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在“人性论”三个字上加了引号，是为了表示这个概念和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作为以人为“本体”而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有翻译为“人本学”的），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没有人可以给它做什么判决，戴什么帽子，因而不存在平反摘帽问题。
我这里说的“人性论”，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它并不是成型的哲学体系，也没有试图去解释历史。它只是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一个观点，认为人是有人性的，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性。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却遭到严厉批判，被戴上“抽象人性论”的帽子。结果，“人性”便成了有害而危险的东西，致使人们谈“人性”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谁要是不小心和人性沾上边，那就非遭殃不可，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这就成了一个案子，而且至今没有平反。
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其意义不只是解决文艺界一个历史冤案；更重要的，是要澄清一系列理论是非。贯彻“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些理论是非是非澄清不可的。
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按理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无论欧洲还是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们就已经讲清楚了。所谓“人性”，无非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包括饮食男女、喜怒哀乐、趋利避害，珍惜生命，等等，只要是人，就有这种本性。但是，几十年来在我国理论界，却流行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口头上也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实际上却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且气势逼人。在这种强词夺理的诡辩的淫威下，这个土生土长、尚未成型的可怜的“人性论”便一命呜呼。
人们一直把这种观点，当作人性问题上的经典之论，奉为圭臬，讲人性论，没有不加引用的。实际上，这种观点除了表明在人性问题上坚持极“左”的“阶级论”，即绝对化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否定有“人性这种东西”而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人性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有具体的人性，又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大而言之，有三个层次，即个别、特殊和一般。以友情、爱情、亲情为例，这是任何（正常）人都有的感情，属于人性一般。这些感情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则既和个人禀赋（先天的遗传因素，后天的经历和文化素养，等等）有关，又和个人所属的不同社会群体（种族、民族、国家、阶级、宗教、地域，甚至行业，等等）的特点有关。和个人禀赋相联系的人性，是人性的个别。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相联系的人性，是人性的特殊。人性的个别是具体的，也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的特殊和人性的一般，都是抽象的，也就是“抽象的人性”；二者的区别在于抽象的程度不同：人性的特殊是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抽象出来的，人性的一般是从“人”这个族类中抽象出来的。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种论断在逻辑上犯了三重错误，因而同样不能成立。首先，把“带阶级性的人性”当作“具体的人性”，混淆了个别和特殊，是概念混乱。带“阶级性的人性”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共有的人性，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人性，因而不是人性的个别，即“具体的人性”，而是特殊的人性。第二，“在阶级社会里”，也不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只是人性的特殊性的一种内涵。人性的特殊性还有其他种种内涵，例如带民族性的人性、带国民性的人性，带不同宗教色彩的人性，等等，都是人性的特殊性。第三，“在阶级社会里”，并非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只要是人，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都具有人之为人的本性。把“带阶级性的人性”看作阶级社会里唯一的人性，或人性的唯一表现，一方面用以冒充“具体的人性”，否定人性的个别；另一方面又用以否定“抽象的人性”，抹杀人性的一般，从而在人性的三个层次上都和真理背道而驰。
在极左的“阶级论”眼里，只有“阶级”和“阶级性”是实在的和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及其具体的人性和“人”这个族类及其普遍的人性，都是不存在的。这里，用“目中无人”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众所周知，讲人性，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有没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在于确认每个人和全人类都有“人性”。只有确认这一点，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把人当人，才能确认每一个人的人权，才能理解和构建人与人之间合乎人性的关系。否定“人性”，无异于崇尚野蛮的“丛林原则”。曾经横行一时的“斗争哲学”，动辄把人往死里整，哪怕是亲密战友，手足兄弟，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也决不手软，对待他们，就像某些食肉动物对待自己受伤的同类那样，无情地予以杀死并吃掉，就是这种野蛮的“丛林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具体表现。
从“需要”看人性的一般、个别和特殊
人性的一般、个别和特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考察。这里，我们仅从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上来考察一下。无论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还是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是人，就有这些需要，皇上是这样，乞丐也是这样。这是人性的一般或人性的共性。但是，这些需要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即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对满足与否和满足程度的评价，则是具体的，皇上和乞丐大不相同，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属阶级不同。
以安全的需要为例。身居深宫大院，又有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护着，皇上还未必感到安全，而乞丐只要有一个挡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就会有安全感。又比如尊重的需要。对于皇上来说，不给他三跪九叩，三呼万岁，就不能满足他对尊重的需要，就要治你的罪。而对于乞丐，只要你用平和的、关爱的目光看着他，并予以些许帮助，他就会觉得受到了尊重，至少不会感到屈辱。之所以有如此区别，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生存条件分不开。乞丐不具备皇上的条件，他的想法，他的需要，自然和皇上不可同日而语。这既是人性的个别，又是人性的特殊：乞丐的需要是乞丐的，皇上的需要是皇上的。
