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回广州参加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所见所闻，大有感触。好多问题，大家提出来了，希望我解答。我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但这些问题凸显了中国大学目前面临的困境，必须认真面对。先说说到底哪些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不断有回来参加庆典的校友询问校长，我们学校排行第几？校长明知这种问法不科学，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挑最好的排名来答复。大家知道，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位置不一样。不仅校长，各个院系的主任，都说排名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大学排名，如今成了各大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甚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例外。

第二，前些天报纸上说，英国的《泰晤士报》推出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北大排名第十七，清华名落孙山。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周星驰版？因为，第一，北大没那么好；第二，清华没那么差。北大清华，伯仲之间，如果强行拉开距离，那肯定这评判有问题。

第三，2001年，中大校方在校园里发起关于“中大精神”的讨论，据说效果很好。大家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即，你怎么看待这场大讨论？

第四，开完庆典会，我顺便到一所师范院校演讲，谈大学精神。开放提问时，有学生希望我谈谈陈寅恪先生，如何评价他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主张。我问：你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也都喜欢谈陈寅恪，这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五，老同学见面聊天，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忧心忡忡的，他们问我：为什么大学老出事？一会儿北大博士生录取有争议，一会儿北航招生大舞弊，一会儿南师大女生陪舞，一会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虽然大学毕业20多年了，但说起大学，他们都有一种青春想像，觉得大学里的教授们应该很纯洁、很崇高的。怎么现在变得乱七八糟的，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好吧，就这些。这么多问题，你说该怎么回答？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下面我就试着略作解释。当然，好些是说开去，不是直接针对这些提问。

一、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反过来，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大学排行榜疑似付费广告》，《北京晨报》2004年11月17日）。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的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都看不懂。形形式式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你问我大学排行榜好不好，这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外国，北大在清华之上。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这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照这样算，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你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难怪不能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不靠统计，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呢，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中华读书保》2004年11月10日））。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互相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七十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就职演说》）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在此之前20年，即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大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于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也包括学生。因此，我对于目前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二、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盖莫例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也应尽量避免“定于一尊”的思路。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大家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而且，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奋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

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表面上境界不高，其实大有深意在焉。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三、关于大学故事

讲述大学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翻阅了好些东京大学百年校史资料，也读了其他各国大学校庆的出版物，对此很感兴趣。几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出版，因其中谈及我对校庆出版物的兴趣，不断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此类东西；上海有位朋友，还专门帮我收集世界各国大学的校庆纪念邮票。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者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一套“老大学故事丛书”；而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还有好多谈论大学的丛书，也都是这个路数。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关于大学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共十二种，除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讲的，大都是大学该如何管理这样的问题。就学校的组织及管理者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这个研究，虽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学。好在我也不想挤进教育学家的行列，我讲的是人文，涉及文学、史学、教育等。换句话说，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专业化的、只能由教育学家说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还有做其他专业研究的学者，都来关心教育问题，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里面来。这两年，也有不少教育学教授认可了我的研究，说我的文章写得有趣，不像他们谈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的那样坚硬。不仅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学家也能同意：“大学故事”同样可以成为大学史乃至教育学研究的课题。

我这样提问，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突兀：在大学里，谁最关心、而且最能影响大学传统的建构以及大学精神的传递？是管理者，还是大学生？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承认学生们在承传大学精神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你就能体会到我所讲的大学故事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学都建立了校史馆（室），校方有意识地建构历史、表彰自己的光荣传统。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当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这种颇具学术色彩的聊天，没人强制，纯属自发，带有自娱性质，但褒贬之间，大有讲究。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神聊”而得以延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学四年，即便没有专门的校史教育，单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能让你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有所认同。假如你在首师大、华师大或北京大学念了四年书，还没听到过此类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学校太刻板，要不是你读书太不灵活。

这些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比那些确凿无疑的口号、校训更实在，也更有用。它经过一代代教师学生的选择、淘洗以及再创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说“再创造”，那是因为，大学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长，都在起伏与变形。我在北京大学教了20年书，经常有学生问，老师，听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是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不能说毫无踪影，但想象发挥的成分很大。如今，我们也成了学生编造故事的对象。我相信，这些故事，日后有少数传下去，绝大部分则很快被遗忘。其实，常被提及的关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等人的故事，也都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开去的。人的“记忆”并不简单，有很大的选择性，我们只记得我们愿意记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如果没有影子，胡乱编，传不下去；编一个跟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传不下去。别小看“口耳相传”，就像民间文学一样，它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或许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当人家要我讲什么是“北大精神”时，我总是掉转话头，给他们讲几个北大的故事。听完故事，学生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老师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举一个例子，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那种情况下，我通常举蔡元培。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比如扶持新文化运动，还有他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除此之外，我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观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记得辜鸿铭的故事，还有林纾的故事。虽然“逸事”与“正史”之间，有不小的缝隙（参见《老北大的故事》28—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但大致的精神没错。另外，他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也是大家乐于传诵的。这些事情，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故。一定要说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对各种各样“主义”的提倡。今天我们提到新文化运动，往往只强调“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实，当时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同时在北大出现，任由学生自主选择。大学不同于中学，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自由竞争，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来，就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学生成长了。尽可能让学生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这是大学的任务。像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我认为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所谓的“北大精神”。

