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知道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不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当年有所耳闻，现在大多也淡忘了。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不少已经谢世，比如，王惠德先生、廖盖隆先生。王惠德曾经和于光远一起，担任过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们称“双中锋”，廖盖隆是副所长。和我同组（第二组）的黎澍、范若愚、孟凡、温济泽等几位先生，也已经相继作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议当事人将越来越少。抢救这个会议的材料，已经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再不抢救，很多事情就湮灭了。经验告诉我们：好事湮灭了会失去榜样；坏事湮灭了会重蹈覆辙。

一、会议印象

这个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开的，我住宾馆九层，和王贵秀教授同屋。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

1979年春节前夕，理论界一百六十多人，包括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的联络员，济济一堂，在胡耀邦主持下，就中共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那时人们习惯用“战线”这个词）的基本经验，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心气很高，会议气氛热烈而轻松。

议程安排不是很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味道。看了不少电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等，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放映了。伙食也可以，六毛，八毛，一块五，自选标准，自掏腰包。那时物价便宜，八毛的伙食就相当不错了。

会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都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至于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全凭各人自己把握，没有人给你划框框、定调调。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

会议主要以组为单位进行。全体大会只开过四次：1月18日开幕式，胡耀邦作“引言”报告；3月28日第二阶段会议开始，胡耀邦讲会议议程；3月30日总结大会，邓小平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胡耀邦作“结束”讲话。

会上服务很周到。各组开会，都有专人记录。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人记。会议一结束，记录稿就送到手上，记录质量很高。《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编辑，像李泽兰大姐，都是工作人员。中宣部的许多干部，也在会上服务。上午的发言，拿去《人民日报》排印，晚上就送回来。下午的发言，第二天开会就能见到。各组交流主要靠简报。此外，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举办专题沙龙。贴一张告示(当时好像没有“海报”一说)，感兴趣的人就来参加，没有组别界限。我和王贵秀就举办过一次，请大家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研讨，发言非常热烈。

与会者都是中共党员，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一些人不免心里打鼓。但是，年轻一点的，像严家其、王贵秀、郭罗基、牛欣芳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心底城府，根本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当时我们都四十岁刚出头，严家其还不到四十岁。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结果，我们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一个月的会议，出了两百六十多份简报，数百万言文字，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在中共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可与之媲美。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的盛会，以前没有过，此后近30年也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除非出现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那另当别论。这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召开的特殊会议。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盛会，近三十年来，除了当事人，几乎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台上的指挥认为台下的人越唱越“离谱”，必须叫停。会议一结束，连简报都收走了，可谓“一网打尽”！

二、缘起和过程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分不开。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和“两个凡是”分不开。

（一）会议缘起。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把华国锋主席早些时候讲过的“两个凡是”的意思，提炼加工，以非常工整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宣布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一切都按毛泽东原来的章程办理。这实际上等于推行一条没有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毛泽东极左路线。“两个凡是”严重地阻碍了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人民群众不满，老干部尤为不满。在听了邓力群、王震告知，“两个凡是”出台目的是要阻止他出来工作后，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提出，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潜台词是不能以孤零零的这决策、那指示为准。胡耀邦是一个实打实的人，为策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他在中央党校创办内部刊物，组织人马写文章，重编教学大纲，紧锣密鼓，准备打破“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包括与“两个凡是”开战。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胡耀邦亲自敲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不料12日晚上，时任“毛著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扣了三顶大帽子。“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话，意思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这篇文章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吴冷西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的时候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等，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照文章作者的看法，“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该反对“四人帮”，反对修正主义，而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他还指责，文章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要反对只有“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在吴冷西看来，这篇文章简直犯了弥天大罪。应该说，他的嗅觉很敏锐。这篇文章本来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禁区，否定他那些极左的的指示和决策，否则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但是，说这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则完全是政治陷害。不过吴冷西这一顿大棒倒也是起了大作用，在国人面前把上面的矛盾挑明了。没有他这一下子，“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未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讨论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吴冷西无意中扮演了这场大讨论的反面推手的角色。

按理说，斗争的形势是明摆着的。特别是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实际上胜负已成定局。邓小平的讲话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实事求是”。他居高临下、语气坚定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联系，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且反复引证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述。他严厉批评了反对这个原则，否定实践标准的错误，就差没有点名地批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但是，“凡是”们并不甘心。他们手中还有相当权力，特别是因抓捕“四人帮”有功而一下子坐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宝座的汪东兴，还掌握着舆论宣传大权。华国锋虽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担纲人，但他并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这是他的明智之处。但他也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这就给了台前那些“凡是”们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1978年9月，《红旗》杂志上任不久的副总编辑方克主动请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方克是想借此参与“实践标准”讨论，摆脫《红旗》杂志几个月来的被动局面。但是，总编辑熊复秉承汪东兴“按兵不动”、“不准介入”的旨意，不赞成文章发表。后此文经反复修改，到了第三稿，题目改为《重温<实践论>》，成了一篇论战文章，名为“重温”《实践论》，实际是反对“实践标准”论。文章把吴冷西电话中的全套武器都搬了上去，大批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指香港那边有人说，大陆现在非毛化了。《重温<实践论>》以此为靶子，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红旗》杂志的文章送到中央。叶剑英副主席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红旗》杂志这篇文章，起了大作用。没有这篇文章，不会有叶剑英的建议；没有叶剑英的建议，未必会有理论工作务虚会。叶帅提出这个建议，是受了同年7月到9月李先念在财经战线召开的务虚会的启发。那个会上，与会者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统一了思想，开得比较成功。所以叶帅就想，理论界不妨也开这样一个会。12月31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帅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22日结束，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开幕，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可见，中央对这个会的期待是很殷切的。

（二）会议过程。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会议名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派联络员。会期一个月。1979年1月18日开幕，至26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2月1日接着开，开到2月12日左右。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改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再开十天左右。以上安排是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布的计划，实际上会议进程与此有很大出入。