人性的特殊性，归根到底，来自于人的社会性。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的社会性的内涵，它构成为人性特殊性的社会基础。只把“阶级性”当作人性的社会性予以肯定和强调，是很狭隘、很片面的。实际上，即使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性也不只是阶级性。作为民族的成员，人有民族性；作为国家的成员，人有国民性；如果是宗教信徒，还带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的印记，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是人性的社会性，都使人性表现出特殊性。怎么可以借口“在阶级社会里”，就把人的社会性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只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把带其他不同社会群体特点的人性统统否定，把人之为人的普遍的人性也一并予以否定呢？
极左的“阶级论”者无法摆脱的梦魇
为了进一步用“阶级论”否定“人性论”，极左的“阶级论”者又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他们以为，这样就强化了自己和“抽象人性论”相对立的“阶级论”的立场了。殊不知，这不但没有否定“超阶级的人性”，反而确认了“超阶级的人性”。
既然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又何言“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阶级，如果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哪儿来“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说“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就是承认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是承认“超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是个什么概念呢？据毛泽东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这就是说，“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三个不同阶级构成的政治联盟。如果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哪儿来“人民大众的人性”？说“人民大众的人性”，就是承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是承认“超阶级的人性”。
“超阶级的人性”是极左的“阶级论”者无法摆脱的梦魇。他们想否定它，但又不能不把它作为理论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论证之中。事实上，只要他们不敢为公然否认有“人性这种东西”而承担恶名，并且使用“人性”这个概念来和“人性论”作斗争，他们就摆脱不了“超阶级的人性”的纠缠。因为“人性”这个概念，说到底，它的规定性就是超阶级的。只要使用它，就不能不受到它的规定性的制约。
历来被奉为经典的反“人性论”的观点，解构出来，就是这样。这里除了否定人性这一点是清楚的，其他一切，从概念、提法到论证，都是一笔糊涂账。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具体的人性，什么是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所有这些，没有一个是说对了的。然而，就是这么一笔糊涂账，却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几十年，岂不哀哉？
“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
极左的“阶级论”者如此强词夺理地否定“人性这种东西”，批判“超阶级的人性”，这和他们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分不开，也和他们自己抹煞人性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残酷的党内斗争分不开。当然，也和那个时候莫斯科御用的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思想文化路线，特别是和这条路线的守护神、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分不开。后面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且不予讨论。
马克思主义在人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在理想的层面，也就是在马克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主张自由和人性，主张人性的复归，主张人道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不管现在人们怎样看待共产主义，他的这份理想是值得嘉许的。多年前，英国曾经把马克思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入选的理由，就是他对人类有着崇高的人文关怀。但是，在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上，也就是在革命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它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主张专政和剥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他还有一句名言，叫做“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19页），这就是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只能借助于暴力，舍此别无他途。这就把暴力提到了历史杠杆的高度。其实，靠暴力这个“助产婆”接生下来的，并不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这个旗帜下进行社会变革的人们，除社会民主主义者外，一无例外地主张并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又实行蔑视人性和自由的“专政”。
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的实质，列宁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说得一点不错的。列宁关于“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马克思的暴力论发展到极端。什么是专政？“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16页）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力下面，哪里还会有自由和人性可言？
待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和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互为表里。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充满人道精神的奋斗目标，被实现目标的反人道的途径和手段所代替，途径和手段本身成了目标，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暴力和专政。专政不仅要“落实到基层”，而且要“全面专政”，即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其中包括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要专政。这样，自由和人性，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它要“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波尔布特的兵营社会主义，在驱使人们攀登“理想境界”的过程中，在破坏“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时候，不就是这种情景吗？否则何至于害死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的生灵，株连数以亿计的更加无辜的民众？
