿着红色宝书——全国山河都一片红了！然而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上，笔者感受到越来越差的物质生活又达到了极度贫乏的地步。当时，笔者在东北某县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工作八年，工资从未增长过。单位给笔者一家三口的住房是一个不足7平方米的小房间（集卧室、书房、厨房等功能于一间），一年四季不见阳光（老工人告诉笔者，这是伪满时期日本铁路职工住宅的一个储物间）。三九寒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炕洞里烧的是燃烧值极低的朝鲜褐煤，即使炕洞里炭火熊熊，那炕也还是不热。清晨醒来，被头上蒙着一层呼气凝成的霜花，挂在屋里的毛巾冻得硬邦邦的。1976年新年，政府凭票卖给居民的新年食品里连一两肉都没有，只有每人半斤口感很差的小鱼，——据说是从朝鲜运来的，当地俗称“朝鲜鱼”——让我们欢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因为全社会忙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前一年的粮食是在深秋时才从冰雪下面“抢收”出来的。县里规定，每个城镇居民必须购买30斤受潮并开始霉变的玉米粒后（那里面富含致癌的黄曲霉素）才能购买剩余的口粮……笔者这时虽然没有重新经受三年困难时期的那种饥寒交迫，但总还是要常常付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努力同饥寒作斗争。
这不只是笔者个人的体会。到了那年年底，当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就指出：“文革使全国经济濒临崩溃。”李先念副总理说，文革使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叶剑英委员长1978年年底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国在文革的十年间减收和浪费共达13000亿元。而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称，1976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才只有4536亿元！但是这些都是政治和经济层面有形的东西。精神层面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文革的发动者及其积极拥护者用个人迷信（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以人划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鼓吹奴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玩意儿，以宗教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压制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们用庸俗斗争论（“造反有理”、“要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鼓吹暴力和暴戾，无视人的福祉和生命，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中庸和谐精神；他们鼓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带头并唆使他人破坏法纪，为所欲为，消解了中华民族遵纪守法的传统品质；他们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宣扬愚昧无知，鼓动焚书批儒，损毁了无数宝贵的历史文物，颠覆了中华民族尊重知识、尊重文明、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他们用血统论（“还是自己的娃儿好”）、阴谋论（“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和徇私舞弊（“后门进来的也有好的”、“小节”论等）抛弃了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等政治文明的概念；他们张口“伟大目标”，闭口“以革命的名义”，胡说文革“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空谈崇高，无视现实，罔顾民生，致使空话大话套话流行，吹牛浮夸欺骗成风……从这一意义上讲，文革整了不是1亿人，而是整了全国人民。文革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戕害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种戕害的恶果虽经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却至今还在顽强地显现出来。说全国人民都受到过红太阳的灼伤，这种灼伤至今仍在痛苦地折磨着中国人民，也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文革在精神层面上的种种谬误是以个人迷信为中心的：个人迷信生发出其他谬误，其他谬误又都围绕着个人迷信，强化和扩散着个人迷信。而当时流行的那些红歌恰恰集中地、狂热地表现了个人迷信的思想，抒发了个人迷信的情感。从《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到语录歌，从《北京的金山上》、《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无一不是如此。应当说，毛泽东既是个人迷信的鼓吹者和受益者，但也是个人迷信的受害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不就是被这些歌功颂德的红歌给捧杀的吗？
