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可以兼容自由和民主价值
1998年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时出版了一本叫《自由主义的心声》的书，书里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看了这些文章会知道，毛泽东如果放在当前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绝对是最杰出的领袖，他言词犀利，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先声。
何谓“自由”？立宪主义的先驱康德对自由的理论贡献非常大。康德认为，自由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层面上的意义。在消极意义上，自由就是人有能力可以独立于一切经验因素的制约，在积极的意义上，自由就是人有让纯粹理性的要求成为实践的能力。
康德的《自由论》在西方是受到绝对肯定的，然而就其实质，不过是孔子“克己复礼”这四个字。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克制外部的诱惑和内心的欲望，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这就是自由。康德所讲的那个在道德王国里完全自由的人，用中国话来讲就是“圣人”，跟大“道”完全融为一体，这个“道”用朱熹话来讲就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即把自己的私欲清理得一干二净。康德认为能够管得住自己的人就是自由人，这也就是儒家所讲的“慎独”。所以，儒家并不需要去否定自由这一价值，而是要重新对自由这一价值加以解释。
民主一开始就是反对残酷的暴力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也是民主的先声，它将自己开展革命斗争的那段历史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民主这一价值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明太祖朱元璋看了《孟子》里的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很不高兴，就命人把《孟子》删掉许多。我对比了一下，总共删掉大概47%，实际上，把被删掉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最好的资产。
二、对自由、人权等概念各有理解
人们讨论问题大都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深入到实践层面。其实，自由主义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对于何为自由主义，西方的认识也并不统一。例如，康德的自由主义理论跟英美的自由主义理论就不一样，康德很强调人与人的关系，英美的自由主义理论则强调个人主义。
人权这个概念也同样如此。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作者比较了德国的人权观跟美国的人权观，结论认为两者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常人想象。我鼓励这个作者再写一篇英国的人权观跟美国的人权观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会更有意思。人权发展史的起源其实就是新教徒为了逃避英国和欧洲大陆对新教的压迫而到美洲大陆去，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所谓出版自由也就是印刷《圣经》的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就是解释《圣经》的自由，而所有的这些自由都是为了抵抗英国的压迫而来的，所以，英国的人权观肯定跟美国的人权观完全不一样。
由此说来，中国的人权观跟美国不一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美国可以用他们那一套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论要求自己，但不能拿来要求别人。如果我们觉得这些理论不错，可以派人去学习，然后引进来，也就是说选择权在我们手上，而不是被你强迫做的，这点很重要。
三、儒学文化的可贵之处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说到外交，大家似乎有一个常识，就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这是一个即使在西方也被认为是很野蛮的理论。西方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都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一定要严格遵守自然法，只有在不违反自然法条件下才能够追求国家的最大利益。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外交就是要维护扩展国家最大利益，那要是将这个原则用到个人之间的交往中又会怎么样？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界定“国家”时说，国家是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规范之下的共同体，康德说我们可以想象国家就是一群恶魔的组合，每个恶魔只要力所能及都想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利益，但是因为有一个法律框在那边，有些事情只能内心想却不能做，所以国家要有一个起码的伦理规范、法律规范摆在那里。然而，西方最近三百年来最大问题就是个人权利意识太过张扬，其结果造成强者欺负弱者。孟子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下无道，弱者就遭受强者的役使。
西方的这种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里面是没有的，儒家讲“仁”，“仁”就是指“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只要能够把这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处理妥当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儒学文化可贵之处就在于此，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绝对不是个人主义，也不会因为集体就否定个人。
其实，第一个起来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康德早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发表53年前就在《论永久和平》（1795年）里头很明显地对当时掠夺式的殖民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了。
康德说，一个国家不可以看到别的国家比自己落后，就说我是善意的，我来改造你，康德认为就算他们再落后，也应该要尊重他们选择自己发展的权利。其实最近这200多年来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丁美洲，包括对中国都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美国攻打伊拉克后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说是要帮他们重建民族国家。康德的思想跟中国儒学所讲的王道政治以及“夷夏之辨”是互通的。
中国的王道政治就是这样，中国不主张对周边的国家说你一定要怎么做，日本人是自己派使节到中国学习的。所谓“夷夏之辩”，虽然你是“夷地”，但是我也不会干涉你，你如果觉得我好，你跟我学就是了。孟子说“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是说我们要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
四、儒学的第二次复兴
过去我们把自己整个文化主体意识都丢光了，从德国回来就主张学德国，从日本回来就主张学日本，从苏联回来就主张学苏联，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思想乱得一塌糊涂。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让大家有了自信，民族的自豪感开始恢复，大家又开始提出儒学的振兴。
其实儒学在一千年前经历过一次复兴，我们要从儒学第一次复兴过程中吸收经验教训。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设五经博士，发展到东汉时一个字要注解上千字，甚至上万字，结果儒学变得支离破碎。再加上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四百年，这个时候佛教传进来了，由于儒学不宣扬怪力乱神之事，“未知生，焉知死”，于是道教兴起与佛教抗衡，在动乱年代人心需要有一个安心立命之处，结果大家不是去信佛就去信道，儒学则被边缘化。直到北宋时期出现程颢、程颐等五位大儒，其思想后来被朱熹吸收，形成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了佛道两家的长处，影响了整个东亚文明一千年来的价值观、宇宙观、人生观。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七十年间，中国的整个传统文化不断地丢失其重要性，取消科举制度后读书人就不再读儒家经典，五四运动以后直到“文革”这段时间，更是将儒学弃之如敝屣。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老祖宗在过去五千年里面绝大多数时间都是领先全世界的，事实上程朱理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我们现在如何将程朱理学作为基础、把基督教文明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长处融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我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在可预见的二三十年内，我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个使命。等到为儒学重新找到定位的时候，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也就自然而然树立起来了。
在振兴儒学的过程中，我认为反映了儒学文化精华的“中”、“和”这两个字绝对不能忽略。先讲“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是大舜传禹王的修心之法，《论语》最后一篇文也提到“允执厥中”，也就是说凡事不偏不倚，不过不急，这样就可以平治天下。朱熹对这十六个字解释得很好，说舜禹乃天下之大圣，以天下相传乃天下之大事，天下之大圣唯以天下之大事之际谆谆告诫，天下的道义还有超过这十六个字的吗？
另外一个“和”字同样重要，《国语》里史伯跟郑桓公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做“和”，“和”则万物即可生长发育，而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则无法发展、继续，史伯预言周朝的天下快垮了，因为周朝的天子只喜欢那些评《易经》跟他观点一样的人。因此，我们现在探讨中国往哪里去的问题，也是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本文刊载于2013年第7期《社会观察》杂志
朱高正，台湾《中国通》杂志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