上述反“人性论”的观点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主张自由和人性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首当其冲的，是从白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他因为在1942年3月，分两次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表达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表示不满，就被打成“托派”。第二年被逮捕，关押4年之后，1947年在撤离延安的路上，被用大刀片（为了节省子弹）砍下头颅，时年41岁。王实味是确立反“人性论”的话语霸权以后，为自由和人性殉难的第一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人。
只认阶级、不认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它的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设计，都以此为基础。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抹上负面的阶级色彩，或负面的政治色彩，就不再被当人看待，就要受到非人的对待。一搞政治运动，就发生无数骇人听闻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残人，以至无端致人死命，还要牵连家属子女、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领导属下这样残酷的事情。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和社会实践，毒化了人们的心灵，贻害无穷。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如此凶险，许多人动辄恶意相向，除了社会转型期的恶劣环境的影响而外，其历史根源就在这里；社会转型期的问题，也和这个历史根源分不开。不彻底肃清极左的反人性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实践的流毒，谈何“和谐社会”？
“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现在，明目张胆地否定人性的言论已经不多。但是，几十年来对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批判，还没有做过认真的清理。一边承诺“以人为本”，一边继续批判“人本主义”，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本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可是有些理论家们在诠释的时候，却还把目光盯在“抽象人性论”上面，还在使劲地批判所谓“西方的人本主义”，认为它“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远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服务的。”（《科学发展观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多少熟悉一点过去那个年代意识形态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就算说得都对，也总不该抹煞“西方的人本主义”肯定人性、把人当人看待的合理性吧？再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就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也曾长时期地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在不也写进了我们的宪法？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的人本主义”，对我们这个东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发生过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倡导“以人为本”时候，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它，岂不是弄错了对象？难道“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西方的人本主义”，而不是否定人性的极左的“阶级论”？
既然决意和“抽象人性论”划清界限，那么，把“以人为本”的“人”，用“民”来偷换，自然再方便不过了。“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呢？“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同上，第18页）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理论家该不会不知道“人”和“民”，是两个不同概念吧，怎么连一句过渡的话都没有，就径直从“人”蹦到“民”上去了呢？如果“以人为本”的意思，就是“以民为本”，那何不直截了当地说“以民为本”？
把“人”换成“民”，一字之差，面目全非。人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主体。而“民”只是人的一种政治和社会身份。他一方面与“官”相对应，一方面与“敌”相对立；而“官”是“民”的领导，自然也属于“民”的范畴。这样一来，在他们的思维框架里，人便只有两种可能的身份：或者人民，或者敌人，除此而外，再不是别的什么。这种“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二元对立，正是以往几十年所遵循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那时候，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是“革命人民”，就是“阶级敌人”。谁如果不幸被归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资（走资派）、臭（老九）”的行列，那么不管他是工人、农民、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士兵、将军、元帅，甚至国家主席，外国友人，都再不被当人对待。
提出“以人为本”，从治国理念上说，最根本的，就是要打破原来那种思维定势，把人从“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使他回归到大写的“人”，承认人有多重身份，多种角色，从而真正把人当人，做事想问题，都以人的利益为重，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果真照此办理，那就可以省去许多残酷争斗，避免或减少国家民族的痛苦和灾难。可是，经过这些可爱的理论家一解释，一切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可见，为“人性论”平反摘帽，肃清批判“抽象人性论”流毒，有多么重要。
“抽象”在科学上的意义
把主张人有人性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予以否定和批判，完全是极左的“阶级论”作怪，不承认人除了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外，还是而且首先是“人”这个族类的成员；不承认人的各种社会身份，其中包括阶级身份和政治身份，都是人这个实体的具体规定。如果承认这一点，承认人都是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本性，那就不能把这样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
这就好比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一样，除非不承认鸡犬豕马牛羊、老虎狮子大象是动物；不承认萝卜白菜、花草树木是植物；不承认动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认它们是动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样来贬称它们。可是，长期以来，恰恰就是这样来贬称“人性论”。不摘掉“抽象”这顶帽子，“人性论”便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
在科学上，“抽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没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没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因此，凡科学，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论也是这样，但内容并不抽象。只有单纯的感觉，不需要抽象，也无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说。这是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酸甜苦辣”，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酸、什么叫甜、什么叫苦、什么叫辣？这些东西只能靠相同的体验互相沟通。凡是科学的东西，都离不开抽象。抽象不仅是科学方法，而且是科学形态。
