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强暴如铁的专制在崩溃时竟然脆弱如泥（突尼斯、埃及）？相应的，为什么力量无穷的自由在“民主失败”时竟然也弱不禁风（海地、索马里）？在一些地方，为什么“暴君一走，举国皆乱”（埃及、伊拉克）？在另一些地方，为什么“民主已立，动荡、腐败、贫困和强权依然”（阿富汗、印度、也门、俄罗斯）？本文将围绕着对这四个疑惑的分析和与中国的对比，来回答题目本身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到底谁是民主的最大敌人？

民主的敌人是独裁和暴君，是君主专制和后君主专制，这是尽人皆知而且不可质疑的常识；可就事实背后的逻辑而言，民主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是民主化[1]，是后君主时代的民主发育过程。后进国家无法实现真正的“西式民主”，明显的原因当然是后君主专制还在，但更隐蔽的原因却是君主专制没了，民主化开始了。如果专制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西式民主”的唯一原因，那么，君主专制和后君主专制一结束，“西式民主”应该能够很快实现。可事实却经常相反，即便是在民主化比较顺利的地方也如此。

从表面上看，民主化是君主让位到民主最终巩固（通常以两次政党轮替为标准）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逻辑却不取决于理想愿望和制度设计，而是取决于文化传统和民主本身的逻辑。 正是文化民情和民主逻辑的“化学作用”，民主化才成为民主的最大敌人。民主表面上往往断送在独裁者手里，但“民主失败”却是因为“民主化的逻辑”导致了独裁者有机可乘。

没有民主化就不可能有民主，有了民主化却未必能实现理想中的宪政民主；推翻专制“应该是”走向自由的开始，可推翻专制却“往往是”走向灾难的开端，这是一个令人不愿承认的“民主化悖论”。这到底是为什么？“民主化的逻辑”真有那么可怕吗？

1，“民主化的逻辑”：“产权无主”与“制约失效”

一般而言，西方意义的民主，“结构的定义”是“多党竞选、分权制衡、自由平权”，“实质的定义”是“法治化的平等政治经济自由”[2]，而“程序的定义”则是“自发遵从长期确定规则下的短期不确定选举结果的制度”[3]。

从一个政治垄断和独霸的制度过渡到民主，难点完全不在于理解民主的结构和实质，难点在于落实民主的程序。一部完美的宪法可以在六个月内完成，一种真正的民主却有可能六年甚至六十年都无法实现。落实民主程序怎么就那么难？

因为民主有众所不知的一面，除了一般人所熟悉的“结构定义”、“实质定义”和“程序定义”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一般人所不熟悉的“产权定义”。 这个从“产权”理解民主政权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多党民主制”是一种“产权公有的政权”，政权公有意味着“天下为公、人人有份、无人专有”，意味着“产权无主、自由竞选、低责任心和低忠诚度”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争权者“利益集中、成本分散”的公权滥用（争权的好处集中于个人，争权的代价分散于社会），以至于“成本集中、利益分散”的政治制约（问责的代价集中于个人，问责的好处分散于社会），完全因为“制度运行问题”（如“有法不依”）和“监守自盗问题”（如“低税收和高福利”的冲动）而失效[4]。

按照“民主的产权定义”，“民主化”就是把“绝对君主制”或“现代独裁制”的“私有政权”，完全转变成一个“多党民主制”的“公有政权”。相应的，“ 民主化的逻辑”就是：既然民主的“公有政权”已经是“无人专有”，既然民主的政治制约存在“制度运行”问题，那么，如果对“无人专有”的国家政权进行“强制占有”能够成功，这种“强制占有”就可能以民主或非民主（如“救亡”）的名义出现，以至于“公有政权”的理想最终回落到“私有政权”的旧制度中。

所以，“民主化的逻辑”有两个关键要点：一是“产权无主”，二是“制约失效”。“ 制约失效”的主逻辑是“产权无主”导致了一种“原发性公地悲剧”，此时此地，所有有野心争夺政权的人，都能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名义，自由进入政权决斗场，以暴力或其他手段，夺取稀缺的政权控制权。

