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一早，惊悉98岁高龄的于光远先生驾鹤西去，悲痛至极。仰望西天，眼前重现了与恩师三十多年接触的朝朝暮暮。其中尤为突出的有三幕——
一、对付极左有神交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中共景德镇市委党校教书，与北京的于光远老先生本无交往，没想到当时思想理论界的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却促成了我们之间的神交。
那是1975年初，伟大领袖通过第3期《红旗》杂志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说什么：“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全国上下顿时刮起了一股批判和限制按劳分配之风。而我由于在党校课堂上曾经大讲按劳分配，也受到大批判。
我采取的对策是，搬出了一本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于光远先生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于光远这部著作还真堵住了一些批判者的嘴巴。在未曾跟于光远谋面的情况下，我便与他建立了一种“神交”，共同与经济学中的极左思潮对抗。
二、不拘一格育人才
文革刚刚结束，全国恢复高考。1979年于光远招收研究生，我报了名。当时研究生招生的一般程序是：报名者取得准考证，能否录取就看考试成绩如何了。而于光远先生增加了一项十分苛刻的条件——报名的同时就要提交一篇论文，论文不合格者得不到准考证，连考试资格都没有。
据统计，报考于光远先生研究生的两百多人中，只有一百人提交的论文合格并取得了准考证。
我提交了一篇三万字的批判毛泽东的论文《左倾领导路线剖析》。当时是华国锋主政时代，批判毛主席仍然有杀头之罪。我的论文用挂号信寄给于光远办公室之后，幸好没有发生意外。
于光远先生招生也要考试外语，但是有一点灵活性。他规定：“如果考生专业成绩特别优异，仅仅外语准备不足，可以申请免试外语”。正是靠着这种不拘一格的灵活性，我在百名考生中成为2名被录取者之一，做了唯一的没有外语成绩的研究生。
三、师生辩论乐趣多
研究生毕业后。我经常到于光远老师家中去串门聊天。1986年底我告诉于老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在国务院研究中心工作时牵头起草的《企业破产法》。于老师笑了笑，他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我，而是说了一句“你这人爱折腾。”
后来，我们许多人奋斗了16年，极力推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入宪”的提案，在2004年3月14日终于载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于光远老师闻之，还是那句话：“你这人爱折腾”。
我与恩师也常发生争论，最激烈的是1990年6月那一次。我因故有一年没有见过老师了，那天特意到他家去看望，以解思念之苦。却没想到，竟然“吵”了起来。
起因是于光远老师谈到：“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歪曲、篡改马克思的理论。”我接了一句：“歪曲者固然有其责任，但是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被那么多人轻而易举地歪曲、篡改，能够在各国混淆视听、造成恶果，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也有不严密、不准确之处，毕竟是有空子可钻嘛。”
老师闻言大怒道：“决不能把板子打到马克思身上！”
我也毫不相让：“原教旨主义并非天衣无缝！”
我们俩都面红耳赤，在座的同学赶紧“劝架”，我们又都哈哈大笑起来。
于老师就是这样，喜欢学生跟他平等辩论。
仰望西天，我泪如泉涌，何时还能与恩师促膝畅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