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玩一个文字游戏吧：把“革命”、“流血”做一个组合（其中一对加入一个限定词），我们就得到了四个词组，分别为：不流血的革命、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流血、不革命的流血。接下来，我想分别说说这四个词组。
在此之前有必要说说什么是革命，当然，我只能给出我自己的概念，即使，也许和主流的观点并不重合。我以为，革命，就是改变一种政治制度的目的和结果。
我想没有必要再解释流血这个概念了，但是，有必要说说流血与革命的关系，或者说，流血是否是判断一个事件或一个运动为革命的决定性条件？我不认为流血是定义革命的必然条件，重申我对于革命的定义，那么，下面就会涉及到可能会出现的争论。我还是把争论留待下文吧。
先说不流血的革命。
于是我就想到了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对于这场革命我就不多说了。它符合我所谓的对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这场革命并没有流血。有人认为所谓“光荣革命”是一场改良运动，而不能视作一场革命。这种“改良”的说法自然有其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我无意反驳这种说法，更无意否定这种理论背后的知识建构。我只是想在自己的观点下审视政治史，并希望能有所发现。
再说流血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相信对于法国大革命所具备的“革命”和“流血”的两个向度，没有人会反对。从我对革命的定义来看法国大革命，无疑，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之前的君主专制制度，起草了宪法，创建了第一共和。同时，它也的确付出了血的代价。
说完了第一对词组，我想在革命和流血之间，革命要比流血重要。至少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是这样。我所谓的“革命比流血重要”并非历史的实然，而是道德与伦理的应然。如果，革命，是为了改变政治制度，而这种改变，率先预设了将制度从坏的升级为好的，至少比革命前的要好。因为如果按照我对革命的定义，纳粹政权废除魏玛宪法也是一种革命，它也改变了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毕竟，希特勒是民选领袖；但是，这种革命是人们所希望的吗？即使革命没有流血——至少在政权交替中（那些局部的流血相对而言可以不计）。
西方的政治传统中，有着对制度更新的习惯，这也意味着对制度的不断思考和实践，至少，西人习惯从制度的层面解决政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西方政治史上的家常便饭，而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手段自然也包括进对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应该说，自法国大革命后，对于革命和流血的关系，成为西人思考革命的一个课题。而事实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革命——在改变政治制度的意义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规模的流血。当然，我排除掉了战争、侵略、占领而导致的制度变化，而在此我想进一步丰富对革命的定义，即，它是一个民族或历史共同体对政治制度的改变。【从中引申出一点，在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往往也伴随着对制度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无疑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民族独立运动，同时，它也改变了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当然属于“流血的革命”。】
在一国或一个民族中，在改变一种制度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既可以达致制度的变化，又可以避免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内嵌于西方对于革命的思考与探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被无意中给出了。那就是美国的革命。从我对革命的定义来看，美国只发生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与民族和国家独立一并发生的。就像我在引申中涉及的，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一场流血的革命，但是，这场流血的革命，却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以最小代价改变制度”的问题。两百年来，美国的政体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再没有发生过革命，这是一种稳定；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在这种稳定之中，却包含着变化，甚至可以说，这个制度囊括了所有可能的针对制度的变化。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方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它体现了一种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对于制度的思考与实践的经验成果。美国的民主宪政政体，与专制政体——以中国的帝制为参照——的本质不同在于：专制政体将制度变化（革命）排除在其制度之外，因此，专制政体必须警惕、严防、毫不妥协地镇压革命，因为专制政体无法与革命兼容，这是政体设计——如果可以称之为“设计”（我不认为中国的帝制是一种被“设计”出来的政体，按照我在《观念与权力》中的观点，帝制是“非观念”的政体，它并非由观念指导建设，而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上的先天缺陷。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体，在政体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制度变化（革命）的问题，建国者们把这个未来政体设计成可以兼容革命——需要指出的是，这的确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因为所谓“兼容”革命，实际上就把可能产生的革命，纳入或者说消解在了这一制度的内部——的一种全新政体。
