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对天文学始终怀有浓厚兴趣，在为数不多的藏书中，竟然有数十本这方面的著作，我觉得夜深人静之时徜徉在浩瀚无垠的宇宙星空之中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兴趣仅仅是兴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就此写什么东西，读者正在阅读的这篇东西也不是，借题发挥而已。
1
宇宙学有“暗能量”概念，这个概念最早缘于爱因斯坦的假设，当时并没有被证实，后来，爱因斯坦本人认为这个假设是一个错误，原因竟然不是科学的而是审美的：因为它破坏了广义相对论的优美性。万幸的是，这个假设没有随着爱因斯坦的否定而退出人们的视野，暗能量问题始终是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关注的焦点，成为了现代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的重要课题。
一般认为，暗能量占据宇宙三分之二的比例（已经得到了证实），这就是说，对宇宙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我们悉常观念中的物质，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具有极大能量的东西，与物质相对，被称之为“反物质”、“暗物质”，它们产生的能量，即为“暗能量”。暗能量如此巨大，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呢？科学家解释说，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空间里，反物质的能量都很小，因此它在我们日常经验中是不无法被感觉到的，但是在广漠的宇宙空间，它们的效能却非常非常大，大到使星系和星系簇分离、甚至决定着宇宙样式的程度。
“宇宙的样式”对我们有意义吗？当然有。从纯科学角度讲，人类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肉体不过是化学现象中的原子聚集而已，本质上与一个苹果、一个土豆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呼吸、运动和所有生命现象都是自然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被包含在宇宙之中，与宇宙运动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说来，是宇宙的样式（或者说规律）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决定着我们的生命状态，只不过这些东西与直接构成日常经验的柴米油盐以及各种精神活动距离过于遥远，很少有人将其与自己活得如意还是不如意联系起来罢了。
怎么想起宇宙学来了呢？缘于一种启示。
2
我们都知道，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思想、行为表现结构而成的，任何个体行为都应当被看成社会群体行为（或者说社会运动方式）的特殊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当你在生命史中发现社会性的时候，也正是你发现个性的时候，反之亦然。人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个体存在，即使是在人烟罕至的孤岛上，他也一定通过遗传与社会紧密相连，人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确立自己的本质……既然这样，对于塑造我们基本人格、决定我们精神形态的那个“社会”，就应当给以切实的注意了，就像天文学家研究星体必须着眼于容纳那个星体的宇宙一样。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我们都是社会宇宙中的星体，决定我们状态的，既有被我们的经验所证实的东西，也有我们未曾经验到、却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内在命运发生影响的东西——和宇宙学中“物质”与“反物质”一样，我们作为一粒颗微不足道的宇宙尘埃，同样面对着两个世界，这就是本文标题所示：“在”的世界和“不在”的世界。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1968年年底，文化大革命最为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这场造成巨大人文灾难的政治运动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开始显现出来，一个突出表现是就业岗位不足，城市无力消纳每天都在增加的就业人口。这就是说，当局面对的是一场由其自身荒谬的政治行为导致的社会灾难，如何消弭这场灾难，恢复旧有秩序，重新获得对社会的控制，把问题解决在更大的问题产生之前，就成为权力者不能不优先考虑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健康正派的社会，媒体会告诉公众这个国家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公众会对权力者的执政能力和政治品格提出质疑；工会等民间社团组织会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与资方博弈，取得某种程度的妥协；政府会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在均衡中向前发展；民众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者会被民众诘问乃至于反对，在全民公投、全民普选中，权力者也许会光荣或者不光荣地失去权力，譬如总统被弹劾，国会被解散，某些政治品德低劣的权力者还有可能受到法律追究，被审讯被逮捕直至被投入监狱……我不敢断言这是历史规律，但是至少可以认为，所有正派国家都是在这样的社会过程中走向完善的。
如果我们亲爱的祖国也是这样一个正派国家，那么，1968年年底就应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告诉公众，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连篇累牍报道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状况，人民应当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执政能力和政治品格提出质疑；散布在各行各业的工会及其他民间社团组织代表不同阶层与权力者博弈，使权力和权利在博弈中达到均衡；政府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在均衡中向前发展；民众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毛主席很有可能被民众诘问乃至于反对，在全民公投、全民普选中，他们也许会光荣或者不光荣地失去权力，譬如毛泽东被弹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解散，某些政治品德低劣的权力者（如“四人帮”者流）还有可能受到法律追究，被审讯被逮捕直至投入监狱……我当然不能断言国家通过这样的社会过程一定能够度过危机，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生活在真实中，即使是危机也是可见可感的，我们也没有失去官能，我们在与世界的交流中确认自己，我们“在”在一个“在”的世界，我们作为祖国的公民能够为度过危机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
然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只说直接感受到的东西。
3