最主要的变化有三点。第一点，原来计划，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各省市的人，和第一阶段的人一起开会，后来改主意了。地方的人，军队的人，第一阶段的人，各开各的。第一阶段的人，搬到友谊宾馆，把原来住的京西宾馆腾给地方和军队。第二点，第一阶段休会时布置搞几个材料，准备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作报告用，以扩大第一阶段会议成果的影响。我自告奋勇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华国锋上台以后，不管是什么事情，工会工作也好，青年工作也好，妇女工作也好，兴修水利也好，湖南方面都以“华主席在湖南”为题，大吹特吹，令人作呕。我准备这个材料，就是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这种新的个人崇拜。但是，第二阶段一个大会也没有开，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上。第三点，原计划第二阶段开十天，实际只开了七天。3月28开始，新来的人到会三天，还没有进入角色，30日就听邓小平报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听就知道，风向变化了，根本无法和第一阶段的会议接轨。4月3日，会议便草草收场。因此，严格说来，所谓理论务虚会，就是第一阶段那二十来天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不过走一下过场，除了邓小平报告外，别无其它实质内容，原定华和叶的讲话也都取消了。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确定参会人员的方式也不一样。第一阶段即“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代表”身份，不受单位指派，也不代表单位，而是作为个人，直接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名邀请。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反映了上面对这个会议的意图，倾向性非常明显。北京大学（我当时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除冯定先生外，应邀参加会议的，有郭罗基、王贵秀和我三人。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洪禹给北大打电话，说要请你们那里四位同志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北大说，冯定同志在上海养病，其他三位可以。开会了，北大党委发现我们在会上的发言完全不合他们的口味，于是打电话到会上说，他们要换人。这边回答说，你们换什么人啊，又不是你们委派的代表，怎么换人？把他们顶了回去。第二阶段参会人员名单，就不是这样确定了，仍然按老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定，所以他们称“代表”：北京代表，上海代表，山东代表，等等。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组织路线服从政治路线”的意思了。

我被邀请与会，可能和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里我的情况有关。早在1971年初从中国人民大学江西干校回来，我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有所觉悟。9月13日林彪乘三叉戟出逃，摔死温都尔汗，十几天后，我得知这个消息。正好一位从马里援外回来的老朋友、铁岭农学院的姜绍卿先生来看我。谈起这件事，我说了两句话：“文化大革命破产了，毛泽东破产了。”从此我扔下自己的业务专业欧洲哲学史，转而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泽东。及至毛泽东逝世，我有用无用的稿子，写了一抽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王贵秀合作，发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批判“全面专政”的四篇文章，一时颇有些影响。我猜想，我被邀请到会，是于光远先生推荐的，王贵秀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在光远家里讨论问题。

中途出现变故，作为会议主持人，胡耀邦非常无奈。这可以从2月28日，也就是第一阶段会议结束后十二天，他在新闻工作会上谈到这个阶段的会议时讲的一段话中看出来：“总的说来，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是开得好的。有许多同志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人发言，总难免有一些意见、观点，不那么完满，至少还可以讨论嘛！所以不要把理论务虚会上大家的发言当做是中央的意见，当做定论。”其实没有人“把大家的发言当做中央的意见，当做定论”。虚设这个情况，显然是迫于某种压力，故意要缩小会议的影响。接着，他解释第二阶段会议不能如期召开的原因：“我们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究竟怎么开好？3月5日肯定开不成了，一是中央负责同志很忙，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汇报。二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如我们的发言、总结和中央同志的讲话，都还没有搞好。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争取在3月份开，但稍许推迟一点，问题也不大。”胡耀邦是一个热情洋溢、心直口快的人。这一段话吞吞吐吐，明显地他有难言之隐。他左右为难，又要为第一阶段的会议辩护，不使大家泄气，又不能直截了当地反驳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批评。这与他在第一阶段开幕会上作引言报告时那种开朗、乐观、自信的气派，形成鲜明对照。作引言报告时，他是这样说的：“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到了4月3日的“结束语”，就显得灰头土脸了：“我们的会今天算结束了。我本来没有什么讲的了。因为邓副主席都讲过了，大家要我讲，给我出了个难题。我讲一点点，算是结束语吧。”接着，他自问自答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又说：“当然同志们回去之后，还会碰到这样那样的议论。我觉得应该允许议论，允许不同看法，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胡耀邦知道与会者对邓小平讲话的看法，也知道党内外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论。他是同情、支持和肯定这个会的，但他不能和邓小平唱不同的调子。因此，请他讲话，他就觉得给他“出了个难题”。无奈之下，只好避开会议评价问题。所谓“让历史来检验”，显然是一句语带双关的话，一方面表明他对这个会议是有信心的，他相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等于含蓄地回敬了别人对这个会议的种种非议；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当下的无奈--没有人会在可以敞开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可以明确表态的时候不表态，而要把发言权交给历史的。听到这里，我预感到这个会议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会议一结束，第一个动作，就是通知与会者悉数上交会议简报，并要求大家以党性保证，一份不留。

三、会议中途转向

现在回头来说，第一阶段的会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致第二阶段的会议要作如此大的改变？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时，胡耀邦的引言报告话声刚落，周扬就从邓小平家里匆匆赶来，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邓小平唯恐大家思想不解放，不敢讲话。这十个字的方针，就是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说话。那么，现在为什么变了呢？

据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讲，他们，即他本人、胡乔木和邓小平，对这个会议非常不满。邓力群认为：“会开的时间越长，发言越多，离谱的东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

邓力群转述的胡乔木、邓小平的话是否准确，无从查考，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他事后编造出来的。胡乔木本来就不赞成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他指责胡耀邦组织和推动这场讨论是“挑起争论”、“分裂中央”。这时候，他当然更不会放过攻击的机会。如果不是两位“左王”在邓小平面前摇唇鼓舌，颠倒黑白，如果不是邓小平本人有同样的看法，因而出手干预，好端端的理论务虚会，怎么会转向呢？如果邓小平没有这样的看法，他为什么要委托胡乔木，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例如于光远，为他起草会议讲话，他在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解放思想”的那个讲话，不就是在否定了胡乔木的稿子后请于光远起草的吗？而且又为什么不讲别的题目，而偏偏要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事情很清楚：第二阶段会议转向，决定性的原因，是邓小平对第一阶段会议的看法很坏。至于他究竟说过什么话，采取过哪些步骤，这只能等将来有关档案解密以后，才能真相大白。