一概否定抽象，无批判地把它当贬义词使用，认为抽象的东西都不能成立，这是对科学的无知。试想一下，如果人性和“人性论”因为“抽象”而不能成立，那么其他一切科学概念，例如数学上“数”的概念特别是“O”概念，几何学上的“点、线、面”，物理学上的“作用和反作用”，化学上的“化合和分解”，生物学上“遗传和变异”，等等，不也都是抽象的，因而也都不能成立吗？进一步说，哲学上那些概念，包括“物质”、“精神”、“存在”、“意识”，“唯物论”、“唯心论”，“经验论”、“唯理论”，“决定论”、“唯意志论”，等等，岂不更抽象，因而更不能成立吗？就说极左的“阶级论”者奉为神圣的阶级和“阶级性”吧，其实它们也是抽象的。不进行抽象，一个一个如土豆般分散的个人，怎么能成为“阶级”，又哪里来的“阶级性”？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1966年撰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见《西方哲学史讨论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那里简直把费尔巴哈批得一无是处，凡是他说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时候，对外正在批判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思想理论界笼罩在一派极左思潮的毒雾之中。人性论、人道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我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切，把它作为自己写作费尔巴哈的指导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可怕，很对不起这位在上帝面前勇敢地恢复了“人”的权威的哲学家。他还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排斥人性的东西的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3页）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感，真是了不起！今天，我呼吁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我自己曾经误入的理论迷途所作的自省和检讨。
早该为人性论平反摘帽了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思想家用人性去解释历史，那是过于天真了。历史是不能单单用人性去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特别是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体系，当然有许多需要批判的地方。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性。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离开人性，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哪一个没有人性？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为善为恶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选择的，有各种因素，其中就有人性这个因素。人类自从跨进文明的门槛以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外，最终都被归结为两个东西：或者是“上帝”，或者是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实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心灵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是人性弱点的表现。抹煞和否定人性的原本的历史，一定是野蛮的历史；抹煞和否定人性的笔底的历史，一定是伪造的历史。这类历史，我们不仅听说过，而且亲身经历过，许多人还为之牺牲了性命，其中有我们的长辈，也有我们的平辈和小辈。但愿今后的历史，能够和人性同行；写出来的历史，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伪。
同时，作为个人，我们做事想问题，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人，然后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就像通常所说的，先做人再做事；做不好人，也做不好事。共产党员当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共产党员也是人，首先应该想到自己是人。如果把人性、人的意识抛在脑后了，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没有“党性”，还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些大权在握（小权在握也一样）的共产党员，贪污腐败，挪用公款，转移黑金，包养二奶，出境赌博，勾结黑帮，为非作歹，丧尽天良。这当然是玷污共产党员称号的，但首先是违背做人的基本道德，违反人性的。人们在痛斥这些败类的时候，常常愤怒地质问他们：“你还是人不是？还有点人性没有？”可见，什么是第一位的，人们心中都有数。
人性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立面。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几个世纪的欧洲，主要的对立面是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人性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上帝和君王的抗争。我们国家，古代诸子百家，也有不少人性论思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的就是人性问题。文革期间人性论的对立面，主要是上面所说的极左的“阶级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阶级斗争史观”。其实，“阶级斗争史观”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要看看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特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事情就清楚了。
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老版第28卷第509页）可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到历史唯物主义，中间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阶级的存在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离开这一点，抽象地（这里正是在贬义上使用“抽象”这个词的恰当的地方）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充其量只能与马克思以前很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媲美，只是沾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边，远没有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这个问题细说起来话长，需要另文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30多年来的变化，中国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那个时代曾经显赫一时、所向披靡的历史观，已经走下神坛，现在连主流话语中也很少提到它。作为“人性论”的主要对立面，给“人性论”戴上“抽象人性论”帽子的这个最后根据，已经失去往日的权威，再不能禁锢人们的头脑了。这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们解放思想的结果。现在该是为“人性论”平反摘帽的时候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继绳）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