1950～1970年代两次倡红唱红时笔者还年轻，并没有受过严厉的政治批判，但就凭笔者这样一个普通人60多年的人生经历，也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的国家倡红唱红搞得厉害的时候，就是国家社会生活出现问题，民众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正所谓“歌声高时怨声高”是也！）；而当国家强调政策、策略，注意调整务实的时候，就是国家社会生活趋向和谐发展，民众日子觉得好过的时候。为什么1976年前的两次倡红唱红会制造问题，制造困难呢？因为“向左，向左，向左”的结果就是倒退，而用民间的俗话则是“红得发紫，紫得发黑”。也正是因此文革才被称做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当年的倡红唱红者们想步入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大厦，结果却走进了一个精神与物质同样贫困的黑屋子。
红歌和红歌运动在理论上的谬误
从2008年6月起，唱红歌的活动在重庆经当地官方的“倡红”，变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唱红歌运动，并波及全国。总结两年多来的相关信息，笔者觉得所谓倡红唱红不应当再搞了，因为倡红唱红的提出和实行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谬误多多。
谬误之一：红歌和红歌运动提出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在这方面作为倡红者之一的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的言论颇具代表性。
苏伟认为：“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因此，“我们党，我们国家再不唱红，危险大啊。重庆为什么会出文强这一类坏透顶了的干部，多少年来还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期不唱红只唱能”，“只有又打黑更唱红，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苏伟还说“毛泽东思想的强项”是“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即‘价值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是“建设方式，即其‘工具理性’”。苏伟断言，邓小平和他以后的中共领导人或者“不可能把这个东西（指‘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说得比毛主席更好”，或者只能提出些“更是一般性的号召”。（以上引号中的文字见苏伟的文章《谈谈重庆模式》）
这里的错误首先在于倡红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状况的判断失实。因为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没有经过系统、准确的调查统计，笼统地讲“道德滑坡”、“信仰危机”是不对的。和文革提倡人斗人、领袖迷信、“驯服工具”论、“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国人建立在愚昧和暴戾基础上的道德状况相比，改革开放后国人的道德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要知道，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把被极左思潮切断了的国人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包括道德——的承继关系连接起来，把被极左思潮破坏了的国人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包括道德方面的互动——恢复起来。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国人今天的道德话语中才重新有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位置，有了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社会公正等价值相联的、尊重人爱护人的人道主义道德的位置，国人的道德才在个性较为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提升。而上面说的这些道德概念在1950～1970年代的中国都是备受批判的“毒草”。我们不否认近年来在一些国人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但究其根源并不是“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而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充分。就拿成克杰、胡长清、文强之类的贪官来说吧。他们的贪污腐败、道德堕落不正是以往时代用政治代替道德而导致道德虚无，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尚未前进到建立起及时、有效的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的地步造成的吗？而社会下层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除了以上共同的原因外，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权贵们的道德堕落，因为从秦始皇时代开始民众就是“以吏为师”的。俄国人有一句谚语说：“鱼是从头烂起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把谴责的火力集中在官场腐败、体制腐败上，而笼统地谈什么“道德滑坡”，那就是有意地为腐败的官员和体制开脱罪责。