“制约失效”的次逻辑是，即便美妙动人的宪法制度已经公布确立，制度的运行却由于强权和“反规则文化”而完全落空。这里，文化不是“死人影响活人”，文化是活人身上的行为规则。关键的问题是：不管动机和结果是好是坏，为什么强权暴力总是能凌驾于民主制度之上？

民主制度的权威，取决于制度力量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削弱和抵消暴力的力量，也取决于暴力一旦与制度对抗所要付出的代价[5]。新生民主的问题是，制度的权威落入了历史形成的暴力权威的“气场”，制度与暴力的历史博弈结果，已经无形之中固化成一种“暴力常胜”和“犯规惯性”的“稳定预期”（如民主竞选中的“你怎么可能不作弊？”）；同时，新生民主的多元化和经济水平，又没有发展到“对抗制度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步。 大家想的都是“失去的是镣铐”，而赤贫如洗也确实更加义无反顾。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风险就经常超过了民主的收益。而由于民主观念的传播又已经使专制无法复辟，所以，新的独裁就往往以民主或其他幌子出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成了“民主化动荡”的“人质”（最生动的例子当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史）。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制度悲剧：在暴君的专制下人们有的是痛苦，当暴君完蛋后人们有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因为，“外在暴君”的灭亡同时唤醒了每个人心中的“内在暴君”，现在每个人都因为自由而可能成为其他每个人的暴君，直到出现一个更大的“制度化暴君”把所有的“随机性暴君”镇压住为止。这就是为什么推翻专制“往往是”灾难而不是自由开端的原因，这也是推翻专制值得高兴却不能高兴得太早的理由（见“埃及真的自由了吗？”[6]一文；注意，这里的讨论是一种“善意提醒”，不是一种毫无理论意义的独裁辩护；这里也不是在主张“有些国家不适合民主”，而是在分析“民主能搞成什么样”）。

显然，民主程序的关键不是游戏规则本身，而是刚刚确立的游戏规则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变成一种长期稳定的预期”，因为制度一夜之间变了，“反规则的习惯”一夜之间却变不了，结果的重要性使争权者根本不可能“自发遵从”民主规则的“不确定结果”。逻辑的结论当然就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人格和暴力的权威最终压倒了制度的权威，人格和暴力的信仰最终压倒了制度的信仰，人格和暴力的文化最终压倒了制度的文化。

“民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程序”。按照实际的民主化逻辑，这句话显然似是而非，至少是没有切中要害。民主害怕的根本不是没有程序，而是没有“对程序的信仰”，正是“无敬无畏”导致了“反程序预期”和“非程序运行”。如此，独裁崩溃之后，新独裁、民主动荡、民主倒退是常规，民主确立和巩固反而是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里，现在只有８７个是国际权威机构“自由之家”所能确认的“自由政体”。

“制度信仰”也许没那么玄，但基本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妥协？什么样的妥协是可持续而不是暂时的？政治妥协的基本原理十分简单：当敌对各方不妥协的预期损失超过妥协的预期损失时，各方的决策者就倾向于妥协（即“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在这个基本原理背后起作用的，是各方的“实力均衡”和“政治文化”。 政治妥协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敌对各方的势力是不均衡的，任何妥协都是不可持续的暂时妥协。也就是说，妥协不是“美好愿望”的产物，妥协是“权力资源均衡分布”的产物。只要实力分布不对称，强势的一方就没有理由保持妥协。

即便“权力资源均衡分布”也仅仅是妥协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实力均衡时也可以导致“混战”而不是“妥协”，所以，“政治文化”的因素就起作用了。现在的问题是妥协如何产生，不是妥协自我巩固后如何重复。“文化是制度之母”，真正的政治妥协永远是一种“信仰”，不是一种“策略”；暂时的政治妥协永远是一种“策略”，不是一种“信仰”。 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从可持续的角度讲：“信仰是妥协的灵魂”。

独裁崩溃之后也许出现了“经济自由”，但“民主进化”却不是常规。人类整体的进化一直是一种愿望，但历史的现实却只显示出一种局部的调适，既有进化也有退化或停滞； 知识的积累可能改善人类，也可能毁灭人类。人性自有其自毁的因素。

