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回忆好像也越来越显出它的意义来，以前则“没什么可说的”。我也没想到，曾经见到那么多有名的国外学者，似乎也不容易。把他们称为“汉学家”，可能并不妥当，算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吧。
本篇为悼念魏斐德教授而写，大约初稿于2007年。
威克曼（Wakeman，中文名魏斐德）教授是我的好朋友，可能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好朋友。他竟然就这样走了，噩耗传来，怎不令人伤心气沮？
这样的好朋友，我还有几个，如德国的马汉茂（Martin），意大利的高察（Coccia），早几年也走了，年龄都不甚高（相比之下黄仁宇就是高寿了）。
“天下谁人不识君”，是我谨为威克曼写的挽联，托他的学生代我致意。
回想起来，外国的“名教授”、“大教授”，我也颇认识一些了。随着时间的推延，好像就显出某种价值，将来竟变成“掌故”，也说不定。同辈的不说了，就说老一辈的，现在年龄自我以下，见过费正清（Fairbanks）的怕就不多了。
1986年秋，我到了美国，87年初第一次到哈佛，就在一个学术聚会上见到费正清教授。路斯（Luce）奖金学者，在美国还是有地位的，也就可以脸皮“厚”着一点。我上前做了自我介绍，并跟他请教关于十八世纪研究的一些看法。当时，十八世纪正是美国学界的热门。我研究“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自以为有几分新意。他则为我介绍了美国学者关于雍正的研究（他们似乎偏爱雍正）。
晚上一个画展，打幻灯，记得还管饭，我又见到费正清，似也跟着大家一起吃饭。在这半天时间里，我知道的三个学术活动，费正清都参加了（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哈佛才有这样频繁的学术活动）。我听说他虽已退休，还常常到课上去，回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没有一点架子，像他这样的年龄和身份，确实难得。
就在那天下午的聚会上，我见到麦克法考（MacFarquhar）教授，当代史的专家，新任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大胆对他说：5年之后，美国的“民国史研究”必将兴起。他很兴奋，问：你说的是美国吗？果然，当我们93年再见面时，我的话完全应验了。
帕金斯（Perkins）教授是早先在北京见过面，93年他回想起来，又约我见了一面。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研究送给他（其中多是对他的批评，如明清耕地等数字的使用问题等）。在哈佛大学经济中心的办公室里，我跟同去的几个朋友，还和他一起照相留念。他很谦逊，并不把我们当小一辈看待。
80年代中在北京见过面的，还有美国院士、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我曾帮他安排在人民大学做了一场演讲，记得中心话题就是他一直研究的耕地数字“不可靠”问题。印象比较深的，是不知怎么提起了史学家要不要关心当代问题，这一个国内学界“不感冒”的问题。何炳棣快人快语，立即做了肯定的答复。那时我正因此而受到非议，也开始在我们年轻人的交流场合提出“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提法（后来一直提到了美国，到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心里，芝加哥大学几乎是我惟一没能访问的名校，原因是需用英语演讲。但无论初识的何炳棣，还是黄仁宇（我到美国不久就和他取得了联系），都曾恳切的劝我学好英语，甚至教我一些具体方法。
我在美国的一年多时间里，访问了十来所大学。在密西根大学（感谢蒲地典子Kamachi教授的安排），演讲后奥克森伯格（Oksenberg）教授接见了我，那时他是大红人，后来还做了美国政府的对华顾问。他觉得我谈的十八世纪，就好像是二十世纪一般（好像会上李侃如Lieberthal——以后也做了对华顾问——也有类似的表示）。他问了我一些个人和家庭背景的问题。他们二位刚刚在中国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很了解。
费惟凯（Faiwark）夫妇也请我吃饭。1980年第一个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来中国，其中不少“大人物”，施坚雅、威克曼（副团长）、费惟凯（团长）都名列其中。我喜欢他的那篇论文。他则给我讲了俩人当年在哈佛上学吃一块钱一顿中餐的故事，谈笑甚欢。
我的“据点”是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清史同行曾小萍（Zelin）以外，我先后结识了政治系的伯恩斯坦（Bereinstein）、黎安友（Neisin），经济系的王念祖（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李思勤（Riskin，曾介绍我去史丹福见他的朋友“右派学者”马若梦Myers）。夏志清教授则参加了我的演讲会（临走说：我没想到大陆还有这样好的研究）。
秋天，在哥大召开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大会。黄仁宇、唐德刚应邀参加，并发表热情的演说。唐的致辞“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辞原稿”，后来收入他的集子《美学与红学》在大陆发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会后，我搭车到匹兹堡拜访许倬云教授，我们讨论了汉代（他的专长）与清代经济的“相通”、“相近”关系，再一次见面则是十几年以后了。在匹兹堡我还结识了王小波，大学同学李银河的丈夫。然后乘“灰狗”长途汽车，进入俄亥俄州大平原（路上则多亏一位陕西同胞给我不少帮助）。
到肯特大学是为了拜访王业键教授。王先生一辈子治经济史，后又侧重清代粮价的研究。经济史正是我当日关注的重心，对我的提问，他的学生回答，先生还在研究粮价史料的可靠性问题。可见他治学的严谨！那几天我就住在先生家里和在他家用饭。他的女儿在外上学，一个儿子在家习画，我有时就乱说几句。我在那里遇到了极具礼貌的晚辈学子，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谈到哥大教育学院弟子在中东的影响，恰好我也刚刚有了接触非洲学子的经验）。跟其他地方不同，我在肯特的讲题是“中国农村改革”，听众很多。王业键亲自翻译，先就给我很高评价，我很惭愧，说：王先生才是我的老师。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大约在1983年左右，因为考虑农业税的改革（当时被认为包产到户改革的第二步），我和朋友打算组织翻译几部史学名著，其一即王业键《清代的土地税》（另一部是黄仁宇《明代的财政与税收》）。
