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2日，英国温莎车站，维多利亚女王刚下火车，正准备上马车，一个叫麦克林的年轻人突然在几码远的地方举枪向她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另一位来自伊顿的男孩条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伞打向麦克林的胳膊。子弹打偏了，凶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身着重囚罪衣的一位太监神色镇静，整好衣冠，朝紫禁城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上路。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此人名叫寇连材，因为公然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慈禧立下狠手，将寇连材交刑部议处，明令从速正法，以儆效尤。寇连材之死竟轰动全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也为其撰文：“寇监不朽矣！”
两起相隔遥远的刑事案件，都因两位君临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决结果，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程序正义。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四十年中，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尽管行刺者们古怪的动机不尽相同，但法庭最终多以“精神错乱”进行轻判。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劳动，以后的四次枪击女王案即按照新法令实施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女王非常生气。早在十年前的1872年，一名年仅十七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就试图开枪刺杀维多利亚女王。在审理这起未遂刺杀案时，法官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对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奥康纳罪不当此，大英帝国的法律原则不允许我滥施刑罚。”
作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女王，维多利亚在英国神圣的法律面前无可奈何。
这样的情形，在英国已不是第一次发生。1608年，当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意欲亲自审判一起案件时，法官们集体反对。理由是：“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詹姆士一世固执己见，认为既然法律基于理性，而自己与法官一样是具有理性的人，那么由他进行司法审判就是合理的。
大法官柯克立即反驳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詹姆士一世怒气冲冲地威胁柯克：“你这种对国王权威的质疑将构成叛国罪！”
柯克异常坚决地回击道：“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詹姆士一世国王不得不屈服。1621年，当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詹姆士无奈地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
回到上文太监寇连材的死因，有些扑朔迷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忠君敬祖，有人说他癫病发作，还有人说他试图上书邀宠，结果却适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因为老佛爷轻轻的一句话就丢了活生生的性命。
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或曰盗库，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详。”瞧，连时任吏部尚书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详”，足见寇连材死得多么神秘，更死得多么轻巧。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决定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历陈兵衅不可启，且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这一下触了慈禧的龙鳞，她不但不纳忠言，反而违背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的规矩，盛怒之下将这几位忠谏大臣统统杀害，酿成一起奇冤血案。
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位置。皇权的专断决定了其合法的伤害权、抢劫权，“破家县令”、“灭门知府”这样耳熟能详的称谓，令人不寒而栗。
在打压政敌、维护权威上，慈禧太后从未手软。即使贵如一国之君的光绪，以及地位显赫的珍妃，或囚或杀，不过决于其一言而已。整个大清王朝的子民，全都颤栗地匍匐于一个老女人的脚下。
慈禧一生两次发动政变，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始终可以稳稳地运大清国脉于她股掌之上，缘由何在？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早已给出了答案。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如果我们认真回溯慈禧和维多利亚女王最初获取权力的方式，就会知道中英两种政体的骨架灵魂到底不同在哪里，宪政与王权的天壤之别，也暴露无遗。
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中，慈禧太后正是将朝野上下的皇权正统思想作为无敌利器，给予肃顺等人致命一击，夺取了最高权力。
1861年11月2日，当奕訢高声宣布将肃顺、载垣等人逮捕治罪时，端华还厉声喝斥：“我辈未入，诏从何来？”严阵以待的兵丁侍卫们一时面面相觑，不知作何抉择。奕訢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一声大喝：“现有皇命在此，你们谁敢反抗？”侍卫们精神大振，将他们按倒在地，褫去冠带。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两人面对赫赫皇命，终于低下头颅，“相顾无语”。奕訢厉声追问道，你们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低头称道：“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
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就依靠手中的小皇帝和颁布诏旨之权，将咸丰遗诏中处心积虑设定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打倒在地，可见正统皇权思想的巨大影响力。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而维多利亚能够登上王位，实属偶然。按照英国1701年《大宪章》中《王位继承法》的规定，维多利亚原本只是继承王位的第五人选，国王乔治三世有许多丑陋的亲戚，每个人都用贪婪的目光焦渴地注视着王冠。王位第一继承人夏洛特公主的意外身亡，使问题变得异常微妙复杂，全国目光的焦点一下子全聚集在王室几位兄弟身上，王室内部也犹如一锅沸水，王位的争夺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各人的心里却紧锣密鼓地盘算开来。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复杂变化，王冠居然最后落到了维多利亚的头上。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激烈的争斗，但全部是在《王位继承法》的轨道上完成，没有任何人胆敢凭借法律之外的阴谋为所欲为。这要放在中国，不知要上演多少出《甄嬛传》里的阴谋？
