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黄仁宇，大家自然是耳熟能详了。但我最早知道黄先生，还是因为那本明代财政，我和朋友也曾想把它译成中文。这似乎还是在读《万历十五年》之前。
以后我作为路思（LUCE）学者访美，1987年夏专程到纽约上州他家拜望，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读到《赫逊河畔谈历史》，就想起当时乘火车沿河而上的景象，觉得像极了中国）。我也请他参加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他果然如约来到哥大，并为我们作了热情的演讲。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底我离开美国前夕，在哈佛一个学术会议上的会面。会后他专门找我谈了一些话，其中特别让我转告“有关方面”：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要注意先把下层关照好（这是大意，原话不大记得了）。其实，我能转告谁呢？尤其是，说来惭愧，我并不大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但到几年以后，我突然想起了这些话，和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在小组会上我把这些告诉杜润生；我们深感黄先生对中国事物的关心，和他的远见……
十多年来，我和黄先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1995年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出版，曾请他批评，没想到黄先生很快读过，并在回信中说道：“我对费正清教授有很多不能同意的地方，但是他曾对我说起：‘把一个局部的问题研究得切实彻底，以后举一而反三，对旁的问题就有独具只眼的看法了。’现在看你研究传统的重农政策，深有此感。”还说：“你认为中国历史有它自己的本位，不能平白付于‘资本主义萌芽’一个QUICK FIX，应当使很多学者读着深思而受益。”
1999年底，我把第二本书《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和有关明代田赋的论文寄给他（我课上一个美国同学说：“明代的数字，只有上帝和黄知道”；我一直不好意思把这篇旧文给他）；不料1月17日就听到噩耗，尽管久已担心他的身体，——为此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并提出一点私下的建议。他也回答说：八十不能称为大寿。但还是修改了他的写作计划，还说：我羡慕你年轻，——最奇的是，那天我回到家中，竟收到了他的新年贺卡！……
香港《亚洲周刊》约我写黄先生的纪念文章。我一面担心写不好，一面又想确实应该写点什么，为了黄先生，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是那么关切中国），也为了他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特别是我们大陆学人）。
本篇曾发表于《亚洲周刊》（2000年4月），略有改动。此外也可参考《他说出忧伤和预感——关于黄仁宇的几点回忆》，（《亚洲周刊》2004.2）。
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也是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这也算是一个“异数”。他就是黄仁宇。
黄先生在他著作里，使用了一系列的新鲜说法：譬如，他把“传统制度”说成“间架性设计”，犹如“金字塔倒砌”；明清体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带有“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格调”；现代国家社会由货币管理，即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对于治学，则注重“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坚持“大历史观”，……诸如此类，至今脍炙人口，甚至为课堂上学生经常问及。
黄先生最早治明史，以后纵论中国三千年史，却始终没有使用那些旧有名词，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反而说“资本主义萌芽”实无意义，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而勉强叫他“预备成人”；所谓“由封建制度进展到资本主义”，是一个“错误安排”。执意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技术的角度”和层面解释历史。
黄先生的成名作是《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在他看来，契入历史，财政经济正是一把钥匙，以致英国学者李约瑟读后说：“一切靠抽税为转移”！这也构成他以后治史的坚实基础。1980年代初期，我同一些研究经济改革的朋友，对这部经典之作特别关注，曾打算把它译成中文，可惜未果（按：现在联经已有了一个译本）。
让黄仁宇“家喻户晓”的还是《万历十五年》。对此著作，海外评论最多，认为开创了历史著作的一种新写法，其实远不止此。他冲破了过去“格式化”的“概念历史”，使大家发现可以从“另一类”角度去读去写历史。当时恰逢大陆“史学危机”，他抨击“封建社会”一类概念（第一版《自序》），已有“范式革命”味道，也在大陆思想解放中发生作用。十年前他名声之大，以致引起当局不悦。但他已走入千家万户，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
为解释中国革命和当代改革（即“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也是为此，见1986年版后记），他重新对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国历史，予以贯通翻新。在他的笔下，明史就不是“古代”历史。当时美国学者魏斐德将“近代史”前推到明代后期，仍只到二十世纪上叶为止；黄仁宇则明确提出“五百年为一元论”，范围直到今天（《知识分子》1987年秋季号；同期笔者亦有“三百年为一个历史”之说），——其实，这正是大陆知识分子最关注的一段。
1989年5月，在一封公开信中他坦言：目今“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历史”，为解决今日中国问题，“就是要多读历史”，“首先要开放历史”。又说：“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历史不仅是镜鉴，而且是进入行动之出发点，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公众能接受之历史，等于让亿万人之行动出诸暗中摸索”。因此他此后一系列著作旨在正面对此作出回答。
依笔者看来，这才是黄先生最主要的一个贡献，也为今日中国最大需要。如《中国大历史》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其成就至今无可替代。为同样目的，他从另一角度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它既是西方近二十年对资本主义及其起源发起反思的产物，也是最新和用中文写出的唯一作品。同样优秀的著作也许还有，但我认为，哪一个也不会像黄仁宇这样贴近中国人的心，我觉得他就是为大陆学子写的，回答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读来才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总之，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又是不可企及，无法代替和无法效仿的（如他力主的归纳方法即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在他独特的经历，和把这些都揉进了自己的研究。
黄先生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秆子或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先生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见《地北天南叙古今》和《放宽历史的视界》）。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学识，把个人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和把他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