一晃快三十年了。回顾邓小平这个报告，着实感慨良多。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的确是这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踢开党委闹革命”，连党的领导都不要了，林彪“副统帅”照样高喊：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的一党专政。作为一个几起几落而现在终于有机会攀登权力顶峰的老资格的政治家，邓小平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类，是迟早的事情。问题是，他早不提晚不提，恰恰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提出来，矛头所向，毋庸置疑，是冲着这个理论工作务虚会来的。

为什么要重申“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又说：“对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的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既然林彪、“四人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那么过去批判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不重申这些原则，而现在要重申这些原则呢？按照中共的逻辑，“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要革命的，右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左比右好。尽管左也要批判，但不涉及原则问题；只有右才是立场问题、原则问题，才是最为严重的。林彪、“四人帮”是“从左面”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因此，邓小平并不认为有申明这些原则的必要。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尤其是那些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的人，在邓小平看来，正是“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必须申明这些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胡乔木的话是最好的注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那些人，“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申明“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和这“五个否定”针锋相对。按照胡乔木的指责，本来应该说“五项基本原则”才是。大概是因为说“坚持毛泽东”文理不通，所以没有这样说，而把“毛泽东”改为“毛泽东思想”，合并到第四项基本原则中去：“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这也就把“坚持毛泽东”的意思包括进去了。至于说社会上“极少数人”如何如何，那当然不能说不是问题，但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有，他们能掀起什么“思潮”？事情再清楚不过，“四项基本原则”的矛头所向，就是这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上确实有人发表了比较尖锐的意见。但是，胡乔木所说的“五个否定”，完全是污蔑，是给这个会议抹黑。老实说，即使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当时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把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错误指示、错误决策的批评，对中共建国以来党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批评，一句话，把对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说成“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在逻辑上，和“凡是派”把提出“实践标准”污蔑为“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如出一辙。邓小平所说的“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凡是派”所说的“砍旗”、“丢刀子”、“非毛化”，两种罪名，一般无二。提出“实践标准”，无非是要否定“语录标准”，否定毛泽东那些错误理论、错误指示、错误决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扫清障碍，哪里有半点“砍旗”、“丢刀子”、“非毛化”的影子？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完全是在“实践标准”精神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更加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哪里有什么“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意思？相隔不到一年时间，邓小平竟把“凡是派”加给“实践派”的罪名，变换一下说法，加到毛泽东及其极左路线的批评者头上，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有无良政客才做得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和“凡是派”的分歧，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确实很严重、很尖锐。但在思想深处，在世界观上，在政治倾向上，他们之间，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凡是派”不许说毛泽东半个“不”字，邓小平扮演的是“打龙袍”的角色，骨子里都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不使有任何闪失，以便表示自己是真正的“高举”，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人。区别只在于维护的形式和方法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当下所处的态势和利益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凡是派”的矛盾和斗争，不过是上层权力集团争夺毛泽东遗产的斗争；斗争的胜负，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是他们那些人。一旦新的权力格局稳定下来，他们之间是可以妥协的。大大小小的“凡是”们，后来纷纷投奔邓小平麾下，而邓小平也都接纳他们，并委以重任，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这场斗争，真正说来，不是“实践派”战胜了“凡是派”，而是“四个坚持”取代了“两个凡是”。

当然，把“两个凡是”批倒了，老百姓也多少沾了点光，许多人的积年旧案得到平反、昭雪；知识分子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低了几十年的头，总算可以抬起一点。还有，政治气氛也不那么阴沉恐怖，国人有了一点“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两个凡是”，不失为一场全民族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作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与会者，尽管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无端地挨了批判，并且给日后的经历埋下了祸根，我却至今不悔，并无所谓被利用、被愚弄的委屈。不但不悔，反而感到莫大的荣幸：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亲眼目睹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亲自参与了一场政治斗争，使我看到了在“思想路线斗争”旗号下进行的权力斗争的丑陋真相，看到了一点中国政治的诡异。这大大有助于我对中共及其历史的理解。从那时候起，我再不把这路线斗争、那路线斗争，太当一回事了；这些东西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旗号、口实和遮羞布。我的这种认识，从我发在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第5期上的一篇文章《活着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一斑。政治斗争，说到底，是权力斗争，其它都是扯淡。

正因为邓小平的报告不符合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实际，给敢于解放思想、发表意见的人，戴了完全不合尺寸的帽子，报告没有得到与会者的尊敬和拥护。许多人，其中包括笔者在内，以个人的名义，专门出了简报，明确表示不同意见：反左才几天，又要反右，这将给思想理论战线造成混乱，不利于“拨乱反正”、彻底清理极左思潮。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些意见都不幸言中。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标志着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的解冻期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反左一说，反右又成了毛泽东当年钦定的一以贯之的方针。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看似很重视反左，实际只是指经济领域，与思想政治领域完全不搭界。相反，从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直到2007年的十七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文字，一次不落地写进党的纲领。这就是坚定不移的反右的方针，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思。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谓“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1989年春夏之交血洗天安门民主运动，都是这个方针的产物。正因为把毛泽东最基本、最核心的治国理念，改头换面地重新肯定下来，三十年来，尽管经济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政治改革犹如“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到后来，连说都不说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是胡乔木帮邓小平概括出来的。邓小平把它作为“解放思想”的底线，作为现存政治制度的护法神。胡乔木则把它当做打击异己的棍子，他用这条“四节棍”，不知打了多少人。他以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标榜，大家也都以为他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据鲍彤先生披露，1989年初，也就是被认为“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这个话，他跟赵紫阳说过，跟鲍彤说过。可见，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有人因此而认为，胡乔木这个人品质恶劣，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除此而外，也应该看到，他能如此直言不讳，说明他虽然身在朝廷，素以忠诚而加官进爵，却还保有些许知识分子的真诚，我倒反而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今天，需要直言不讳的事情多得很，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岂不甚好？当然，他用“四根棍子”打人的恶行，并不能因此而一笔勾销。否则，正义和邪恶就没有界限了。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过程大致如此。从反对“两个凡是”开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束，从反左开场，到反右收场。这很有点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虽然会议级别不同，斗争的内容不同，会议发展的轨迹却是一样的。从中可以参透一个玄机，即在中共党内，特别是在毛、邓时代，做什么事情，反左还是反右，并无多少客观根据，一切都取决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们认为反左有利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就反左；他们认为反右有利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就反右。他们一句话，大家就得来一个180度大转身，不管这个转身是华丽的，还是丑陋的，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毛、邓以后，情况不同了，最高当局再没有当年那种随心所欲、说变就变的权威，因而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争权夺利，一左到底，永远反右。1997年邓死以后，有谁见过他们反过左吗？

