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恍见东方苍龙在塞纳河西空腾跃。恰于此际，苦心经营巴黎友丰书局的潘立辉先生将他终于编列完毕的《史记》法译本全套共九卷摆到我面前。但见译本首卷封面玉龙飞舞，各册异彩纷呈，虽现代装帧，却流溢古色古香。想到华夏文化能向世界文坛奉献如此瑰宝，顿感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自豪。

还是在少年时代，我读了季羡林教授写的《司马迁》一书，深为太史公逆境中发奋修成《史记》的坚韧不拔精神所震撼，遂买来这部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全套线装本翻阅。只因当时年轻，兴趣仅在“列传”故事性强的部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找到了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翻译的《史记》五卷本，与中文对照阅读了几篇，不禁为这位已故汉学家热心传播中国经典做出的可贵贡献叹服，回国后应承指导了关于沙畹翻译《史记》的大学论文。

沙畹早年主修康德哲学，在巴黎高师院长乔治·拜罗（Georges Perrot）引导下转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数年考证成绩斐然，开欧洲汉学之先河。1891年，他不到而立之年远赴中国山东登临泰山，发表法文译著《史记·封禅书》，接着埋头深入研究《史记》，着手继续翻译和注释司马迁的鸿篇巨制。他译完了《史记》前四部分，到“三王世家”为止，法文版译名为“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司马迁纪传》），共分五卷，1895年至1905年陆续在巴黎印行，1967年由阿德里安·麦松纳沃书局（la 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再版。沙畹于1918年因病早逝，没来得及从事《史记》“列传”部分的出版。

沙畹的《史记》法译本第一卷近半是他写的“前言”和“引论”，阐述自己对《史记》及其作者的研究。在“前言”里，他强调要考究《史记》完整的历史环境，说道：“只有结束此项任务，吾侪方能展现这一文学丰碑”。紧接下来的“引论”长达二百多页，包括“《史记》的作者”“武帝年间”“渊源”“方法与评论”“《史记》的境遇”等五章，以及一个“结论”，并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法译文；《班彪评司马迁》《通鉴纲目与竹书纪年》和《史记》总目录。在“《史记》的作者”一章里，沙畹摆列司马迁的家谱，认定司马迁是承继其父司马谈的遗志，遵循诸子百家学说撰写《史记》的。在该章第一节“司马谈”中，他将欲尽孝道、光宗耀祖的司马谈比喻为要为后世留下不朽之作的“麒麟”。然而，“司马谈没能达到他追求的目标就过早去世，留给其子完成其未竟之业。司马迁挥泪回应父亲临终在病榻上表达的心愿，说自己虽然不才，但必殚精竭虑，绝不辜负慈父的厚望”。

撰写《史记》过程中，司马迁遭遇李陵事件受腐刑，本人在《史记》外的《报任少卿书》里愤愤述及此祸殃。沙畹特地在他的《史记》译本“引论”部分附载《报任少卿书》，且抒己见：“司马迁首先诉说自己被定罪所受的屈枉，描述李陵投降匈奴和因此受累的情势。在信的剩余部分里，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自尽，不以死抗争的唯一情由，是想要继续完成已经开篇的《史记》，企望后世为自己生时所受凌辱昭雪”。在“引论”第二节“司马迁生平”里，沙畹提出司马迁受刑并非纯粹缘于李陵事件的论点，说：“司马迁遭祸早有一个更为致命的起因。”对此，他引用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记（156-141），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沙畹依卫宏所言推断：“看来，司马迁是因为在其《史记》中毁谤在位皇上和其父景帝惹怒了武帝，又在李陵事件中坐举降匈奴者，终于遗患受腐刑，后来又冒死抒发忿恨。”沙畹以史为据，并不完全认同卫宏之说。但在他眼里，至少司马迁是个耿介之士，秉性刚直不阿，敢于谏诤君主的诚实史学家。

确实，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慷慨陈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他指斥的“昏庸之辈”正是刚愎自用的汉武帝。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淫威镇四方的封建时代，司马迁敢于据实言“武帝之过”而“犯上”，勇气甚为罕见。在《史记》法译本的“引论”里，沙畹最后结论是：不容置疑，司马谈和司马迁的业绩，是他们开创了一种纪传体通史。他们之前，只有局部纪事。他们之后过了两个世纪，班固才编撰了一个朝代的通史。又经过12个世纪，才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迁博学，著述题材广泛，确为饱含远东文明朝气的不朽之作，一座万古流芳的丰碑。

我旅居巴黎，多年始终在找寻《史记》后一半“列传”的法语译文。在巴黎拉丁区“亲王街”友丰书局结识潘立辉先生后，我于2013年得悉他在企划出版全套《史记》法文版，并对之十分感兴趣。潘先生决定在沙畹已经翻译的五卷以及法国高等研究院学术导师康德谟补译的《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和《齐悼惠王第二十二》基础上，再请汉学家雅克·班岜诺教授续译完“列传”；新译出部分占整个《史记》篇幅近一半。

雅克·班岜诺是一位研究汉学尤其是中国戏曲的资深学者，著作颇丰。他为人处世异常低调，最忌媒体炒作。在会晤我妻子董纯时，他却破例答应为巴黎《欧洲时报》写一篇谈自己翻译《史记》心得的文章；该文刊于《欧洲时报》2013年的《春节法文专刊》。班岜诺教授在文章里强调：“不读司马迁经典的《史记》，吾等的知识就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史记》叙述中国从起源到他生活时代的历史，重在其独特的构思和陈述。与古代编年史《左传》不同，司马迁创新出一种通体史，后为《二十四史》采纳。《史记》同时还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他一些小说和戏剧都从中汲取营养。沙畹认识到《史记》的重要性，着手翻译了前四部分，尚需翻译的是‘列传’部分。现在友丰书局首次用一种西方语言译出全套《史记》，乃是一个有勇气的壮举”。

无疑，跟沙畹一样，班岜诺教授也是受《史记》非凡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中所占地位的启迪，接受续译这部巨著的。他不辞劳瘁，最终在沙畹之后译完了《史记》卷帙浩繁的“列传”。现在，他欣慰地松了口气说：“《史记》终于有了全套法译本。”班岜诺教授强调，友丰书局现今出版的是“第一个西方语言《史记》全译本”，在他眼里，这可是当今西方文坛和译界一件可庆贺的大事。

目下，我翻阅的《史记》法文全套译本，在西方世界汉学全球传播上可谓“一枝独秀”，让广大读者一窥司马迁“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全豹。这部《史记》法文全译本被西方汉学界视为一部优秀的“文学经典”，其规模宏大和内容丰瞻，都是龙萨尔的《法兰西史诗》和包举一代的《圣西蒙回忆录》无可比拟的。然而，在眼下一个人人竞相争夺各类奖项的“名利场”中，我目睹两位主要完成这一业绩者，无论是主持《史记》繁重出版业务，同时出版《春秋》《左传》和《礼记》法文版的潘立辉先生，还是继承沙畹遗业的《史记》法文译注者雅克·班岜诺教授，都无只言片语表露自己的贡献。显然，他们一心在世界上传播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觉得个人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