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从各自的角度写了大量纪念他的文章，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我作为他的晚辈，一个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一直想写点儿东西纪念他。每当回想起我和胡耀邦伯伯及他的家人相处的往事，我的心情就久久难以平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几次拿起笔写了又放下，2006年6月11日下午胡德平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为他父亲胡耀邦写篇文章，并且还提醒我要写上哪些事情。于是我又下了决心写。

胡耀邦伯伯在我心中是领导、长辈、师长、同志、朋友。我们这些曾同他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们都十分热爱他。我们都早就被他渊博学识所折服！他喜欢同孩子们聊天、玩耍，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总挂在脸上，我们小时候爱到他那里折腾，胡耀邦像一块巨大的红色磁石，一直牢牢地吸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同住一个院

我是1952年认识胡耀邦的，那年我9岁。我父亲罗毅由西北团工委调到团中央工作，开始还兼任青年团西北工委书记，后来又兼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胡耀邦由川北区党委调团中央，他接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书记，我父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耀邦的助手。

实际上，我父亲在延安时期就是胡耀邦的部下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个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对外称西北青年救国会)，冯文彬、胡耀邦都是中央青委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他和冯文彬列席了批判张国焘错误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父亲那时是中央青委秘书(干事)，后来又在中央青委安吴堡青训班任总支委员、大队指导员，1938年被中央青委派到晋西南区党委任青委书记。胡乔木、宋平等老人当时都曾在中央青委工作过，那时他们都是冯文彬、胡耀邦的下级。

1952年，胡耀邦家，以及从各个大区调团中央任书记、候补书记的几家，大部分都住在北京御河桥(现正义路)3号团中央机关大院里。房子少、条件差，各家住得很拥挤。当时调到团中央的这些领导中，有好几位曾经在中央青委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工作过，大家相聚北京一起工作十分高兴！

后来，团中央要盖办公楼、礼堂、会议室、食堂等，胡耀邦、刘导生、罗毅、章泽、区棠亮、胡克实、康乃尔等七位团中央的书记、候补书记、秘书长就搬到了王府井西侧大甜水井胡同1号一个狭长的四合院里，在那里住了三四年。这个四合院除了团中央七位书记、候补书记、秘书长家外，也住有一些机关干部。胡耀邦的大秘书、笔杆子佘世光叔叔住在中院东南角一间小屋内，当时我常去佘叔叔屋里玩。胡耀邦在大甜水井的住房光线不好，人进去眼睛过一会儿才能看清物体。

胡耀邦有一个大纸盒，里面盛满了各式各样军功章、战役纪念章，这是他转战华北、西北、西南的历史见证。胡德平拿出来给我们几个孩子看，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奖章，大家都特别惊讶！胡耀邦是冒着枪林弹雨冲杀的我军高级指挥员，他指挥部队打过大仗，打过恶仗！长征中遭敌机轰炸，他负了重伤。解放战争中，他几次遭遇险境，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作战。从那时起，我们对胡耀邦的敬意油然而生！

由于各家住房少，我父亲就叫机关同志将各家男孩子集中一屋住宿。我和胡德平、罗江、章东凡、章东磊兄弟俩(章泽之子)、胡小劲(胡克实之子)六个人住在跨院西头一间小屋内，睡大通铺。那时胡耀邦的二儿子刘湖还在外地养父家，他的三儿子胡德华上团中央幼儿园，小女儿满妹和爷爷、婆婆、外婆住西堂子胡同。大人们要求我们六个孩子轮流值日搞卫生，冬天自己生取暖煤炉。实际上不难想象，我们六个小学低年级男孩子住在一个屋子里会是什么景象，肯定乱七八糟。六人睡觉的大通铺天天就像打过仗一样乱，我们成天在铺上打仗玩，什么“攻击柏林”呀！什么“岳飞大败金兀术”呀！什么“楚汉相争”呀！什么“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呀！什么“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呀！折腾的厉害，各家的弟弟、妹妹甚至机关的大人们都来看热闹。我父亲见到就批评。胡耀邦看到了，他笑着摇摇头说：“太乱了！”但并不过分申斥我们。

当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央决定贺龙任体委主任，团中央候补书记荣高棠带着团中央军体部部长黄中、副部长李梦华及军体部机关，协助贺龙组建国家体委。团中央将原来负责的体育工作移交新成立的国家体委。

1956年，胡耀邦等几家就搬到灯市口西关东店胡同(后称富强胡同)，大甜水井原住地后来成了市房管局医院。我们搬到关东店后，胡耀邦、胡克实两家住20号院，我家和刘西元家住1号院。章泽家曾在我们1号院住了不到一年，他调中央办公厅就搬走了。两个院斜对门，大家常来常往。关东店院子大了，可以玩捉迷藏，可以打羽毛球、乒乓球，冬天可以自己泼一个滑冰场。春节时，两个院几家的大人和孩子都集中在我们1号院北屋里联欢！胡耀邦很喜欢孩子。我和刘西元的大儿子刘小东都十分尊敬胡耀邦，经常在一起谈论他。我们都很佩服他，喜欢同他聊。

