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者”胡耀邦
韦大林
中国在1978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称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思想解放的时代”或“改革开放的时代”。而真正奠定这个时代发展基础的，是在胡耀邦主持指挥下进行的平反冤假错案和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工作。也就是胡耀邦在“新隆中对”中所说的：“冤狱一理，人心大喜”。胡耀邦才是中国新时代的奠基者和开启者。
人类社会从人与人的直接关系考察，可以分为传统的身份等级社会和现代的契约平等社会两种类型。在身份等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于社会赋予的等级不同的“身份”（贵族、平民、奴隶等等），人不能随意逾越、突破“身份”的界限。在契约平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于人们之间的平等交往和自由合意，可以自由选择。在身份等级社会，人的个性受到压制，被不同家族和阶层的身份共性所覆盖，没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只是家族和阶层团体意志的附属品和工具。在契约平等社会，人可以自由地生活、思想，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潜力。社会不允许人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就不可能有创造的活力和发展的动力。正因为如此，19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就把传统的身份等级社会称之为“停滞性社会”，把现代的契约平等社会称之为“进步性社会”，并提出了解放“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公式。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性的滋生皇权的身份等级社会（《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根本破坏宗法等级制。随后进行的“共产”革命，也没有使中国变成现代契约社会，却跟在俄国人后面，一步步走上了“党权国家奴隶制”的不归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贯彻各个阶级和阶层“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和原则，保障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建立民主法制国家。而是实行一党专权和阶级歧视政策（所谓“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划分），用斗争和专政的手段（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强行把公民的财产和土地收归国有，剥夺公民自由谋生的权利，用“户籍制”和“城乡二元制”限制公民自由迁徙。公民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谋生和迁徙的自由，就实际上沦为依附于国家和权力的奴隶。为了巩固“利出一孔”的所谓“国有制”（实为“党有制”、“官有制”）和“党权国家奴隶制”，毛泽东大搞政治运动，把一切持有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群众都当做敌人，打成“地富反坏右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对他们实现“全面专政”。
无休无止的酷烈、蛮横、荒唐的政治运动，使中国陷入分裂、动荡、混乱和人人自危的苦海之中。据周扬说，抓右派之前，毛泽东给他一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名单，要周扬给名单上的人都戴上“右派”帽子，而且要每天汇报“战果”。周扬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说，翻延安的老账。周扬想保护漫画家华君武，对毛说，华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毛立刻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尽管周扬遵旨整出很多文艺界的“右派”，“文革”时，他还是没能逃脱被打成“反革命两面派”的厄运。毛泽东整人的逻辑是，先确定要整的人，然后找材料罗织罪名；你不整别人，就整你；即使你整了别人，需要整你时还是要整你。
在运动中经常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荒诞场面，一个人正在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另一个人，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揭发者已经被别人揭发并“揪”了出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文革”中却被红卫兵揪斗，妻子自杀，儿子被打死，家破人亡。林彪靠整彭德怀、刘少奇上台，却被毛泽东逼得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刘少奇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整死了很多干部、学生，最后却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冤死去。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建造的，但第一个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竟然就是杨奇清自己。很多人在运动中只因一时大意，喊错一句口号或写错一条标语而被打成了“反革命”。运动即使对孩子也不肯放过，“反右派”运动中，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只因帮别人画了一副讽刺漫画，就被打成“右童分子”，投进监狱关押了7年。文革开始时，年仅13岁的习近平只因说了对文革不满的话，就被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一个运动还未结束，另一个运动已经开场。乱哄哄，他才整你他已倒。政治运动真的把中国变成了林立果所说的国民自相残杀的“绞肉机”。
毛泽东搞运动整人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他个人“英明伟大”的绝对权威和权力。他在节日口号中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并公开提倡对他搞“个人崇拜”。柯庆施说过“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因此对柯十分赏识和信任，一度想让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而对从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彭德怀、刘少奇和邓小平则耿耿于怀，伺机进行清算。毛泽东明知道说彭德怀“反党”、“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也明知道“真理”在彭德怀那里，却执意不给彭平反，因为给彭平反就可能否定他树立的“三面红旗”，削弱他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哪怕会饿死几千万老百姓也在所不顾。
习仲勋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彭德怀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毛泽东十分了解习仲勋对党的忠诚，也完全知道习仲勋是无辜的，但是，如果不整倒习仲勋，就否定不了小说《刘志丹》，而小说《刘志丹》会使人产生“陕北救中央”，“陕甘是革命正统”的想法，而习仲勋又是陕甘根据地的代表人物，这无疑会动摇毛泽东的正统地位和绝对权威。对于毛泽东来说，习仲勋是不是真的“反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绝对权威不能受到任何损害，为了维护毛的绝对权威，“需要”习仲勋承担“反党”的罪名。江青说，毛泽东1962年憋了一口气，1966年出了一口气。刘少奇何罪之有，只因为他1962年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公然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要把饿死人的帐算到毛泽东头上，于是1966年，要“出一口气”的毛泽东就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并点燃“文革”大火烧死了刘少奇，同时也把中国烧成了一片焦土。