2，“民主化逻辑”的六大定律

我们当然也可以“硬说”民主的最大敌人还是独裁，不是民主化。但这种常识的惯性思维，却不利于理解“产权无主”和“制约失效”的“公地逻辑”。 要求得真知，就要有超乎常识的耐心和勇气。“民主化的逻辑”还涉及其他四个方面的论据。

第一，在没有“共和观念”的情况下，“皇帝轮流当”的“打天下”，有的只是“原生态”的暴力权威，此时天下人的预期是“私有政权”换手，根本不存在制度权威和民主制约的问题，所以“物竞天择”的结果是“四海归心”。在民主化的情况下，争权者除了面临同样的暴力征服问题之外，他还要面临制度权威和民主制约的问题（可以想象当年的袁世凯对搞“内阁制”的宋教仁有多恨）。

可是，争权者要都能服从制度，那就不叫民主化了，因为制度到底还是人博弈出来的，是“非中性的”，是“冲着我来的”（如孙中山一开始以“总统制”压倒了宋教仁的“内阁制”，后来又为制约袁世凯而认可“内阁制”），而“我”对“暴力常胜”和“犯规惯性”的“稳定预期”又都“身不由己”，其他的人又以“天下为公”而对任何专权都耿耿于怀、决不死心，所以“潘多拉之盒”就打开了，四海永远归不了心（看看现在的埃及，再想想民国初年的军阀闹得多欢）。

就是说，“共和观念”增加了“四海归心”的成本，以前是闹不过就降服，现在是闹不过也不服，这就是所谓的“四海归心边际倾向下降定律”。这解释了索马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政权，也解释了“海外民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过渡政府”。这还解释了民主化中的独裁者往往假用“不自由的选举民主”来降低“刚性稳定”的费用。 那么多的亚非拉国家都有“多党竞选”，表面上是“进步”，实际上是连“让步”都谈不上；事情的本质就是“无奈”。其中的玄机是，别人对付独裁者的“暗斗”被独裁者转成了“明争”，而独裁者依然能在“明争”之外继续搞“暗斗”。谁愿意跟“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过不去呢？对付别人出招的成本下降，自己出招的成本也下降，其妙无穷。

第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决不是在说“四海归心”的专制就是“好的”，这里说的是，“ 天下为公”的合理合法性与“身不由己”的暴力犯规惯性，一方面使制度权威无法确立，另一方面则使社会长期处于对抗的常态。此时，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地逻辑”使民主化引出的所有政治对抗成本，完完全全和更加无情地落到了社会大众的身上。专制对抗也有社会成本问题，但由于新生民主无法解决“四海归心”问题，民主对抗的社会成本就有了专制暴力对抗之外的“新增量”。

另外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是，由于争权者可以打出“一切为公”的旗号，所有“卖命”和“丧命”的社会成本，现在就变成了比“王朝战争”更加理所当然的牺牲，因为一切牺牲已经不再是为了某种“家族王朝”，而是为了每个公民自己的“民国”或“共和国”[7]。这就是民主化过程中的灾祸往往比传统君主制的更加惨烈、更加无情、更加理所当然的全部秘密（这也是民国战乱苦于满清统治，“人民公社”和“文革”苦于民国战乱的全部秘密），这就是所谓的“ 民主化合理灾祸定律”。

这个定律背后还有一条：在可以“打民主旗号”的情况下，当费用需要人民承担时，当权者就以民主为幌子；而当费用要落到自己头上时（如权力限制），当权者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实质专政”， 这就是所谓的“以费用定民主或专政定律”。民主化之后，政治变得更加奇妙了。

康德在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中提出：在共和制之下，任何战争都需公民同意，由于战争的费用都要落到公民自己身上，所以和平的愿望会压倒战争的愿望。在非共和制之下，战争往往压倒和平，因为损失的是人民而不是有决策权的统治者[8]。