四、会议内容

这次会议，是由“凡是派”反对“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开会就是要和他们面对面的较量。说是较量，实际是一边倒的揭发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是非曲直，已有定论。“凡是”们哪里还有战斗力？只有挨批的份，最多作些狡辩和抵赖。

出席会议的，总共一百六十六人，分为五个组，每组三十三人或三十四人。为了便于揭发批判，每个组都分配有一两个“凡是派”人物。第一组熊复，第二组吴冷西，第三组张平化和王殊，第四组李鑫，第五组胡绳和方克。胡绳和方克在会上挨批不多。胡绳还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他犯“凡是”的错误，情况和其它人有所不同。他是觉得提出“实践标准”，连毛主席也要用实践去检验，感情上接受不了。吴冷西、李鑫、熊复三人，是直接受汪东兴指挥的，权力意识强烈，气焰嚣张，摆开架势对着干，所以会上挨批最多，最激烈。

我在第一组，召集人胡绩伟、张光年、黎澍三人。老一辈的有吕正操将军，一个很幽默的秃顶老头，和我邻座。他正式发言不多，私下议论不少。有一次闲谈，说起太监，他问我，看过《宦官传》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不要以为只有阉了的才是宦官，不阉的也可以是宦官。我知道他在影射谁，他也看出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于是露出了狡黠而会心的微笑。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对“文艺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这个观点好像是他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概括出来的。我因为于此道不通，难于和他对话，但他毫不介意，仍然兴致勃勃，照谈不误。胡耀邦也编在我们第一组，但他没有来组里开过会，他是整个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的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些在当时是相当敏感的。我这里只能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批判“两个凡是”。第一个内容，当然是批判“两个凡是”，从理论分歧追到政治背景。大家认为，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最直接的目的，是阻扰邓小平复出。邓小平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也不能出来工作。”这句话强化了人们这种看法。但是，据原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人回忆，事情好像并非如此。华并没有反对邓复出的意思。汪东兴是反对邓复出的，说邓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比华主席差远了。李先念也是反对的。叶帅和他们不同。叶帅说，毛主席弥留之际对他有托付。他检讨说，自己有封建思想，辅佐和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就是他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他又真诚地希望邓小平能出来工作，叶帅是矛盾的。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中国，对华国锋们最具威胁的人，就是党内外呼声极高的邓小平。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1975年邓复出的时候，那种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搞整顿的气势，他们亲眼目睹，记忆犹新。华国锋究竟为什么要提出“两个凡是”，人们原来的分析是否切中要害，现在看来还需要重新研究。

为了彻底击败“凡是派”，各组一上来就向“凡是”们猛烈开火。会议开幕第二天，胡绩伟在我们组宣读了他和华楠、杨西光、曾涛、于光远、王惠德六人长达两万余言的联合发言，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凡是”们抵制和反对“实践标准”讨论的种种行径，阐述了反对“两个凡是”斗争的意义。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出手以后，各组都据以向会上的“凡是”们发难。我们组里《红旗》杂志的牛欣芳，揭发了熊复秉承汪东兴的旨意，破坏“实践标准”讨论、攻击他人的大量材料。一天之内，便掀起了揭发批判“两个凡是”的高潮。接下来就天天盯着“凡是”们，要他们检讨、交代，弄得他们狼狈不堪。那时候，在这种场合，文化大革命的遗风犹存，批判起来，言辞非常激烈，时不时地还要打打态度：“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样下去怎么过得了关？”这种场面现在是难得一见了。特别是熊复，他在《红旗》杂志，编发了很多与“实践标准”精神相左的文章，大家对他盯得很紧。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彭德怀的问题，熊复还要顶风发一篇《一个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痛批彭德怀。用当时流行的话说，他“民愤极大”。李鑫那个组，更厉害，等于三堂会审，一句一句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追。他是一个很会装腔作势、自我辩解的人，每到关键地方，就说记不清了，让我想想。他是康生的秘书，追着追着就转到康生身上了。于是，又开始揭发批判康生。康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家伙，会上了解情况的人，揭发了他大量材料。

在这个过程中，汪东兴很自然地被牵扯出来。汪东兴主管理论宣传新闻出版工青妇等工作，大权在握，控制舆论工具很严，三天两头召开理论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训话，打板子。《人民日报》不听他招呼，新华社也不听他招呼，他主要是抓《红旗》。《红旗》成了“两个凡是”的前沿阵地。熊复之所以那样有恃无恐，咄咄逼人，后台就是汪东兴，很多话都直接从汪东兴那儿趸来的。

1978年6月15日，也就是“实践标准”文章公开发表一个月零四天，汪东兴有一篇讲话。这篇讲话，可以说是“两个凡是”的杰作。他说，“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党性不强，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文章被“帝修反”利用了，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接着他就把设置好的一系列禁区开列出来：有人要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翻案，毛主席定了嘛，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嘛；还有人要翻“五一六”的案，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案也翻了，最坏的是矛头对准毛主席。汪东兴连“梁效”（“四人帮”的大批判组，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这样的“四人帮”的恶名昭著的舆论工具，也不许批：批“梁效”？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你们也要批啊？

不许批“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当然也不许批“四人帮”的理论。早在1977年5月，王贵秀和我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汪东兴看到以后，说了一句非常托底、非常蛮横的话：“‘四人帮’有什么鸟理论，他们是批毛主席！”“四人帮”的确没有什么“鸟理论”。当时人们算在“四人帮”账上的那些极左理论，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本人的。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只是立场不同。人们把这些“鸟理论”安在“四人帮”头上，是为了便于批判。汪东兴把这些“鸟理论”回归毛泽东，是为了阻止批判。不久，我们又连续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发了三篇批判“全面专政”的文章。不许批判并非“四人帮”的“鸟理论”的禁区，很快被打破。

