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4日，严复在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痛苦不堪地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他深自懊悔地说：“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
现身说法的忏悔，可惜来得太迟。这一年，65岁的严复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神思涣散到连亲朋的来信也无法回复。这位原本体魄强健的前海军教官，毕生呼吁国人要加强“血气体力”的锻炼，通过由人及身、由身返国达到拯衰起颓的救国目标。而到头来，自己却被鸦片害得每天进餐都累得面红气喘，甚至连换乘火车时在站台走几百步路，都感到心慌气塞，大喘不已。在给诸子女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窘态：“甚者二便都要出来，如无歇息处所，巴不得便坐在地上。”这年春末，严复到上海红十字医院治疗喘嗽病；秋末，又回北京住进协和医院。医生诊断后，均无奈摇头，深感已无力回天。
过早夺去他身体健康的，是被他咬牙切齿诅咒为“世间魔鬼”的鸦片，严复的大半生都被它折磨得苦不堪言。此间痛楚，用他的话说，“可作一本书也”。
“瘾君子”的痼疾，使这位大名鼎鼎的“天演先生”声誉受损，屡遭攻击。后来，连李鸿章都知道了这事，劝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一时感动之下，严复也曾痛下决心，要与这劳什子分道扬镳。他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秘方”。第一次吃后获得短暂成功。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几天过去，就旧瘾复发。此后直到严复逝世，也未曾脱离鸦片。一些至今健在的子侄辈们回忆，严复逝世前一年回到福州故居避寒养病，原本威严高大的一个人，咳喘厉害，面容枯黄，吓得小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
在生命垂暮的最后几年，严复还注射吗啡、服食海洛因，俨然一位“五毒俱全”的老瘾客了。研究者后来在严复的英文日记中发现，1916年严复几乎每天都要注射吗啡，并详细记录了自己抽大烟、服药膏、注射吗啡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有时一天注射吗啡竟然高达十次之多。
这实在是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谜题。一位毕生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伟大思想者，自己居然深陷烟毒无法自拔，如同一位医术高明的戒毒医生，自己却深陷毒瘾一样可悲而吊诡。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报上撰文痛批鸦片误国害民之烈，直指中国“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大声疾呼“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鸦片，期待中国雪尽江清，早日摆脱鸦片之害。
在我看来，吸食鸦片是严复一生深邃难测的精神黑洞，绝非仅为舒缓病痛那么简单。对严复深有研究的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说，在某种意义上，吸鸦片反映了严复思想观念中最隐秘和最难以捉摸的情调。沿着这道重重浓雾中的隐秘之门，也许能解开严复诸多痛苦纠葛的人生悖论。
1879年（光绪五年），这位深孚众望的“海归”学成归国了。由于在留学时期即已享有一定的名气，故“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不久，严复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
身处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又兼有学贯中西、游历欧洲的积淀，严复的高才卓识不仅远超于当时的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当朝大佬，连鼓吹西学的名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也无法望其项背。一生狂傲不羁甚至自比“当代孔子”的康有为，就心悦诚服地承认严复为“西学第一人”。同样自负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严复也敬佩有加，不吝称赞道：“像严先生这样伟大精深的学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谁曾想到，在英国处处感到亲切的严复，回到中国后才发现，这里反倒成了“气场”失调的陌生“异邦”！
如果说回国之初，严复在个人才具和资望能力方面尚不足以担当重任，学术造诣和实践本领尚须经过岁月磨砺，那么经过整整九年之后，他才当上北洋水师学堂“会办”一职，仅仅相当于副校长，就无论如何也让人郁闷心伤了。这样的“业务官员”，行政走卒，在当时连货真价实的朝廷命官也算不上，只是一名“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技术官僚，可以说完全是冷板凳上“被边缘化”的角色。
此时，与他一同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们，早就纷纷荣任北洋水师的舰长、分舰队司令员。而远在东瀛，那些与他一起留学英伦的日本同窗，回国后更是独当一面，成为蜚声四海的国之栋梁。