现编的故事也好，流传久远的传说也好，学生们听了，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行了。有趣，耐读，让人浮想联翩，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这样的故事和传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当然，讲述大学故事，必须经得起听众的考验，不能做成纯粹的广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编出有趣而且传神的故事。对于大学而言，积累资产，积累大楼，积累图书，同时也积累故事。对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积累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代代学生记忆里最难忘怀的。几十年后，诸位重新聚会，记得的，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以及校园里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师们讲授的具体课程。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鲁迅回忆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我想，关于大学、关于大学生活，日后大家记住的，很可能都是你们喜欢的故事，以及你们热爱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体的课程知识。

各种有关大学的书籍，都会涉及到大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点，我说的这种“音容笑貌”，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属于已经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没有故事值得你们传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

四、关于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的是关于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策略，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一两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的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t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点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我以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正是在从游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借鉴，理解，模仿，而最终成才。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样的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没什么，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现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里牵涉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两个多月前，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五、关于师道尊严

关于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包括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约束等，必须回到是否“尊师重道”上来。为师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如何了得？可这是个社会问题，而且非一日之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小故事。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老一辈看待师弟之间的关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个人修养。邓云乡写过一篇《知堂老人旧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说，周作人抗战中当了汉奸，很不光彩，可当年的一些“上过伪学校当过伪学生的”，对师长落井下石，为邓先生所不耻。所谓抗战中的“伪学生”，是个很难谈的问题。大家知道，抗战时，北大南迁，留在北京的学生，不少人只能进入日本人掌控的伪北京大学。八年间，有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就读，怎么看待这些学生？抗战胜利后前来接管的傅斯年，说对于伪大学的伪学生，我们是不承认的。这话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政府打不过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这些无法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呢？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政治家里面，有不少是当年沦陷区的“伪”大学培养出来的。谈北大校史，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讳。其实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学都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平心静气地对待。

回到邓云乡的文章。周作人当年因汉奸罪，被判刑，学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这样，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特别是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没有撤出去。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讲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7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邓文称，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年代里，有可能失足，这个时候，弟子对师长一辈的失误，应多点理解的同情。如此谈论师弟之间的情谊，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说的是师生之间在学问之外的关联，或者说情感上的纠葛。而我感慨的是，这种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现在的情况是，师生之间，下了课，视同陌路人。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学东渐，新式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养。“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62、16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么做，好处是走出了过去十分严格的师道尊严，坏处是我们看待教师，只剩下了专业知识。

记得是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那天刚好是教师节，在飞机上，我正在读利奥塔写的《后现代状态》。书里说到，在后现代社会，教师这个职业有可能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的教授，录制他的演讲，通过远程教学的方式传播。这样，既不会出错，又很精彩，这比我们今天这些高高低低的教师要好得多。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个专业一两个教师就够了，其他人赶紧改行。读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想通了，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老师在学校里的工作，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有充当大鱼，让小鱼在后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我曾经说过，当老师很难，站在讲台上，必须照顾到班上所有学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经验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学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你在看着他。课堂上显示的，不止是你的声音，也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神情，还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学生沟通。有时讲课效果好，有时不好，关键在于和学生有没有交流。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成功的讲课，都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是有教学经验的人都能领会到的。老师之于学生，不止是具体知识传授，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养。就算是知识传授，也必须通过沟通和对话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老师这个职业，在我看来，没有消失的可能性。诸位作为师范大学或教育院系的教师和学生，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会对这个职业充满信心。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师生间距离的拉大，我有点担心，韩愈《师说》表达的那种理想，很难再出现。记得1920年代中期，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学校讲课，希望把他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实到现代大学里面去。他希望跟学生们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够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学生。可讲了几年课，梁启超说自己失败了。上课开口，下课走人——他当时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学生也就见一两次面，无法深入交谈。这种状态，和他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康有为念书，完全不一样。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是师生在一起共同生活，这种教育状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教育史的问题，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该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十八世纪英国的培养绅士，比如牛津、剑桥，十九世纪德国的培养专门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二十世纪美国大学的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这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西方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这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笔者曾以类似题目，于2004年11月17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2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专题演讲，现以首师大的记录稿为底本，综合三次演讲，整理成文。本文原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