康德错了。现实的共和制往往只能是代议制，尽管公民可以表达反对，但战争决策往往不需要“全民公决”般的公民同意。更重要的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智慧”忽视了，“政权私有”的战争决策根本不会比“政权公有”的更轻率，因为，虽然战争的损失落在臣民身上，但“政权私有”下的臣民是统治者“自己的财产”，而“政权公有”下的公民却不是决策者“自己的财产”[9]。起主导作用的是“实际决策权”和“政权公私产权”的逻辑，起主导作用的不是费用直接承担者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民主国家往往更容易发动侵略战争，尽管理论上民主和平的“精神利益”优先于国家的“战略利益”。

康德的这个错误也同没有“政权即产权”观念的其他学者一样（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10]）。康德认为人民不应该是君主的私人财产[11]，可他没有认识到，“政权应该是人民的”规范只能用来否定“政权应该是君主的”规范，但不能用来否定“政权是君主的”事实，“规范否定”和“事实否定”是两回事。康德为后来的“把规范附着于事实上”的“规范冲动”开了先河，他的“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其实也只是“人应该是目的”的简称。康德的这种理论漏洞当然不止表现在政权问题上，新康德主义法学派创始人鲁道夫·施塔姆勒就认为，康德关于法的定义混淆了“法的概念”和“法的理想”，因为前者是表达现实意志的“纯粹理性”，后者则是表达正义目的的“实践理性”[12]。

总之，由于“利益集中、成本分散”的公有产权逻辑，民主决策完全可能比君主决策更残酷无情，这就是“民主化合理灾祸定律”的本质基础。

第三，民主化开始的时候是“人心思变”，因为“自由、平等、人权”与“民主、共和、宪政”有着极大的道德感召力，能够激起无穷的美好向往。人性中的“ 边际稀缺定律”在这里最起作用，最缺的就是最有价值的，而一旦得到，价值的中心就会移向边际，新的价值中心就不再是原有的理想目标。

政治自由就像一头怪兽，它在现代独裁制那里有极高的价值，可在面临灾难的民主化那里，政治自由对老百姓来说已是负担，只有政客和狂热分子还能有利可图。最突出的例子要算“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只有在专制下才最有价值，民主之后，言论自由就几乎毫无价值，因为“言论拥挤”使得社会出现了普遍的“关注匮乏”，非极端的言论无法引起注意，而极端的言论则因“收益集中、成本分散”的逻辑而到处泛滥，其价值也大贬。在“自由世界”，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有了，但问题是没人理你，别人有不理你和不愿意出版你的言论的自由。因此，民主中的言论自由就“退化”成一种只有“备用价值”的自由。

在民主化过程中，一旦“民主化合理灾祸定律”开始发力，它就有可能向最极端推进，以完成自己的逻辑使命。这时，从“潘多拉之盒”蹦出来的，就不再仅仅是上面分析的政治派别斗争，还会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阶层冲突等，合称为“民主化中的四大矛盾”。 等到民主公民们把分裂、战乱、动荡、腐败和萧条都尝了一个遍，“人心思变”就不再是“人心思变”，而是“人心思定”了，这就是所谓的“后 民主化人心思定定律”。民主化初期的动乱和流血仅仅是“人心思变”的开始，合理诉求夹杂于“乌合之众”与“狂热信徒”之中，人们对生存的不满远远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民主未来的憧憬超越了对当下动荡的关切。

不幸的是，等到了“人心思定”的时候，也绝不意味着民主成功了，它往往意味着民主公民们开始向新的独裁让步，这就出现了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奇观：当年专制者的缴枪妥协，如今变成了民主公民对独裁的接纳甚至欢迎；人们怕的不再是专制，人们怕的是强人缺乏。这就是我们中国俗话说的：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也经不起折腾。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敏锐地观察到，在民主化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的问题不是“政府专制”，而是“政府无能”，社会动荡是由“高期望－高动员－低制度化”引起的[13]。无能导致的混乱比专制更可怕，以致于出现了“民主来了，快逃！”和“谁对美国不好，美国就对谁输出民主”的笑话，现在炸弹横飞的伊拉克和海盗横行的索马里就是最好的例证。