没有在深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严复这番怀才不遇的心境，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按照清朝官场的规矩，必须是道台一级的官员才有资格担任水师学堂的最高长官。严复虽有满肚子的洋墨水，却没有一个出身“正途”的科举功名。这位全中国第一个呐喊要废除科举的人，自己却在这座独木桥上挤了半辈子，折腾了半辈子，一路奔波着抗争着无常的命运。
从1885年开始，连续八九年间，这位前著名海归不得不回过头来，接连参加了四次乡试，以博取一个举人的头衔。1885年秋，已是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回福建老家参加第一次乡试。谁知首次出场，就碰得个鼻青脸肿，铩羽而归，连个举人也没考上。这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同为福建侯官人的好友郑孝胥前来拜会，发现严复喝得酩酊大醉，卧床不起。
一觉醒来，还得再捧起八股文章发愤研读，严复大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劲头。不料，1888年，严复就近赴北京顺天府参加考试，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来年春，赴京再应顺天府恩科乡试，仍然名落孙山。不顾一切地辗转科场，却接连碰壁；饱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却要向鄙弃已久的八股制艺讨出路；学术上融古通今、兼修中外，却在区区的臭八股面前屡次败北。此时严复的心中，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恼和屈辱！功名二字已经把他的心伤透伤烂，可命运从来没有过一丝怜悯。苦闷到极点时，他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才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觉得自己一肚子洋墨水全是多余，徒留笑柄。
人生机遇火光闪现的瞬间，严复并非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李鸿章一生任人唯亲，辜鸿铭曾讽刺其“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李早就看重严复的才能，想把严收编为“自己人”，因此“尝示意其执贽称弟子”。如果傍上这棵大树，何愁没有高官厚禄，前程似锦？可清高孤傲的严复一口回绝，就是不愿放下架子去“攀龙附凤”，只想凭自己的真本领做事。
苦熬十年后，终于升任会办。四弟严传安苦苦劝大哥：当上会办了，应该多到李鸿章那里“走动”一下，有所表示。严复不得已勉强“走动”了一下，果然立竿见影，第二年（1890年）李鸿章就提升严复为总办了。严复不禁在给四弟的家信中惊呼：“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
清高自负的士人本性，决定了严复最终不可能把自己融入蝇营狗苟、鬼蜮如林的腐恶官场。自由文人的个性，反倒使他恃才自傲，口无遮拦，肆意评论朝廷。初莅北洋，他就因言辞“激烈”，不通人情，被官场视为“书生气”、“不成熟”。在李鸿章手下的北洋水师学堂供职仅三四个月，就碰上了日本窃取琉球案，严复无比愤慨，年轻气盛的他出语“激直”，常常对人说：“不出三十年，中国周边的属国都将丧失殆尽，我国将如老迈的母牛任人车裂分割了！”老成持重、“劲气内敛”的李鸿章听到这话直皱眉头，很不高兴，“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对这位“异议分子”敬而远之。
而严复对李鸿章“移花不移木”那一套洋务模式也颇不以为然，恰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揶揄说：“严复学贯中西，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时间久了，终于看出了官场门道的严复变得心灰意冷。他总结做官的秘诀：
“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看得透，却做不来；做得来，也学不精。官场风气日下，严复四顾茫然，只好感叹“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
官场的僵化黑暗，世味的凉薄无情，终究在最无望的岁月里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更增添了他难以排遣的苦闷。就在谋职北洋那段痛苦的黯淡时光，他染上了鸦片烟瘾。
此时，如果不爆发那场山崩地裂的巨灾国难，也许这位四次落第的老童生，还会第五次、第六次在科场匍匐前行；这位不甘心被边缘化的政治“局外人”，还会在勾心斗角的官场继续焦头烂额，以谋一官半职。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成为彻底改变严复命运的转折点。多少个压抑的长夜，他从无边的噩梦中猛然惊醒，常常半夜“起而大哭”。鲜血淋漓的梦中，他见到了悲壮冲向敌舰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横刀自绝的镇远号管事林泰曾，因“临阵退缩”而被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那些熟悉的同学少年，大多曾和他一样怀着富国强兵的美好梦想，一起远渡重洋，负笈英伦，为了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寻师访道，互相砥砺，发誓要振兴中国，无负平生。谁知今日一个个要么血殒海疆，要么投降受辱，还连带着洋务派三十多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也沉入深海，毁于一旦。