汪东兴对《人民日报》非常痛恨，想方设法要找它的茬。1978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标题上用了“精辟地阐明”的字样。他责问说：邓的讲话是“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这当然不错。华主席、叶副主席也阐明了，为什么不写“精辟”啊？为了“扬华抑邓”，汪东兴简直和牛二一般，混不讲理。汪东兴的蛮横行径，激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慨。会议开到后来，就提出要他到会上来说清楚。所谓“说清楚”，其实就是交代问题。这件事当然没有做成，人家还是中央副主席嘛。但从中可以看出，与会者确实斗志昂扬，气势非凡！

（二）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时涉及到关于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人们从个人崇拜的表现、危害、理论和历史根源，直到个人崇拜的历史观基础，一路扫荡过去。什么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几百年出一个”，“顶峰”，“最最最”，“三个里程碑”，“四个伟大”，所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垃圾，统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痛快淋漓。

会上还揭发批判了“凡是”们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表现。吴冷西荒谬到连毛泽东写错的字也要“凡是”一番，不许改正。例如，毛泽东有一篇文章里，把“屡教不改”误写成“屡教不戒”，照发以后，新华社作了改正，并在《人民日报》头版登了更正声明，毛本人也知道这件事。可是编毛选“五卷”的时候，他们又把它改回去了，吴冷西强词夺理，说“屡教不戒”也讲得通啊。又如“干净彻底”一词，毛有一处笔误，把“净”字写成了“尽”字，他们也不许改。有人批判他们说，你们这才是“砍旗”，帮倒忙呢。“凡是”到如此程度，近乎丧失了常人的理智。

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人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斯大林讲一个电影，讲到“爱情”时，把这个词的词尾弄错了。报道时有人要改，有人不许改。这时有献媚者出来解释：爱情，有无产阶级爱情、资产阶级爱情，斯大林同志讲的是无产阶级爱情，所以这个词用得也不一样。事情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大骂他们胡说八道，弄错了就是弄错了，还什么无产阶级爱情资产阶级爱情，真是荒谬绝伦！看来，这类事情，凡是有个人崇拜的地方，在在都有，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是没有听说毛泽东因为这种事情而斥责过吴冷西他们。如此看来，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比斯大林感到更受用，更舒坦，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成了一种极其残酷的杀人利器，只要被指对毛泽东有所不敬，那就罪不容恕，不知道多少人死在这个罪名之下。个人崇拜是独裁制度的意识形态，是独裁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因此，凡是有独裁制度的地方，就有个人崇拜。同时，个人崇拜也是传统的臣民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搞一点个人崇拜，不足以表达对皇上、主席、大总统、委员长等等的敬意，好像对不住人似的。独裁制度不灭，臣民社会不变，个人崇拜不会绝种。一时间可能不那么明显，时间一长，定将故态复萌。

我在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从<东方红>到<交城山>》“。《交城山》是山西的一首民歌，后来改了词，变成专门歌颂华国锋的歌。《东方红》最初是陕北一个老农李有源的口头创作，作为农民的一种感情表达，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几十年来官方把它作为标准的颂歌，作为一种程式，每逢大会必唱。我把《东方红》跟《国际歌》做了对比，《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完全是两种思想体系。毛泽东自己说过，《国际歌》是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他就应该拒绝”大救星“、”万岁“之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但是，他却非常欣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批得比较透彻的，是王若水、李洪林他们。邓力群之所以攻击王若水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若水尖锐地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从道德上谴责了他。

会上对关于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也有涉及，但不很尖锐。上面说到，第一阶段会议休会时，我要搞一个《华主席在湖南》的材料，就是想对这个新的个人崇拜做一点批判，可惜未能如愿。

（三）批判毛泽东晚年极左的思想、理论、指示和决策，诸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理论，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等。所有这些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体现了”第三个里程碑“的宝贝，全都受到批判。

在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问题时，苏绍智、冯兰瑞两位先生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极好的见解。后来遭到胡乔木批判，掀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有机会时再作专门介绍。

我和王贵秀会前做了一些准备，给会议提供了一份正式材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和演化过程》。会上又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从理论上对它作了批判。全面专政问题，我们此前已经发过四篇文章，在会上只提交了一个关于”全面专政“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是1977年6月做的，请人民日报社排印后分别报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给他补送了一份。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人认为”继续革命“的提法本身没有错，可以保留，只要对它的内容重新作出解释就行了。孙冶方先生、廖盖隆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一开始都持这种看法。后来在我们举办的专题沙龙上，经过讨论，终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所谓”继续革命“理论，从内容到提法，必须彻底否定。关于”全面专政“问题，也有认为这个提法可以保留的，但很快也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是一个为法西斯专政张目的理论，必须彻底否定。

会上对毛泽东思想是否包含错误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是”毛泽东的思想“，或”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后来《历史问题决议》基本上采纳了这种意见。许多人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里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王若水对毛泽东思想做了比较深入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包括对毛泽东晚年的那些错误理论，联系到他原来的思想，做了批判。邓力群说，王若水要连根拔掉毛泽东思想，他这完全是污蔑。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有什么不对？难道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不能作两方面的分析？事到如今，孰是孰非，已经非常清楚。奇怪的是，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里，还在攻击王若水，说他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此人真是毫无道理。

（四）对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提出质疑。认为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统统是毛泽东左倾路线的产物，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应该彻底平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被批得很凶。我在《文化大革命应设一个专题议一议》的建议中，提出从五个方面研究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的结果部分，讲了十一个”大破坏“：对共产党的大破坏，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破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对人民解放军和国防建设的大破坏，对科学技术的大破坏，对社会公德的大破坏，对民族团结的大破坏，对我国国际威望的大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的大破坏，直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破坏。我讲十一个大破坏，就是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会上不仅讲了中共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还讲到建国以前的政治运动，例如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我想，这大概是使上峰大为震怒的又一个原因吧。延安是共产党的麦加，岂容说三道四！

