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挨了一记耳光，据当地媒体透露，打人者是因为无法认同其学术观点才动了手。于是，听到有人说这是话语权极度不平衡造成的心理释放，也有人认为是当今思想秩序的混乱表现，还有人称是民族主义泛滥的具体反映。但无论怎么说，明星学者在公共场所受到如此“待遇”也比较罕见，这一耳光不仅成了社会舆论的噱头，也使文化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打耳光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是带有暴力惩罚色彩，二是具有强烈的羞辱性质。不知哪位高人将此称作了“掌掴”，才使字面多了几分文雅，用在阎崇年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身上，显得异常得体。不过，即使名称再文雅终究也是耳光，不然就没有必要劳警方大驾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讨论打人对与错，而是为什么耳光偏偏打在了“著名学者”的脸上。

记得扁家弊案曝光后，陈水扁首度以“被告”身份出庭时，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当事人称这一脚是发泄对陈水扁政见的不满。陈水扁和阎崇年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从施暴者的心态分析，两者的“不满”可谓异曲同工。只要留意阎崇年近年来的学术观，就应该明白，这种肢体暴力实际上是他学术暴力的派生。比如，他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称：“满清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某些局部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观点如此骇人听闻，他却能泰然自若，恰巧应了鲁迅的一句话：竭力从奴隶生活中挖掘出美来。

不少人认为阎崇年这一耳光挨得冤枉，原因是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是抽象的，既然承认历史的立体概念，就应该允许有人从不同角度分析论证。这话有一定道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满清时代，不至于把某些异端学说关进大狱。尽管是这样，也不意味着学者就可以信口雌黄。退一步说，对满清政权的溢美，作为学术观点存在无可厚非，但以此掩盖其血腥，甚至美化其残暴，就严重背离了科学的要义。在此前提下，如果必须说阎崇年冤枉，就是他代表了某些低俗媒体挨了打，充当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裸替”角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浮躁风盛行，学术在一些人手中几乎变成了权术、钱术、骗术，由此衍生的奇谈怪论不胜枚举。经济学家的诸多荒谬理论不用说，心理学者研究出演员脸型的奥秘、文化学者研究出孔子的身高、历史学者研究出薛宝钗的籍贯，曾在网上掀起一个又一个舆论风潮。若将此视作娱乐时代的特有现象还说得过去，如当作学术去解读，实在有辱大众的智商。就像近期中国某学术团体发布的世界首个《国家健康报告》，在其“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学者们把中国列为全球45个样板国家第一名，发达国家排名普遍靠后，美国则被排在最后一名。如此学术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没理由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够准确，但这样的研究课题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伏尔泰在世，也不会扞卫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因为这种学术本质是功利性的，最恶劣之处是误导视听、教化愚民。就是这样一些学者，一边享受着国家的俸禄，一边用纳税人的钱堆砌自己的辉煌，却从来不把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当回事，倒是嫖娼强奸、剽窃抄袭、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事件像雨后的毒蘑菇一样层出不穷。站在这个角度看，该被抽耳光的又何止一个阎崇年？

当然，这不是说“掌掴”一些无良学者就天经地义，而是说这一记耳光不仅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也打在了中国学术界和一些低俗传媒的脸上，应该反思的却是所有中国人——原来在俗流横行的今天，还有人自觉抵御着某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原来在精英化的时代，还有草根敢于挑战“话语霸权”。其实，相对于“掌掴”，一些学者和媒体的庸俗导向更堪称暴力，他们日复一日把谗言媚语强加给受众，为了求取名利不惜放弃良知歪曲历史，假学术之名传播腐朽的专制文化。

梁启超讲“治史以明德”，目的是让论史者抛开功利思维，公正对待历史，即使观点另类也要凭良心说话。阎崇年先生既是清史专家，当然知道满清统治者为了征服中原杀了多少人，更明白所谓的“满汉一家”只是为了爱新觉罗氏泽被万代。明知其故，却红口白牙粉饰暴政，被“掌掴”定是必然。值得庆幸的是，这记耳光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学术的辩论，使大部分人基本看清了某些假道学的真实嘴脸，若非如此，下一个耳光还不知道会打在谁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