1968年12月22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意识形态喧嚷之中，《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援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旋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了，一个庞大的待就业群体（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中学毕业生共计1600多万人，几近于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一夜之间突然改变生活轨迹，浩浩荡荡离开城市，进入乡村。我作为这1600多万人中的一员插队落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从而成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尽管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徙运动是统治集团对社会经济危机做出的被动甚至可以说无能的反应，却被冠以了一个高尚的政治名称：革命。没有在那个年代生存过的人很难了解体现国家意志的“革命”这两个字的份量，它是一种超级存在，一种横亘在人们灵魂原野上的野蛮事物，在它面前，任何个体的渴望（吃饱穿暖的渴望，爱情的渴望，精神发展的渴望）都会成为非法，它不但不允许你言说，它甚至让你觉得想一想都有罪……我们说极权主义具有一种对人进行无所不在的精神控制的特性，指的就是这种对个体渴望的压制乃至于毁灭。
当对学校进行管理的“军代表”带领我们学习毛主席他老人家伟大指示的时候，当延安地区官员在北京各所中学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说红色延安如今犹如天堂一般美好的时候，我们这些失去选择的选择者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我们只能“满怀革命豪情”地去报名插队落户，只能“意气风发”地离别亲人到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接受“革命洗礼”，渴望子女留在身边的母亲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流淌眼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女儿也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偎依在妈妈怀抱里表达对未来的恐惧与忧伤……第二天，红旗照旧猎猎，凯歌照旧飞扬，锣鼓照旧惊天动地，口号声照旧响彻云霄，所有的母亲和孩子都得把本真深深地掩藏起来，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在眼前这个并不真实的世界之中——这意味着上山下乡运动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统治者所需要的那种赞同和支撑。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难以忘记，当西去的列车开始蠕动的时候，当生离死别在这个沉默的群体中强调悲怆的时候，压抑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真情终于挣脱开理智的约束，迸发了出来——站台上和车厢里突然“嗡”的一下奔放开了哭声，无数双手伸向空中相互寻找，整个站台都随着列车移动起来……那年我18岁，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看到人不约而同地表达真情，那惊天地泣鬼神一般的哭嚎像重锤一样击打着我稚嫩的灵魂，从此以后，每当身边包裹着滑稽的庄严和辉煌的伪善的时候，我总是提醒自己说：“不，这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不在这里。”
真实的世界在哪里呢？在“不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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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不是可以草率阅读和泛泛谈论的政治哲学家，对于她任何简单的话语，你都必须用灵魂去倾听，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忽略不应当忽略的东西，感受思想的无限魅力和由它所释放的巨大热能。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单独列出一章论述极权主义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极权主义国家，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反映出了部分事实。凡是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都在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宣传和灌输是恐怖的“心理战”的组成部分，“真正恐怖的在于：它统治的是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请注意“心理战”和“沉默的居民”两个概念。
“心理战”，我理解应当是指对对象实施心理影响并进而决定对象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策略，极权主义的对象是民众，这里说的“心理战”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解析：是统治者对民众实施心理影响并进而决定民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策略，作为这种策略的结果，才是“沉默的居民”。这就是说，“心理战”和“沉默的居民”这两个概念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们既是“宣传”与“灌输”的起始，又是它们的终结。
无数活生生的个体竟然成为“完全沉默的居民”，他们一定是失去了现实存在的世界，被另外一个与人的自然本性完全隔离的世界替代了，他们“在”在一个“不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像化学溶剂那样溶解着人的灵魂，使人成为“非人”，成为某种社会产品，某种物——“宣传”和“灌输”，这两个看起来并不残忍的词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散发出恐怖气味的。
具体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上面说到的“意识形态蛊惑”其实就是阿伦特说的以宣传和灌输为其主要手段的“心理战”，权力者用强大的宣传机器遮蔽真实的世界，用谎言虚构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从而制造出一个“幻境”。在这个“幻境”之中，民众失去了对社会和自身进行判断的条件和基准，或者说，权力者压制了民众对社会和自身进行判断的能力，其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成为“沉默的居民”。
1968年那个寒冷冬季，我们正是作为“沉默的居民”行使社会角色的——我们“满怀革命豪情”地“自愿报名”去陕北插队，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天安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宣誓，我们自认为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骄子……我们完全不知道，所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不过是一句托辞，它掩盖了权力者向民众转嫁社会危机的企图，掩盖了权力者对民众利益的极端漠视，掩盖了权力者卑劣的赤裸裸社会操纵伎俩。
我们这些自认为时代骄子的人，不过一些没有生命的“物”，不同点仅仅在于，在此之前我们被安放到了毛泽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的“红卫兵小将”的位置，现在又被安放到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知识青年位置，不同的位置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真实的人生处境——我们只是一些“物”，是权力者可以任意驱使的东西。