狼当然知道小羊是无辜的，但是狼饿了，还要名正言顺地吃小羊，狼“需要”小羊有罪，小羊就必须是有“罪”的。毛泽东时期的冤假错案都是源于狼的“需要”。套用郭沫若和毛泽东的两句诗，“人妖颠倒是非淆”都是因为有“黑手高悬霸主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狼”还在，无辜的“小羊”就一定是有“罪”的，冤假错案就会不断增加积累。
每次政治运动都声称要团结95%的“革命群众”，打击5%的“阶级敌人”。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一直到“文革”，大大小小运动有几十次，把每一次的5%叠加起来，整出的“阶级敌人”达几千万，受牵累的子女亲属达1亿多人。一个人一旦被戴上“××分子”的帽子，不仅本人会受到严厉处罚，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团籍，送去“劳改”、“劳教”，其子女亲属也会被剥夺上学、参军、入团、入党、提干的资格，全家都会沦为“专政”的对象和处处受歧视、排挤的“贱民”。一顶“××分子”的帽子，就把一个人和他的全家都送进了人间地狱。一个人被划定为“阶级敌人”，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审判程序，往往只是根据某个领导人的一句话，每个单位的领导人都是生死予夺的活阎王，而中国最大的活阎王就是毛泽东。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把国民划分成迥然对立、贵贱分明的“红五类”与“黑五类”两种政治身份的人，造成了一个世所罕见的庞大的“黑五类贱民”阶层。“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成了一个比传统社会更严苛的身份等级社会。“家庭成分”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在“文革”期间，去商店买东西，乘车出门，上医院看病都会被盘问“是什么出身”。出身不好的人，不仅政治上受压制，经济上被掠夺，人身还会无端地被打骂、侮辱，甚至被杀害。比他们身体创伤更深重十倍的是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夹边沟的累累白骨，湖南道县惊心惨目的大屠杀，射向林昭、遇罗克的子弹，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利刃……都在诉说“贱民”们的苦难人生和悲惨命运。
政治运动如同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在中国人的头顶上。在运动魔爪的笼罩下，斗争批判无处不在，告密揭发无处不在，审查处理无处不在，陷阱罗网无处不在。“红五类”如何使自己的“红色”不变成“黑色”，“黑五类”如何洗刷自己的“黑色”，是人们战战兢兢，时刻都在思考的严重问题。人人都成了好斗的乌眼鸡，人与人之间正常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只剩下“我不整倒你，你就整倒我”的生死抗争关系；人的正常的思考力、情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已经干涸，只剩下自我保护、处处设防的生存本能。在这样紧张恐怖、人人自危的氛围中，人们能有心思进行正常的生产、教育、科研和文艺活动吗？经济和社会有可能发展进步吗？如果爱因斯坦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夹边沟，他还能创立相对论吗？如果马云是被监督改造的“地富分子”，中国还会有阿里巴巴吗？
政治运动把亿万中国人推进了人间地狱，等级身份像毒蛇一样缠住了每一个中国人。谁能砸烂地狱之门，把亿万“贱民”解救出来，使他们成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谁能斩杀等级身份的毒蛇，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免于恐惧地生活、学习、劳动、创造？中国人在翘首以盼，中国人已望眼欲穿。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大地乍暖还寒。“文革”的残余势力仍把持着很多重要部门，他们面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顽固坚持两个“凡是”，拒绝重新审理历史积案，平冤纠错。历史的难题召唤伟大历史人物的产生。粉碎“四人帮”后仅过了4天（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就提出了著名的“新隆中对”：“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停止批邓”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冤案一理”就是解放“人”，从根本上恢复社会的公平正义，破除极权统治下的身份等级社会，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创造力。“生产狠狠抓”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富裕幸福的生活。“新隆中对”实际上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纲。
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人”，是胡耀邦的两大历史功勋。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人”是根本。把“人”解放出来，使“人”扬眉吐气，才能真正赢得人心。“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论战》）。“冤案一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早在1964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就曾果断停止并纠正陕西省在“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宽、抓人过多的错误做法。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立即着手进行平反冤案和解放干部的工作，并组织人商量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破冰之作，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使背负冤案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报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表示支持的读者来信和电报达一万多封。同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立即开始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干部的工作。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顶住重重阻力，提出“两个不管”应对“两个凡是”，亲自接待上访者，阅批大量的申诉信，以事实为依据，既雷厉风行又慎重稳妥地为几百万干部群众彻底平反了冤案，为几千万“地主富农分子”摘下帽子。使几百万、几千万“贱民”恢复了“人”的尊严，重新回归社会，回归人间，这是何等伟大的历史壮举，其意义已超过林肯解放黑奴。
毛泽东推行“左”的错误路线，搞政治运动整人，依靠的是苏式的“党权国家奴隶制”。从“国家奴隶”到“政治贱民”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党国”体制，建立自由平等的公民契约社会，有宪法也不会有“宪政”，有法律也不会有“法治”，无辜的民众随时可能成为政治上的“罪犯”、“贱民”，冤假错案随时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发生。
胡耀邦主持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写道：“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胡耀邦还说过：“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可以说，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民主”和“自由”，是胡耀邦一贯坚持的政治理念，也是他平反冤假错案的思想基础。但是，由于“民主”和“自由”是与“党国”体制格格不入的，胡耀邦力图以“民主”和“自由”来纠正“党国”体制的弊端，却被体制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罢黜”了。胡耀邦逝世后，人们试图继续举起“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于是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
胡耀邦在辞去总书记职务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情恳辞切地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顺从潮流，顺从民心”，这是伟大的“解放者”胡耀邦留给中国人民的最后遗言。
2015-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