严复回想起1872年自己还在“扬武”舰上实习时，曾经巡历日本。那时长崎和横滨等地可谓万人空巷，日本人拥到岸边争相一睹大清海军的雄姿，严复的心中豪情百倍。可是，仅仅二十二年过去，即如他所言：“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这样巨大的反差刺激，实在椎心泣血。
痛苦的人生，没有权利悲哀。严复的心胸被一种异样的激情壅塞，积蓄多年的思索与信念，像沸腾的热血打着漩涡呼啸而过，只觉“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已明显感受到，这个国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大抵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一念及此，他的心情如写给陈宝琛的信中所言，“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甲午惨败的这一年，中国的热血之士都行动起来了，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三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向清政权挑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严复也无法再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从来述而不作的他，终于决定要化笔为剑，用文章来呐喊冲锋了！
新年春节刚过，严复就发表了第一篇重磅文章《论世变之亟》。这篇纲领性的文章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也是他为千年危机拉响的第一声尖厉警报。他清醒地看到，面对一场灭顶的家国巨难，皇城根下的士大夫们还在坐井观天，隔靴搔痒，懵然于时务，“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忍无可忍的严复一上阵来，就如大海潮音，作狂狮怒吼，当头棒喝道：这一次中国的危机不再是偶然之中的一时之虞，而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根本原因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只有严复，只能是严复，才能站在中西交汇的巅峰绝顶，登高远眺，极目苍茫。他认为造成中西社会差距的根本原因就两个字：“自由”。中国的“历古圣贤”都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在这样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中，严复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严复对旧传统的最终打击可谓血浸纸背，一剑封喉：“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他的迎头痛击之下，中国人恍然从酣梦中惊醒，对千百年来安之若素的“政制理念”，对法相庄严的儒家“道统”第一次开始产生了怀疑。
压抑多年澎湃已久的爱国激情，终于化作急迫的救亡使命感，决堤倾泻而出。二十余年的西学积累和生活思考，至此水到渠成，豁然贯通。在儿子严璩眼中，甲午之变“大受刺激”的严复，以排山倒海的激情一口气写下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为人传诵一时的名篇。这一系列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而是一次对中国专制政体从治统到道统、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清算，其宗旨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主要内容则可归纳为四句话：帝王窃天下，儒术卫王权，八股笼士心，治术坏民智。
严复的这些思想，成为直接点燃戊戌维新的精神火炬。
严复的文章译著刊行后，他从此声名鹊起，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学领袖。在维新变法风潮迭起的关键时刻，康有为、梁启超急欲将他引为变法阵营的同志和战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维新阵营的两位主将，严复和康有为在当时却未真正进行过合作，甚至未发生直接接触。这两个大人物谁也不找谁，好像是并世而不相知，人们常言“道不同不相为谋”，可对于严复来说，道相同，亦不一定相与为谋。
原来，严复与康梁之间并不是真的“志同道合”，而是志同“道”不合。他之所以对维新变法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在于他和康梁维新思路的根本区别。康有为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力主对陈腐衰败的帝国进行一场生猛的“休克式治疗”。他豪情满怀地宣称，如按他的方法改造中国，“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而严复则太了解中国积弊之深，沉疴之重了。他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须六十年，所以变法应该根据社会实际，采取渐进方式。他提出了“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的渐进变革观。