（五）为”十七年“（1949~1966）正名。”四人帮“认为十七年许多领域都是”黑线专政“，这是他们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最重要的论据。为了驳斥”四人帮“的污蔑，就要为十七年正名。结果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十七年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统治，并无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既然如此，为什么十七年里发生了那么多错误的政治运动，害死了那么多人？因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其实就是极左路线。正名的结果，不但没有给毛泽东增加什么光彩，反而更加难看了。

例如，教育战线上，毛泽东有”两个估计“：建国以来的教育战线，领导权基本上不在我们手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在内。会上一核对事实，不对了，教育战线一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管着，根本谈不上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和刘少奇的所谓”黑线“没有任何瓜葛。可是，这”两个估计“，不仅给刘少奇横加了一个罪名，还把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整得死去活来。毛泽东的错误估计，变成了刘少奇的罪孽。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推翻”两个估计“，这可成了天大的难事。这是毛主席说的呀！后来，孙长江先生（当时在迟群专案组工作）在迟群的笔记本里翻出两句话来。毛泽东说，”迟群这个孩子我喜欢“，这是第一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这是第二句。孙长江说，第一句，有利于”四人帮“，有损于毛主席，不好拿出来。”对知识分子不要太苛刻“，正可以用来解决”两个估计“的问题。汪东兴说，有主席的话啊？那可以了。我们在会上调侃说，要是迟群本子上没有这两句话，或者孙长江没有找出这两句话，”两个估计“还要不要推翻？其实，这两句话，也不是迟群亲耳听毛泽东说的，是听谢静宜转述的，可靠不可靠还未可知呢。这是”两个凡是“盛行、”实践标准“提出之前的事情，实在可笑之至。可笑归可笑，对教育战线十七年的极左的、全盘否定的估计，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其实按照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标准，这不应该说是”极左“的估计，而应该说是”极右“的估计：把”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全否定了，还不是极右啊？

文艺上的”两个批示“，也是这样。”两个批示“给刘少奇安了两条罪名，一条叫”黑线专政“，一条叫”黑线“，其实是一个意思。在平反过程中，张平化说，”黑线专政“不存在了，”黑线“还有啊。核查的结果，既没有”黑线专政“，也没有”黑线“。会上林默涵先生讲了”两个批示“的来历。”两个批示“是说，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员不搞社会主义，却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批示。第二个批示说，文联各协会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如不改进，就将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据林默涵说，”两个批示“是江青搞出了黑报告，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批的。林默涵就这样把”两个批示“否定了。否定了，当然很好。可是，认真一想，这里面有问题：是江青让毛泽东批的，这是事实，但是，不还是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吗，怎么能因为是江青让批的，就不算是毛泽东的批示呢？可见，当时许多人还是以一种敬畏的心理对待毛泽东，尽量希望他少一点错误，把他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推到江青、康生、林彪身上。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林默涵是充满感情的，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文艺界还是不错的。

为十七年正名的结果，”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极左路线。这个结果，没有给毛泽东增添什么光彩。同时，这也等于从历史的角度给了”凡是派“一击，增加了他们搞”凡是“的难度：你”凡是“什么？”文革“前十七年毛泽东就有那么多错误！不过，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与会者对这两点都有很自觉的意识。这是因为对毛泽东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摆脱几十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六）关于对外政策和防修反修。当时谁也没有说”防修反修“提法不对，只是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怎么是社会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怎么是修正主义？等等。然后讲，社会主义是各种各样的。会上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讲到南斯拉夫，说他们最先思想解放，突破禁区，摸索了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难能可贵。还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作了肯定的评价：赫鲁晓夫认为，苏联过去是用行政管理经济，今后要尊重经济规律；过去关心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今后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经济核算；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文化都出了很大问题的情况下出来的，他做的事情并不都是错误的，而我们却愣做文章，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等等。在当时，这些观点是相当具有震撼力的。邓小平直到最后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尽管他所做的，赫鲁晓夫如果地下有知，会自叹不如。

(七)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什么一言堂，接班人，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废除终身制，党政分开，选举，法治等等，都提出来了。严家其讲了废除终身制问题，李洪林讲了个人崇拜在制度上的危害，北师大的齐振海讲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三位的讲话都有相当深度。齐振海说，因为没有民主，才使广大党员、人民三十年来遭受多次大的政治迫害；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制度不民主造成的，一个人决策，怎么能不犯错误？他还说，中国的”选举“被搞得声名狼藉，一定要给真正的选举恢复名誉。不搞选举，哪来民主？讲得非常尖锐。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会上还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人道主义等等普世价值作了肯定的评价。

这次务虚会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批判了”两个凡是“，为反对”凡是派“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持；批判了中共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毛泽东极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发动的政治运动；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些内容，现在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三十年前情况是大不一样的，提出这些问题带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敏锐，更需要有一点道义上的勇气。

五、会内会外

会内会外发生的一些事情，和这个会议的进程不无关系，也值得说一说。

第一件大事，是西单民主墙。讲理论务虚会当时的政治思想背景，不能不讲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真正是”中国制造“。英国人有海德公园，我们没有，所以会上很多人主张，把西单民主墙变成一个常设的发扬民主的阵地。要给它建一个挡风避雨的场所，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自由发表意见。

西单民主墙在理论务虚会之前就有了。大概是1978年4月开始的。《人民日报》两位记者范荣康、余焕春，对它作了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上。西单民主墙上讲的内容，第一是批判”四人帮“，其次是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呼吁，第三是为刘少奇平反呼吁。他们的思想理论观点相当前卫，比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超前很多。我们在会上，就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我们毕竟是体制内啊！他们是体制外的，有的是受迫害的工人，有的是”四五“运动的”老战士“，都是非常有激情、有思想的小青年。他们除了在民主墙贴大字报，还办刊物，很有声势。对中共历史的总结，对现实问题的分析，都有很好的见解。所以，西单民主墙开始的时候，受到党内一些老人的称赞。邓颖超说，要知道什么是民主，就去看看西单民主墙。王震说西单民主墙好啊，邓小平也很赞赏。当时，有关方面就派两个小唐--唐欣和唐若昕，和民主墙人士接触。

