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人是人性使他成为的那个东西》
荀子有言:“凡有人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所同也。”(《荀子·荣辱》)意思是说,不管什么人,饥饿了就要吃饭,寒冷了就要取暖,乏累了就要歇息,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即使皇帝、圣人也是一样。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把荀子的话说白了,人其实就是人性使他成为的那个东西,怀有七情六欲的肉眼凡胎,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人就是人。可悲的是,我们平时判断事物和处理事物,总是自觉不自觉丧失了常识,结果往往受骗,往往被愚弄,有时候甚至是自己愚弄自己,想起来很让人尴尬也很让人唏嘘。
102.《人性才是一切社会事物的内在推力》
任何政治行为、社会行为、伦理行为乃至于两性关系,都可以从人性中得到解释,我们赋予政治行为的正义,赋予社会行为的良知,赋予伦理行为的忠诚,赋予两性关系的坚贞,只是人性中的积极部分,是人性综合比较、协调和平衡所达成的一种结果。如果人性经过比较、协调和平衡不再赋予这些积极部分以意义,那么它们的价值就会迅速贬低,消极部分就会成为支配人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显现出完全对立的两极:正义变得不义,良知成为虚伪,忠诚被自身背叛,坚贞滑落为轻佻……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就像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一个人的善只体现为正义与良知、忠诚与坚贞,那么你一定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相,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结构,没有看到人性幽深之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运动。正是这种运动,才让我们看到人在政治行为、社会行为、伦理行为乃至于两性关系中,在不同情境下所作的完全不同的选择,尽管看起来它们是那样不可思议。
103.《人性太赤裸,它需要遮护》
当尼采撕去温情脉脉的哲学外衣的时候,他所处的时代一定感觉到了难堪和羞耻。人性好比人体,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男女两情相悦的时候),太赤裸了并不能给人以美感,因此它需要某些形而上的东西进行遮护。人类发明正义与不义、良知与虚伪、忠诚与背叛、坚贞与轻浮等等概念,都是为人性缝制的外衣,只是色彩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一样,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都是穿衣服的人,人在我们的善恶观念中实际上是一个公约数,维护我们对那些遮护人性的衣物的合理性假设的,就是这个公约数。没有这个公约数,世界会变得很丑——你可以设想,如果满大街跑的都是赤身裸体的人,那是美吗?美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善意乃至于恶意的欺骗的。只有特殊的人群,譬如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才特别需要透过遮蔽人性的衣物,尽可能真切地观察人和思索人,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卡夫卡、托尔斯泰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104.《人的社会行为必然蕴含着某种程度的生物性驱力》
据说现在弗洛伊德不怎么流行了,可我仍然认为他的学说在解释人的行为动机时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人在任何形式的社会行为中,都必然蕴含着生物性驱力(力比多)。如果你遇到一个天分很好却远离创造只满足于交际和清谈的人,你不要感到奇怪,你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交际和清谈带给他的快感远远大于创造——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当他的生物驱力大于精神创造的驱力时,他就不会去创造,只有在生物驱力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被减弱时,他的生命才会潜沉下来,进入到创造者行列。这个见解也可以解释人的精神创造一般来说为什么都需要年龄累积这个必要条件。只有天才和杰出人物才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将生物驱力转化为创造,在哲学上我们可以举例康德(他终生未娶),文学上可以举例卡夫卡(这是一个极度缺失爱的人)或少年早成的托马斯·曼(他26岁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然而这样的人极为罕见,就像浩渺星空中的星星一样稀少,所以,你最好不要以为那些绝顶聪明的清谈家都是未来的天才,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105.《爱在人性中到底是什么?》
我很少听流行歌曲,但我喜欢刀郎的《爱是你我》:“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这世界我来了,任凭风暴旋涡,真心的爱的承诺,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爱拥抱着我,我们感觉到她的抚摸,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觉得幸福更多。”在人的无限广袤的精神世界里,只有爱才具有刀郎所讴歌的这种魔力。
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揣想,爱是两个精神世界的交融,是精神边界的彼此消失,幸福感正是从这种消失中得来的。人归根结底是孤独的,只有这种精神边界的消失才终极性地意味着你找到了依傍,有了这个依傍,幸福感就会如同涓涓溪流漫过你的心田;反过来说,当你明确意识到那个边界、当你们强调那个边界的时候,当你不得不在自己这一边过(哪怕是一部分)精神生活的时候,无论你怎样讴歌,那个爱其实也不具备价值了,那只是一个幻象,它早晚都会消散为无形,无人能够阻止。
刀郎讴歌的一定不是这个东西。