一台成功的手术，医生的医术固然重要，病人的体质也不可忽视。严复已经隐约预见到狂风骤雨之后，落花飘零的惨景。在中国，忽略了“人心风俗”这四个字，就会如同后来鲁迅所言，搬动一把椅子也要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然而维新变法既已狂飙突进开展起来，严复也只有作壁上观，静待其变。
果然，仅仅一百多天后，北京城就黑云压顶，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幽禁于瀛台。六君子被害的这一天，严复尚在北京。大学士王文韶担心严复会因与康、梁的关系受到牵连，赶紧嘱人私下“密示意先生离京，即日返津”。
仓皇回到天津的严复恍然若梦。回想这半年来中国政局戏剧性般的变化，他不禁感慨万千。虽然早有某种预感，但戊戌维新的惨重失败，六君子喋血都门，仍使严复的心情极为悲愤复杂。政变之后，面对血雨腥风，人人钳口，先前置身事外的严复，此时反倒胆量倍增，无从控制自己的愤怒。他不避嫌疑，前往清慈寺哭祭林旭、杨锐，几天后又参加了林旭的殡葬仪式。1899年秋，日本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内藤湖南到中国旅行，在天津与严复晤面。内藤湖南事后赞扬道：
“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期，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人物。”
严复不仅在日本友人面前对时局议论纵横，不惮忌讳，还在《戊戌八月感事》一诗中愤怒沉痛地写下“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对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饮恨菜市口表达深切同情，对光绪帝被囚表示无比愤慨。
同情虽归同情，严复对于维新派变法战略上的急躁轻率却没有放过，给予了十分严厉的批判。严复认为事情搞到这般田地，皆康、梁操之过急，难辞其咎，以至于“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他指责康有为即便不是有意误君，也是“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非”。
此后十年，严复果然躲进小楼，立誓“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对中华文化不曾一日消解的深层焦虑感，成为他不竭的精神动力。历经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他对长子严璩说，现在才觉得世间惟有译书才是“真实事业”。
十年中，这位孤独的圣徒扛着救赎的十字架，独自一人匍匐在精神孤旅之上，愈难愈进，甘苦自知。1906年，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当他译到专制政体“彼将使之为奴才也，必先使之终为愚民也”一语，不禁心生悲愤，涕泪长流。中国千年的专制之痛，竟让一位遥远的西方人总结得如此精确。当他望到大街上蹒跚而行、衣衫褴褛的数十百小儿那空洞无望的眼神，他提笔的手在颤抖，心如针扎。他无法想象三十年后，这些孩子将成为怎样的国民，这个国家能依靠他们变得更好吗？
拯救吾国，必先拯救吾民。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决定了他只选择那些有助于改造国民性格的西方书籍介绍给中国人。深受严译影响的鲁迅，后来也深为理解严复这种忧虑的心境，他感叹道：“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这种对中华文化的深层忧虑，在严复是“三民”论的呼号呐喊，到了鲁迅笔下则是痛极无声的那个麻木的愚民阿Q形象。中国的启蒙事业，就这样薪火相传，涓滴成河。
1905年春，围绕改造中国的途径，严复与孙中山来了一次正面的思想交锋。这年严复游访欧美诸国，途经伦敦，孙中山前往拜访，两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严复对革命党领袖再次重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革命，“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
孙中山不愧是真人快语的“孙大炮”，他直言不讳地答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被民初记者黄远庸喻为“大言无实”的孙中山，对书斋中的严复显然不无揶揄之意。但这场对话显然也使严复思想深处的矛盾暴露无遗。一方面他对君主专制恨之入骨，一方面又要遥遥无期地等待民智终开的那一天。
眼看革命渐呈星火之势，腐朽江山已大厦将倾，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宣布仿行宪政，然其核心目标仍是重新使“大权统于朝廷”。为实施“新政”，清廷不得不作出某种惺惺之态，把学界名流、商界新贵、社会贤达一一揽入毂中，试图以这些人装点门面，苟延残喘。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严复，自然成了清廷重点延揽的“新潮人物”，社会地位逐渐上升。
1908年之后，他连续被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他以“硕学通儒”的资格，进入新设立的资政院，并被海军部授予协都统军衔。此间严复无论作何发言，都受到同僚好评，“大家佩服无地”。他不无幽默地说：“我现在真如小叫大，随便乱嚷数声，人都喝彩，真好笑也。”