按照民主化的逻辑，可以把亨廷顿的社会动荡的“两高一低”分析进一步概括为“两高三低”：“高期望－高动员－低制度化－低产权责任－低制度运行”。

第四，“产权无主”的民主化还给“政治忠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独裁者为何长命百岁？”一文曾经分析过这个“政治忠诚的逻辑”[14]。在“绝对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里，“基因悲剧”（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矛盾悲剧）的潜在威胁，要求统治者竭力降低治理成本，降低治理成本的最好方法是维系政治忠诚，维系政治忠诚必须通过“施舍私人物品”，以收买“官”心的政治腐败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生存，用对大众坏的政策来实现对自己好的政治。

民主社会就不存在这样的制度结构，执政者不可能使用“私人物品”，即便把“公共物品”用到“利益集团”身上也会受到限制。潜在的执政者不通过煽动，确实很难收买选民的支持，因为用“公共物品”收买人心必然是“人人有份”，私情的缺乏导致了选民容易叛逆，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为了防止民主选民的“忠诚沦丧”，民主政客往往通过“制造敌人”、“夸大危机”和“减税增支”的办法来哗众取宠。

民主化的社会便是“忠诚沦丧”开始出现的社会。多元化导致了价值相对化、碎片化，与此同时，“制度信仰”又没有完全确立，所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以暴制暴成为普遍现象。“ 忠诚稀缺”迫使民主化中的政客“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并用，腐败与煽动并举，结果导致了政治信息的严重泛滥和污染，这就是“忠诚沦丧”造成的“腐败与煽动最大化定律”。

以上对“民主化逻辑”四个方面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民主并不是输给独裁，民主与独裁的直接对抗往往以取胜告终，可民主却接着输给了“民主化”，输给了“民主化”的“产权无主”与“制约失效”逻辑，输给了“四海归心边际倾向下降定律”、“民主化合理灾祸定律”、“以费用定民主或专政定律”、“后民主化人心思定定律”和“腐败与煽动最大化定律”。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当初打倒专制时服从的是“边际稀缺定律”（缺自由和福利），后来接纳专制时服从的也是“边际稀缺定律”（缺秩序和福利）。

3，民主化的层次与类型

“民主化的逻辑”及其六大定律，使后进的民主化国家陷入了“民主化四层次循环”：

第一，独裁的崩溃是独裁与反独裁力量对比的结果，但独裁本身“基因悲剧”的内在逻辑是独裁崩溃与否的主导方面，革命、改革、政变和骚乱永远只是导致独裁崩溃的非主导方面（如突尼斯、埃及）。

第二，更为关键的是，独裁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民主的确立，独裁的崩溃可能导致“民主确立”，也可能导致“新独裁”的开始（民国初年、埃及）。

第三，“民主确立”也并不必然走向“民主巩固”，“民主确立”之后完全有可能进入“民主动荡”的可怕状态（如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埃及）。

第四，即便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实现“民主巩固”，新生民主在制定和落实制度规则上未必不会出现反复，“民主倒退”既可能发生在制度的变更上，更可能发生在制度的运行上（如墨西哥、乌克兰、菲律宾）。

至此，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四个困惑就冰消云散了。强暴如铁的专制在崩溃时竟然脆弱如泥，因为一旦“独裁者专权”、“家族继承”和“亲信接班”出现任何失控，独裁就会因为“忠诚沦丧”或“线性的忠诚故障”而立即崩溃。力量无穷的自由在“民主失败”时竟然也弱不禁风，因为“民主化的逻辑”（“产权无主”与“制约失效”）及其六大定律，使民主建设比推翻专制要难上百倍。加上政派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阶层冲突等“民主化中的四大矛盾”，就解释了在一些地方“暴君一走，举国皆乱”，在另一些地方“民主已立，动荡、腐败和强权依然”。

归根到底，民主化的中心难题是“制度运行”而不是“制度确立”，宗教文化和社会矛盾对“制度运行”起决定作用。新教国家、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儒教国家和其他非西方国家[15]，在社会矛盾强弱不同的情况下，民主的“指向和运行”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把世界各国的社会文化按“遵守规则的程度”分成强规则型、弱规则型、反规则型，把世界各国的社会矛盾按“民主化四大矛盾的程度”分成强矛盾型、弱矛盾型，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如下的“民主化类型”的分析框架：