今天，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品展厅，游客们可以看到一张陈旧泛黄的羊皮纸。它是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它的边缘已经残破，字迹早已模糊，但它作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展示的是英国历史不朽的荣光。这张羊皮纸的背后，凝聚的是英国人八百年的血火斗争，八百年的政治智慧。
《大宪章》签订二十一年之后，议会逐渐成为依靠《大宪章》的法制原则来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1649年1月30日，被议会宣判为“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这件事时刻警醒着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他后来者，必须遵守《大宪章》的规定。因为无情的事实反复证明一个真理：凡是英明的国王，都深谙如何平衡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国家发展也会蒸蒸日上；反之，国家就会陷入内乱和纷争之中，而他们自己也得不到好下场。乔治五世和伊丽莎白二世都曾恭敬地向宪法史专家们请教，学习英国宪政史，总结立宪君主制的教训。维多利亚女王后来也经常向宪政专家请教学习，永远记住一个立宪君主只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2012年12月18日，英国所有重要报纸的头条都出现了一条重要新闻。这一天，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微笑着走进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邸时，英国的一项重要“国家纪录”被从此打破。她成为231年来，第一位在和平时期出席内阁会议的英国君主。尽管女王对当天的议题没有发表任何实质性评论，但此消息一出，就有评论认为女王有干预政治之嫌。而英国前内阁秘书奥唐纳则表示，女王是国家元首，她有权代表国家，代表每一个公民过问政府的工作。
作为一项政治传统，英国君主不出席内阁会议实际始于1717年。当时，根据《王位继承法》，德国汉诺威亲王继承英国王位，即乔治一世。由于他不懂英语，因此经常性地不主持、不参加内阁会议。于是，自1717年开始，内阁会议改由一位资深大臣主持。自此，乔治一世开创了内阁首席大臣（后来称为首相）主持内阁会议、领导内阁，英王不参加内阁会议的先例。
在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国君王并不具备实质性的权力，他们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自从1689年《权利法案》以来，君主就淡出了权力中心。作为国家元首，英国君主一般不插手政府事务。虽然按照惯例，政府要“咨询”君主，君主有权利对政府“进行鼓励”或“提出警告”，但他们一般只是象征性地批准政府决定，并不会过问政务细节。相反，今天在英国王室每年公布一次的账单上，大到房屋修缮，女王马车配备马匹的花销，旅行费用，小到水电、煤气、文具、复印费用等，都非常详细而整齐。任何一个英国人，随时都可以上网查阅这份账单，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宪章》签订的八百年来，世界上有多少王朝被推翻、多少国王在民众的怒火中丢了性命？英国的温莎王朝却为何能经久不衰、受人爱戴？这不能不说它有杰出的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然而，王权和民权之间的激烈斗争，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抗争博弈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
从表面看，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事实上大错特错，她巩固扩大专制王权的欲望和热情，并不见得比慈禧太后小。特别是当她坐稳王位后，一有机会，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专制。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这些名词抛到一边，而暴露出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在夫君阿尔伯特亲王的鼎力辅佐下，她甚至曾经有机会，走上慈禧那样一言九鼎的专制之路。
维多利亚与大臣帕麦斯顿和格莱斯顿的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她的这一段心路历程。
帕麦斯顿是女王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在英国政界掌握大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帕麦斯顿，有着非常高的声望，被称为“主宰英国政治的天才”。他行事果断，胆识过人，同时又野心勃勃，目中无人。有一次他从奥斯本赶回伦敦，没有赶上火车。他下令临时增开一趟专列。站长拒绝了他，说这个时候在这条繁忙的线路上安排专列，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帕麦斯顿固执己见，声称自己在伦敦有要事要办，粗暴地命令站长立即加开专列，出了事情由他负责。最后站长只好屈服，使他准时回到了伦敦。他的冒险又一次成功。帕麦斯顿经常骄傲地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英国的强大，足以承担任何风险。”
维多利亚女王遇到这么一位刚愎自信的大臣，注定将有一场恶斗。
见多识广的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时，根本不把女王夫妇放在眼里。对于女王的意见，他不予理睬。他故意把外交部的重要公文拖到很迟才交给女王，这样女王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甚至修改，有时他一意孤行，压根儿就不送给女王。后来他干脆就耍起无赖来，公文送上去，女王表示了异议，但经过女王修改后的公文还是一字不动照老样子发往国外。当事情被女王发觉时，他便油滑地向女王赔不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训斥处理部下，此类事情绝不重犯。但下一次，帕麦斯顿又假装没有时间而直接把文件发往国外了。
女王向时任首相的约翰·罗素抱怨过多次。罗素首相对帕麦斯顿自作主张的行径也不赞同，要求他以后谨慎行事。帕麦斯顿却傲慢地回答说，每年经过外交部发出的公文有2.8万件，如果每一份都要经过女王批阅后方能生效，延误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不但如此，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帕麦斯顿甚至连首相也不呈阅。外交大臣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女王对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做法非常生气，她开始和罗素首相讨论给这个不听话的外交大臣换个位子的事情。但帕麦斯顿不顾种种压力，依然我行我素，在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上仍然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女王终于忍无可忍，她通过首相直接转交给帕麦斯顿一封信，措词严厉地声明，今后一切经过她批准的方案，大臣不得擅自更改修正。否则，她将认为是对君上毫无诚意，理所当然地行使她的宪法权利，罢免这位大臣。