话虽如此，坐了多年冷板凳的他，对这份荣誉还是难免受用的，也使他重新燃起对这个垂死的政权更浓厚的改良希望。获得“文科进士”的赏赐后，心情大爽的严复立即重印名片，将这项头衔写了上去。
有人出来质问严复，清政府腐败至此，为何还不划清界限？他说：“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他自比古代的伊尹，这位商代名臣曾经五次抛弃贤君商汤，去侍奉暴君夏桀。这句话背后，充满忠臣孝子般“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与侥幸。
1911年10月4日，武昌起义前六天，严复还为大清朝填写了第一首国歌《巩金瓯》。在清廷危亡的最后关头，他写下的依旧是：“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仅仅六天之后，武昌炮声一响，严复的歌词如一出荒诞的黑色幽默，成为了大清的殉葬品。
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严复在日记中痛惜地写下“武昌失守”四字。武昌枪响后，各地摧枯拉朽，纷纷宣告“独立”，各省联手成立了“大汉军政府”。
革命洪流猝然而至，满怀矛盾的严复还没有来得及作出选择，历史又把他抛上了舞台。这次幕后的推手，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从袁世凯1895年天津小站练兵两人结识，一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严袁两人之间的来往从来没有间断。二十多年间，严、袁之间的友谊和纷争，仿如一部精彩曲折的连续剧，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帝制复辟的起伏变幻，成为严复政治追求和个人风骨的X光透视片。
辛亥革命中南北对峙之下，双方只好和谈。由陈宝琛推荐，严复又被袁世凯揽于帐下，在炮火中为其痴心奔走。由于与出身北洋水师学堂的黎元洪有着特殊的师生关系，严复被任命为北方代表团代表，参加南北和谈。
1911年12月，作为福建省代表的严复南下参加“南北和谈”。同行的特使唐绍仪等人一上车就把辫子剪了，这让他既惊愕又困惑，饱受皇恩的大清官员们怎么转眼之间就变得这么不仁不义？严复则依旧蓄辫明志，“以示不主共和之意”。唐绍仪在和谈中主张共和，严复大为不满，回了北京就向袁世凯告状：“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他以为袁世凯是真心拥护君主立宪，只甘于做内阁总理，才觉得主张共和的唐绍仪在和谈中出卖了袁世凯。严复哪里知道，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早已心猿意马，南北双方早已达成默契，面对“民国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巴不得早点把这江山献出去呢！
虽然一直反对革命共和，但在南下谈判的路途中，严复洞悉清廷的颓势和“民心大抵归革军”的现实，逐渐对建立民国开始怀抱希冀。他把革命形势比作一个热切等待的恋人，静听着心上人到来的声音。那段充满期待而又难熬的日子里，他焦灼的是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收拾局面。
举目四望，谁才是他心目中的铁腕人物呢？
严复感到只有举足轻重的袁世凯才是有能力砥柱神州的不二人选。袁世凯对严复也颇为重视。出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很快召见了严复，任命其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之后又任命他为总统府顾问官、海军部编译处总纂等。尽管有些怀疑袁世凯能否组织强势政府，但严复还是接受了袁世凯的聘请，期望以自己的才智帮助袁世凯尽快走上轨道。严复的转变令多年好友郑孝胥深恶痛绝，在他眼里，袁氏不忠于清室，篡位在前，大节已亏，自然不齿于君子，可严复还要投身这样一位“妖狐之露尾”的叛徒，简直令人发指。直到1918年11月有一次朋友请吃饭，一听说同约的还有严复，郑孝胥一口拒绝出席，仍然不屑与严复为伍。
对于“有励精图治之倾向”的新组内阁，严复满怀期望，不吝称赞袁世凯“文足定倾，武足戡乱”。为了早日结束“威令不出都门”的乱象，严复在私下里给友人的信中甚至说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岐乎”？
然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成立，带给中国人的热望并未能维持太久。革命只不过赶走了宝座上的皇帝，却没有赶走人们心中的皇帝。中国很快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严复所预见的“一个糟糕的时期”来了，而且仿佛只有更坏，永无最坏。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政局动荡再次引发了社会动乱，这显然不是严复所愿意看到的，也与他最初引进的进化论理论南辕北辙。
一次，严复与辜鸿铭出席同一个宴会，酒过三巡，辜鸿铭忽然说，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人问他这二人是谁，辜鸿铭回答是严复和林纾。他拍桌骂道：“自严复《天演论》一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连祸结，不杀他天下何以有太平？”
坐在一旁的严复闻之默然。他和辜鸿铭同是福建同乡，又都有长期出洋的经历，面对这位同样横跨中西、学识一流的同行的痛批，严复内心几多苦涩，无从置辩。