带我上天安门城楼

1957年青年团召开三大，胡耀邦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我父亲作了修改团章的报告。三大以后，廖承志、蒋南翔、李昌、刘导生不再担任团中央书记。

胡耀邦平时在家里办公，他家的北屋正房是办公兼会客的，东面连着卧室和卫生间，西面连着一个约20平方米的书屋，屋内西、北、东三面高大的书架上摆满了图书，古、今、中、外各个门类都有。怪不得他懂的事情那么多，原来他酷爱读书。东屋是高勇、刘崇文等秘书的办公室，西屋是秘书为胡耀邦布置的有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刊物的资料室。

胡耀邦不嫌我们闹，只要他有空总是爱和大家聊天。倒是他的公务员不高兴我们去，因为我们一去就把他搞好的卫生给弄乱了。毛主席号召学游泳，胡耀邦要去颐和园游，他认为游泳池太小，人又多。我们几家孩子就跟上他去游泳，他的吉姆牌大汽车挤得满满的，我们一路上又喊又叫兴奋极了！

卫戍区警卫战士听说胡耀邦要来游泳，就在颐和园大门口迎接，战士们为了保证他安全，就游在他的四周，还有两个战士划着小船准备救护。可胡耀邦不管那么多，一下子跳进水里就扑腾起来，团中央几个书记中，除原来会水者外，胡耀邦是第一个学会游泳的。他干事认真、勇敢。后来在大海里他能游很远很远。

我们小时候，有好几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看戏时看见了毛主席，但因离得远，总觉得不过瘾。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五一节、国庆节能上天安门城楼看烟火，我想见毛主席，就对胡德平说想上天安门，德平告诉了他父亲。有个国庆节晚上我就跟上胡耀邦一家上了天安门城楼，上了城楼，我们哪儿也不去，就等在城楼西侧电梯间门外，不一会儿，周恩来陪着缅甸总理吴努上来了，刘少奇一家也上来了，朱总司令也上来了，其他元帅也上来了。忽然人群中出现一点点儿骚动，刘小东对我小声说：“毛主席要上来了。”果然电梯间门开了，毛主席在卫士的簇拥下走了出来，大人们都鼓掌，一群比我们还小的娃娃纷纷拽着毛主席的手、袖子、衣服后摆，嘴里不停地高兴地叫喊着“：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看着拽着他的一群小娃娃满面笑容，慢慢地往天安门城楼中央走，我们知道毛主席放慢脚步，是怕手拽着他衣服的娃娃摔跤。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向城楼上的其他领导人招手致意。毛主席高大的身躯从我身旁不到1米的地方缓缓走过，我看得真真切切，兴奋极了！乘车返回的路上，我依然兴高采烈地向胡耀邦讲述我见到的情景，他满脸笑容地听我讲述。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那时，胡德平没上过观礼台，有一次就随我父亲上观礼台看烟火，其实在观礼台上看不见毛主席。

西山植树

20世纪50年代，中央机关在西山植树造林，每个中央机关划定一片造林地域，香山南路团城演武厅及路西的山坡上，是中央组织部造林地域，我随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母亲在那里植过树。往南我记得是中央办公厅造林地域，再往南就是团中央造林地域，那里现在还保留了一个团中央造林站。

有个星期天，胡耀邦、我父亲、胡克实等和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西山植树，那时西山光秃秃的，只有长得低矮的小草，站在山上任何一处都能一望无际，几乎没有什么树。只见山上的大石头上刻着“同仁堂乐家老药铺”字迹，大人们说这山原来是民主人士乐松生副市长家的地。胡耀邦个子不高，抡起镐头挖树坑，山上石头多，镐把震得手生痛，他身上出大汗了，仍坚持劳动，我那时就意识到他做什么事都认真。为了给树浇水，团中央在山上修了一个大水池，胡耀邦、我父亲、胡克实等人也参加了修水池的劳动，修水池还使用了炸药。2001年春天，胡德华夫妇还叫我陪他们去西山寻找当年修的大水池，我们一找就找到了，只见高大茂密的树林中间有一个大约10米长、5米宽、2米深的水池静静地躺在山上。虽然水池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却见证着胡耀邦等人为首都植树造林的心血！

虽然胡耀邦等团中央领导多次到西山植树，但因为工作太忙，不可能天天来。他曾经叫秘书高勇叔叔带上胡德平、我、罗江、刘小东、胡小劲等人在西山吃住两周，每天在山上挖树坑。当时这在团中央机关传为佳话。如今，北京市林业局在西山林场立了一块碑，纪念团中央历届书记和机关干部植树造林。其实胡耀邦植树劳动的地方不在现在立碑的地方，而是在大水池附近。大水池修好后，我们劳动之余还在里边游过泳。