但是，不久以后，大人物们态度变了。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以下四点：第一，民主墙加大了批判毛泽东的力度，而且涉及到他的隐私，说到了”龙子龙孙“之类的问题；第二，民主墙发表了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表示希望作为总统先生的朋友应邀访问美国，去看看美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第三，民主墙谈到了非常敏感的人权问题，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第四，最为重要的，是魏京生贴了一张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告戒人们警惕他的独裁倾向。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错误。涉及毛泽东的隐私，也不是什么问题：毛泽东不仅是公众人物，而且是领袖人物；不仅是领袖人物，而且最高领袖人物。按照民主国家的通例，公众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隐私，是可以披露和揭露的，并不涉嫌犯罪。给卡特总统写信，被指责为辱没人格、国格，也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闭关锁国的心态作怪。实际上，有什么不可以？而且信也写得很得体，不卑不亢，很有风度。民主墙在体制外为民主、自由、人权大声疾呼，我们在体制内发表的意见，都传到了全国各地，一时间国家的政治空气非常活跃。

不是每个省都有联络员吗？他们把简报往”家里“传，许多省市也都开起了理论务虚会。我们也变着法子把会上的内容传播出去。廖盖隆在会上发言说，反右派把知识界一大批精英打下去了，可惜呀！本来，这个话讲得很对。我的几个老同学知道了，有一次见面，就质问我：“你们开的什么会呀，右派是精英，那我们这些反右派的人就是渣滓了？”不过，多数人还是赞成这个会议的。不仅赞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对西单民主墙也表示同情和支持，每天去看大字报的人不计其数。

第二件事情，是上海发生知青游行、工人游行。还有人挂大标语，从9层楼上挂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这影响了会上的气氛。胡耀邦指示，把社会上的这些动态，作为材料，在会上念给大家听。念完以后，立即出现分歧。多数人的看法是，不要大惊小怪，游行有什么呀，再说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几百万小青年被弄到乡下去，什么再教育呀，广阔天地呀，糊弄了人家那么多年。现在又不给安排工作，也不让回家，还继续用各种理由去糊弄，人家还不恼火呀？对他们决不能来硬的，而要引导，要对话，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但是，一些老干部就不同了，包括我们组的吕正操将军，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这些信息，反馈到邓小平那里，肯定没有起好作用。

第三件事情，是会前汪东兴扣发《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理由很可笑，说只有叶副主席的题词，没有华主席的题词，这怎么行啊？说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的韩志雄，是个坏人，他的诗“革命何须怕断头”，你们怎么又宣传了？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也出来了。而且，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一共四大罪状，要扣发杂志。由于在三中全会上刚刚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因而气势正盛的王震将军的鼎力干预，汪东兴没有得逞。杂志总编关志豪在会上做了揭发，正好成为汪东兴的一条罪状。

第四件事情，是会上收回两份简报，一份是江春泽（她好像是代人参会的）讲苏联问题的，一份是于光远的《国家消亡问题笔记》。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江春泽的简报被收回的情况我不很清楚。于光远先生的笔记，情况是这样的。他写好笔记以后，找王贵秀和我同他一起推敲小标题，差不多干了一个通宵，最后敲定十个小标题。光远为什么要写这个笔记，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是正在消亡中的国家。现在天天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国家机器，它什么时候开始能消亡呀？光远要批判的就是这种“国家迷信”。上面显然不赞成他的看法，不知哪位大人物下令把已经印成简报的这个“笔记”收回去了。这件事情，邓小平在总结报告里还对于光远不指名地进行批评：说在新形势下，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新的论证，“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这句话，在他报告的原稿中，说得还要直白，还要难听，具体怎么说的，我记不大清了。我这里引证的，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修改稿。我在一份简报里反驳了邓小平的批评。我说，小平同志这个说法，把“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和进行文献研究对立起来，好像“革命思想家”是不能搞文献研究的，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

第五件事情，是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正是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心战事的进展，总参的人三天两头到会上来发布战况，有几个房间里还有短波收音机可听。那时候，听短波收音机，还是件新鲜事。在外面，这叫“偷听敌台”，绝对不允许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现在的看法和那时候不同，那时我们都很欣赏邓小平这一手，认为这是他“联美反苏”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觉得他在外交上也很有章法，更增加了对他敬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我们对“凡是”们揭发批判的热情。

六、两种评价

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多数非常肯定，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社会上的反映也是积极的居多。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出来，会上有些人变了，要求收回自己的发言，这些人都是“老运动员”，很会看风使舵。有没有否定意见呢？有，主要是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地方上的个别代表。他们从邓的总结讲话里闻到的气味，就是否定这个会。讲话里虽然也有一句“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这不过是一句廉价的应景的话，整篇讲话大批“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一看就知道是否定这个会的。北京团的一个代表在讨论邓的讲话时发表了一篇高论，全面否定理论工作务虚会，还把参会的人比做康生、陈伯达。他一共讲了六条意见。

第一条，说北京现在出现了二十多种民办刊物，西单还有贴大字报的，包括一些香港的刊物，“有很多内部情况和材料，不知道从哪里搞出去的。”他的意思是，这个会的人违反党的纪律，向外面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材料。

第二条，说当前最根本的是要恢复党的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过去康生、陈伯达等怀着政治野心，一有气候就夸夸其谈，调门唱得很高，把一些理论问题搞得很混乱。现在仍然要注意，是不是有的人又想搞投机呀？他这是影射会上的人夸夸其谈，想搞投机，和康生、陈伯达一样。