民主化类型表

由“示意”而非“定义”的上表可见，“遵守规则程度”的强规则型国家是新教国家，弱规则型国家是天主教、东正教国家，反规则型国家是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在这三类国家里，又按社会矛盾的程度分成强矛盾型和弱矛盾型的国家或地区。这里的一个要点是，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搞民主”，问题在于“民主能搞成什么样”。

韩国、台湾、日本的民主化相对成功一些，除了这几个地方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阶层冲突相对较弱外，外部因素（如中国大陆和美国对台湾的制约）也起了作用。但即便如此，这几个地方的“民主制度运行”依然有强烈的文化色彩。 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即便民主已经巩固，民主化依然没有完成，因为民主的运行依然存在能否实现“西方民主”所能达到的“规则至上”状态的问题。“规则至上”是一种本能信仰，不是一种理性约束。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民主化的第四个层次”，只是在“原发性公地悲剧”向“继发性公地悲剧”的转变上较为顺利而已。其中，日本的“继发性公地悲剧”最为明显，其国债水平已达ＧＤＰ的200%，现已居世界首位，与此相关的长期经济停滞已被称为“日本病”。

4，中国是“西方民主”的最大“对手”？

可以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大陆一直徘徊在民主化的第一到第三个层次之间：独裁崩溃、新独裁、民主动荡，因此，中国可以归入“反规则－强矛盾”的民主化类型。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政权更替从“独裁者专权”、“家族继承”和“亲信接班”进入了“制度化交接”的新阶段，其“首脑限任制、政党非私人化、入党全民化、高层制度化”（包括“年龄、任期、时间限制”、“梯队接班制”、“条块代表式的集体领导”和“集体问责的相互制约机制”）已经使中国摆脱了“绝对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阴影，开创了一种“限任一党制”的新体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了“西方民主”的最大“对手”。如果说民主化是民主的最大敌人，那么，除了独裁崩溃后的“民主动荡”是民主的最大敌人外，中国的“限任一党制”也是民主化的一种结果，因此也就是民主的最大敌人。专制政体由于“基因悲剧”的缺陷而不是民主的对手，只有异化于专制并在民主化过程中形成的有序的“党国体制”和无序的“民主体制”才是民主的真正敌人。

“限任一党制”明显地排斥“多党竞选”，在法治化的平等政治自由上也有明显的限制，所以，中国的民主将不会是西方意义的民主，而是一种间接的“问责民主”。判别鼓吹什么民主的“唯一标准”因此始终是“一党民主还是多党民主”（ 注意，本文作者不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但肯定有人要用“政治哲学”来曲解本文的“历史哲学”含义）。不论如何，中国的新体制对西方构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主要不是在经济和军事上，而主要是在“政权制度”上。“限任一党制”本身带有“专制”和“民主”的某些特征，但它本身已经突破了“专制政体”的传统模式，成了“西方民主”所意想不到的最大敌人。所以，以下三个命题是等价的：

正题：“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民主”的最大挑战。

反题：中共是“西方民主”的死敌。

合题：“限任一党制”是“西方民主”的最大敌人。

设想一下，如果中共没有实现政权的“制度化交接”，那就不可能摆脱“独裁者专权”、“家族继承”和“亲信接班”可能随时出现暴裂的“基因悲剧”。“绝对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只是西方民主的敌人，但“ 限任一党制”却由于对“基因悲剧”的克服而成为西方民主的最大敌人。当然，这个观点只是“中共是西方民主的最大敌人”这个“规范断言”的一种“实证表述”而已，这里关心的是问题的实质，不是语言的中听与否。

对于西方民主来说，“专制独裁”很难对付，“民主动荡”和“限任一党制”却是最难对付。归根到底，由于民主和专制各自的缺陷，民主化“化”出了民主自己最头痛的敌对力量，“化”出了“民主动荡”和“ 限任一党制”，这也是清醒的“历史终结论者”开始反思历史的原因[16]。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