说到信仰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信仰自由，中国有上亿民众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而更多的人则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解决着所谓“信仰危机”问题，即思考和回答着信仰应当解决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是什么的问题。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推进，中国人的信仰已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趋势，例如有国家层面的共同信仰，有政党层面的政治信仰，有宗教层面的个人信仰等。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这些信仰的相互关系，而妄谈“信仰危机”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早已从高度整合的社会和个人迷信中分离出来了。而毛泽东也早已走下了神坛，他是人，不是神。所以希冀于毛泽东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并想用其所谓的“价值理性”构建像“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一样的“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那只能是开历史倒车的臆想。而这种想法恰恰是极左思想拥护者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思想根源。
苏伟把“又打黑更唱红”看做“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条件（“只有……才能……”！），也是不对的。因为要想“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不能“只有又打黑更唱红”，而只能像胡锦涛说的那样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引自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倡红者所谓的“打黑唱红”中的“打黑”只能是应对贪官与社会不法分子组成的黑社会的具体措施，而“唱红”，即使“更唱红”，那也只能让人想起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厨子和猫》：一只猫跑到厨房里偷吃食物，厨子不去驱赶偷嘴的馋猫，而是滔滔不绝地对猫大谈要讲道德、良心，不要偷嘴之类，而“猫一边听厨子训话，一边依旧埋头大吃”。像成克杰之类的“馋猫”在暴露之前不仅听惯了“唱红”，而且他们自己还充当过“厨子”的角色，在各种会议的主席台上对别人慷慨激昂地倡红唱红，大讲道德良心，而苏伟们也还在台下听过他们的报告呢。
谬误之二：重庆在用搞运动的方式唱红。重庆的唱红策划者们一再辩解说：“唱红不是在搞运动”，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对搞运动非常厌恶，而邓小平早就讲过：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不能再搞运动了。唱歌，不管是唱红歌、绿歌还是其他什么歌，本来是人们的个人私事。在重庆先是由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后来又有市委宣传部关于组织传唱36首“新红歌”的通知。他们甚至要求：在某个时间段里媒体要对所谓红歌“进行高密度宣传推广”，电视台“循环播出歌曲现场版及推介宣传片”，“电台新闻频率每天不同时间循环播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组织……教唱领唱，使之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进一步掀起我市红歌传唱热潮”（引自《重庆日报》2011年4月20日）。据《人民日报》2011年3月6日报道，“两年多来，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参与市民超过7770万人次”（重庆全市的总人口为3090.45万人）。《辞海》中“运动”一词的释义为：“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显然，重庆这场由地方领导人和党政机构倡议、发动的唱红歌的活动确实是一场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运动，他们在搞运动的时候，实实在在地运动了、折腾了重庆市的人民群众。
谬误之三：大量的所谓红歌经不起“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的批评。1847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把他评论歌德及其作品所依据的标准称之为“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他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同样，我们也应当“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衡量“红歌”。
先说用“美学的观点”看红歌吧。红歌也是歌，是音乐。用“美学的观点”进行音乐批评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作为一个没有受过音乐批评训练的人，笔者不敢多说。但笔者知道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有一条审美原则：“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这话是1888年4月恩格斯在给玛o哈克奈斯的信中说的。一大批作者、题材、体裁、风格各异的歌曲之所以被倡红唱红者称做红歌，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倾向性过于明显。更何况恩格斯说的倾向性是广义的，即作者对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的思想和情感态度，对作品所表现的人和事物的思考与评价。而所谓的红歌的倾向性则是极为狭窄的，它指的是作者的社会、政治取向。在这一方面，红歌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美学的观点”。