第三条，要认真解决向前看的问题，现在明显地有人在向后看。这是指会上揭了很多历史问题，他认为这是向后看。

第四条，办好事，不容易；否定一切很容易，什么都可以否定嘛。这是说，这个会否定一切。

第五条，说报纸上发表的东西，特别是一些重大问题，中央没文件，报纸上随便登，这怎么行呢？

第六条，说大寨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主席有批示的，现在又说它不行了。

前面四条，话中有话，含沙射影。最后两条，终于按捺不住，显出了业余“凡是”的真相。第二天，此公便遭到吉林代表团的严厉批评。他们说，我们认为应该充分地肯定前一阶段理论务虚会的成绩，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一段理论务虚会是前一段理论务虚会的继续，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前一段务虚会符合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啊？符合。前一阶段务虚会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啊？向前看。前一阶段务虚会同社会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一部分群众闹事，和务虚会有关系没有啊？没有关系。那是当局没有搞好，和理论务虚会有什么关系？吉林代表团回敬了那位代表的一切攻击，讲得非常有道理。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分水岭。据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里透露，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邓力群透露的这个信息，我认为是可信的。这从胡乔木、邓力群同于光远的关系的变化上，可以得到印证。1975年邓小平复出，组建国务院政研室，他们三人一起共事，关系密切。粉碎“四人帮”以后最初两年多时间，关系仍然不错，经常应邀一起去看邓小平。但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彼此之间明显疏远了。有一次，我和齐翔延大姐跟光远出去办事，在车上说起有人认为光远有书生气，他愤愤地说，“书生气有什么不好，总比政客好嘛！”我知道他说的政客，指的就是邓力群。另外，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找光远办事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这些都说明，彼此裂痕很深。

邓小平为什么要同这些人“分道扬镳”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会上这些人不仅在政治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行为方式上也违背了他的旨意。作为政治家，他要以“大局”为重。所谓“大局”，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把毛泽东这份遗产处理好，要把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这样，既可以和“凡是”们斗，又可以号令天下。为了和“凡是”们斗，邓小平需要鼓励人们“解放思想”，突破一些禁区，对毛泽东有所批评，以便使他从神坛上走下来。为了号令天下，他又不能对毛泽东否定太多，必须划定一个界限，否则，这个半神半人的偶像就用不上了。他必须拿捏好这个分寸，该往左边打时往左边打，该往右边打时往右边打，而且左右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对毛泽东并非没有看法，他多次说过，等他们这一代人过了，要对毛泽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现在还不行，现在必须在他划定的界限内行事，不许越雷池一步。他之所以要和一些人“分道扬镳”，不仅因为这些人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对历次政治运动，批评得太多太狠了，而且，因为不听他招呼，没有按照他划定的界限行事，这进一步加重了他对这个会议的恼怒。具体分析起来，有如下三点：

第一，会议打乱了中央的工作部署。三中全会尽管提到了很多事，说毛泽东有缺点，文化大革命在实际进程中也有问题，彭德怀等要平反，天安门事件要平反，还提到康生有错误。但是这些问题都不能操之过急，要在适当的时候处理。这是他们的部署，理论工作务虚会把它打乱了。其实管你什么适当的时候，现在就很适当，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提出来了。这样做客观上为平反冤假错案，为给毛泽东做结论，等等，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如此，这个会议还是被认为错误的！

第二，会议冲破了当局的纪律约束。当局没有讲的事情，是绝对不许讲的，这次会议也提出来了，比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老实讲，三中全会哪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最多有那么一点影子。所以，如果连这条纪律约束也突破了，他们的权威何在？今后还怎么掌控党内外的人和事？

第三，会议撕裂了当局的话语体系，肯定了很多历来被当作错误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例如人道主义、人性、人权，等等。排斥和否定这些普世价值，是他们的独断论的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会上谈论这些东西，邓小平岂能容忍？

明白了这些，就知道这个会被封杀，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此大逆不道，不封杀你，更待何时？

七、会议意义

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对理论工作务虚会作了完全负面的评价，但是，这个会议的意义是无法抹煞的。

第一，会议的内容，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为全国解放思想树立了一个榜样，加速了处理历史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同时，会议大大降低了华国锋们的威信，提高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威信，为随后中央做出人事变动作了舆论准备。不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人事变动是否要做得那么绝，对华国锋的指控是否都符合事实，也还可以研究。

第二，影响了此后三十年思想理论界的政治生态。思想理论界在这之前，是比较一致的。四项基本原则一出来，不同的倾向，立即表现为不同的走向。“凡是”们已经不行了，转而紧跟当局，又成了主流派。原来“凡是”毛泽东，现在“凡是”邓小平。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继续坚持理论工作务虚会精神的人，被钦定为“自由化”的代表，不仅被边缘化，有的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党内除名、被开除党籍。其他一些人，包括于光远、胡绩伟等在内，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发言权也大大缩水了。这说明，在一个独裁体制下，搞“凡是”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新的政治势力崛起，才能打破原来的“凡是”。而当新的政治势力站稳脚跟，立即就会搞自己的“凡是”。

第三，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一些世界观和价值论方面的问题，成了此后30年重大的争论问题。比如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权问题，后来都有很激烈的讨论和争论。

第四，会上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比如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一党专政问题，接班人问题，普选制问题，党政分开问题，宪政民主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可见，这个会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比较超前的。这些问题，现在多半还是禁区，只能在体制外、海外和网络上讨论。

八、会议局限性

今天来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限于当时的形势和水平，存在许多局限性。至少有这样一些表现：

第一，指导思想仍然是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谈所有问题，批判“两个凡是”也好，批判毛泽东也好，都以传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当时的水平就是这样。王贵秀和我批判“全面专政”的时候，用的都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这样的批判，当然只能局限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之内，不可能有深层次的突破。

第二，许多人对毛泽东还怀有一种敬畏心理。一边在批判他，一边又自觉不自觉地为他开脱，希望他的错误小一点，问题少一点。动不动就说，这是“四人帮”干的，那是康生干的，或是林彪干的。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对毛泽东批判的力度。

第三，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尽管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持否定的态度，却没有提出为刘少奇平反，这是很奇怪的，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西单民主墙早已提出来了。

第四，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还是“反帝反修”这个套路。而且，由于闭关锁国多年，严重缺乏国际眼光，对世界了解很少。除少数人外，我们谈问题，很少联系国际背景，更没有做国际国内比较研究。

九、最后几句话

明年，是理论工作务虚会30周年，也是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30周年。不要指望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解禁，也不要指望对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新的说法。眼睛不必向上看。历史的传承历来有两种渠道：官方的和民间的。只要民间的香火不断，被官方抹杀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登堂入室，进入正史的殿堂。相反，被官方强行钦定的历史，总有一天，会遭到唾弃，而被从正史的殿堂里驱赶出去。胡乔木那句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对中共当局来说，犹如出门听到乌鸦叫，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本文成稿于2008年8月4日，是在丁东、邢小群同年6月28日采访记录稿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这里谨向他们二位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