我家搬到上海后

1960年冬天，我父亲奉调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担任华东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他家为我父亲饯行，团中央各位书记及部长出席。我们家也就搬往上海。胡德平想利用假期去上海玩，我们全家欢迎！李昭阿姨为此专门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当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就挤在一屋住。衡山宾馆的工作人员见我们人多，又安排了一套三居室房间给我们住，被我父母谢绝了。父亲利用星期天下午，带胡德平和我们几个去国际饭店参观。这可是当时全国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的负责人早早在大门口等候着我们一行，我们上了24层平台，眺望上海市容，我记得当时楼顶还有郭沫若参观时写下的诗词。国际饭店要招待我们吃饭，被我父亲谢绝。他说，我们就看看这大高楼。

1960年冬至1961年初，陈赓大将在上海养病，他的夫人持中央组织部领导的信找我父亲联系事情。一天陈家邀请我、罗江、胡德平去他们住地丁香花园看电影，陈赓也是个喜欢孩子的人，他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父母名字，上什么学校，读几年级。我们头一次见到赫赫有名的陈谢大军的司令员，都有点儿拘束，陈赓当然看出来了，就指着墙上的大地图说“：你们看朝鲜地形像不像个兔子？”又介绍他的子女同我们认识。过了几天，我们几人又应陈赓家之邀乘海军舰艇游黄浦江，我们从上海大厦下面的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附近海军码头上船，驶向吴淞口，除陈赓子女外，在船上还见到了楚青(粟裕夫人)及子女们。华东海军都是原第三野战军部队改编，他们得知粟裕司令员和陈赓大将两家来了，十分重视！我们家想留胡德平在上海多住几天，可他怕呆的日子久了，太麻烦我父母，就返回北京。临走时，我们家用定量配给的点心票为他买了糖果、点心，他却偷偷地把这些东西留了下来！

我家搬到上海后，我就见不到胡耀邦了，但我父亲和他还是相互来往不断，不是我父亲去北京看他，就是他来上海看我父亲。我和胡德平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1986年11月，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上海视察，本来他想亲自到我家看我父亲，后因李先念找他有事情谈，胡耀邦就派秘书代表他来看望我父亲，随后便匆匆返京。

毛主席说胡耀邦考了第一

1970年，部队指派我去山西省石楼县支左，这个县至今还是贫困县。那时，县里同志就争论毛主席东征时到没到过石楼？有人说1936年胡耀邦随毛主席到过石楼，我听了心中一动，就给胡德平写信说了此事。很快，收到德平回信并转来胡耀邦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写的信，信中证实毛主席东征确实到过石楼。我看完后，就将胡耀邦写的信交给了我们团的副政委(时任石楼县委书记)张炳勋，他看了信也非常高兴！他向全县宣布：毛主席东征到过石楼。直到现在，石楼人都以毛主席、胡耀邦到过石楼，并且在石楼住了近一个月而引以为荣！

我记得胡耀邦信中写道：“东征时毛主席在前头走，我们在后头走。所谓前头后头不是一般指行军队伍里前头后头，毛主席在前头指挥部队打仗，我们在后头做群众工作，相距三两天路程。东征时中央成立地方工作团，李富春为团长，工作团下面分好多个组，我领导一个工作组负责在石楼做群众工作。我对石楼的群众印象很好！我们在石楼县义牒镇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搞得轰轰烈烈，我领导的石楼工作组群众工作做的最好！扩大红军人数最多，筹到的军粮最多，筹集的银元也最多。受到了中央的表扬！我以前同你讲过，在石楼打土豪得到一把茶壶，倒水时会出现鸟叫声，我把这壶送给李富春了。我还用一个铜板买了一脸盆枣子吃。”实际上，胡耀邦在石楼工作时，积劳成疾，高烧三天，水米未进。回师陕北时，在黄河渡口遭敌机轰炸，险些牺牲。

1971年冬，胡耀邦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我又同他谈起石楼，胡耀邦对石楼的群众还记得他，显得很高兴！他说：“东征结束后回到陕北，中央召开总结大会，军事工作要总结，地方工作也要总结。毛主席在总结大会上讲话，主席问：‘哪一个是胡耀邦？’我站起来答：‘我就是’。毛主席笑着说：‘呵！小个子’。毛主席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次东征，地方工作你考了个第一？’主席说着对我伸了大拇指。主席又说‘：好！你坐下吧！’就这样，毛主席记住了我。”我问胡耀邦“：在中央苏区主席不认得你吗？”他说“：我认得主席，主席不认得我，当时没有一起办过事情。东征以后，主席认得我了。后来又派我去抗大工作，以后又当总政组织部长，管理分配军队干部。”我当时不清楚胡耀邦在抗大时的情况，就问他。他说：“有一次毛主席找我谈话，主席说：‘你们抗大要办个刊物，林彪、罗瑞卿、你，还有莫文骅都要写文章。’我说：‘主席，那你也写一篇。’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你将我军啊？’停了一下主席说‘：好！我就写一篇。’后来主席让卫士送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这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最先在抗大校刊上发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

