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几乎是同时发生的。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印度也着手改变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19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步伐，印度也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开放。
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可由于相近的大国规模和类似的经济发展速度，印度在经济上赶超中国，便成了近年来在国内外被再三提起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中国人心里想的是欧美，想的是从经济和制度上都赶上欧美，所以有不少中国人，内心深处其实是看不上印度的。只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印度赶超中国的话题又开始升温了。由于印度在软件行业、资本市场、司法独立等方面确实也有值得一提之处，“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就在一些人那随着情绪而出现了。是啊，如果中国经济能赶上美国，印度经济为什么就不能赶上中国呢？
可是，情绪和愿望是一回事，事实及可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赶超中国”会不会也象俗话说的“只有光而没有热”呢？其实，话题本身是有模糊之处的，例如，说“经济上赶超”，这指的是总量GDP还是人均GDP呢？是GDP的总体规模还是增长速度呢？GDP之外的“购买力平价”又怎么样呢？还有，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还是应该强调财产权利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呢？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代价又如何算呢？
最重要的是，如果印度本身真不行，中国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什么潜在危机而更不行呢？问题和头绪很多，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分析。
1，数字的对比
当我们考虑“总量GDP还是人均GDP”时，人口的因素就进入了“印度赶超中国”问题的视野。最近又有西方经济机构预测，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赶超美国时没有成为障碍，但当中国的总量GDP超过美国时，中国的人均GDP仍将远远地落后于美国。在中印对比时，人口因素会对印度赶超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吗？
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不到4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过去40年（1970年到2010年）的中印情况对比。
根据联合国统计机构（unstats.un.org）提供的资料进行计算，按可变美元价格来分析，中国对印度的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9%，1980年的166%，1990年的124%，上升到2000年的255%，2010年的333%。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经济总量1倍多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相应地，中国对印度的人均GDP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03%，1980年的120%，1990年的96%，上升到2000年的216%，2010年的310%。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人均GDP大约等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
很清楚，同样在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增长都大大优于印度。而且，即便是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之后，情况也是如此。用考虑了通货膨胀的不变美元计算时，1970年代的中国经济规模小于印度，但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还是3倍多于印度；用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时，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还是2倍多于印度。
与此同时，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中国对印度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4%（8亿比5.5亿），下降到1980年的138%（9.6亿比7亿），1990的129%（11.2亿比8.7亿），2000的118%（12.5亿比10.5亿），2010的108%（13.2亿比12.2亿）。也就是说，40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5.2亿，印度的人口却增加了6.7亿。
要害的地方是，40年来印度人口的增加，不仅没有使印度保持经济规模接近或大于中国，却反而是使印度经济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落后都持续扩大。结论很简单，中美经济总量比较时，中国的人口不是、也不会是什么负担；中印经济总量比较时，印度的人口即便没拖累，至少也是没有起什么好作用。过去40年如此这般，未来的40年，印度又能拿什么超越中国呢？
2，人口是个什么问题？
上述事实当然不是什么秘密，可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干活的人少了，被扶养的人多了，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下来。美国、日本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无不和人口的增长和结构息息相关”（见薛涌：“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中国经济网》，2010-10-28）。这个观点企图证明，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将会使印度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
从过去40年的数据看，这个观点当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过去的40年里，从人口增加速度比中国更快上，印度也一直在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反而使印度相对变得更坏。而印度未来人口结构上的更大好处，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压力。在人口总量压力还没那么大的过去40年里，印度经济对中国的相对落后尚且在持续扩大，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在未来40年会突发奇迹呢？
更致命的问题是，“干活的人多经济发展会快”，这个观点完全违背经济学的常识。人多时，一方面当然是人力资源丰富，可另一面，却是（产生了）就业有没有着落这个更大的问题。只有假定人口增加，能够伴随着有效率的就业增加（不能有“磨洋工”之类的“隐蔽失业”），“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才能成立。很不幸的是，就业问题恰恰一直是印度的大难题。
按联合国的估计，印度的人口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就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称，如果印度的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得很厉害），到本世纪末，印度人口将可能达到中国人口的两倍，世界人口也将突破100亿。虽然这只是各种预测中最悲观的一个，但它表明印度在人口高峰过去之前人口压力确实很大。
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2045年印度人口稳定在14.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5亿左右。“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否则的话，教育、医疗、食品、住宅、干净饮用水、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见“印媒称2045年印度人口难稳定”，《环球网》，2011-01-12）。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更快发展还怎么可能？
另外，在过去的40年里，印度经济的重心和比例，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印度的就业问题因此变得更加严重。随着人口的继续上升，印度要考虑的，恐怕就不是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而是人口结构年轻化所带来的更大就业压力。印度政府现在更操心的，与其说是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还不如说是如何更好地将避孕用品送货上门，并以相当于成本10%的价格卖出，甚至干脆白送。
想想看，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却马上就要超过中国。人口拥挤和人口爆炸是突发事件、社会危机、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实际上，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的大事，因为过激的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关键之处是，过激的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明的，不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则是暗的。所谓暗的，就是经济学里讲的“负外部性”，它是一种无代价、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和资源拼抢。就像空气污染，排污时无代价，污染本身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可结果损害的是别人的生活环境。