再说“从历史的观点”看红歌吧。在各种红歌曲目单中相当多的所谓红歌经不起“历史观点”的检验。这里仅举《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英雄赞歌》、等几首为例。《东方红》宣扬个人迷信是显而易见的，毋庸多言。写于1962年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完全无视毛泽东倡红浮夸的严重错误，无视当时我国人民经受的深重苦难、党和政府在国内外面临的困境，还高唱“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走向前方”。可那前方又是什么呢？是十年浩劫，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创作于1963年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充斥着宣扬个人迷信（“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等句）、抹煞个性（“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鼓吹继续革命（“继续革命——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闯将”）的词语，是为文革做舆论准备的歌曲。《英雄赞歌》是作为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歌从1964年起流传开来的。影片和歌曲对我们当年的抗美援朝都做了正面的高昂的颂扬。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大批解密，国内对那场战争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切都推进了国人对1950年代初那场战争的认识。“从历史的观点”看，王成等人的英雄事迹自然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不正确的战争目的和军人为军队、国家尊严而战的英勇精神的冲突。然而红歌《英雄赞歌》和影片《英雄儿女》都没有表现这一历史的悲剧性。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红歌曲目单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主张的“审美的和历史的观点”的歌实在太多了。
谬误之四：红歌运动的倡导者一再强调唱红是为了“提振”人们的“精气神”，是“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但他们用搞运动的方式，用媒体对红歌大做“高密度宣传推广”、“循环播出”、“转载”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力图把红歌里的思想和情感灌输到唱歌者的脑子里。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会想到：这和林彪的“灌输论”是一样的。当年林彪就曾经大谈先进思想不可能在群众中自发产生，而需要他这样的人来灌输，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林彪的“灌输论”后来也遭到了毛泽东本人的批评。今天的“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倡红者和当年“灌输论”鼓吹者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不容许人民群众经过一番比较鉴别，结合各自切身的社会生存体会，自己来决定接受或不接受前者“灌输”或“传递”的东西。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总是忘记“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总是忘记应当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总是忘记《国际歌》中的经典名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他们也无视现实中一个个驳斥“灌输论”的事实。例如不久前那个叫李天一的年轻人无证驾驶无牌车并寻衅滋事，打人致伤一事。如若“灌输论”有效的话，李天一是绝对不会做出那种出格的事的，因为他父母亲都是专门唱红歌的部队歌手，他们在用红歌给儿子“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所做的工作应当比别人的父母都多。此外，人们也很自然地会质疑李小伙儿的父母亲所唱的那些红歌是否真的能“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当年批林批孔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过对林彪“灌输论”的批判，但持续的时间很短。这大概是因为事后有关部门觉得“灌输论”还是很需要的，弃之可惜，所以就不批判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在阅读有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宣传教育部门和专家学者确实也还在提倡灌输。
谬误之五：红歌运动的倡导者违背了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文化事业的方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音乐，本应当用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题材、风格、流派来反映我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唱的不应当只是宣扬革命的“红歌”和抒发喜庆之情的红色的歌，还应当有反映其他题材和情感的歌，比如说抒发热爱大自然之情和表现环保理念的绿色的歌，抒发丰收和获得财富的喜悦的金色的歌，歌颂生命和纯洁的白色的歌，甚至排遣忧伤的蓝色的歌，宣泄不满并表达讥讽的黑色（幽默）的歌等，因为现实生活就是多色调的、五彩缤纷的。