帕麦斯顿从女王的信中嗅到某种气息，但自负的个性使他无动于衷。
女王不能容忍这样的漠视与愚弄。在丈夫阿尔伯特的协助下，她不断向新任首相约翰勋爵施加压力。终于，一项旨在反对帕麦斯顿的议案在上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然而，在下院的讨论中，帕麦斯顿显示出了他老辣的政治手腕，把下院当作了他个人表演的专场。在一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完美演讲，击败了政敌，再次脱离险境。他外交大臣的位子稳如泰山。
对于下院的决议，女王夫妇感到非常失望。现在，维多利亚夫妇深感这位无视君权的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最大决心要赶走帕麦斯顿，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历经多次艰难的较量，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可惜天不假年，她最得力的助手阿尔伯特亲王过早地逝去了。否则，如果他再活30年的话，如同后来一味奉迎女王的首相迪斯累利所说：“如果他活得比我们这些‘老手'长的话，我们就能享受专制统治的好处了。”
维多利亚在位64年间共经历了20届内阁、11位首相。她与其中大部分首相都曾发生过冲突，相处麻烦不断。尤其是曾经四届首相的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与维多利亚矛盾重重。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执政的五年。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共和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份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六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而这一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他用，中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人们确信维多利亚女王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到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她声称自己是“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繁重的工作和孤立无援的处境，几乎将她压垮。维多利亚以她纤弱之躯抵挡着、反抗着。但惟一结果是使自己心力交瘁，徒唤奈何。
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经风声鹤唳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之地。
首先不能容忍的是格莱斯顿对陆军的改革。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她看来，任何改革都将危及皇室利益。她的夫君阿尔伯特在世时，对陆军建设付出了巨大心血。而现在，根据格莱斯顿的命令，总司令不再属女王所管，而是隶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项改革。她感到这是对她个人地位的巨大威胁，也是对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个人地位的猛烈攻击。当她听说这个可怕的人还在酝酿另一项改革———企图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时，顿时觉得如同在她口腔里突然拔出一颗牙一样难受，因为鬻买军衔是得到御准的一项制度。她努力地抗议、反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她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竟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争执之中，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与其这样就不会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
格莱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
维多利亚女王手中的御笔悬停在空中迟迟不愿落笔，抖动的笔尖把她的痛苦和犹豫表露无遗。许久之后，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积郁忧愤之情，当格莱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白金汉宫还是在紫禁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都一样激烈残酷。但维多利亚女王和政敌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而慈禧对政敌的打压，则完全取决于维护王权的需要，是千百年来宫廷阴谋的一再上演。
1865年4月14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双膝跪地，痛哭谢罪”———原来他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谁知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令他猝不及防。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
光绪十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操纵大清有史以来最高权力最大的变动“甲申易枢”，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奕訢被彻底扳倒，慈禧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奕訢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訢，反差如此之大。功高盖世如恭亲王者，仍被如此轻易驱逐出权力核心，其他人更是谨慎小心，噤若寒蝉。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狠毒地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这就是大清与英国法治传统的区别。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权的奴仆，是帝王绝对垄断的统治工具，亿万子民只有恭顺地领受法律裁决的义务，而绝对没有了解法理依据的权利。对于那些敢于窥视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哪怕他仅仅触动了一个字，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而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司法享有独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两种“一字不能易”，正是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所执掌的政权，所具备完全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和法理基础。
