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在当下却成为一个颇有沉重感的话题。改革走到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强有力的阻碍。各项改革已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

现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一，“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

在中国各地稍作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站在30余年高速增长后的新起点上，经济增长发展的势头和市场成长的潜力仍在。不论是大城市、中小城镇，还是不少农村地区，建设场景给人印象深刻。

但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以及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已打击大半个中国，某些地方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不断遇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演变为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社会心态越来越明显表现出一些经济体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所经历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筷骂娘”、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的特征。

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7%～8%的区间是大概率。

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等等。

不过，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

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的兴利除弊效应)。

使这些红利能够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变为现实。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以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活力，必须在改革中更多地贡献“正能量”。至于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资体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亦实在不可回避。

一旦上述下行因素与上行因素对冲，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是今后十几年、二十几年经济实现年均7%～8%增速的次高增长与结构优化。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巡后实施的以财税为重点的宏观层面配套改革，再到“入世”锁定的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解放了生产力，促使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新时代。但如前所述，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既得利益也变得尾大不掉。十八大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并与意识形态的阴晴变化迭加。

在深化改革的努力与既得利益博弈的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这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都在往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

2013年是挑战机遇并存、接受历史考验的新起点

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实质性的深化改革，那么“十八大”后的201 3年，将成为中华民族接受历史考验的新起点和关键性节点。

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形成的具有“顶层规划”性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中央文件，以及与之呼应时‘先行先试’创新推进的实践，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还要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改革的“时间表”设计。今年财税领域已明确于8月1日在全国铺开“营改增”改革，这势必倒逼整体财税改革及与之联动的多方配套改革。

总之，实干兴邦，事在人为。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热点和难点、最需要做实的大事，就是改革。客观地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二元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新起点上的新动力仍然雄厚，但同时很大部分的动力是以“潜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潜力释放、活力激发，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质量与幸福感的提升，必须义无反顾、“壮士断腕”般地推进和深化历史性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