虽然随后就有《受骗到陕西》之类知青歌曲在知青群体中传唱，然而真正洞悉我们真实的人生图景，认识到我们真实的身份意义，却是很多年以后了，此时，这个1600多万人的群体已经消耗掉了青春，有的甚至把生命也抛却在了那条漫长而孤独的道路上，仍旧活着的，也成为了被勒令买断工龄的人，成为了在极为苛刻条件下不得不下岗的工人，成为了拥挤在城市大杂院里的退休教师，成为了拿到经济适用房房号、正在为凑集房款而心急火燎的大爷大妈，成为了被子女很瞧不起、基本上已经被证明人生失败了的父母……这就是“物”的命运。
如果把命运视为一种轮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周而复始，无始无终，昨天是你，今天是我，明天是他……只要作为超级存在的权力魔兽仍旧在大地上横行，你我他都改变不了宿命更改变不了轮回，道理很简单：你仅仅是一个“物”，你面临的全部问题仅仅是权力者将你置放何处的问题。
那么，你现在又在哪里呢？你在失去土地的农民中，遥望着城市和乡村，不知道哪里才是你落脚的地方；你在被强制拆迁的房屋里，听着推土机巨大的轰鸣，你只能搂抱着妻子儿女瑟瑟发抖；你在因为贩卖针头线脑而被城管人员追打的小商小贩中，剧烈的奔跑使你的胸腔剧痛，喉咙中涌动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咸味儿，那是你累得将要吐血了；你在幼小女儿被权力者猥亵、强奸的家长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默默地哭泣，声嘶力竭地哭泣，捶胸顿足地哭泣……你作为“物”，所有命运范畴以内发生的事情都与你的内在本质无关，你被代表，你被捐款，你被失踪，你被自愿，你被就业，你被自杀，你被开心，你被小康……你被置放到了一个充满奇异色彩的奇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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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奇境。在这里，所有东西都是预先设定的，这里的一切与世界的真实图景都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没有“真相”——过去没有真相，现在没有真相，将来仍旧没有真相，你接受和了解的全部是权力者想让你接受和了解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本来“不在”的“在”，你的所有感官都被蒙骗了。
托马斯·潘恩论述人权问题的时候，曾经提示一个常识：“在任何事情能够通过推考得出结论之前，必需先确立肯定或否定据以推考的某些事实、原则或资料。”（《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假若所有“事实、原则或资料”全部被扭曲、被遮掩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阿伦特举例说，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这里指的是《联共（布）党史》——陈行之注）的时候，他要做的首先是将原有的历史记载、文件乃至于作者一起灭失，制造出一个历史真空，然后用谎言进行填塞，这是一个“不在”的“在”。
奇境就是“真空”——历史的真空，现实的真空，未来的真空。当所有这些真空都被统治者意志填满的时候，当“确立肯定或否定据以推考的某些事实、原则或资料”全部被谎言替代的时候，人们判断世界的基础和条件事实上也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只能成为“非人”……我想，这就是极权主义者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了吧！
可见，“在”并不因为它事实上的“不在”而虚弱，相反，它强悍无比，它是一种野蛮的强制力量，没有人能够违拗它，更没有人能够阻挡它，在它面前，任何个体都渺小如同蝼蚁，你只能顺从它，只能依据它的愿望去看，去说，去想，非如此你就将“不在”——看一看周围吧！有多少人因为恪守了良知（仅仅因为说了些让权力者不爱听的话）就成为了“不在”，你还领略不来作为魔兽的“在”的凶险和残暴么？
当国家意志成为魔兽在大地上横行的时候，人是什么呢？人充其量只是供魔兽蹂躏的玩偶，你作为玩偶当然既没有意志也没有生命。在这个奇境之中，你将面临一个无情的逻辑链——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大写的人”？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人权？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财产权？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居住权？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游行权？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示威权？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结社权？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出版权？你连人也不是还遑论什么言论权？这真是一个奇境，一个令人惊叹的奇境！
我前面说过，在这个奇境之中，你不过是国家强力随心所欲置放的“物”。“物”还有尊严么？“物”还有精神发展的权利么？当然没有，你无须有。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者当然有理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绝不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邪路，因为你是“物”，你没有选择的自由，你甚至连判断的条件和判断的能力都丧失了，你又根据什么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呢？正是在这个奇妙的逻辑链中，任何精神范畴的东西都被抽取了，你被置放的地方就是你的全部价值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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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社会在机理上是相通的，所以我们才经由宇宙学“暗物质”想到眼前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人文世界。这个世界固然让我们绝望，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从宇宙学中得到的启示似乎还不仅限于绝望。
既然决定宇宙形态的是神秘的“暗物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在人类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那种显赫的“在”，而是“不在”的“在”呢？当历史站出来诉说真相的时候，当谎言溃解真实显露的时候，当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回旋起人的合唱的时候，你——无论你是谁：权力者和资本合谋制造的下岗工人，权力者和资本合谋制造的失地农民，权力者和资本合谋制造的被强制拆迁的居民，被权力者排斥在社会边缘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城管人员追打吐血的贩卖针头线脑的小贩，幼小女儿被权力者猥亵、强奸的家长……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那绝不是哭泣，绝不是。
“沉默的居民”一旦发出声音，就绝不是哭泣。那是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在”过的群体在用整个生命呐喊。那是从来没有真正“在”过的世界开天辟地的壮烈显现。在这场遽烈的宇宙运动中，再专横坚固的“在”也将土崩瓦解，新的星体将从母体中诞生，也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在天空和大地上看到人，看到直立的人，看到大写的人。
2009-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