令毛主席满意的三件大事

就是在这次见面时，胡耀邦对我说，他有三件大事办得使毛主席非常满意！毛主席因此也更关注他、重视他。第一件事是指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宣传党的方针，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筹款、筹粮的工作出色。第二件事是指毛主席派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工作，他曾担任抗大一大队党支部书记、高级班党支部书记、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抗大一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职。罗炳辉、苏振华等许多著名将领都是他那个队的。胡耀邦在抗大有很高的威信。这两件事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发现胡耀邦年轻有为。第三件事是指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出国访问。1953年7月，他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7月26日，胡耀邦等听说《朝鲜停战协定》将于次日正式签字的消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世界瞩目的大事件，但这个消息是否准确还需要核实。那时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还没有电台，无法与国内直接联络。胡耀邦安排人往我驻莫斯科大使馆打长途电话核实此消息，那时我驻莫斯科大使馆有电台，可及时与北京联络。经过联系，证实了7月27日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消息是确实的。

胡耀邦立即决定，他将在次日(7月27日)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宣布这一重要消息。他连夜改写讲稿，认真斟酌词句。当时代表团里有些同志出于好意劝阻胡耀邦说，他的讲话稿是出国前经中央批准的，按照当时的外事纪律，是不允许自行改动的。胡耀邦认为，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是当时最重大的国际事件，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战胜美帝国主义。次日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必须由中国人来宣布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当时，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谢列平来找胡耀邦，谢列平要求将27日原定胡耀邦讲话的时间让给朝鲜代表团团长先讲。胡耀邦明确地对谢列平说：“原定的会议日程绝不能变，还是应由中国代表团先讲。”胡耀邦深知这件事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关系到百万志愿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功勋。

7月27日，胡耀邦精神抖擞地走上了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主席台，他满含激情地高声宣布：“今天，《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了，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他的话音未落，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各国代表团纷纷向中国代表团祝贺！不分种族、肤色的各国代表跳上了桌子、椅子载歌载舞！各国代表把胡耀邦抬起来欢呼！

当时全世界只有一二十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的友好交往(包括体育交流)，经常是通过青年团来进行的。胡耀邦在国际舞台的讲话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很快就召见了他。毛主席满面笑容地对胡耀邦伸出大拇指说：“你这一回在国际上出了个大风头！讲得好啊！外国人欢呼鼓掌四十分钟啊！”胡耀邦说“：主席，你少说了两分钟，是四十二分钟。”“不是我讲得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好！”毛主席详细地听胡耀邦汇报了出访的情况。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毛主席特别兴奋！胡耀邦最后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提个建议，以后代表团出国，遇到重大情况来不及请示国内时，可以临机对讲话稿进行修改，回国后向中央报告，并承担责任。”毛主席说“：好嘛！我同意。你把这个意见向总理讲讲。”从这件事上证明了胡耀邦有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应变能力。他时时刻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得比泰山还重！

劫中相聚

1970年我们部队在内蒙古土木尔台进行国防施工，夏天我由内蒙古探亲途经北京，去胡耀邦家。那天只有李昭阿姨在，她说了她家几个人的情况。当时胡德华在北京市政公司当工人，我就立即去他干活的地方阜成门外北礼士路探望，见胡德华正在挖地沟，他浑身上下都是汗水、泥土，但神情很坚定。

由于我们军的政委徐光友调北京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缘故，我于1971年8月20日也调军区政治部。顺便说几句：“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也受牵连，部队要处理我复员，幸亏我们师政委于耿光、军政委徐光友力保，我成了“可教育子女”，才勉强留在部队，但不让当作训参谋了，而是去农场劳动或者支左。1975年徐光友老将军调离了北京军区去了工程兵，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当时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胡耀邦家，胡德平一度在张家口六十五军农场劳动，后来回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满妹在六十六军当卫生员。外婆对李昭阿姨说：“德华很想要一套军装。”李昭阿姨说：“让罗川给他一套。”于是我将一套军装给了胡德华，他见还是四个兜的干部服，十分高兴！胡德华为人开朗、真诚。他小时候，我父亲就特别喜欢他！胡耀邦的卫士、司机等服务人员也称赞胡德华为人实在，像他父亲。胡德平曾经借我的军装照相，我和他、张亚利(张邦英之子)、章东磊当时在天安门照了不少相，胶卷是我提供，冲洗是刘湖或者张亚利负责。从小的朋友在这种情景下见面，心情复杂可想而知。胡德平曾感慨地对我和章东磊说“：还是咱们这些老朋友的感情赤诚啊！”我们都看不起“墙头草”分子，鄙视“两面派”、“滑头”。当时李昭阿姨像在“文化大革命”前一样依然很忙，每周工作七天，从不休息。她算是进了市纺织局“三结合”班子。家里事全由外婆管，外婆一直对我们很亲。

那时，我去看胡耀邦是要瞒着我们单位里一些人的。胡耀邦家被造反派赶出原来地方，和胡克实家挤在一个小院内。没有地方睡，我和刘湖常常睡在地板上，晚上我们关着灯与睡在小床上的胡耀邦天南地北地海聊，他知道的事特多，有时能大段给我们背诵马克思、列宁的话。他讲中国古代历史事件头头是道，他对古文的掌握令人赞叹！胡耀邦对事情有独特的见解，他用朴素的语言揭示事物的实质。批判林彪时，大家都说是上当受骗。