世局如此，严复的心中蒙上了一层越来越沉重的阴影。对社会安定的祈望，压倒了对民主理想的追求，他日益渴望一种使社会持续稳定的政治体制，期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因此，他对民国初年的党派之争一概厌恶透顶。而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的抗争，反而促成他反对共和革命的立场。随后，在一系列内政外交上，严复坚定地为袁世凯站台呐喊。
严复认为，“二次革命”战乱之起，纯由国民党“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面对战火重燃的局面，他热情献颂似地表白“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济小人之幸福耳”，他还希望袁世凯拿出决断，像割除庭园里的牵牛花一样，除掉国民党，取消共和政体，恢复秩序与稳定。这时的严复，内心俨然已流露出改变国体的专制倾向。
面对民国乱象，严复采取了向袁世凯一边倒的态度，尤其大力支持袁试图以强人政治解决权力危机的铁腕思路，大力抨击革命党人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国家。人们尽可以批判严复的“混淆是非”，但是否曾想过，袁世凯固然暴露了专制者的本色，国民党人何曾没有患上革命幼稚病？宋教仁遇刺后，凶手已被拿获，朝野多数人都主张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反对把刑事案件政治化。但孙中山不顾国民党众多领导人的反对，公然因为一起刑事案件而要举兵推翻合法政府，岂非拿国家命运当儿戏？
这次军事冒险一个多月便全军覆没，国民党徒自授人以柄，在民意中的形象产生大逆转。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同情革命党人一边，“二次革命”一起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革命党人反而成了孤家寡人，由本来备受尊崇的政党转而被舆论视为“暴民专制”组织，更开启了国民党后来一不如意，就起兵闹事的先河，习惯于“以暴制暴”地用枪杆子解决矛盾。
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人民并不神圣，政府未必下流。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有几流的政府，它就要制造几流的人民。社会愈是动荡，越是驱迫严复倒向强人政治。时间久了，严复也并非看不出袁世凯的软肋。私下里他认为袁在旧日帝制时代，也不过“一才督抚耳”。他批评袁“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他也看到了袁世凯身上的守旧与专横，对袁不抱“过分之望”。在严复的眼中，袁的权力一步步增大，他的权威却在一天天减弱。然而乱世之中，他又觉得：“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态，表现为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而书生天性中的优柔寡断、当断不断，却使严复背上人生最大的污名。这次把他架上火堆的，仍然是朋友。
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他派杨度几次三番找严复，劝他参加其登基专用机构“筹安会”，欲借一帮名士为其摇旗呐喊，严复自然在其笼络之中。
严复对袁世凯急于恢复“帝国体制”并不完全赞成，对袁世凯先前软禁蔡锷也极为反感。他觉得君主之威如今早已扫地，贸然复旧，只能乱上加乱。杨度继续哄劝他：筹安会只不过是搞学术研究，搞清楚君主制是否应当恢复，其他的事到时自然会水到渠成。既然只是研究，这对于使命感极强的严复而言，无疑很能打动人。严复就说，他固然认为中国此时仍应行君主制，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
不等犹疑之中的严复把话说完，杨度就起身告别了。
严复见此情形不知所措，于是找弟子侯毅商量应付办法，并表示不愿勉强附和。
侯毅说：“先生既然不愿勉强附和，只有登报声明他们盗名。然而，他们既然打算借用先生的名义，必然会用强力手段胁迫先生就范。先生能乘夜潜逃吗？”
严复犹豫许久才说：“我年岁这么大了，而且哮喘病经常发作。像东汉末年张俭那样在逃亡路上东躲西藏，恐已难以忍受了。”
侯毅说：“那盗名不妨听之任之，只有始终不参与其中的活动罢了。明哲保身也是先圣所采取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下人最终会明白是非曲直，能理解先生的。”
就这样，严复决心采纳侯毅的“明哲保身”之策，对筹安会之事再也不愿过多地过问。
第二天，人们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赫然见到了严复的大名，名列第三。严家门口多了两个荷枪的壮士，说是长官担心匪徒来相扰，派来警卫。严复自此闭门不出，筹安会找他去议事，便托病推辞。
一错之后，严复不愿再趟浑水。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质疑后，袁世凯派秘书夏寿田带四万元金票去拜见严复，请他写文章驳难。严复既没拿钱也没写文章。期间，他曾收到不下二十封信函，都说非驳梁不可，还有以刺杀相威胁的。严复拿着信去找夏寿田，表示：“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