106.《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人性恶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
人性是一个善恶混杂的精神体,善是天使,恶是魔鬼。一个具有正义品格的社会,虽然不能禁绝人性恶,却可以抑制它;反过来说,一个不具备正义品格的社会,人性恶必定会被纵容。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人性恶进入历史,人性恶一旦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历史马上就会变得晦暗未明,就像但丁笔下的地狱。人性恶在什么情况下会进入历史呢?权力产生于一小部分人意志的时候,权力不被限制的时候,权力肆无忌惮侵犯公众利益的时候。
我曾经以《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用政治学术语来表述这件事情,那么可以说:所有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的人性恶(尤其是权力者的人性恶)都是被纵容的,所有极权专制主义状态下的人性恶(尤其是权力者的人性恶)都是进入历史的。如果我们现在看不清晦暗未明的历史册页上书写了些什么的话,等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107.《面对普遍人性,我不相信权力者标榜的道德》
两千多年来,我们的先哲一直在劝告统治者以德治国,统治者也觉得这件事挺好,于是政治与学术遥相呼应,把德这个东西弄得很是光焰。但是面对普遍人性,我始终很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最近一些年,肆无忌惮的贪官和祸国殃民的掠夺者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前,一个个都曾经口若悬河地鼓吹过“提高官德”、“以德治国”,被“官”们“治”得服服帖帖的善良老百姓哪里想得到,那些炫目的所谓道德不过是点缀在权力罪恶上的伪饰呢?唉!缺德还不是很要命的事情,要命的是他们一边缺德一边标榜道德,还强迫人们对他们感恩戴德,这简直就类同于精神暴力,可以划为“精神暴行”之列了。
108.《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小标题是司马迁的话,十六个字把人性说尽了,并且一点儿诗意也没有,听上去挺让人心里堵得慌。诗意从来都是人为了让自己认为活得还像一回事主观制造出来的,人生本来就没有诗意。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紧接小标题司马迁还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是啊,我等小民跟诗意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同样是害怕穷困,同样是含辛茹苦,你抵抗得了那些有权有势的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吗?你抵抗得了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五百户吗?所以你只能贫困,贫困还有什么诗意呢?看来司马迁是对的啊!
109.《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人性中毫无疑问有非常高贵的东西,它同样也会成为历史推力,那些摆脱利己之念张扬自由民主信念的人,那些为人类福祉而献身于正义事业的人,那些将整个生命付诸于精神创造的人,彰显的都是人性之伟大和高贵,他们是人群中极为稀少的品类,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只有那些卑劣的人或者生物性活着的人才是让我们鄙视的。没有平地不足以见高山,卑劣的人或者生物性活着的人的价值就在于总是提醒我们知晓什么样的价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什么样的崇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崇高,什么样的高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洁,什么样的德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性。不要相信卑劣的人和生物性活着的人自己所标榜的任何东西,在他们那里,所谓的价值,所谓的崇高,所谓的高洁,所谓的德性,全部可以概括为卑劣;在他们那里,哪怕是崇高的精神事物,也会坠落到生物性快感层面,他们就是在那里像精神贵族那样优雅地饕餮和消费它们的。
110.《一个好作家一定是对人性有深刻洞悉和了解的人》
对人性的深刻洞悉与了解是所有优秀长篇小说的支点,丧失了这个前提和条件,作家将无法处理笔底下的人物,无法处理复杂的人物关系。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对人与世界有全方位了解和判断的人,这种了解和判断一定要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否则他自身的不成熟就将捆绑住他,写作的时候他将捉襟见肘,寸步难行。尽管一个人在艺术世界里如鱼得水不等于在现实世界里也如鱼得水,但他对现实世界和人性领域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观感,有基于理性判断的深刻思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说的艺术直觉才有意义。
2013-1-15
附录:《陈行之思想小品辑录》第1辑-第10辑篇目
第1辑:《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炸药》(2010-10-23)
第2辑:《我们的无知无边无际》(2010-10-26)
第3辑:《个人处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精神处境问题》(2010-10-27)
第4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010-11-6)
第5辑:《活着是一项严肃的工作》(2010-12-10)
第6辑:《哲学让世界变得通透》(2010-12-14)
第7辑:《爱潜藏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2011-1-25)
第8辑:《试图逃脱禁锢的人往往被自己禁锢》(2011-5-10)
第9辑:《精神维度决定着人所达到的高度》(2012-3-13)
第10辑:《绝望是杀死爱情的最后一颗子弹》(201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