胡耀邦说：“为什么上当受骗？因为傻子遇上了骗子。”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低，就会被假马列主义所欺骗！他还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把手)一抓就不难！”听胡耀邦讲话，每次都有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的感觉！

白天有时我陪胡耀邦逛街，那时他工资已恢复，李昭阿姨每月只给他60元钱零用，他光抽烟就要花费不少，每天抽两包烟。有时我们也下馆子，都是他请客。一次他带着我还有曹武汉(曹瑛之子)到王府井东风市场和平餐厅等着吃西餐。人很多，我看已经站在吃饭的人边上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就不耐烦地说“：伯伯，我们回家吃吧？”他兴致勃勃地说：“吃西餐还怕等？”我们吃完了西餐，他从衣袋中掏出一个毛主席语录皮，从里面取出钱付账。我问：“你用语录皮当钱包？”胡耀邦说：“怎么，不可以？”

一个盛夏深夜，胡耀邦和我、刘湖三个人在院子里纳凉，我们聊着聊着，忽然胡耀邦说：“葡萄熟了，咱们摘葡萄吃吧！”我见已经是半夜了，就说：“天这么黑怎么上去摘呀？”胡耀邦兴致勃勃地说：“把院里灯打开，拿上手电上梯子摘！”于是我和刘湖两人支好了梯子，刘湖用手电照着，我爬梯子去摘。葡萄树就在李昭阿姨卧室的窗前，我们又开灯又折腾，就把她给吵醒了。她在屋里喊：“你们干什么？”刘湖一听妈妈发火，吓得不敢做声，他小声埋怨父亲说：“看，妈妈生气了！”我站在梯子上也不敢摘了。胡耀邦回应李昭说：“我们在摘葡萄。”李昭风趣地大声说：“大半夜吵得人睡不好觉！只有小偷才晚上爬树！”胡耀邦笑着解释：“我们要吃葡萄呀！”他示意我们继续摘。李昭阿姨由于一早要去上班，也懒得再理我们了。我们三人相视一笑，赶紧摘了几串葡萄，得意地到一边吃去了。

星期六晚上，我和刘湖两人有时上街散步，一走就走很远，有时从家里走到王府井南口，又沿长安街走到西单，然后原路走回来。我俩边走边谈“文化大革命”的事，刘湖说：“现在党内生活太不正常了！”我们一起骂康生、骂江青、骂姚文元、骂张春桥，我俩知道在马路上边走边谈话比较安全。九一三事件后不久，一次胡耀邦给我们看毛主席致江青的一封信。我们当时看的是手抄件，那时还未向下传达。我们看完后，胡耀邦问：“怎么样？”我说：“糟了！毛主席怎么会是这样？”刘湖心情沉重地说：“看了真是不寒而栗。”胡耀邦听了淡淡笑了笑，看得出他心情沉重。胡耀邦对毛主席始终很敬重，但他不盲从。

“文化大革命”中，王猛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同江青之流做了坚决的斗争，受到迫害。我岳父和王猛是老战友，胡耀邦知道我认识王猛，就叫我转达他对王猛的问候，并让我转告王猛一些江青的情况。王猛得知胡耀邦很关心他十分高兴！对我说：“你替我谢谢耀邦同志，现在我们两个处境都不好！见面不方便，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拜访耀邦同志！”

艰难时刻见人心

胡耀邦一生中遭受过五次错误打击。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他被打成“AB团”，差一点被错杀。第二次是1942年在延安，胡耀邦因反对康生搞的所谓“拯救运动”，被打成“温情主义”、“糊涂主义”，批斗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由小胖子变成了小瘦子，从此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胖过。第三次是在1965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被整了几十天，最后身患重病住了医院。第四次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批斗中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断了三根肋骨。第五次是在1975年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被诬蔑为“正在走的走资派”，又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四人帮”迫害，胡耀邦“闲下来了”，我们聊的机会就多了，几乎每周都聊。我偶尔一个周末没去，下次去他就会问我“：为何上星期没有来？”找他的人很多，我见到的有王定国、邓六金、熊天荆，还见到杨勇、吕正操、曾宪植、钱信忠等老人在他家吃饭，“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受迫害，从监狱里一出来，都主动去找胡耀邦。胡耀邦对周荣鑫、曾山的死非常惋惜。他几次同我谈曾山、邓六金，他们在中央苏区就认识。许多老人自己不便来，就叫孩子来传话。有一次陈云的儿子来胡耀邦家，向胡耀邦讲了陈云给毛主席写信一事。陈云儿子说他父亲在信中讲了自己的认识，并请毛主席允许他去外地考察。汪东兴打电话给陈云，传达了毛主席批示。当时陈云儿子见我在旁欲言又止，胡耀邦意会，笑着说：“没关系，你讲吧。”陈云儿子讲完后，胡耀邦又帮助他分析情况。我们三个人在书房说了很久。那年代许多老人有事都找胡耀邦，请他出主意。我亲眼看见，王稼祥将他写给毛主席的检讨，先送到胡耀邦这里征求意见。