世人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其余五人都有“劝进文”，唯独严复没有片言只字。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称帝，严复谢绝袁世凯的任何邀请，静观其变，“其庆贺朝宴，均未入场”。据严复日记记载：“1月5日：内廷召宴，未赴。1月7日，阴，雪。内廷召见，未见。”
尽管并没有参加“筹安会”多少实际活动，但复辟帮凶的恶名终究难逃了。天津《广智报》当时画了一幅漫画：袁世凯头戴冠冕，身披龙袍，端坐正中，四方画着四条狗，分别代表筹安会“四大将”，其中之一，便是严复。
对于“走狗”这个侮辱称号，严复苦涩地道：我“狗了不狗，走也要走的”。在写给门生熊纯如的信中，严复检讨自己终究是书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的逆行终于走到尽头，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对此，严复却认为，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不在恢复帝制，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袁世凯撤销帝制当回总统后，独立各省坚持要他退位。面对倒袁的风潮，不识时务的严复又大唱反调，坚决认为“项城此时去，则天下必乱”。他说之所以反对逼袁退位，这并不是出于私情，而是以国家为重，“力去袁氏者，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
也许他认为袁即使为大盗，至少还有震慑住千千万万个小强盗的功能。后来果然大盗一去，小盗蜂起，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民国乱象由此拉开序幕，中国人陷入更深的水火之中。
当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去世，在一片举国欢庆声中，严复却立即关起门来，悲悲戚戚地写下一首《哭项城归榇》，表达对一代枭雄折戟沉沙的不忍之心：“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神医遍地，药方满天，可大多数都是野蛮莽撞的兽医，手里高举的是屠刀而非手术刀。皇权的合法性基础早已荡然无存，任何试图重新捡起破败龙袍继续招摇的举动，无疑都是自取其辱。至此，严复内心对现实的错觉和误解，似乎已达顶点。此后，他从现实的政局变动中多少体会到：复辟帝制，已是穷途末路。汉族强人，不可能有回天之力，“至于满人，更不消说”。
1920年代，“革命”已取代“进化”成为中国最主流的强势话语。坚持“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的严复式改良语体系，自然会淹没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之中。就连他一手创造的古奥生僻的文字、好古尚雅的文风，也因为其艰涩难懂逐渐走向衰落，晚年严复的话语受众日益减少，他的影响力急剧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相互残杀，目睹战争的惨况与巴黎和会中列强的无耻，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更是对严复当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最大嘲弄。为中国人寻找到的唯一出路，现在也断了，严复的挫败感可以想象。他在震惊之余不禁悲叹：“欧罗巴之战，仅三年矣，种民肝脑涂地，身葬海鱼以亿兆计，而犹未已。横暴残酷，于古无闻。”“文明科学，效其于人类知此。”他对西方文明的理想之梦随之也破灭，“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他对此时的西方世界用八个字评价：“利己杀人，寡廉鲜耻。”
1920年他回到家乡侯官，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中国已经走向一个充满激情的新时代，在新潮人物的眼中，严复已成为一个无法与同时代新人进行对话沟通的思想老人，充满精神的孤独。
纵然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但是严复却只淡淡地说：“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临终前，在他留给后人的遗嘱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他早前指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但他本人却没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此，对传统文化的向现代性的转化殊少贡献。他在言辞激昂、充满激情地批判传统时，只为中国人的道德大厦重构粗绘了一幅巨大的工程图，如何施工建设，还要靠我们自己。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人事纷攘的世界。除了次女严璆，其他众多子女都未能守在身边。两个月后，他与原配王夫人合葬于鳌头山。他的密友、前清大吏陈宝琛为其作墓志铭，题为：“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而严复生前自题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一个终生反对专制政体的启蒙思想家，却自甘披上一个消失的王朝作为精神归宿，盖棺论定。严复最后一次特立独行地展示他人生的悖论与谜题。
墓地青石围幛上，是他生前亲题的四个字：惟适之安。
来源: 《随笔》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