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使用工具和语言建立社会、改造自然的主体性活动使人脱离动物界，成为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主体。自由理性不是某种具体的精神产品（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逻辑方法、知识体系或艺术作品等等），而是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中的一种自由的原创精神和能力。爱因斯坦说：“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反复强调的“想象力”指的就是自由理性精神。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分工，当然应当服务于人类，服务于社会，为社会提供各种必要的具体知识和精神文化产品。但知识分子更重要更神圣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自由理性精神。自由理性不是“然者”而是“所以然者”，是孕育人类知识和道德的母体，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源头，是人类精神王国中的众神之王——宙斯。自由理性使人成为创造者和立法者（为自然和人类立法），使人成为自觉、自主、自由的主体，使人成为人。帕斯卡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即是自由理性，守护自由理性就是守护人类的文明和尊严。
自由理性精神产生于人类的主体性历史活动，在肯定它对文明的原创者地位的同时，应当从人类的历史活动中找到对它的科学解释。黑格尔头足倒置地用“绝对精神”经过“正反合”三个阶段的自我演化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老子提出“玄之又玄”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世界起源观念。老子的“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脱离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用抽象化、绝对化、本体化的方式对自由理性加以改造而形成的神秘观念。守护自由理性首先需要对与之相联系的各种神秘观念进行“祛魅”处理，恢复其合理的历史定位。
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在人类出现之前，不仅是动物，整个自然界都不能把自己与自己的存在区分开来，即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然界没有主体的观照，其形态、表象、价值和意义都无从呈现出来。自然界处在一种黝黯死寂，受盲目力量支配的自在状态中。人的自由理性如同一道“普照之光”，使天地万物敞亮明白起来，并且有了灵性。人出现了，自然界顿时显山露水，声形并茂，生机盎然，精彩纷呈。自然界的“存在”及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只有相对于人而言才有意义，都是人的一种发现和设定。
康德认为人具有“先天综合判断”的感知形式和能力，因而可以“为自然立法”。康德所说的能够对感性材料整理综合，使之有序化的“综合判断”能力其实就是自由理性精神。人的“分析综合”能力并非来自于“先天”，而是产生于人使用工具和语言的主体性活动。
工具造物的方法都是把取之于自然的原料（树木、岩石等等）加以分解和合成，最后制成产品。工具造物使人注意到物的形状结构（几何学），工具操作活动目标的同一性和过程的递进性、组合性，以及对产品（包括果实、猎物等）的生产、分配和储存的计量管理，使人逐步形成物的数量关系的概念（自然数、正负数以及加减乘除等数学方法反映的不是物本身的性质，而是人对物的量化管理的方法和规律）。人类使用工具造物的活动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分工协作活动。语言的表达和交流，也是由单词（分析）组成句子（综合），按先后顺序排列而完成的。个人的感受是一种个别体验，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与别人交流，个人的体验借助于语词就上升为普遍的概念。人的这种使用工具和语言的社会化、组织化、有序化的活动方式逐步内化、积淀、提升，在人的思维和心理层面就形成了以人及其活动为观察的中心和标准，脱离具体经验对象的时空、数量、实体、因果、正反、矛盾、偶然与必然等观念，形成了概念的分析与综合，有序化和系统化的逻辑方法。自由理性对于单个的人来说是先验的，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则是历史性、经验性的。
由于人来自于自然，人的心灵小宇宙与自然的大宇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契合性，以人类自身活动方式和经验为基础的自由理性精神（包括逻辑性、数理性等）就天然地带有“普遍必然”和“客观有效”的因子。自由理性与人的当下经验相结合，就使人有可能认知把握对象（自然和社会）在一定范围内的“普遍必然性”。人的主体性活动其实就是开放性的自由理性不断地融合新经验丰富扩展自己，重新构建自己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康德所迷惑不解的“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有效性”的统一“如何可能”，即真理和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思辨来解决，只能在人类主体性活动（即自由理性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得到解决和验证。
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退后一步，对人的自由理性和思维活动本身的前提和基础（条件、依据和范围等等）进行反思，首先提出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实现了哲学由物本向人本的“哥白尼转换”。从表面上看，康德是一个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的“不可知论者”，他认为，人类认知客观事物，不能不受到人自身主观因素和条件的限制，人不可能直接认知纯客观的事物（“物自体”），而是在不断突破主观限制的过程中逐步接近客观事物的。“不可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人不能“直接”认知对象，只能通过人自身所固有的主观形式（感性和知性形式）“间接”地认知对象，在人的认知形式中，对象不再是纯客观的对象，而是打上了人的主观印记的“表象”；另一层是，人的认知只能“接近”对象，而不能完全“达到”对象（彼岸）。康德的“不可知”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带着主观因素的有条件、有限度的“可知”，“不可知”否定的只是人类对“绝对真理”的“可知”。“物自体”如同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迷”，人的认知和理论都不过是对这个“迷”的一种“猜想”而已。人的实践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验证（证伪或证实）自己“猜想”的正确性。