人口的量是个难题，太少了不行，太多了，就变成类似于污染的影响和干扰。突破人口总量的临界点，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就会递减。可麻烦的是，具体的个人不是平均意义上的个人，谁也无法事先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净贡献，谁也不想成为“社会的累赘”，但个人的平等权利合成起来，就在宏观上导致了大量“负贡献人口”的出生。现在印度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以对人权的暗损害，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人权通过“负外部性”而被损害，这就是本书作者提出过的“民主公地悲剧”的观点。除了印度的人口问题外，西方的赤字公债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当然，“民主公地悲剧论”是一种实证的历史哲学，不是一种规范的政治哲学，“民主公地悲剧论”不是在反民主，而是在描述民主的历史结果（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上篇，《领导者》2010年4月号）。
理想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2.1，即育龄妇女平均生2.1个小孩，实现人口的自然代际更换。目前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4至1.7，印度是2.6至2.8；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左右，印度则仍高达15‰左右。由于低生育率、人口老年化和个人权利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是到了适当放松的时候了，但是，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却仍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结论很简单，那些内心深处不把印度当回事的中国人是有理由的，“人口公地悲剧”问题不解决，40年内“印度赶超中国”就是梦话。我们中国人老说“崇洋媚外”，这个“崇洋媚外”也许包括“东洋”的日本经济，但决不可能包括印度经济，印度经济实在没有什么可媚之处。
3，经济发展的原因
在人口问题之外，也有别的“印度赶超论者”，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华人学者黄亚生先生就认为，印度在法治、司法独立、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市场竞争、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优于中国（见黄亚生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及2012年3月9日《财经网》的“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两文）。不过，印度的腐败也超过了中国。按“透明国际”公布的过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中国大陆的“廉洁指数”是3.2至3.6，印度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是2.7至3.5，印度的廉洁低值和廉洁高值都比中国大陆差。
即便认为中国的腐败与印度的一样糟，中国在基础设施、侨资外资、高储蓄率、教育水平、政府推动等方面却优于印度。中国的成人文盲率不超过一成，而印度的成人文盲率大约是三分之一。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那么，在过去的2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生呢？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年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而且，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呢？
黄亚生还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中国依靠外资，印度依靠内资；印度超越中国的前景，可以从依靠私营经济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资经济的江苏的类比中看到。可正是在这里，黄亚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道理很简单，浙江和江苏在制度背景上的“强政府推动”因素，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而“强政府推动”，恰恰是印度“自下而上型发展”的不足。也就是说，只有浙江以中国的制度为背景、江苏以印度的制度为背景，黄亚生的类比才能成立。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依靠外资还是依靠内资，问题在于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总体理解。
简单地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见方绍伟：“产权国家论”下篇，《领导者》2010年10月号）。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之所以能扩大对印度的经济优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法治和市场竞争上的单项劣势，被这个“三大相对变动”上的总体优势所超过，而“强政府推动”的因素，碰巧也反映了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黄亚生把“中国模式”比附于“拉美模式”也表明，他似乎漏读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惯性和新变动；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去把握“中国模式”，也正好是他误读“中国模式”本质和经济发展原因的缘由。
当然，这里讨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GDP和人均GDP的实证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财产权利、社会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规范问题，并且也会涉及到这些规范问题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因此，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中国如何去平衡自己的“相对投入变动”、“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如何去平衡财产权利、社会效益和平等分配；第二，印度如何去平衡市场制度的优势与政府效率的劣势，如何去平衡个人权利与“人口公地悲剧”的矛盾。
未来40年，中国在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上的挑战显然是巨大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印度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靠突发奇迹而在经济上超过中国。民主的印度之所以还那么腐败，那仅仅是因为，文化规则决定了制度的运行。印度的种性制度，显然影响了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的运行绩效；印度经济的总体绩效差，正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是制度与文化决定的。
4，问题在中国
以上分析已经表明，如果中印两国的主要方面都大致保持目前的状况，未来40年“印度赶超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预测印度经济在2050年赶上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不是一个印度问题。话甚至可以这么说，“印度赶超中国”与印度无关，而与中国自己的平衡能力有关，与中国能否避免自己的潜在危机有关，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否会陷入动乱有关。更直截了当地说，未来40年，如果中国自己不先乱，印度经济总量确实不可能超过中国；如果中国自己先乱，那么印度随时都可能超过中国。就如题目所说：中国若动荡，比印度还惨。
按照这个观点，过去40年的情况不能完全说明未来40年的情况，一切取决于人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实际的进展。由于印度有相对更稳定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显然同时就有更高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依照上一节“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确实可以结束一切中印对比的具体分析，确实可以结束一切关于印度经济如何不行的分析，从而把目光，仅仅放到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和后果上。
分析至此，不管未来的结果是否完全相反，当下中国社会的狂飙状态（贪腐、败德、移民等等），似乎正在表明中国人对未来信心不足。贪污腐败、裸官奸商、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浮躁冲动，无一不是在表述着中国人“对未来大打折扣”。对这个要害问题，国内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有很大的分歧。
大致的观点有三种：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状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层“民粹化”与上层“寡头化”终将导致“权威之乱”；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权威主义被彻底否定，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民主之乱”；还有一些人认为，“权威之乱”和“民主之乱”都不会出现，中国经济也许会有危机，但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有大问题。
总之，印度也好，欧美也罢，问题还是在中国自己。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谁超过谁只是个数字问题，关键还在于现实的感受，而不同的中国人对会不会落后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未来40年印度经济无法超过中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真的不会有大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