胡耀邦对老同志很有感情。一次，吴自立的女儿来找他，希望解决她父亲住院治病一事，当时吴家已经找过一些人却都办不成。吴自立是平江起义的老将军，湖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写过电影《怒潮》剧本，后因彭德怀案件受打击撤了职。老人想到了找胡耀邦，胡耀邦对吴自立女儿讲：“我说话也无人听，但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后来胡耀邦找了余秋里，余又想办法，好不容易才解决了吴自立住院治病一事。就是这个吴自立，在延安时曾找胡耀邦要二两黄金说是要镶牙。胡耀邦对吴自立解释道：“朱总司令只能批半两黄金(16两制)，我这个部长无权批二两黄金。”吴听了不高兴，说：“过去胡耀邦做我的警卫员，现在当了部长不认我了！”胡耀邦笑着对我说：“吴自立是乱讲，我从来没做过任何人的警卫员。不过，他是老红军，现在有困难，我们应当帮助他，不必计较他从前的事。”吴自立后来自感愧疚，向胡耀邦道歉，感谢他的帮助。胡耀邦对同志团结、友爱、宽容、大度的高尚品德，非常人可比！

胡耀邦身处逆境，心里仍然想着国家大事。“文化大革命”中，余秋里还在工作，胡耀邦就建议余秋里向上反映，说有一批经过历史考验的有能力的干部应当尽快分配工作。为此他专门开列了一个名单，起名叫做“稳健的中青年干部”，请余秋里将名单转报中央。胡耀邦为人善良，关心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和改革开放以来，他曾为许多重要干部的安排使用竭力做工作。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议论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记得刘湖、安黎(安子文之女)、小点儿(徐运北的小儿子)等一些人都在，胡耀邦坐在一旁听我们议论，大家都对“上海帮”极为不满，骂什么的都有。我冒出一句：“毛主席应当杀康生以谢天下！”胡耀邦拉长声说“：呃！不能杀人啊！”其实胡耀邦对康生很了解，曾向我们讲过康生干的许多坏事。大家对王洪文当党的副主席都很不满。我又冒出一句：“应当让胡耀邦进中央政治局。”胡耀邦听了又拉长了声：“呃！”安黎笑道“：罗川口出狂言！”那时我想，胡耀邦有资历、有战功、有文化、有能力，人缘又特别好，这样优秀的领导干部，毛主席为什么不用呢？于是我们对毛主席有了意见，觉得搞“文化大革命”把胡耀邦这样的好人打下去，让那些坏人上台耀武扬威，心中很是愤愤不平。

1972年，胡德平结婚时，来祝贺的有一两百人，我和刘湖提着暖壶到首都剧场南侧食品店打啤酒，不知打了多少趟，忙得不亦乐乎。“新房”也是外婆、李昭要我帮助张罗粉刷的。张亚利积极张罗大家凑份子买结婚纪念品。那时，大家的收入都很少，一般每个人凑2元到3元，张亚利到处宣传我掏了20元，闹得陈新华(陈云的女婿)等人一定要张亚利介绍认识我。结婚那天，他家从早到夜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人多得没凳子坐就坐在台阶上。大家都说这场面北京当时找不出第二家。实际上他们家没有告诉几个人，谁料到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胡耀邦儿子要结婚，就都来了。这哪里是一般的结婚，实际是老革命前辈及其子女的大集会！

人多招待不过来。正巧院里的沙果树结了许多果子，我们就摘下来招待大伙儿，刘湖说：“这棵沙果树可解决大问题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人心向背，“四人帮”迫害胡耀邦，可是在人民当中，在老干部当中，胡耀邦有着崇高的威望！“四人帮”诬蔑胡耀邦家是“裴多菲俱乐部”，可是大家都自愿往他家跑。

“煮酒论英雄”

陕北老红军张邦英儿子张亚利要结婚，亚利的父亲是我父亲在晋绥边区、西北局的老上级，两家孩子在西安就是同学。“文化大革命”那个令人悲伤的年代，利用结婚为由乐一乐，是当时仅有的一点点乐子。我托人费了好大劲儿给张亚利买了两瓶茅台酒，还有一个大相册作为贺礼。我先来到胡耀邦家，想约上胡德平一起去张亚利家，胡德平不在，胡耀邦一见我提着茅台酒，兴致来了，说：“茅台酒？你送亚利茅台酒做什么？”我答：“他结婚。”胡耀邦说“：小孩子喝什么茅台酒？”我说“：结婚嘛，要送就送好的。”胡耀邦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坚持认为茅台酒应当留给他喝。胡耀邦说：“我把钱给你，你把酒留下。”我说“：有钱也不好买。”胡耀邦又说“：你先给我喝，以后我还你。”我说：“你也不可能买到茅台酒。”胡耀邦又说：“我拿别的酒换，反正亚利小孩子也不应当喝茅台酒。”我说：“别的酒怎么和茅台酒相比？”胡耀邦是下决心不让我把茅台酒拿走。我忽然一想，可敬可爱的胡伯伯也不容易，就改口说：“我留一瓶给你，另一瓶还是送亚利。”胡耀邦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说：“好！好！”他接过酒坐在房前台阶上，打开盖子要喝。我问“：不吃菜就能喝？”他反问：“怎么不能喝？”他喝了一小口，说了声“：好酒啊！”我笑了。他又说“：喝好酒要读好书。”他连忙起身回屋取出一本《三国演义》，说这本书写得好！又问我，读哪一章？我说：“我也不知道。”胡耀邦高兴地说“：就读‘煮酒论英雄’这一章。”于是他就抑扬顿挫、一板一眼地认真朗读起来。我静静地听他读，心想，胡耀邦就是英雄呀！