很久以后我才去了普林斯顿。与余英时教授通话多于见面。93年我们通电话，共同的意见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他比我预计的还要长得多）。前年通话，是因为我以为，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并不妥当。余英时回答说：（对传统政治，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这问题还值得进一步考虑。
秋季我访问了耶鲁大学，在史景迁（Spence）教授邀请下，和他共同讲了一课。我也拜访了白彬菊（Bartlett）教授，她好心的对我说，你的一些东西要小心被人剽窃。我与白彬菊和王业键（他们都是查档案的专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何以乾隆十三年以前的档案资料是那样的缺少（无论跟以后还是以前的雍正年间相比）？也曾打算以后能一起来解决这一问题。11月间在哥大的跨校交流会上，我见到韩书瑞（Naquin）教授，相约不久到白彬菊的课上，去回答学生提问，可惜没来得及，我就回国了。
我在美国的访问是结束于哈佛，而始于加州。在费正清研究中心，孔飞力（Kuhn）教授主持了我的演讲会，我们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导致了“叫魂事件”中皇上如此的整肃大臣？我以为远因正是乾隆十三年不得已而收束的“粮政事件”，他则希望我的演讲将来能译成英文。
我在加州访问了洛杉矶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史丹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在那里见到了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等人，特别是施坚雅（Skinner）教授。施坚雅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教授，据说他从不休星期六，也不作重复的题目，很令大家佩服。他当时正“如日中天”，历史系同学往往在课上提问：施坚雅是怎么说的？但他的“六角形”却不能为中国同仁（特别是老一代学者）理解。这让他很遗憾，也说过“中国没有社会科学”的话。我遂做了一些解释。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在谈话里，特别表彰了威克曼。称他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有特殊的贡献，打通了晚明与清代的连接（这大概就是指他刚发表不久的《鸿业》吧）。我跟他一起合影（据说这样的中国人只有两个，另一位就是上海葛剑雄）。记得回到哥大，我还帮他核对了一条史料，用在他的一篇评估清代中国人口基本数据的长文里。几年后我回应了这篇文章，就清代中国人口数字发表了一点不同的看法（如他认为在1850年中国人口只有3亿8千万，而不是众所周知的4亿3千万，我则根据一些材料表示原数据也有它的道理）。
讲这些话的时候，施坚雅并不知道我认识威克曼。下一站我就到了伯克利，再一次见到威克曼。
我认识威克曼，还是在两年前的北京。朋友，你见过威克曼吗？是不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不错，我们一见面就很“投缘”。我那时研究的是清代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及有关“政策”，一个还没人涉猎的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题目。初提即遭到很大非难，但威克曼却不。他会耐心的听你讲话，然后恳切的发表他的意见。以致我研究过有关“工业”的部分以后，可以跟他说：（对十八世纪的经济政策）我终于可以划一个“圆”了。他听了我的演讲后说，对乾隆十三年的“收敛”，应该考虑进同期限制“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这一因素。
我到哥大的时候，他正好暂时离开伯克利，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也在纽约曼哈顿。我去看望他，即提出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想法。你猜怎样？他不但理解，并且说，这个事也许并不要那样费劲，我们理事会作个决定就行了。这样的朋友，你一生里会遇见几个呢！
因为理事会里某理事（华裔）的不同意见，学会并没能这样建立起来。我们遂面临筹资、注册等等问题。它不是随便说说那样容易的，没有朋友的帮助（特别是李岩同学单独完成了那些法律事务），学会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现有朋友正在筹备她的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后来，我得到消息，说我如愿意留下来，威克曼愿收我当学生。我想，他一定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国？一定理解我为什么谢绝所里重用我的好意，而去从事价值长远而无近功的文化建设？他后来出使北京，也一定理解我说的那一番话（未曾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以后每一年我都收到他的贺卡，也寄上我的心愿。九十年代中，他从别处得知我在研究农民“反行为”，给我来信说：钦佩和支持你在那么艰苦和孤独的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
今天我动手写这篇短文，许多往事就重现在面前，好像那年回到20年前插队的小村子，突然记起了那些久已遗忘的姓名和面孔一样……
到达伯克利，威克曼已如约在那儿等我。就在那个演讲会上，我认识了马汉茂。他觉得，在高身上寄托了中国明日史学的希望（后来也在波鸿大学海报上写上了这样的文字）。他主动领我参观三藩市，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包括他自己青年时的趣事。我却很惭愧，迟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
结识高察，则又是另一种情景。接到同事的一个电话，知道我正滞留在罗马的机场，一阵风似的，他就来了，接我到了他的家里，而以前我们还没见过面。随后在拿波里的大学里，一个消息传开了，刚到意大利，高就有了一个“情人”！原来……是他们家一只猫咪，一大群中惟一睡在他们夫妇房里的女王Cicina。在大学里，有几次我跟高察一起上课，他从罗马赶来拿波里，路途很远，所以说：教授来晚15分钟不算迟到！他的课上十分活跃，经常笑声一片，这就是意大利啊！我们也有过很多的交流，他还约我合作研究中国的五十年代，那正是他在北京留学的年代。……
我笔下的这些主角，几乎全都亡故了，好像一扇扇窗户，乒乒乓乓地关上，一路响下来，直到最后。只剩下一拨拨的后人，追寻着那些片言鸿爪……
对我来说，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是马汉茂的去世，然后是高察，现在竟然是威克曼。我经历过不少事了，但我仍感到有几分不能相信，好像他（们）还活着，不定哪天就出现在我们身边。
是为此文，以纪念我的这些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