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揭示并重建人性
韦大林
一说到文学艺术的作用和功能，一般的说法是认识、教育和审美，进而还会延伸到为某种政治（主义、制度、权力、政策等等）或某些阶级服务。如同真正的爱（母爱、性爱等）无外在目的性，只是人的天性的自然流露一样，真正的文学艺术也无外在目的性，只是人的至性真情在一定感性形式中的自然流露和宣泄。汉代的《毛诗序》虽然奉行儒家“文以载道”的原则，强调诗歌“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政治教化功能，但也不得不承认，诗歌是产生于情感的萌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政治教化其实只是统治者对诗歌的利用，并非诗歌创作的初衷。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人的至性真情莫过于亲情和爱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多么坦荡执着的爱情。《诗经·蒹葭》中一位秋水边纯情少女飘忽不定的倩影，穿越三千年风尘，至今仍那么楚楚动人。中国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游子与家人虽天各一方，却共享月光，令人遐想无限，仿佛听到了家乡门前小河潺潺的流水声，看到了亲人们在一起暖意融融的欢聚场景。游子的乡愁和少年的怀春，正是一种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的使人永远割舍不下的情感。据说乾隆帝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多为夸赞皇权文治武功、威加四海，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今天有谁还记得乾隆的哪怕是一首诗呢（如果那也算是诗）？文学艺术能够感染人、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涌动其中的人类共通的至性真情。
“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水浒》、《红楼》所表现的历史场面和政治斗争，早已远离我们而去。真正使我们难以忘怀、感叹不已的只是曹操、张飞、诸葛亮、鲁智深、李逵、王熙凤、林黛玉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所体现出的人性、人情和人的命运。“说曹操曹操就到”，历史上的曹操残忍奸诈，使人感到恐惧，《三国演义》褒刘（备）贬曹，刘备是作者树立的正面形象，寄寓了作者的政治性标准，而曹操则被刻画成一代奸雄。但是人们还是更喜欢艺术形象的曹操，因为他独特而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更深刻地映照出人性的某个方面，较之于刘备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对文学艺术的鉴赏，人们永远是把审美和人性的标准放在第一位的。人的至性真情是文学艺术的灵魂。“爱”中如果掺杂了某种功利（金钱、地位等等）目的，立刻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变味。艺术作品如果不能表现人的至性真情，只是一味充当服务于某个政治权力和阶级利益的工具，同样也会变质变味，最终难逃被淘汰的结局。
人皆有动物性的欲求，人的生存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利益、阶级关系和政治制度。但是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具有超越动物性、商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的追求真理、崇尚道德的自由理性精神，形成了以自由理性为核心的人性。自由理性使人具有主体性，成为文明历史的创造者。人创造了历史，人就成为历史活动的中心。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人自身，构建人的主体性和人性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人改造了自然，建立了社会，人就成为自然（真）和社会（善）的“立法者”（发现规律、设立道德）。人创造了经济和政治，创造了民族、阶级和国家，人就高于经济和政治，高于民族、阶级和国家。人性就高于民族性、阶级性、政治性和国家性。“文学是人学”（高尔基），文学艺术就是对象化、形式（节奏、韵律、色彩、线条、形象等等）化的人性。人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文学艺术之“美”就是“真”和“善”的最高准则。人性高于民族性、阶级性、政治性和国家性，民族、阶级、政治和国家就必须接受文学艺术的最高裁决，而不是相反，使文学艺术成为服务于民族、阶级、政治和国家的工具。
人性和人的情感在世俗生活中，会迷失、淹没在各种感官欲求、功利目的和繁杂的事务中，而文学艺术则在“形式化”的虚拟世界中，把脱离现实功利目的的，纯粹的人的情感、性格和命运过滤、定格、展示出来，把人的至性真情直接呈现出来。文学艺术激活了人的真情，唤醒并重建了人性。艺术形象能够产生美感，是由于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宛若惊鸿照影，使人看到自己情感、性格和命运的某个侧面，几欲置身其中，喜忧与共，一击三叹，唏嘘不已。拨动了你心中最幽深处的人性之弦，油然而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惊异和欣喜。在艺术形象的观照中，人撕下伪装，暴露出自己赤裸裸的人性真相，人的灵魂因而得到澄清和净化。色情化、商业化、阶级化和政治化都会污染、扭曲甚至完全埋没文学艺术的人性内涵，使人丧失自由澄澈的赤子之心而沦为欲望、金钱和权力的奴隶。色情化、商业化、阶级化和政治化都会导致文学艺术的“低俗化”。
要求文学艺术唤醒、重建人性，表现人的至性真情，当然不是要让文学艺术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的七情六欲，脱离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脱离对真假、善恶的认知判断，推卸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人性不是一种空洞的抽象物，人的情感、性格和命运只有在具体生动的历史活动、生活境遇、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中才能显现出来，才具有生命的活力和张力。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密切关注着人的情感、命运和生存状况，密切关注着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密切关注着国民大众的呼声和要求，敢于直面现实的问题、矛盾、曲折、苦难和伤痛，无情地揭露假恶丑，热烈地赞扬真善美。一切剥夺损害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和尊严的势力现象都是文学艺术不可调和的敌人。
