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家书（1966—1976）》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关于“文革”中的政治、文化与知识人心态的史料，他在动荡年代写给妻子张兆和、儿子沈虎雏、儿媳张之佩等人的书信，呈现出晚年沈从文在面对政治摧折人情、真理毁灭常识的时代灰霾时，如何切实地守护让生命的延续不仅仅是苟活的三重世界。
第一重世界是亲情的世界，通读这部“文革”时期的书信集，字里行间着墨最多的是对于日常生活的记录，以及对亲属的衣食住行的细致入微的关照。沈从文是如此兴致勃勃地向着远方的读信人，巨细靡遗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孩子的成长、生活用品的价格变化、邻里的变迁等，当然在这些书信中最多的是对于其时“文革”政治的细微观察。这些观察又穿插着他的理解与评论，自然，沈从文对政治的态度一直是胡适所谓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是一种疏离的洞察。作为一个信任文学作品的力量的作家，他对政治有着一种本能的距离感。他也在写给儿子的书信中，委婉地劝说后者走“专业主义”的路线，不要过多地介入政治。尽管我们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评沈从文在向其子女传授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可是对于一个政治阴霾笼罩一切的时代，引导亲人对政治保持距离感，也就是在举世若狂的政治风云中保持一种“有所不为”的立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吧。正如阿伦特在反思独裁政治下的个人责任时很有洞见地提出的那样，在面对极权政治时，看似消极的服从其实就意味着积极的支持，那么公民不服从，也就是一种有效地与体制性的恶之形成机制实现切割的方式。通读沈从文这段时期的家书，极少读到意识形态式的叙述，即使偶尔有一两句应景性的政治语言，也是瑕不掩瑜。这彰显了一种罕见的语言品质，当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在日常语言中，也无法摆脱政治语言和政治思维的幽灵时，沈从文却以个体化的方式仍旧坚持了一种贴近事实和本心的言说方式，这无疑也是另一种坚持生活在真实中的表达，语言的真实，是跟历史的真实同等重要的追求，现代独裁政治迥异于传统专制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前者发明了一套用词汇、语句和真理构造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压抑了自发性和自主性的表达可能。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此时此刻的沈从文具有多么强韧的内心，来消解政治灰霾的压力。
第二重世界是文学的世界。诚然，1950年代以后，震慑于新时代政治空气的极端压力，以及阴晴不定的文艺气氛，一度陷溺在精神绝境中的沈从文基本上放弃了虚构性的文艺创作，而转向了对历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他试图像同时代诸多知识分子那样，对自己来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自我清算（其实质大多是自我污名和自我毁灭），在文学的领地里有组织地重新起航，却最终发现内心深处的“老虎”从未被完全地降服。他在这些吐露给亲友的书信中毫不保留地倾吐着他对文学的理解，以及矢志不渝的热爱。在沈从文的价值世界里，叙事的价值永远是高于说理和议论的，他尊重的是叙述中展现的历史、人性与情感，而新时代推崇的或者培养的诸多作家，在他看来，在写作上都是缺乏基本功的。这种直言不讳的臧否，在这本书信集中比比皆是，这自然也相当于沈从文在含蓄地为自己被压抑甚至消音的过去进行隐秘的辩护。1968年3月9日，他在写给儿子沈虎雏的信中说：“目下在大学里国文系教习作的老师，会写叙述文的就极少，会论事不会叙事，下去再久将不免还是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与此相应的就是他对自己作为文学者的历史与能力的自信：“五四以来有上千成万人搞创作，大多数人全淘汰掉了，跑万米式搞个廿卅年不断努力的，不到十个人。少数人侥幸，机会好，成了‘作家’，依然不久还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这个多数有许多理由不干这个‘费力不讨好’工作，或教书，或做官，或经商，都比写作容易得多。”对于当时的“计划性”的作家培养模式，沈从文也很有保留：“四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上，斯得其下，这那会出人才？因此全国一年搞一个短篇选集，看来还有许多不免凑数。一般缺点是既不会写人，又不善写事，更不知如何写有特殊性风景背景……照《人民文学》过去的鼓励方法，是永远产生不了真正新作品的。学校则改来改去，也决不会从中文系产生起码作家。”这些在书信中谈及文艺的只言片语，充分说明了沈从文并未放弃他内心对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的理解，他坚持了某种独立性。