“煮酒论英雄”全章读完，胡耀邦叹了口气说：“唉！我们这些人过去只知道工作，连个冰冻啤酒都不晓得喝。”我知道，苏联团中央书记谢列平20世纪50年代就送他一个双开门大冰箱，我们小时候还用它自制过冰棍、酸梅汤呢！

我知道胡耀邦一生都不大喝酒，上面讲的故事只是反映了他在十年内乱中的心境。他那时爱抽烟，我有时给他弄些烟。我的岳父徐树森让我将他的好烟送给胡耀邦。

“参座，你好啊！”

由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心，1975年胡耀邦总算安排工作了，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兼第一副院长，主持全院日常工作。在此之前，上面要胡耀邦去中央党校学习班学习。一次，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纪登奎、李先念等人接见全体学员，叶剑英在讲话中有意提高嗓门，问：“胡耀邦来了没有？”胡耀邦当时坐在会场靠后的位置，旁边有人捅他说“：叶帅在叫你呢！”胡耀邦起立，向旁边跨一步站在通道上回答说：“我来了。参座，你好啊？”叶剑英笑着答道：“我好！”叶帅又说：“你写的学习心得我看了，写得好啊！”这时邓小平也兴奋地插话：“噢，耀邦来了。”周末，胡耀邦向我讲述此事时说，当时他叫叶帅参座，会场还出现一点点小骚动，有人不知道叫参座是何意。胡耀邦对我说：“延安时，军委机关同志都称叶帅为参座，叶帅当时是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帅在这个场合点我名，是表明他关心我！给我出来工作创造机会。”我问他“：会上除了邓小平插话提到你，别的领导说了什么？”胡答道“：别人都没讲。”胡耀邦说，散会时大家都送中央领导，叶帅边走边向大家招手致意。江青、张春桥板着脸，一声不吭地走了。接着胡耀邦又对我讲了叶帅的往事，我看得出，他对叶帅感情极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四人帮”被抓，叶帅派儿子找胡耀邦征求意见也就不奇怪了。小时候，我还见到他同罗瑞卿大将、刘亚楼上将、张爱萍上将等许多老将军来往很密切，大家都爱到胡耀邦家。

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上班就忙了，这一段情况很多文章都有介绍。一个周末，我去看他，他马上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他说：“你先看看这个，然后咱们再谈。”我就在他客厅一页一页地看，他在同其他人谈话。他见我看完了，就问“：怎么样？”我答：“写得好！”他说“：呃！提提意见嘛！”我说“：确实写得好！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文章了！”胡耀邦听了后笑了。他说“：许多同志看了都说好！”我问“：邓小平看了吗？”他答“：小平同志也很赞成这个报告。”我问他“：毛主席是什么态度？”胡耀邦答“：我请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恰巧我父亲罗毅来北京开会，我向他说了《汇报提纲》的事。他听说后，同陕西的章泽一起跑到胡耀邦家，也看了这篇文章，都说写得好。后来才知道，胡耀邦的《汇报提纲》毛主席没批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因“吹嘘过胡耀邦《汇报提纲》”还遭到北京军区政治部有些人的刁难。他们跟着“四人帮”说：“《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中的一株。“”四人帮”垮台后，这些“吹鼓手”又摇身一变，变成了揭批“四人帮”的骨干。打倒“四人帮”后，一个周末我去看胡耀邦，他问我“：外面有什么反映？”我说：“大家对揭批‘四人帮’很高兴！”他却对我说：“现在揭批查‘四人帮’是可以的，但搞的时间太长了不成。应当赶快抓经济工作，党的中心工作要快点转到抓经济工作。”他说他这个意见已经向华国锋主席报告了，华主席也同意适当时候转入抓经济工作。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几次同我谈到华国锋。20世纪60年代初，胡耀邦带职下放任湖南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是二把手。胡耀邦对华国锋印象很好！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胡耀邦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反对中央文革那些人的做法。他明确地亮明了自己观点，面对江青等人的拉拢、打击、诬陷、迫害，他始终毫不动摇。历史已经证明，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胡耀邦算是佼佼者，令人敬重！