以上文字如果有些啰嗦的话，我想换一种说法解释为什么两种政体对革命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一种政体下究竟有多少人参与政治。帝制专制政体，或者任何一种专制政体，毕竟是少数人才能参与政治，无论是皇帝一人，还是一群人（寡头政体），抑或是一个党，相较于庞大的被统治者来说，统治者是少数。而一旦那些没有参政权利的被统治者，要求政治权利的时候，逻辑上就必然指向对制度的变化，即革命，因为只要制度不变，无权者的权利就不可能实现。而统治者的本能应对就是消除革命——却决然无法消除革命的土壤，因为孕育革命的土壤，恰恰是专制制度本身。
而民主政体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把所有人（在理论上是）都纳入政治参与中来，或者说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民主的发展史上，并非从一开始就真正实现了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民主政体的设计中，或者说在宪法中，承诺了每个人的权利，就使得民主进程向这个方向不断发展。或者说，民主政体中，权利是多少的问题，或者说是由少到多再到平等的过程。而专制政体则是有无的问题，即权力者与无权者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民主政体被设计成，在最大程度上使人民的政治诉求通过这一政体来实现，至少也是可以表达的，而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民主政体“兼容”革命，不如说，民主政体使革命变得没有必要。民主不是最好的政体，但是，却是最不坏的政体。从革命的角度来理解西人的看法，我认为，它的意思就在于，人民可以不必革命（改变政治制度），也可以拥有政治权利。
对西方革命的简单梳理，我是从革命的角度出发，并将革命（政治制度的变化）认定为是西方政治史与政治文明的传统。在民主政体建成后，西方的政治活动（比如选举），就少有流血，至少要比法国大革命流的血少。而民主政体也相对稳定，虽然也有专制复辟的例子，但是，尤其在第三波民主浪潮后至今，民主一旦在某国建成，很少有再退回到专制的例子。应该说，在民主的政体中，既没有了流血的革命，也没有了不流血的革命。
下面我想说说中国。
我把剩下的一对词组给予我们自己，就是“革命的流血”与“不革命的流血”。而在讨论这两个概念之前，我先给出讨论的角度和视野。我是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出发，或者不仅仅局限在政治范畴中的传统，而这一次我说的不是专制这一传统，而是流血这一传统。
无论怀着什么样的情感和态度，我想谨慎说出下面这句话：我们是一个习惯流血的文明。让我想想这句话（虽然写出前我已经反复想过），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我绝不认为我们是一个嗜杀和渴望鲜血（我强调是作为一个文明整体，而不是局部，实际上，若看局部——尤其局部与整体不能认作是一个数量关系，即不能以整体取消局部，甚至于局部就决定了整体的性质时；这一结论，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疑）的民族，但是，略微翻检汉语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文明流了太多的血，如果说作为整体我们厌弃流血，而愿望与现实之间如此漫长且宽广的鸿沟，只能用一个不带感情的词“习惯”来描述这一现象（虽然在这个词背后，除了感到话语的无力，还有一种穿不过时间的哀伤）。
先说革命的流血。
从改变制度这一角度出发（甚至把异族统治也算在内），真正称得上革命的，惟有辛亥革命一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彻底埋葬了帝制（在某种意义上，之后两次短暂的复辟，恰恰意味着帝制真正的结束了），改变了延续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无疑，这场真正的革命，是一场“流血的革命”，但是，不要忘了我的出发点，我要讨论的是流血，而辛亥革命，是“革命的流血”。不仅仅是辛亥革命，在此之前，为推翻帝制发起的大大小小的起义，都是为了革命而流血。我没有资格说这些流血是有意义的——这些牺牲当然是有意义的！我不认为自己有底气正视先行者淋漓的鲜血，我只有懦怯和惭愧，愧对烈士用鲜血争取的自由。透过百年的苍黄翻复，在这炎炎夏日，仍旧感觉到他们的热血击穿历史和文字的铁幕，刺痛、烧灼我的奴颜媚骨。在汉语徘徊两千多年后，第一次，有一群人要结束专制的制度，把一种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的观念变成现实。他们为之生、为之死，心甘情愿。
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血流成河，辛亥革命（包括之前的所有起义），流的血不能算多，尤其相较于之后的流血，简直是一场几乎“不流血的革命”。
【既然行文至此，就有必要对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一下分析。那么，首先需要确定的是，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认为在国民政府的实际运行中，它是一个党专制的政权，是在共和政体上的倒退。1949年，中共在军事上推翻了国民政府，但是，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还未见端倪。但是，很快就看到，中共模仿苏联建立了一个极权政体，在党专制的向度上，并不能说这是一场革命，在我看来，制度没有改变，或者说，专制的核心未变，只是在程度和细节上变本加厉而已。】
我把“不革命的流血”留待文字的最后。
我想，已经没必要为这个词语精确定义了，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明白“不革命的流血”对于汉语的意义。如果说，我们只有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除此之外，就都是“不革命的流血”，而回到这篇小文的开始，对于历史或生活而言，从来没有什么文字游戏可言。从革命的角度，也许有流血与不流血的分别；但是，对于生命而言，对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说，无论冠之以什么样的名称，无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流血，又有什么区别吗？在“革命”的名义下，对于流血的毫不在意，甚至夸张拔高，除了得到更多的鲜血，于制度的变化是并无影响的。对于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惯流血”的传统来说，也许谈论革命，甚至谈论什么是革命，都显得有些奢侈。当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我们能否避免任何意义上的流血？若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亚于一场改变制度的革命，甚至，比一场革命还要成功和有意义，它意味着我们终于从野蛮走向文明。
蝉鸣聒噪，是我结束这篇小文的时候了，虽然置身在一个远离“革命”的时代，我却没有见到流血，有停下来的意思。流血，还在上演。而面对权力制造的伤口，除了革命——改变这个制度——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写于2013年7月17日 午后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