第三重世界是自我的世界。革命政治的终极诉求之一就是锻造一种人类史上的新人种：社会主义新人或者说共产主义新人，而生活在毛时代的知识人却大都是从民国一路走来的，按照出身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像沈从文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完全脱胎换骨站在人民一边的，于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洗澡、洗脑、清洗等各种运动纷至沓来，唯恐斯文不扫地。可是通读沈从文的家书，会发现在如此极端的侮辱人的尊严和人格的时代，他仍旧在内心深处坚持了一种人格的完整性，而这份完整人格核心的精神品质就是个体生命的独立。显然，沈从文对自己从民国一路走来不与任何党派发生直接关系，也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而始终坚持通过自己的写作、编辑等工作来面对生活，有着一份执拗而充沛的自信，写作成了彰显自我的方式，而当公共写作被禁绝的时候，书信这种私人性的写作便成为沈从文表达对世人、世相的理解的唯一方式。1969年9月，沈从文在写给其兄长沈云麓的书信中说：“我因为这卅年来，前廿年不依傍过蒋，近廿年又不沾文学，不和周扬有什么关系，只老老实实在博物馆搞文物工作，不怕沉闷寂寞，也不怀什么名位野心，凡事从头做起。有一次让我去作老舍作的那个北京市文联主席，也不去，宁愿守着午门楼上陈列室作说明员，或钻库房搞文物登记，一个大学生也受不了的工作，我却一作廿年。”在私人生活领域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沈从文仍然坚持认为保持与政治的适当距离，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正面价值，这无疑也表明了他对其生活其中的时代的某种态度。沈从文自然不能算是人情练达之人，也非世事洞明者，与其说他对政治的态度是仔细权衡后的理性选择，不如说他是将青年时代艰苦奋斗的自主人格放大到了支撑整个精神世界于不坠的境地。他不是在有极限感的生命险境中去挑战时代的禁忌，也不是面对荒诞的政治现实表达出一种虚无主义的游戏感，他靠的是一种湘西乡下人野蛮而通透的价值执着，以及对世界的一种审美主义态度。
自然，他不会将政治世界的猥琐与荒芜也审美化，在涉及那个高分贝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时，他毫不隐晦地批评这个时代的“分裂感”：“走后门似乎还在发展，不少事以人为重，不是以事为重，占有位置即成功，干不下，做不出成绩，却无所谓。夺了权，此外即不再过问。不免令人为国家深抱杞忧。”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关键的问题是个人将何去何从，是同流合污还是避而远之？或者充满绝望感地反抗如与大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那样？沈从文在致其家人的书信中给出的是不同于以上三项的选择。在给其儿子沈虎雏的信中，他说：“作个‘书呆子’比作个‘混日子’的人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或许会因对国家有个理想，受事实挫折而十分痛苦，但比一个‘混日子的人’生命有分量，则极显明。既不宜在‘承认现实’中消极，还宜为‘爱国家’而作一切努力。”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有两种面相，既有坚持个人生命价值的本真性的执拗，也有家国情怀的九死不悔，正是这种个人主义与国家意识的两种精神底色的交融，让晚年的沈从文在自身已经完全边缘化的时代，仍旧坚持一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他平实的话语充满了一种赤子情怀的感人力量：“热情无私和正义感，在社会任何阶段中还是需要的。还是会起好作用的。还会起连锁反应的。就可能范围内，至少把自己活得坚强素朴而有力，而对别的人，也依然有积极意义和良好影响。”这无疑是贫病交加中的沈从文对生命的基本理解，这种人生态度，既有儒家君子人格中“任重道远”的“传教士”情怀，也有近代以来以胡适、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倡导的自主人格的底色。如今回首这个蒙昧而荒芜的时代，会发现沈从文这些像独白又像谈心的家书内蕴着一种发人深省的精神力量。
来源: 《随笔》2013年第4期
