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2013/3/21）》：时下在中国，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再度成为阅读热点。有人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在其开始改革之际。许多人将之当成了一条普遍规律，试图将这一见解套用在解释以往发生的历次革命和社会动乱上，并由此引发对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发展道路的反思。同时，学界也不乏对“托克维尔定律”的质疑，本报特选刊此文，以供讨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是托克维尔在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年）之后写出的著作。1992年，商务印书馆就翻译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但在20年后的2012年，该书才因为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推荐而成为阅读热点。本文将分析“托克维尔现象”的理论原因，然后对所谓的“托克维尔定律”提出质疑。
“托克维尔定律”就是“松动崩溃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被大家热议，一定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国人的某根敏感神经。这本书的核心论题有三个：第一，革命不是在民不聊生而是在社会繁荣或开始繁荣的时候发生的；第二，革命摧毁的是旧制度的外壳而不是旧制度中的专制性格；第三，可贵的平等很可能会给更加可贵的自由带来威胁。
在当下的讨论中，人们最关注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一个论题，这个论题也因此被称为“托克维尔定律”、“托克维尔困境”或“托克维尔效应”。用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托克维尔定律”指的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君主残暴时崩溃不了，君主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因为，专制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专制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革命的机会和热情，便导致了大革命的突然爆发和君主专制的崩溃。
当一种外来理论与人们对现实的直觉相应时
当下有些人对“托克维尔定律”进行简单的解读。用通俗的话来说，“托克维尔定律”讲的就是：日子好起来了，大家想过更好日子的心情反倒更迫切了，不少人甚至已经被距离更好生活的一步之遥给逼急了。这实际上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所显露出来的景象：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令人震撼，但对未来的焦虑，却很容易就压倒了这种震撼，最揪心的焦虑当然包括了对革命和动荡的焦虑。“告别革命”被当成笑谈，因为，对一个抱有“天命观”的“革命信仰”的民族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无疑显得特别有道理。
当一种外来理论与人们对现实的直觉相应时，人们对这个外来理论的热情就会一触即发。当人们的直觉被权威理论所肯定时，潜在信仰所调动起来的情感，就很容易地压倒了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托克维尔定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这是个迷信外来理论和痴迷于过往权威者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不幸的是，“托克维尔定律”确实有问题。为了把道理讲得更充分，这里可以先列出从两个方面去进一步确证“托克维尔定律”的理由。
第一个方面是两个众所皆知的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政治松动，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的全面崩溃。清朝末年的新政，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清廷所进行的君主立宪改革。清末新政一改清廷当年对戊戌变法的镇压，却不料，政治松动竟然导致自毁长城。苏共和清朝的垮台可以说是印证“托克维尔定律”所包含的“松动崩溃论”的经典例子。
第二个方面也是许多人所熟悉的“亨廷顿定律”，即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里提出的观点：社会变革导致期望膨胀，期望膨胀则会由于旧制度松动、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可见，“亨廷顿定律”与“托克维尔定律”几乎不谋而合，确实有些说服力。
“政治松动导致政治崩溃”仅仅是一种特例
其实，《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三个核心论题，讨论的不仅是大革命的原因，而且是君主制崩溃的原因、新专制的文化原因，以及平等激情对自由的危胁。所以，它要解释的是一连串的事件：革命爆发、专制崩溃、专制回归，并且是法国特定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一连串事件。我们今天读这本书，要反思的就不仅仅是该书核心论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而且是其具体分析中的逻辑缺失问题。
“托克维尔定律”直接触及了革命爆发与专制崩溃的原因，可是，革命爆发的原因与专制崩溃的原因却有非常微妙的区别。革命确实常常在专制松动的时候突然爆发，但革命确实也会在专制黑暗的时候意外发生。这里的要害之处是：革命的爆发、专制的崩溃、革命的成功是完全不同的三个命题。
革命爆发的原因，通常包括专制压迫、革命机会、革命能力和偶然因素。在欧美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财政税收问题往往成为导火线。
革命爆发能不能导致专制崩溃，并不完全取决于专制压迫的松动、革命机会的出现、革命能力的激发这三个革命爆发的因素。革命爆发未能导致专制崩溃的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一定存在革命爆发三因素之外的其他关键因素，而且，这个关键因素一定不是历史随机性的偶然因素。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是：统治能力，即由统治制度所支撑和再生产出来的统治能力。