问题在于，文学艺术虽源于生活，却必须高于生活。文学艺术面向生活、关注生活，不是要解决具体的矛盾和问题，不是为达到某个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服务，不是为某些人（某个阶级、阶层、民族、种族）服务而反对另一些人，不是对某些具体的人和事直接做出道德、法律或政治上的结论。文学艺术联系生活的方式，不是直接参与生活的实际过程，只是从生活撷取感性“形式”的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再以直观“形式”（虚拟的艺术形象）为生活提供审美和人性的导向。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独特的功能作用和创作手法，要求它始终只能从“形式”上保持与生活的联系。
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一视同仁地看待不同民族、种族、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对任何人抱有偏见和歧视，他唯一的立场就是人和人性的立场，他唯一的倾向性就是人文关怀的倾向性。文学艺术的真正任务是，从生活的事件和纠纷中，发现并演绎人性的“价值”被扼杀毁灭的悲剧性和人性的“无价值”被涂上神圣油彩、招摇过市的喜剧性，用生活素材塑造艺术形象，对现实生活的真与假、善与恶用人性的尺度和审美的眼光给予最高的裁决和评判，重建更高尚、更健康和更完美的人性。文学艺术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上的倾向性，是服从于它的人性裁决和审美评判的。更高层次的人性尺度和审美眼光使道德、法律和政治有了人性、人情和人道的温度和导向。如果文学艺术放弃了人性尺度和审美眼光，犹如法官放弃了法律，当然就不再有资格裁决评判生活了。人性问题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枢纽，揭示了人性问题，就是最深刻地反映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了人性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文学艺术越能排除色情化、商业化、阶级化和政治化的干扰，始终保持与生活“形式”上的联系，坚持人性尺度和审美眼光，就越能承担起它应当承担的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作家都是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没有现实利益的考虑，不可能没有一定阶级和政治的倾向性。但是真正伟大的作家都具有宽广博大的人文情怀，一定会冲破自身阶级和政治的局限性，在自己的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坚持人性和审美的评判尺度。但丁是一个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基督教徒，但他却在《神曲》中以丰富奇特的想象力，借助于宗教形式（地狱、炼狱、天堂）描绘出一副揭露宗教虚伪、黑暗，反映意大利现实生活的图景，无情地抨击了宗教的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竟然让教皇成为罪犯，与贪官污吏、盗贼等一起下了地狱。他在诗人维吉尔的带领下，经过阴森恐怖的地狱、炼狱，最后进入阳光明媚、花雨缤纷的天堂，终于见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贝雅特丽齐。象征着只有理性和知识才能引导人类走向光明和幸福。但丁超越贵族和宗教的局限，热情地讴歌人的理性和纯洁的爱情，使他成为文艺复兴新时代将要来临的一位伟大的预言者。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真正的不朽处，不在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而在屈原遭受猜忌、诬陷和迫害，在逆境和险境中仍然不肯向权贵低头，不愿放弃对真理追求的磊落胸怀、无私品格和坚贞气节。雨果的《九三年》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为救大火中村妇的三个孩子，落入共和军之手，共和军司令郭文因被朗德纳克的“慈悲心”感动而释放了他，郭文自己却被共和军判处了死刑。雨果认为，革命用暴力摧毁反动势力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革命仅有暴力是不够的，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在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人性和人道主义价值应当高于一切。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通过贵族聂赫留朵夫，因对少女卡秋莎“始乱终弃”导致她堕落而要求赎罪的曲折经历，暴露了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以及政治和法律的腐败、伪善。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灵与肉”的矛盾，认为人的堕落是源于人性的“原罪”，因此，人应当宽恕他人，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和自我完善。贝多芬家境贫困，少年丧母，青年失聪，恋爱屡遭失败，作为一个热情奔放的音乐天才，命运对他真是太不公平了。贝多芬终生都在向苦难的命运作不屈不挠地抗争，他曾说：“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于是我们听到了《命运交响曲》那如泣如诉、如诗如歌、悲怆雄浑的旋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遗世而独立，茫然而无依。在天地之间，人是自由的，也是孤独的，人的软弱和强大都是源于他的孤独。这是先行的孤独、卓越的孤独，更是人性的孤独。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把人性彻骨的孤独感抒发得淋漓尽致。《离骚》、《九三年》、《复活》、《命运交响曲》、《登幽州台歌》以及《春江花月夜》、《蒙娜丽莎》、《哈姆雷特》、《浮士德》、《堂吉诃德》、《高老头》、《阿Q正传》等等，都是一座座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性（情感、性格和命运）的永恒丰碑。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推崇巴尔扎克。恩格斯指出：“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巴尔扎克同情贵族，却尖刻而辛辣地嘲笑、讽刺他们；痛恨共和党，却毫不掩饰地赞赏他们。这种矛盾心态反映出，巴尔扎克作为艺术家必须尊重艺术规律以及人性（情感、性格和命运）和生活本身的逻辑，排除任何附加的“政治观念”；在创作小说、刻画人物时，不能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坚持人性和审美的标准。这是巴尔扎克能够深刻展现时代，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根本原因。