康德的“不可知论”宣告了，任何由人创造的理论，都必然带有其主观的局限性，都只能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知识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不可能是什么完全“达到”客观事物，终结了人类认识的神圣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是可以怀疑、突破和发展的，这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人用工具改造了物，人就成了物的主人，人用语词命名了物，人就成了物的主体（物成为人认知把握的对象和客体）。人作为主体，不仅以自然为对象，为自然立法，发现和设定“真”的价值、规则、规律和意义，而且以自身为对象，为自己的行为立法，发现和设定“善”的价值、规则、规律和意义。主体活动的最高境界是，自由理性精神超越了片面、狭隘、具体的认知和功利目的，消解了主客体之间的坚硬对立，在一种脱离具体事物和现实利害关系的纯形式（音乐中的旋律、节奏，绘画中的线条、色彩、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命运、情感等等）和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意境中建构自己、观照自己、回归自己，感知和体验“美”的愉悦和快感。美感具有超生理性、超功利性以及直觉性、即时性、一次性（不可重复性）等特征，因此，美感是一种独特的非感官、非伦理、非逻辑，“直指本心”，充满惊异、创造和联想的自由鲜活的精神体验活动。
“真”是对事物真相、本性、规律的认知和探索，追求的是物性之“必然”。“善”是为了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而制定的人的行为规范，追求的是人性之“应然”。“善”是目的，“真”是手段，“真”服务于“善”，“真”体现了工具理性，“善”体现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自由理性精神的某种片面的具体功能，只有在对“自由形式”（“美”的形式）的观照和体验中，自由理性的本体才真实生动地显现出来，“美”追求的是自由理性的“本然”。本体中包含了功能，“美”的观照和体验中隐含了“真”的认知把握和“善”的功利追求，因此，“美”能够达到无认知而合规律，无功利而合规范，无目的而合目的的最高的自由境界。守护自由理性精神就是守护人类的“真善美”，守护人类的正义、良知、至理和真情。
自由理性精神和“真善美”集中反映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维护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了人性中积极向上的力量，符合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和科学精神，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各种权贵豪强势力以及人性中贪婪苟且的堕落力量出于私利和偏见，时刻都在扭曲、干扰和破坏“真善美”。知识分子要守护自由理性就必须保持“中通外直、不染不妖”的独立地位、立场和人格，追求学术和艺术的独立价值。
保持独立人格，追求独立价值不是一种超功利、超世俗、超政治的清高和自恋，而是顶住压力和诱惑，拒绝充当任何权贵豪强势力的工具，成为他们的帮闲、帮忙甚至帮凶，拒绝成为任何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宣讲布道者，始终服从于正义和良知的召唤，坚持科学和民主的原则，遵循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对任何侵害、愚弄广大民众以及破坏“真善美”的恶势力加以揭露、抨击和批判，颂扬培护人性中的纯真、善良、勇敢、坚韧、宽容和理智等美好品格，揭露针砭人性中贪婪、残忍、奸诈、偏狭、冷漠等劣根性，怀抱一种“民吾物与”、“兼济天下”的对人类和人性的悲悯之心和终极关怀。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能够保持独立人格，追求独立价值的典范应当首推陈寅恪。在国民党时代，陈寅恪就提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要求在学术研究中打破三民主义的“桎梏”。共产党建国初期，科学院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他提出的首要条件即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理由仍然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认为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同样都是一种“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陈寅恪以“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作为结语，集中体现了他自由独立的治学理念。
陈寅恪所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就是自由理性精神。自由理性精神是一切理论之“源”和“本”，相对于自由理性，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只是“流”和“末”。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以马列主义或三民主义为指导，显然是以“流”害“源”，本末倒置了。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专制统治者不仅是权力的来源，而且也是思想文化的来源。“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史官文化”和思想专制统治，使中国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从整体上丧失了独立的地位，成为权力恭顺的奴仆和应声虫，也使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除了“纲常名教”的“君臣之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和艺术。毛泽东用“皮和毛”的关系比喻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认为知识分子是附之于资产阶级“皮”上的“毛”；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皮上之“毛”也好，某阶级的“一部分”也罢，阶级斗争的政治依然不允许知识分子有独立的地位。在薄熙来锋头正健的时候，有多少这种没有独立人格，只会投机钻营的“学者”、“教授”下注押宝，开研讨会、报告会，写论文和专著，演出了一场鼓吹“唱红打黑”和“重庆模式”的小闹剧。而反宪政、反公民社会、反普世价值则是重庆闹剧的续集，只是再也没有重庆闹剧的高潮和激情了。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当然就不可能有学术和艺术的独立价值。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卢梭提出具有独立价值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如惊雷闪电划破了专制社会的黑暗天幕，于是有了现代民主政治，无穷无尽地造福于人类。韩非子迎合专制权力倒腾出“法术势”的一套帝王统治之术，于是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至今仍在祸害中国人。作为独立诗人，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写出了《女神》、《天狗》、《凤凰涅磐》等个性张扬，浪漫瑰丽，充满叛逆精神的杰出诗篇，晚年的郭沫若沦为权力的附庸，只能写“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这样枯燥乏味的马屁文字，而这时（1964年）的中国也正处在风雨飘荡的“文革”前夜，中国的文坛已是一片秋风萧瑟了。陈寅恪、郭沫若以及老舍、巴金、曹禺、邓拓、翦伯赞、黄万里等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投影。
知识分子能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学术和艺术独立的价值，守护自由理性精神，维系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和存亡。
2013-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