一个国家如何对待“法”的创制、执行以及对法律规则本身的认知，反映了其制度文化内核中的内核。如果说中国的皇权如脱缰之野马，而英国的王权则被套上了紧箍咒。在西方法律史上，法律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来自于上帝和自然法则之正义。在这一法理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像英国这样的宪政国家如何坚决地依据法律的权威来约束国王的威权———“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宪制要义。
而反观中国的皇权制度，我们有的是“法乃天子之神器”、“权者，君之所独制”。先刑后法、以刑代法、以权凌法，使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成为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工具而已。当法律本身都横行不法，那还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够被遵循？当权力本身肆无忌惮，社会失序也就成为必然结果。这样的统治模式，使加害者与受害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失去了安全感。受害的，是所有人。
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共同梦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径，衍生出她们不同的政治理念，从而导致中英两国迥异的国运拐点。
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正当她满以为他“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可是几年后，这个家伙却再度发迹，一举成了英国的首相，她不得不痛苦无奈地授权他进行组阁。“不倒翁”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逐渐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他个人能力与权术之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她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已无法与时代之潮流作你死我活之战斗。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这个潮流，就真的连现在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迈进，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人们把国王比作国家机器的轮子，虽然转动得很快，但不发生多大效力，因为它与机器的其他部分是脱节的。内阁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很高，而女王也乐于不再过多地去干涉内阁的政务。但是女王仍然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环，英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维多利亚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
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对维多利亚这种“统而不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
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她总是有议会里的那些能人帮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实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无话可说，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亿臣民，都是依仗着我的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但这些人主要负责官职任命之类的事情。遇到大事，还得我亲自作主。
漂亮的谎言背后，是皇权政治流血的本质。千百年来，中华大地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慈禧太后自从登上皇权宝座那天起，就意味保持这份权力的斗争是你死我活，血雨腥风。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很快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头所向的焦点。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在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舍此而外，必然朝不保夕。她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专制王朝政治的缩影？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的权杖上不是阴魂不散？谁的王冠上不是血迹斑斑？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
然而，由于慈禧的一误再误，晚清社会的政治体系不但面临着权威危机，而且还面临着统治危机；从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上观察，清末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功能。要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变革，可能性几乎为零。
慈禧虽然积极支持洋务运动，对早期的戊戌维新也予以支持，晚年还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激进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以不触动自己的权力。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她的最大能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慈禧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戊戌年间，王照曾指责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意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儿孙绕膝的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安详地度过她最后的时光。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二十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维多利亚女王树立起不朽的时代丰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的山河。她们的经历说明，“把权力关进笼子”，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只要皇权专制的基因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肌体，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可能还需要很久。
来源：《随笔》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