文学艺术作品的唯一价值，就是它塑造形象，揭示人性（情感、性格和命运）的审美价值。形象塑造得越真实、生动，人性内涵揭示得越深刻、透彻，情感、性格和命运的演变越符合生活情理，其审美价值就越高。对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套用生活中真与假、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的判断，这是因为艺术中的人和事都是虚拟的，不会产生现实中的实际作用和后果。例如，戏台上的曹操虽然被涂成白脸，是个奸臣，却不可能在现实中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只存在形象是否生动，性格是否鲜明的审美性问题，而不存在政治、道德和是非问题。
文学艺术的确存在“真实性”的问题，对艺术作品不仅要求它具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真实性，而且要求它具有“细节”的真实性。《红楼梦》对荣、宁二府以及贾、薛、王、史四大家族关系的详尽交代，对宝、黛、钗、王熙凤、贾探春、刘姥姥等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还有大量的家常生活细节入情入理的描写，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大有身临其境之感，完全达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但是科学认识的“真实性”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是两种完全不同范畴的概念。前者要求认识必须符合自然和历史的真相，追求的是认识的实践力和“真理性”价值；后者要求艺术必须符合生活的情理，追求的是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性”价值。说到底，艺术的“真实性”是从属于审美价值的。
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按照人的需要和要求改造自然，建立社会，自然和社会都打上了人的印记，是人性的外化、对象化和客体化。“美”（文学艺术）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真”（科学、经济）和“善”（道德、法律、政治）分别体现了自然和社会的客体性价值，都是“美”的外化、对象化和客体化。人高于并包含着自然和社会，人性高于并包含着自然性、民族性、阶级性、政治性和国家性，“美”高于并包含着“真”和“善”。审美价值是人性求真、向善的一种内在的调节和导向力量。例如，曹操的“奸诈”、孔乙己的“酸腐”在艺术的鉴赏观照中，会使人自动形成一种更高的批判和纠正的道德力量，推动人性自我调整、重建和完善。艺术的审美鉴赏和批判，使“恶”因结出了“善”果。
因此，追求审美价值，就一定同时也追求了真和善的价值；揭示人性内涵就一定会触及生活（自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及其意义。坚持了一元的审美和人性的标准，艺术作品自然就有了“真”（科学、经济）和“善”（道德、法律、政治）的活生生的思想意义。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只能产生于艺术家对人性内涵的深刻揭示和对生活本身的观察感悟，而不能来自于某种先入为主的抽象空洞的政治观念和阶级偏见。
用所谓“思想性（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二元标准评价要求文学艺术，就是要把某种狭隘的“政治观念”强行塞进艺术作品，其实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文以载道”原则的翻版。无论要求艺术作品附加怎样的“思想性和政治性”，都会导致作品的概念化、标签化、模式化和庸俗化，成为图解政治观念和条文的面目可憎的劣质宣传品，而文学艺术也就沦为了政治权力的工具和宠物。
据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文学艺术家只有学好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各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以它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社会，搞好艺术创作。那么请问，李白、杜甫学过马克思主义吗？罗贯中、曹雪芹学过马克思主义吗？今天，有哪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写诗能超过李杜，写小说能超过罗曹。曹禺未学马克思主义时，年仅二十多岁写出了震动文坛的《雷雨》，学了马克思主义后，却“曹郎才尽”，什么像样的作品也拿不出来了。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蜈蚣在爬行，有人不怀好意地问它，当你第二条腿在向前迈出时，你的第七条腿和第十五条腿在干什么？蜈蚣开始想这个问题，却再也不能走路了。本来，艺术创作运用的是体验性的情感和形象思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经验性的抽象思维，用抽象的政治概念直接指导（实为干扰）形象思维，不但无助于形象思维的展开，反而搅乱了形象思维“一气贯通”的氛围和思路。正如宋代严羽指出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沧浪诗话》）。
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赞成用阶级和政治的标准衡量。恩格斯曾说过，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价文学作品，是“最高的标准”。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则认为巴尔扎克“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老祖宗说得可是“诗情画意的镜子”和“富有诗意的裁判”，你能从中找到一丝一毫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吗？也正是由于巴尔扎克坚持了一元的审美和人性的标准，才使他的《人间喜剧》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历史深度和思想意义，符合了“革命辩证法”。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一定会再一次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2014-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