倡红唱红者尽管执拗地推崇红歌，但他们也从心里感到他们所谓的红歌题材、体裁、风格实在是太单调了，所以把许多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歌曲都塞进了“红歌”这个大箩筐里。例如，在重庆市官方2011年4月专门发文要求推广的36首红歌中《套马杆》、《假如我是你》、《春天的芭蕾》、《为爱干杯》、《多好啊》、《圆圆的思念》等或歌颂男女恋情，或歌颂对故乡、家人和父母的思念，或歌颂对朴实、自由、平安、幸福的生活的向往，与革命的红色毫无关系。再如，在《红歌会红歌曲目一览表》中，红歌被分成了几类，其中就有“山河锦绣”、“民族花环”、“七彩缤纷”等。这里就出现了明显的逻辑错误：锦绣的山河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56个民族组成的花环也绝不会是单一色彩，“七彩缤纷”自然更是直接否定了社会生活的单一色调。总之，用“红歌”来统称许许多多歌曲是极不合适的。可见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是倡红唱红者用一个“红”字所无法描述的。结果“红歌”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其实，这里还透露出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我说哪首歌是红歌就是红歌，我“所选的首首红歌，都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好歌曲”，只有被我定为红歌的歌才是大家应当唱的歌！
谬误之六：唱红运动有可能捧杀共产党。重庆的倡红唱红者反复强调，唱红就是要“积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旋律”。也就是说，倡红唱红者是在要求人们“积极唱好”。提倡“积极唱好”就是在鼓励歌功颂德，把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扭曲成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歪风邪气，麻痹民众和党员的危机意识。大唱“莺歌燕舞”的红歌运动不由得让人生出一种担忧：山外青山楼外楼，积极唱好何时休？红歌迷得庸人醉，只把危险当神佑。这里的神就是被一些人神化了的毛泽东。
再者，一个市的党委出面要求民众“积极唱响共产党好”（后面几个“唱好”都是第一个“唱好”的衍生物），不能不使笔者想起《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该书是几个日本青年学生写的留学苏联的印象，文革期间被译成中文，广为流传）中的一个故事。一次，日本留学生问非洲留学生，他们如何看待苏联对他们国家的援助。那位非洲学生说，苏联对贫穷国家的态度就像是一个有钱人在送给一个穷人一件衬衫后，总是不断提醒那位穷人那样：“你身上穿的衬衫是我送给你的！”因此，非洲人对苏联以恩人自居的做派非常反感。同理，倡红者要求人们“积极唱响共产党好”，也会引起民众的反感。从这一意义上说，红歌运动是在给共产党帮倒忙，是典型的熊的服务，因为它能起着一种捧杀的作用。
谬误之七：倡红唱红者们在把社会生活政治化、庸俗化。他们要求：唱红歌要做到“实现全面覆盖，通过长期坚持，使传唱红色经典歌曲成为当代重庆人的文化自觉、生活时尚、工作习性”（见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试想，如果当代重庆人真的确立了传唱红歌的“文化自觉、生活时尚、工作习性”——文化、生活、工作，这可是囊括了人们生存的一切方面呀！——那不一天到晚24小时脑子里、嘴上、手上都是革命、领袖、党、阶级、斗争等红色的、政治的东西了？那可真是红透了，那可是真要给人以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感觉。然而早在90多年前“革命的海燕”高尔基就说过：“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文明的位置。”（见高尔基著《不合时宜的思想》）
现实中，红歌运动在国内确实生发出了许多不文明的事情。例如，重庆累计唱红10.4万次场，参与人次8000万。有人计算，仅场地费、服装道具费就花掉1200亿元（按1500元/1人次计），再加上误工费、交通费共计2700亿。重庆官方对这一算法曾予以否定。但即使打上一折，甚至零点一折，耗费的公帑也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全国各地为组织这类红歌活动所消耗的纳税人的钱就更多了。再如，被凤凰卫视新闻主持人责备为“太不人性”的重庆老人在母亲出殡后立即进京唱红歌一事，竟然得到了新华网的赞扬，新华网还称该老人和其唱红同伴的进京演出“四天好似一场精神洗礼”。再如，凉山州在西昌市组织“五大宗教齐唱红歌”，河南师范大学举办“红歌进食堂，唱响你我他”活动，精神病人、监狱犯人也都大唱红歌，而这些也都得到了有关媒体的好评。更有甚者，洛阳市周王城广场的“红歌会”上还发生了唱红歌者殴打两位说毛泽东犯过错误的老年知识分子的事情……这类不文明的咄咄怪事不胜枚举。它们正好印证了前述高尔基说的观点。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汉语中红色一词是有特定的政治象征意义的，曲解或无限扩大其象征意义，不仅会对汉语造成伤害，而且还会造成国人的思想迷乱。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借助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的倡红唱红的历史之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2008年至今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红歌运动的诸多谬误。倡红唱红透露出的是理论上的幼稚，因为这种做法是在往苏俄建政初年和中共建党初年狂贴红色标签的时代倒退。
伴随着高唱的红歌竖起了复活个人迷信的巨型领袖塑像，泛起了为大跃进时代和文革时期评功摆好的沉渣，弄虚作假、欺蒙腐败之风越刮越大。遗憾的是，人们对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人和媒体竟然赞赏地把红歌运动泛滥的重庆称作“西红市”，甚至还说重庆的红歌运动是“一个城市的红色突围”。真不知这种“红”是象征着何种革命，是革谁的命；这种“红色突围”到底“突”的是谁的和什么样的“围”？在这些人的眼里，中国的其他地方又是什么颜色？红歌运动能带来如此规模的动静，正说明：“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语）
再回到唱歌本身吧。世界从来就不是单一色彩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世界，反映美好世界的文艺也应当是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歌曲也一样。
（本文写于2011年9月25日。——笔者注）
余一中，历史研究者。
来源: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5期（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