一天，我正和胡耀邦在家里谈话，团中央两位军代表来了。这两位在战争年代只担任营、团职务的军代表，颐指气使地教训起曾担任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本来军队里是最讲究上下级关系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来全都乱了套。军代表要求胡耀邦在他们搞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胡耀邦看了审查结论后不签字。我坐在里屋，门开着，相隔不过几米。我看着胡耀邦同军代表激烈地争论，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胡耀邦一生气说：“我不同意你们写的审查结论，我不签字。请你们将我写的申诉连同你们搞的审查结论一并上报党中央、毛主席。”本来胡耀邦只要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做一个违心的检讨，就可以分配工作，当时许多同志也都是这样做的。可胡耀邦就是不妥协，他宁可不分配工作，也不干违心之事。这一下，安排他工作的事就拖下来了。军代表走后，我看见胡耀邦脸上仍留着气愤的神情。他对我说：“他们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诬蔑团中央执行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胡耀邦始终坚持说：“团中央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路线的，不存在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后来，有人又提出“团中央有以刘西元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胡耀邦、刘西元都明确反对这种荒唐的闹剧。刘西元在“文化大革命”中任南京军区副政委，他利用赴上海看望“南京路上好八连”之机，曾主动找我父亲谈论此事。

胡耀邦在紧要关头，能讲真话。1977年初，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一天晚上，我去中央党校找他。当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我父亲罗毅是刘少奇、安子文反革命干部路线黑干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反党集团骨干，阶级异己分子，“四人帮”的爪牙等等，大黑帽子一顶又一顶。正常人一看就知道上述说法完全不合逻辑。有人为此奉命找胡耀邦写证明。胡对上述诬蔑一一批驳。胡耀邦对我说：“某省来调查你父亲，扣的那些大帽子被我顶回去了。我对他们说：‘向你们省委去报告，就说我胡耀邦这样说的。’”专案人员要胡耀邦写个文字材料以便回省里好交代。胡耀邦说：“你们就把我今天所讲的记录整理一下，拿来我签字。”胡耀邦对专案人员特别强调“：罗毅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点名到浙江工作的。团中央的路线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如果说是修正主义建团路线，首先找我胡耀邦算账。罗毅是在我领导下工作的。罗毅同志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安子文的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胡耀邦识破了某些人为躲避自己错误，转移斗争方向的伎俩。记得在1957年，刘少奇办公室打电话给胡耀邦，说少奇同志要到各地视察，要胡耀邦和中央各有关部的部长随同刘少奇同志外出视察。胡耀邦请示说，他要主持团中央全会走不开，建议由常务书记罗毅随同少奇同志视察。经刘少奇同意，罗毅就带着团中央机关张黎群等四五位干部，随刘少奇视察了近两个月，走了8000里。“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罗毅紧跟刘少奇反党的一大罪状。

恢复工作以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忙得更厉害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张亚东(张邦英之子)到了胡耀邦家，我们刚说几句话，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到了。胡耀邦刚和杨尚奎说了几句，桌上电话响了，我恰巧坐在桌子旁，就替他接电话。电话一个接一个，胡耀邦都要接听。都晚上10点钟了，电话又响了，我一接就听出是康克清的声音，康克清同胡耀邦为一个人的事讲了半个多钟头。杨尚奎等不及了，说：“讲这么久电话？”胡耀邦笑笑说：“老杨，这还算是少的呢！经常半夜来电话，一讲就好长时间。”我见天色晚了，他这样忙，就起身告辞。胡耀邦问我“：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来看看。”他说“：好，你走吧。今天我有事，以后常来。”那时，他要考虑、要办的事情也太多了！彭真回京，结论还未作，胡耀邦首先交代，要给彭真同志安排一辆汽车。

我发现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家来的人太多了。过去他赋闲在家，来人虽多，但大多是些被打倒的无职无权的老战友及其子女，现在来的都是当官的；过去门口空荡荡的，来的人都是步行，院子大门白天也不关，现在汽车停满胡同了。我想，这绝不是胡耀邦的本意，他并非喜欢这样。后来胡耀邦进了中央政治局，这之前我就对张亚利说过：“如果耀邦伯伯进了政治局，我就不去他家了。”张亚利将我的话告诉了胡耀邦家的人。

虽然由于胡耀邦工作忙，身负重任，我同他不怎么见面了。但我想，他是绝不会忘记我们这些他从小看着长大的晚辈的。我们和耀邦伯伯的心是相通的！胡耀邦是我心目中的领导、长辈、师长、同志、朋友，我想这十个字的称谓只有耀邦伯伯能承担。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我们。我忘不了，我结婚时是胡耀邦主动张罗在他家为我们办了一桌酒席。我遇到打击时，是他鼓励我、帮助我！2005年11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了中央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会场上那隆重热烈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去世近20年了，我依然很想念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印在我的心中！耀邦伯伯在九泉之下知道我们无尽的怀念，也一定会含笑的。胡耀邦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伟大的战士！

来源: 《百年潮》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