也就是说，专制压迫的松动、革命机会的出现、革命能力的激发等仅仅是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的因素，“托克维尔定律”的片面之处，正是在于它只看“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不深究“统治能力”及其背后的“制度供给”。
实际上，革命不仅仅是政治松动之后的“统治成本”和新“制度需求”的上升带来的，革命同时也是政治松动或不松动时“统治能力”的下降带来的；“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统治商数”），才是决定革命发生能否导致专制崩溃的要点。革命者的“制度需求”和“革命能力”永远是统治者的“统治成本”，而“统治能力”则取决于统治者持续其统治的“制度供给”。
换句话说，“托克维尔定律”所描述的“政治松动导致政治崩溃”仅仅是一种特例。只有在政治松动，同时导致“统治能力”不足以应付“统治成本”的疯涨时，才会导致“政治崩溃”。按照这个理解，辛亥革命和苏联解体，证明的并不是“托克维尔定律”所包含的“松动崩溃论”，而是“统治能力”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统治能力”不足以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暗含的是一个新的“托克维尔逆定律”。
在政治松动而“统治能力”足以应付“统治成本”的情况下，革命即便爆发也未必会出现政治崩溃；另外，在政治松动没有发生的情况下，“统治能力”的突然下降和“统治成本”的突然上升，都可能导致革命的发生甚至革命的成功（如俄国的“二月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广场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革命是在统治势力最薄弱的环节爆发并取得成功的。作为一个革命的直接实践者，列宁显然要比托克维尔和亨廷顿更加敏锐。列宁的“最弱环节崩溃论”暗示的就是“统治能力”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
“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才是决定革命能否导致君主制崩溃的原因
“托克维尔定律”是一种“松动崩溃论”，“托克维尔逆定律”则是一种“统治能力”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能力崩溃论”。这个“逆定律”并不平等地看待“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它并不认为“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对专制的崩溃起同等的作用。之所以可以称之为“逆定律”，就是因为它要强调的不是“正定律”所重视的“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而是“正定律”所忽视的“统治能力”及其背后的“制度供给”。
按照“逆定律”的思路，对统治者来说，被统治者的不满、反抗和革命，其实一直是潜在的危胁；“统治成本”的波动上升，其实一直是统治者所要面临的“常态”。所以，统治政权会不会崩溃，根本就不取决于“统治成本”波动上升的“常态”，而是取决于“统治能力”会不会在这种“常态”中突然“失态”。所以，强调“统治成本”而不强调“统治能力”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路，这种思路正是夸大革命力量和产生“此消彼长幻觉”的根源。
“此消彼长幻觉”以为：“革命力量”强了，“统治力量”就会相对变弱。这是一种机械论的“古典革命力学”，它不考虑革命双方的互动博弈以及背后的制度支撑。应该考虑的其实是革命双方的互动，以及革命者与统治者背后的制度支撑。简单地说，“革命力量”强了，“统治力量”完全有可能更强，“统治力量”的状况取决于统治制度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
公平地说，《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显然讨论了君主的统治能力及其背后的君主制，但是，它也同样显然地没有深入到君主制本身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特征对再生产“统治能力”的具体决定作用。
概括地说，君主制是一种“强人依赖”或“贤君依赖”的政治体制，其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圣君明主”的强力统治；可是，君主制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却制度性地决定了在“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这两个环节，都可能随时出现“能力断裂”问题，特别是统治利益的考虑往往会以阴谋和暴力的方式去压倒统治能力的考虑。所以，“持续统治能力”是否存在，一直是君主制所面临的致命挑战。
要点在于，这不是一个具体君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具体统治政策的问题，这是一个“能力断裂”会一直被制度性地再生产出来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强人依赖”的制度要求强人万无一失，但“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所必然包含的“老迈昏庸”却不可能保证强人万无一失，而只要这个制度可能出毛病，假以时日它就必然出毛病，而且一出毛病就必然是大毛病。
所以，辛亥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其实就是“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制”在宣统皇帝和尼古拉二世身上发生“能力断裂”的结果。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路易十六，英国革命中被处死的查理一世，背后的制度道理都是一样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朝代循环”的关键内因（天命观和皇权崇拜是另外两个外因）。另外，人们往往从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政策上寻找苏共崩溃的原因，这种思路忽视的，正是“持续统治能力的断裂”如何被制度性地再生产出来的问题。“苏联模式”与“君主模式”天然相似，这才是苏联崩溃的制度秘密。
最后，“托克维尔逆定律”可以被总结如下：君主制的崩溃主要不是政治松动之后的“统治成本”和“制度需求”的上升带来的，君主制的崩溃主要是政治松动或不松动时“统治能力”的制度性下降带来的；“终身专权与家族继承制”决定了君主“统治能力”的“夜长梦多”，“统治成本”的波动上升是一种统治常态，“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才是决定革命能否导致君主制崩溃的关键原因。
2013-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